在最近的聚会中，我和朋友们常常谈到一个话题：下一个被捕的会是谁？
朋友们在吃饭时甚至列了一份抓捕名单，名单上大多是谈论民主、批评政府及为弱势群体发声的人士，包括学者、作家和律师。
许多人都认为自己可能被抓，但最危险的还是媒体人笑蜀（陈敏）和成功营救陈光诚的郭玉闪，而我紧随其后。
我们这些人大多都是近年来微博上的活跃人士，有些人被称为大V，就是微博上拥有大量读者、有巨大影响力的用户。大Ｖ们正是因为在网上活跃发言，而成了政府的打击目标。
从今年8月份以来，中国警方开始了新一轮“净网行动”，这次以打击网络谣言为名，在各地都抓了不少活跃人士。从官方报道和警方统计来看，遭逮捕者不下数百，许多人认为甚至上千。
最早遭逮捕的名人包括拥有超过1200万粉丝的大V薛蛮子。他于今年8月因涉嫌嫖娼而被拘留，而官方媒体新华社对此则更直接地指出：“这是向所有网络大V们敲响了法律的警钟。”
最著名的是对甘肃省一位16岁的少年的逮捕。这位少年于9月初在网上发表了两条评论，不满警察对当地一起离奇死亡案件的处理，评论有“官官相护”的字样。几天之后，他被警察带走。
与此同时，官方媒体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要求微博用户降低评论分贝。8月24日的新华社的评论文章指出：对于“毒化网络环境” 的网络名人，必须“予以坚决惩治，使之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
政府感到威胁并不奇怪。到目前为止，微博有着超过5亿注册用户，每天使用微博的人数约五千四百万，微博已经成了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重要平台。有些人甚至在质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因他们的共同的言说，谎言得以大白于天下，腐败罪恶得以大白天下。
大V们不仅发表意见，而且也是重要的信息传播节点，许多事件经过大Ｖ们的转发和评论，成为热点。2010年，在宜黄拆迁自焚事件中，我就是这样的传播节点，相关信息经多次转发，成为当年的新闻热点。
尽管官方的信息审查力量竭力地控制信息的传播，但由于微博惊人的传播速度，这种控制已难以通过技术来完成，于是，政府便使出了最后的绝招：抓人。
这些抓捕手段的效果立竿见影。从8月开始，本来热闹非凡的微博一下冷清了起来，学者章立凡等人把这场运动称为“网络反右”，“反右”是1957年由毛泽东发动的旨在打击异议人士的运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大约有55万人被整肃、逮捕或流放，那是一代人的惨痛记忆。半个多世纪之后，这个词依然能唤起人们深藏心底的恐惧。而这就是政府的目的之一：制造恐惧。
然而，2013年毕竟不同于1957年。在1957年，知识分子各自为战，每个人都根本无从抗争，无从反驳，无法得到公众支持，而在2013年，微博像一个巨大的人民广场，言论者可以彼此呼应、相互支援。在这样的一个广场上，弱者可以联合起来，并且看到了自己的力量。勇敢发言的人往往有着非凡的示范效应，只要有一个还敢说话，其他人就会紧紧跟上。
曾经有人问我：在这风声鹤唳的时候，你害怕吗？我要说，我确实怕过，但现在已经不那么怕了。我想，我的这种转变这想法也许可以代表许多人, 正是网络的所带来的自由使我们勇气倍增。
慢慢地，我和朋友们把对抓捕挥之不去的焦虑变成拿在在抓捕名单上挂名开玩笑。当然，抓捕并不是闹着玩儿的事，而我们能做的，无非是为不可避免的事做些准备。
例如，学者萧瀚早就写好了他的被捕声明，交给国外的朋友备份。他甚至想好了庭审策略：如果他被以“寻衅滋事”或“造谣”等名义起诉，他要在审判他的法庭上反诉这个政府所犯下的罪行，声明“这也是我的法庭”。
到目前为止，我自己所做的准备不外是把所有的作品备份，交给国外的朋友保存。
大家还估摸着谁是政府的下一个抓捕目标，而我的恐惧正随之慢慢消失，因为我明白：中国要变好，总要有人付出代价。正像我的朋友出版人王小山先生说的：如果一定要有人坐牢，请从我开始。
慕容雪村为《纽约时报》的评论版作者，出版有小说《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原谅我红尘颠倒》及非虚构作品《中国，少了一味药》等。本文英译稿由 Jane Weizhen Pan 及 Martin Merz 提供，中文稿经慕容雪村本人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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