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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2月23日星期四

管见:以“活埋”对抗“革命”

图为王实味


一向推崇"非暴力"而排斥"革命"的自由派人士,面对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峻现实,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对待"革命"的态度,认真探讨暴力抗争的可能与策略。此乃"革命形势"的突出标志。



十足的法西斯和国家恐怖主义

作家余杰出走美国,讲述了他在国内遭受的酷刑,更讲述了中共国保人员对他的"活埋"威胁──不仅可以人不知鬼不觉将他挖个坑"活埋",而且"一旦中央觉得统治出现危机",一夜之间,可以将一份秘密名单上反对中共、有影响力的两百知识分子"全部抓捕,一起活埋"。

这是十足的法西斯,十足的国家恐怖主义。令人愤慨,却不奇怪。

中国共产党真敢这么干么?说老实话,读到余杰讲述的事情,我想到的是王实味,那个在延安就敢于直言批评中共的作家。

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中共陕甘宁根据地,7月,经中共社会部部长康生与副部长李克农批示,王实味被秘密处决。这位年仅41岁的才华横溢的作家,被人用刀砍死,埋于一口枯井之中。

中共的宣传,一向只是说国民党政府在失败之际如何屠杀重庆监狱渣滓洞、白公馆里关押的中共政治犯,连杨虎城和其子"小萝卜头"也不放过,并且还在上海秘密捕杀进步人士。其实,中共自己也是这样干的,在南方根据地准备长征时是如此,在延安受到进攻时也是如此。只不过,在争夺政权的时候,它越来越懂得收敛,在延安杀人比在江西时谨慎了许多,而一旦掌握了政权,它又以"镇压反革命"的名义大开杀戒,以求政权稳固。

到1989年,又有"杀二十万稳定二十年"的叫嚣,而二十年刚过去,就再发出"活埋"的威胁,犹如一道寒光,映出了共产党专政的血腥底色。

目前社会已出现"革命形势"

中共宣传的另一个惯用手法,是描绘一幅恐怖景象,据说,一旦共产党失去政权,"修正主义上台"、"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千百万人头落地"。而人们实际看到的是,时代已经在变化。苏联东欧的共产党下台,争取到自由的人们,是通过法律途径追究共产党专政时期的罪行,根本没有不问青红皂白的屠杀。台湾执政党轮替,国民党的执政地位失而复得,同样也不是靠屠刀,而是靠选票。倒是中共自己,一面吟唱"和谐社会"梦幻曲,一面纵容军警国保以及黑势力滥用暴力。它对杀人早就无所顾忌,大规模"活埋"的威胁,一点也不令人惊讶。

而中国的新生代,则同样展现出新的价值观,他们对清算的态度谨慎,愿意妥协。年轻作家韩寒要求自由,他坦率地承诺,"在文化环境更自由之后:不清算,向前看,不谈其在执政史上的敏感事件,不谈及或评判高层集团的家族或者相关利益,只对当下社会进行评判和讨论"。

韩寒对话题的敏感性,一向把握得很谨慎,然而,既然论及自由的要求,其妥协的政治性质终究难以避开。况且,他从网友数万条回应中,选择"谈革命"、"说民主"和"要自由"作答,可以说,乃时势使然。

无独有偶。几乎就在韩寒对革命、民主与自由的问题表态的同时,企业家柳传志在《南风窗》发表文章,标题即为《企业家不希望中国爆发革命》,坦率表达了他对革命的担忧,更呼吁实行政治改革,让改革形成系统化。

韩寒与柳传志,明确表明了中产阶层对时势的态度。不过,这种表态本身,则意味着,在某种意义上,目前社会中已经出现了"革命形势"。

看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形势"也有感觉。它生怕自己成为革命的对象,所以出于本能而发出"活埋"的威胁。它的官方态度,看上去还是很淡定,从容不迫,甚至满怀信心,而私下里,特别是它的那些爪牙,不免更为肆无忌惮,露出狰狞的嘴脸来。


滑向更为专制的官僚专政


但是,对于"革命形势",不能不仔细地推敲。

"革命形势一片大好",曾经是共产党人喜欢用的宣传语言,而现在它显然不那么喜欢了。其实,革命形势有其现实性和客观性,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

在中国,时常喜欢鼓噪"革命"的,是那些"左派"。近年来,他们起劲地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改革",视其为再次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他们挥舞毛泽东的旗帜,不仅力图为"文革"平反,而且呼唤新的"革命",公开呼喊,要打倒"资改派",否定所谓"没有赵紫阳的赵紫阳路线"。

中共当局与这些"左派"之间,心灵上有相通之处,只是它如今很讨厌"革命"的观念,显得城府更深而已。它很清楚,市场化改革威胁到国有体制的支配地位,威胁到共产党一党专政,只要有机会,它就悄悄地把改革转到抑制市场化的轨道上,以"国进民退",实质性地瓦解了改革开放。

这样的倒行逆施,势必激化社会主要矛盾,即官民矛盾。近年来"官逼民反"的群体事件到处出现,打着"维稳"旗号的暴力镇压屡见不鲜,公民权利的空间在层出不穷的限制下被侵蚀。事情很明显,现实政治若不向民主化方向进展,就必然滑向更为专制的官僚专政。


转型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


"左派"对此中共的非市场化之举显然心领神会,只是他们仍不满足,借着民怨沸腾的时势,企图化身为新的毛泽东,以"革命"来捞取好处。他们把市场化改革,即所谓"资改",视为顺应西方的"和平演变",把自由派人士定义为呼应西方势力的"汉奸"。对这些可恶的"汉奸",他们没有将其"活埋"的本事,但一再地跃跃欲试,发动"起诉",挑起诸如烧报纸一类事端,更效仿"文革"时的先驱,抡动拳头大打出手。

值得注意的是,一向推崇"非暴力"而排斥"革命"的自由派人士,面对社会矛盾尖锐化的严峻现实,也开始在某种程度上改变其对待"革命"的态度,认真探讨暴力抗争的可能与策略。应该说,这是所谓"革命形势"的一个突出的标志。

然而,韩寒与柳传志的表态,表明了中产阶层的态度,而学者张维迎则指出,大陆经济发展之关键是发挥企业家的作用,"未来的转轨,是要开发国内市场,开发国内市场靠的是企业家,靠的是柳传志,而不是靠周小川",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政府过度干涉市场的态度。同样,乌坎村民的抗争也把握得有理、有力、有节,在中国的环境里显示出其自身的特色,而不是攀比国外的"茉莉花"革命。

面对"革命形势",中共的种种表现,打压艾未未、陈光诚等较为公开,对余杰的"活埋"威胁虽然隐蔽得多,却可以让更多的人看清楚中共的本质。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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