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请先介绍一下黄永胜的传记和邱会作回忆录这两部书的成书过程。
鲍朴：这两本书是回忆录性质的，邱会作回忆录是他本人写的，黄永胜的传记是他的儿子写的，当然也是根据黄永胜本人的材料完成的。我们出版社拿到书稿的过程并不复杂，就是按照正常出版社初次和作者和材料拥有者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签约、拿到书稿，这都属于技术性的操作。
我们这个出版社在考虑出版方向时，非常注重去选一些历史素材，就是说在现在中共档案没有开放的情况下，把一些历史素材通过出版的方式流传下来，使其能够有历史价值。我认为：目前来讲，就是在中共档案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
有了这些材料，还不能说有了信史，所谓信史就是大家公认的，和历史事实比较接近的历史。这些材料还不是完全的信史，但是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就进了一步。
法广：除了这两本回忆录和传记以外，你们出版社还出版了其它的历史性著作，请介绍一下。
鲍朴：去年2010年，我们出了一本《一九五九年拉萨》，这是由在美国的一位学者李江琳女士写的，这本书对一九五九年在拉萨、在西藏和在西藏外围藏区发生的事件作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研究。一九五九年就是达赖喇嘛出走到了印度的那一年，我觉得：这本书研究一九五九年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这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一个关键。以前没有中文的专著专门研究一九五九年这一年的历史，李江琳的研究是非常细致的，书写的也通俗易懂，和一般的学术著作不一样，既有非常翔实的材料来源的印证，又像写故事一样的，是可读性很好的著作。
去年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对中国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研究、而且有新颖概括的书，它是湖南作者肖建生写的《中国文明的反思》，它是以通史形式，在一本45万字的书里，对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作了评价和重新分析。他的一个不太常见的结论就是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大一统”是不可取的。注意这里的“大一统”和“大统一”是不同的概念。“统一”指的是领土的统一，“一统”指的是中央集权。作者肖建生的结论是：中央集权是一定要否定掉的，它对人民的幸福，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都没有起过什么好的作用。这也一本非常值得注意的书。
法广：我想又回到邱会作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他有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别人不知道的历史？
鲍朴：你提的问题很好，邱会作的这本书有76万字，分上下两册，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新颖的观点，提供的视角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为林彪案定案时，有个“两谋”问题的说法，一是“企图谋害毛泽东，搞武装政变”，还有一个就是“难逃广州，另立中央”，这两条成为林彪案的铁定事实。作为林彪案的当事人，邱会作在书中写了：“两谋”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想都没想，完全是子虚乌有。在中共档案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下，中共官方的版本是不是就是事实呢？当事人通过回忆录作了一个回答，这就需要历史学家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作他们自己的研究和结论。
另外，在“世纪大审判”里，把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集团说成是一伙的。作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邱会作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说：江青“四人帮”是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的，而林彪这个集团实际上是反对“四人帮”的。把这两个“集团”绑在一起，说他们是一伙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在40岁以下的人都不太记得文革了，但是文革对现在中国始终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文革的研究现在还是一项空白，文革书籍在大陆现在很难出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在香港出版这些材料，最终可以起到对材料保留的作用。我觉得意义是很大的。
法广：能不能介绍一下购买这些书的方式？
鲍朴：包括《邱会作回忆录》在内的这些书，是在香港的田园书屋发行的，田园书屋也有它的书店，电话是：852 23 85 80 31，他们会介绍在香港的哪家书店可以买到这些书，也可以邮购。
鲍朴：这两本书是回忆录性质的，邱会作回忆录是他本人写的，黄永胜的传记是他的儿子写的，当然也是根据黄永胜本人的材料完成的。我们出版社拿到书稿的过程并不复杂，就是按照正常出版社初次和作者和材料拥有者接触、最后达成协议、签约、拿到书稿，这都属于技术性的操作。
我们这个出版社在考虑出版方向时，非常注重去选一些历史素材，就是说在现在中共档案没有开放的情况下，把一些历史素材通过出版的方式流传下来，使其能够有历史价值。我认为：目前来讲，就是在中共档案没有开放的情况下，当事人的回忆和记录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材料。
有了这些材料，还不能说有了信史，所谓信史就是大家公认的，和历史事实比较接近的历史。这些材料还不是完全的信史，但是有了这些材料，我们就进了一步。
法广：除了这两本回忆录和传记以外，你们出版社还出版了其它的历史性著作，请介绍一下。
鲍朴：去年2010年，我们出了一本《一九五九年拉萨》，这是由在美国的一位学者李江琳女士写的，这本书对一九五九年在拉萨、在西藏和在西藏外围藏区发生的事件作了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研究。一九五九年就是达赖喇嘛出走到了印度的那一年，我觉得：这本书研究一九五九年西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件，这是研究西藏问题的一个关键。以前没有中文的专著专门研究一九五九年这一年的历史，李江琳的研究是非常细致的，书写的也通俗易懂，和一般的学术著作不一样，既有非常翔实的材料来源的印证，又像写故事一样的，是可读性很好的著作。
去年我们还出版了一本对中国历史作了比较全面研究、而且有新颖概括的书，它是湖南作者肖建生写的《中国文明的反思》，它是以通史形式，在一本45万字的书里，对中国历史各个朝代作了评价和重新分析。他的一个不太常见的结论就是认为从秦朝开始的“大一统”是不可取的。注意这里的“大一统”和“大统一”是不同的概念。“统一”指的是领土的统一，“一统”指的是中央集权。作者肖建生的结论是：中央集权是一定要否定掉的，它对人民的幸福，一个时代文化的发展都没有起过什么好的作用。这也一本非常值得注意的书。
法广：我想又回到邱会作的回忆录，在这本书里，他有没有提出什么新的想法、别人不知道的历史？
鲍朴：你提的问题很好，邱会作的这本书有76万字，分上下两册，他提出了一些非常新颖的观点，提供的视角是我们平时看不到的。林彪九一三事件后，中共为林彪案定案时，有个“两谋”问题的说法，一是“企图谋害毛泽东，搞武装政变”，还有一个就是“难逃广州，另立中央”，这两条成为林彪案的铁定事实。作为林彪案的当事人，邱会作在书中写了：“两谋”在当时是不可能的，想都没想，完全是子虚乌有。在中共档案还没有公布的情况下，中共官方的版本是不是就是事实呢？当事人通过回忆录作了一个回答，这就需要历史学家根据已经发表的材料，作他们自己的研究和结论。
另外，在“世纪大审判”里，把林彪反革命集团和江青集团说成是一伙的。作为林彪集团的主要成员，邱会作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军委办事组成员，邱会作说：江青“四人帮”是忠实执行毛泽东路线的，而林彪这个集团实际上是反对“四人帮”的。把这两个“集团”绑在一起，说他们是一伙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
现在40岁以下的人都不太记得文革了，但是文革对现在中国始终产生很大很大的影响。文革的研究现在还是一项空白，文革书籍在大陆现在很难出版。在这种条件下，我们可以在香港出版这些材料，最终可以起到对材料保留的作用。我觉得意义是很大的。
法广：能不能介绍一下购买这些书的方式？
鲍朴：包括《邱会作回忆录》在内的这些书，是在香港的田园书屋发行的，田园书屋也有它的书店，电话是：852 23 85 80 31，他们会介绍在香港的哪家书店可以买到这些书，也可以邮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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