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民对立集中表现在百姓的仇警情绪上，而仇警情绪的加速器又是仇民式维稳。最高当局仍在激化所谓敌我矛盾，刻意制造社会分裂。
为 给人大政协年度例会造势，温家宝坐客新华网与网民进行在线交流。交流的核心问题是反通胀、压房价，总的范围不出胡温用民生代政改的框框。不过，在涉及官民 关系方面，温家宝犯了逻辑性的错误，他讲道：「现在影响我们整个社会进步的，我以为最大的是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诚信，一是政府的公信力。这两个方面解决 好了，我们社会就向前迈进一大步。」
按温的逻辑，政府公信力差只是社会诚信缺失的一部分，或者说是由于整个社会诚信不足才导致了政府不愿讲诚信。问题恰恰相反，正是政府公信力不足，才使社会诚信发生了严重而广泛的危机。而政府公信力不足的根本是国家意志惯于制造仇恨，使社会处于长期分裂之中。
著名异议人士「被无业」
中 国社会到处都是仇恨：政府仇恨百姓在先，对坚持正当利益诉求的人往往指为刁民，从现实生存挤压到人身迫害无所不尽其能；平民仇恨富人，因为公共资源更多地 被富人使用，中共的纪委可以给企业家发「重点保护企业」的牌子免受行政部门过多检查，却不给小商小贩提供「重点保护」，相反正当谋生的底层民众成了暴力执 法的侵害对象；权贵资本主义联盟仇恨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不仅在伦理上对其联盟进行批判，而且还在个案上进行揭露。简单归纳这三种社会性仇恨情 绪，分别叫做仇民、仇富、仇知。
仇 民的极端是维稳的非法化。体制内学者何三畏在《暴力维稳是最危险的稳定模式》的文章中，正式定义此种非法化为「仇民式维稳」。仇富现象虽然没有极端化，但 是它已经由公众情绪沉淀为底层社会共识。仇知现象继承了共产党最强硬也是最僵硬的意识形态遗传，为司法机关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陷害提供了最可靠的心理支 撑。其基本上简化为污蔑性的判断，比方说对著名政治人物刘晓波的刑事裁决，里面对刘的职业定性为「无业」。一个在全球著名的知识分子，以自由撰稿为生，怎 么会是无业呢？
既 然刘，还有许多像他那样的人，都曾遭遇「被无业」的对待，政府为什么不发给那些人救济金呢？很显然，包括刘的刑事裁决书里面的职业描述在内，许多从事推进 中国社会进步的异议人士在遭遇警方传唤后所形成的法律文书（如讯问笔录）里面，都有「被无业」的记录。我相信在某个时间或者特定历史场合，那些如讯问笔录 之类的法律文书被公开，以「无业」来污蔑异议人士的记录比比皆是。这种污蔑是共产党集团最阴暗的仇知意识形态的铁证。换言之，共产党控制的中国社会，最大的政治心理学后果就是以国家意志来制造仇恨。
警察流氓化严重伤害底层
以 国家意志来制造仇恨，在仇知之外是警察权力的滥用。警察权力的滥用与「仇民式维稳」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该类的暴力事件时有所闻，比如湖南的湘南监狱 狱警殴死服刑犯人，再比如河南的交警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欠债少年，又比如到目前尚未有任何头绪的列车乘警殴打大学生，致使后者不堪侮辱而在火车站跳楼事件。 这些密集发生的事件标志着中国警察体系的全面流氓化。
全 面流氓化来自于意识形态的纵容，也来自于社会利益多元化的刺激。既然中国社会是一个庞大的权力可博取超额暴利又不受约束的系统，警察自然会利用自己的权力 优势获取额外收入。比如说，国家不给予黄色产业合法化的机会，警察在打击黄色产业的同时，成了黄色产业的主要经营者。仅以提供性服务的桑拿洗浴为例，全国 由警察直系亲属经营的占到百分之七十，其余的百分之三十或由警察入股经营或是经营者获得了警察的暗中保护。
在 行政处罚方面，警察及其机构拥有弹性非常大的裁量权。比如说，对于娱乐型的小赌，可以处罚，也可以不处罚；可以在没收所谓赌资以外罚款，也可以不罚款；同 样的赌博规模，城市的大多免于处罚，而农村的大多被处罚。无论是没收赌资还是附加处罚，警察搜到及收取的款项均不开票。
警 察体系全面流氓化深刻地伤害了公众利益，其中底层社会受害最深，这也成为中国社会大骚乱发生的一个必然诱因。在现实的政治与利益双重博弈中，更多的具有法 律素养或获得该方面支持的人，开始程序化地对抗警察权。民不和官斗的传统训诫真正地成为历史。而更多的情况下，底层社会选择的是以群体性反抗形式公开表达 对警察权力的愤怒。体制内学者桂维民在他的维稳专著《应急十日谈》一书讲到：无利益冲突群众在群体事件中的打砸行为，是社会「仇警心理」的借机宣泄。
当局故意激化「敌我矛盾」
桂 维民的分析不错，并且失去最低限公平含义的公权力运行，给公众「仇警心理」发泄提供了机会。此类事件教训了最高权力层，因此胡锦涛三番五次地要求中央部门 与地方各级政府最大限度地处理好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说，对所谓的敌我矛盾处理，仍可以采用非法措施。现实后果是诸多的个人权利表达行为被当局敌对化，正 如前指的「被无业」状况一样，许多网络活跃人士与异议人士被当局严格监控，形同刑法上的可以单处也可附加使用的管制刑。或者说，推动社会进步的健康力量已经被处以全面的管制刑罚。从纯统治技术层面讲，这是当局制造恐惧即国家恐怖主义的行为；从政治伦理上来说，这是当局对知识分子采取的另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仇恨行为。
一 个国家，一个政权，干脆就是一个执政党，在没有任何法律确认的情况下，对自己的公民采取敌对态度是极不正常的现象，也是这个政党、政权乃至国家丧亡的前 兆。就算退一万步说，妥善处理「敌我矛盾」对于政党、政权、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胡锦涛当局有意激化「敌我矛盾」实在是让中共吞服大量有毒的健身药， 暴死之日为期不远矣！
――作者：姬可心 / 原载《动向》杂志2011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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