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为别人的书写过序这一类的东西，因为，一我算不得什么名人，二也没有那么高的水平。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读书人，一个普通的记者。可是当谭合成的长篇历史实录《血的神话：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文革大屠杀纪实》（以下简称《血》）摆在面前时，我决定破例为它作序，因为在《血》中我又认识了一位讲真话、求真理的同道者。在中国大陆进行这样的调查、采访，写这样的书要冒多大风险、承担多大政治压力，我深有体会。说一些常识性真话的人被视为“异类”，或者被誉为“特别勇敢”，打算讲真话、求真理的同时就作好种种应对不测的思想准备，这不能不是我们所处时代的一大悲哀。
据谭先生说，《血》的初稿写于24年前的1986年，由于工作关系，谭合成有缘接触到发生在公元1967年湖南道县及周围十县市的文革大屠杀的大量机密资料，并将之实录在案；同时也因为这场命运的遭遇而被“负上了一副沉重的十字架”，甚至生活的轨迹也因之发生改变。此后，作者多次赴道县采访相关人事，核实、订正、补充原稿。本稿是2007年道县文革大屠杀四十周年前夕完成的，与原稿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一个质的飞跃。二十余年来，作者一直通过各种努力，试图将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的真相公诸于世，以期全民族的反思。
这篇长达五十万言的历史实录，是用实录实证的方法写成的，让事实说话。谭合成虽然没有经过系统的社会科学训练，但他的研究方法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作者搜集的资料多达数百万字，仅案例就有近400个，采访了几乎所有同意接受采访的关键人物。正因为有如此翔实的资料作为铺垫，作者下笔倒也干脆利索，少见颇费踌躇的痕迹。作者以大量珍贵的原始资料乃至本身文革中的经历为依据，清理正在被遮蔽的史实，引领人们重返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现场，回顾一个有着悠久文明史的民族如何在群体的疯狂中堕入野蛮状态。
在道县大屠杀中，有九千多无辜者死于非命，其惨烈程度，令人毛骨竦然。由于职业的原因，我对人性的缺陷和社会的黑洞可谓所见颇多，但书中的内容依然让我十分震撼，大量细节不忍卒读，而这些细节又因为不经中间环节直接出自亲历者自己之口而更加直刺人心。作者不仅是揭开了一个被千方百计包裹的民族脓疮，更是切开了一个机体癌症的病灶，探索的触角直抵“伟大革命”的本质。道县大屠杀怎么发生的、何以会发生、它的源头究竟在哪里，是本书始终在探求的一个主题。根子早已深埋，蛛丝马迹随处可见。大量史料表明，道县文革大屠杀绝对不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极端的偶然事件，它不会因为某个偶发事件、某个人和某一群人的作为而引发。文革中，全国出现了多起与道县大屠杀类似或者不类似的杀人事件。仅以首都北京为例，公元1966年的“红八月”红卫兵小将就打死1,772人，从时间看比道县大屠杀还要早一年，血腥恐怖同样惊心动魄。深入揭开这一系列历史事件的真相，我们这一代人没有权利将责任推给后人。更不能让后人因为我们的失忆而受到欺骗。
朱厚泽先生曾经对我说过：“一个失去记忆的民族，是一个愚蠢的民族，一个忘了历史的组织，只能是一个愚昧的组织，一个有意磨灭历史记忆的政权，是一个非常可疑的政权，一个有计划地自上而下地迫使人们忘却记忆的国家，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心存恐惧的国家。”这本唤醒人们记忆的书，可以作为试金石，它在中国的命运将告诉人们：我们的国家和民族现在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血》由于大量亲历者的口述实录而呈现庞杂斑驳的原生态，内涵因此更加丰富。书中不但有大量被杀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也有大量杀人者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还有既非被杀者也非杀人者却被卷入其中的某些人的言行与生存状态。这种多角度的描述，不仅使普通读者对道县惨案以全方位、多侧面的了解，也给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十分可贵的资料。
道县大屠杀这一惊天惨案的根本原因是制度。多年来，人们用“封建社会”来描述中国几千年的政治制度。实际上，自秦始皇以后，中国不是封建社会，而是专制社会。而和毛泽东对应的是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社会。极权主义以强有力的中央统治为特征，试图通过强制和镇压，对个人生活各方面进行控制和指导。极权主义把整个社会囚禁在国家机器之中，它垄断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通过这“四个垄断”，政权对人民的整个生活实行无孔不入的统治。
在这样的极权制度下，一部分人（中国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以上，也许更多）被定为政治贱民（地、富、反、坏、右、资及其家属），通过政权机器所控制的一切舆论工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对这批政治贱民不断妖魔化，使他们处于“众人皆曰可杀”的境地。这些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政治贱民是阶级斗争的靶子，一有政治运动，他们就成了砧板上的鱼肉。他们的生命如草芥，如蝼蚁。那些不是政治贱民的人们，也是经济垄断、政治垄断、真理垄断、信息垄断的受害者。他们只能知道政权让他们知道的，只能相信政权让他们相信的。他们是政治愚民。政治愚民也处于恐惧之中，一不小心他们也会成为政治贱民。由于无知和恐惧，政权指向哪里，他们就打向哪里。道县惨案是政治愚民对政治贱民的屠杀，而背后操纵的是政治权力。谭合成的《血》中记录了一位处遗工作组负责人与一名杀人凶手的一段对话，该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这种专制土壤培育出来的愚昧而又野蛮的奴性，闻之令人魂飞魄散。这就是极权制度下的人性。
迄今为止，国内出版的“文革史”基本是官员的受害史，是造反派的作恶史。这样的“文革史”也介绍了知识分子受害，却没有指出迫害知识分子的主使者是官员。文革初期被迫害知识分子是被官员们“抛”出来的。有了被“抛”出来的样板，有了政权确立的政治标准，大批知识分子随之受害。《血》向我们揭示了文革的另一个侧面，也许是更为重要、更为真实的侧面：普通百姓的受害。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挖掘文革更深的层面。
文革前，官僚集团主宰着中国，官僚们依照等级享受着特权。工人、农民在名义上有着较高的政治地位，实际上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权利；他们经济上被剥夺，虽然有着最低的保障，但一贫如洗。广大群众对这种官僚体制极为不满。只要有人号召，就会起来“砸烂”这个“国家机器”。毛泽东也对这个制度不满意，他也想改变它。关于毛泽东对这个制度不满意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可能是民粹主义思想，也可能是乌托邦思想，可能是憎恶除他以外的官僚主义，也可能是害怕权力的失落。毛泽东希望“砸烂”这个制度，想通过“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他号召老百姓起来造官僚们的反。多年造神运动造就的毛泽东的神圣地位，加上老百姓对官僚们的憎恨，毛泽东登高一呼，全国就出现了反官僚的呼天海啸。官僚们受到应有的或不应有的打击，官僚体制一时土崩瓦解。没有官僚制度，社会就出现混乱。毛泽东拿不出取代官僚制度的替代品，什么“巴黎公社”、“五七道路”，本来就不是有效的制度体系，不可能用来收拾乱局。国家不能长期处于无秩序的状态。社会的需要，官僚们利益的追求，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们让步，原来的官僚体制逐渐恢复原态。一旦受过冲击的官僚们重新回到权力宝座，原来响应号召造反的人们，就会受到一次又一次的报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都是冲着老百姓来的。而“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只不过是毛泽东和恢复旧秩序的官僚们的较量。文革中各种政治力量时有沉浮，“城头变幻大王旗”，今天这些官僚得势，明天另一些官僚得势。普通百姓如果站在得势者的对立面，就要挨整。“站不完的队，请不完的罪，写不完的检查，流不完的泪。”文革中流传的这首民谣正反映了老百姓的处境。
十年文革结束，三十年改革开放。还是沿袭了文革前的官僚体制。还是官僚主宰着中国，官僚是中国的主人；还是下级对上级依附，下级对上级效忠。改革以后的官僚体制比文革前也有不同之处：官僚们掌握的财富更多，他们的享受远远超过了改革以前的官僚；官僚们除了继续享受特权以外，还利用手中的权力追求利益最大化；改革以前的官僚还用理想的旗帜来掩盖利益，今日的官僚完全不需要理想的旗帜作掩护，赤裸裸地、肆无忌惮地聚敛财富。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的“蛋糕”的确做大了，但官僚们占有的“蛋糕”最大份额和最甜美部分，为改革支付成本的百姓们只能分享官僚们的剩余。政治上，老百姓没有参与决策的权利，连改革前那套漂亮的、使心灵略有安慰的外衣也被剥去。这就是权力市场经济制度：三十年改革造就的制度。它虽然走出了改革前的极权制度，但与民主制度还有相当的距离。在这种制度下，权力的贪婪和资本的贪婪恶性结合，不可能有社会公正，也不可能有和谐。
鲜血不会创造神话，但鲜血会使人震惊，会使人猛醒。猛醒的人们推动了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使政治贱民得到了平等，政治愚民也开始觉悟。解放的政治贱民，觉悟了的政治愚民将会用新的努力，将官僚为主体的权力市场经济制度改造为民有、民享、民治的宪政民主制度。
这就是重唤历史记忆的真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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