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此，俄罗斯为戈尔巴乔夫先生颁布一种奖项，人们乐见其改变苏联之正面作用，获得肯定，写进历史，启示于后。但过分吹捧戈尔巴乔夫的文字，其大致被忽略的内容如下。
一，戈式改革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和颠覆，毋宁说是一种选择中不得不选择的不选择；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不为中的有为和无可为，是乃不为；这不是因为苏联可以革命或者反革命，而是因为七十年极权主义政治，不可能从底层产生革命起义和武装暴动，而只能产生从上到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是不是触动了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抑或使之改变和偷换成为新式权贵和黑帮体系，坊间皆有说法。
二，正是戈氏自己，严厉批判了俄罗斯现政权，谓之独裁和腐败；议会和立法机构形同虚制；普京和一些新贵，不但肆意攫取俄罗斯资产（看看普京的亿万价值豪宅等），而且在基本的民主政治选举等事项上，公然作弊，独霸权力，假做以真，真假难变；且对车臣施行暴力涂炭——并因此宣布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可以任意搜捕和残害异议人士。于是，俄罗斯是一个什么东西？遂成为哈姆雷特式的不答之答。
三，正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两人前后发动了触动斯大林体制的演绎和演变，使得苏联－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之假和自由之伪的专制主义国度——这个国度的真正变化是从极权主义全能控制，演变到今天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普京式伪民主和伪自由统治——而启动苏联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本体，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主义，并不能彻底根绝和放弃这样的苏联主义——不管是前苏联、还是后苏联主义。这个主义，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赫鲁晓夫主义（一个可以杀死纳吉的主义），其真正的价值内涵和政治外延究竟如何定位——戈尔巴乔夫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非元创架构——完全不同于任何历史上的革命；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甚至后起的民主革命——是不是可以真正革掉前苏联的社会结构和清算前精英的权、财；抑或只是依赖一种符号和名称的变化，使得苏联以狸猫换太子的实质继续存在下去，是为一问。
四，这个所谓的存在，正在给戈氏提供一个他所创造的所谓体制的批评内容。这个东西就是俄罗斯正在沆瀣中国，伊朗和朝鲜等非普世价值体系，对抗西方价值或者普世价形成挑战。这个对抗，现在正以全方位触动欧美“健康力量”（相对其中美构中欧构力量）为根据，撰写着历史的负面对峙。虽然，他们并非美国真正的敌手，却也是中国亲近的政友。这个局面的出现，使得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和撒切尔，和科尔的自由主义关系演变成为普京和中国人的关系。于是，在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冷战的阴魂不散，变相继续，勾结照旧，且以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和演变为其不确定前途，亦完成又一轮哈姆雷特式的不答之答。
五，最为根本的一点则是，戈氏主义是不是苏联体制真正的铲除者，抑或是苏联权贵改头换面偷梁换柱主义的承载者——这是一个真正待议之题。所以，对于苏联或者俄罗斯严格秉持批判态度的索尔仁尼琴说过，俄罗斯，不过是几十个寡头统治百姓的腐败政府。这个索尔主义并不认同戈尔主义——他却接受了普京主义。这个绕来绕去的民族和（俄罗斯第三罗马）之宗教议题，现在改头换面，成为普京主义和普京傀儡们的某种民族主义说辞。苏联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土壤难道真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类似大帝或者拿破仑俾斯麦甚至其他民主元勋之主义，之体现，之再造吗？根本不是。苏联解体本身的民主效应，更多业已让位给后苏联的政治模糊和主义不确。所谓国进民退的事实，从来就是戈氏新思维和普京－梅德维捷夫政治统治的实质和本质。（虽然，这个体制业已大大不同于斯大林时期和现在的中国；自不待言。）
我们前此对于这位所谓大帝之选择（或者无法选择）一度撰文论述一番；且援引了俄罗斯前总理的说法，以破除一种天真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戈氏可以在世界和宇宙范围内任意做出选择；且镇压和民主双料选项，皆可为之，皆可成功——并由此得出这个人的仁义之裁及其他——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会事，也不存在戈尔巴乔夫可以举重若轻的潇洒和随意风范。一句话，是西方的压力甚至制裁之预警，告诉山穷水尽之苏联，告诉戈氏，他，只能在屈服和顽抗（也就是在反抗西方必定失败之结局）之间性关系上，给出一个可怜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投降。这个投降之选，不管是你戈氏继续顽抗，还是改正屈从，并无什么区别。所以，真正的提示，反倒是我们上述所言——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在批评他所缔造的俄罗斯，一个更新还旧，语焉不详，不东不西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的非西方正统和非东方血缘更是俄罗斯古旧、更新不能定位课题上依然的难点。东西方夹缝中的俄罗斯和偏向亚细亚方式的生活文化概念，也许，继续在欧美和中国之间，把这个老毛子拉得身体和心灵分裂。这也是戈氏不能全部预料和缺乏“新思维”之事实。
回顾是根除一切不确和谣言的法器，就是援引事实，证明历史。我们现在引书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文字，将戈氏稍微提携到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而屏除对于他的任何空洞颂词——因为，切要之素是，防止中国人学习这样的方式，以一种更名换姓却不动根本的财产和权力转移，以漂白和转移共产党特权人士的一切之一切
——除去他们的名号，身份和旗帜。难道读者中人还没有懂得其间之含义吗？固然，赫鲁晓夫和戈氏并不是亿万富翁，不是垄断苏联垄断公司的大亨，不是国等于民的某种资本主义统治者——就连希特勒和格林也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前途之二是；一，真正的民主。二，他们的“民主”——也这就是，未来中国的所谓权贵之狸猫改换术——这个政治转换在苏联研究课题上，叫做“‘诺民克拉图现象’；即为，俄罗斯共产党政权中人在叶利钦政权中变换角色，从原来的共党头子变成了资本家。”（刘自立
《苏联、中国模式之同归路
》，下同）这是一个偌大的课题，牵涉到中国转型课题中最为严重，最为复杂，最为险恶之挑战——这个挑战的两条线索就是：一个是响应高层政治改革（注意其）真蒂；一个是主张党内民主（注意其）真相。虽然，这些选择，甚至，都不能被他们接纳。他们接纳之的风险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像叶利钦和普京一样，把民主之戏做完于鼓掌之上，以完成财产和权利的悄然转换，而让世人以为这里不过是在上演一处让托尔斯泰流泪的柴可夫斯基小夜曲。
进入主题的时间来了。我们看到诺民克拉图真相的日子，首先从1990年前后发生。
历史记载如兹——“按照盖达尔的叙述，进入八、九十年代，苏联经济业已出现全面的倒退和萎缩。”
——“叶戈尔.盖达尔说——
——“1990年2月至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主张独立的一方大获全胜。
——“苏联领导人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１９９１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统表示，希望这次首脑会议能够邀请他出席。普里马科夫（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智囊人物）为此前往伦敦，在当地电视台谈到了苏联崩溃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果西方不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就会产生混乱。西方的首脑们无法拒绝戈尔巴乔夫，邀请他参加了会议，但是没答应提供资金援助。
“１９９０年底至１９９１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戈尔巴乔夫低了头
——“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苏联的外汇、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又急需西方的贷款，于是只好让步。这时，那些主张动武的人开始互相指责，以推脱责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下同）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无法再靠武力保住帝国。
——“1991年3月—7月发生政治突变。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联合起来。打算根本改变苏联的国家体制、在1991年7月30日的新奥加廖沃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对各共和国领导人作出关键性让步，同意实行单渠道税制、这意味着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已经完结，按照这种税制，苏联政权将在国家资金来源这个最关键问题上完全依赖各共和国。
——“实际上这是促使帝国解体的一个决定，它将成为一个较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同上）
那么，是不是戈尔巴乔夫完全处于被动，不选择，或者处于负面选择的消极状态呢？不是。这个不是，带给他后来所有应得的荣誉和赞誉。但是，其实，一切在他做出选择以前就已论定：苏联，无法对应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劫数已到。1984/动物庄园的预言，不可抑制。苏联，继续在历史中寻找他们演绎的左右，前后，上下，古今……这些哈姆雷特的摇摆和犹豫全都存在——就连伟大的《红轮》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也不能幸免——难道在文化上低矮得多的戈氏，可以轻易解决之？
不，不可能。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一，戈式改革不是西方意义上的革命和颠覆，毋宁说是一种选择中不得不选择的不选择；也就是中国人所谓、不为中的有为和无可为，是乃不为；这不是因为苏联可以革命或者反革命，而是因为七十年极权主义政治，不可能从底层产生革命起义和武装暴动，而只能产生从上到下发生变化。这个变化的根本，是不是触动了苏联时期的特权阶层，抑或使之改变和偷换成为新式权贵和黑帮体系，坊间皆有说法。
二，正是戈氏自己，严厉批判了俄罗斯现政权，谓之独裁和腐败；议会和立法机构形同虚制；普京和一些新贵，不但肆意攫取俄罗斯资产（看看普京的亿万价值豪宅等），而且在基本的民主政治选举等事项上，公然作弊，独霸权力，假做以真，真假难变；且对车臣施行暴力涂炭——并因此宣布俄罗斯进入战争状态——可以任意搜捕和残害异议人士。于是，俄罗斯是一个什么东西？遂成为哈姆雷特式的不答之答。
三，正是赫鲁晓夫和戈尔巴乔夫两人前后发动了触动斯大林体制的演绎和演变，使得苏联－俄罗斯成为一个民主之假和自由之伪的专制主义国度——这个国度的真正变化是从极权主义全能控制，演变到今天的威权主义和专制主义普京式伪民主和伪自由统治——而启动苏联政治改革的路径和本体，也就是戈尔巴乔夫主义，并不能彻底根绝和放弃这样的苏联主义——不管是前苏联、还是后苏联主义。这个主义，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这个不确定性就是，赫鲁晓夫主义（一个可以杀死纳吉的主义），其真正的价值内涵和政治外延究竟如何定位——戈尔巴乔夫主义的经济和政治的非元创架构——完全不同于任何历史上的革命；法国革命，英国革命，美国革命甚至后起的民主革命——是不是可以真正革掉前苏联的社会结构和清算前精英的权、财；抑或只是依赖一种符号和名称的变化，使得苏联以狸猫换太子的实质继续存在下去，是为一问。
四，这个所谓的存在，正在给戈氏提供一个他所创造的所谓体制的批评内容。这个东西就是俄罗斯正在沆瀣中国，伊朗和朝鲜等非普世价值体系，对抗西方价值或者普世价形成挑战。这个对抗，现在正以全方位触动欧美“健康力量”（相对其中美构中欧构力量）为根据，撰写着历史的负面对峙。虽然，他们并非美国真正的敌手，却也是中国亲近的政友。这个局面的出现，使得戈尔巴乔夫和里根，和撒切尔，和科尔的自由主义关系演变成为普京和中国人的关系。于是，在所谓冷战结束后的世界上，冷战的阴魂不散，变相继续，勾结照旧，且以中国和美国的博弈和演变为其不确定前途，亦完成又一轮哈姆雷特式的不答之答。
五，最为根本的一点则是，戈氏主义是不是苏联体制真正的铲除者，抑或是苏联权贵改头换面偷梁换柱主义的承载者——这是一个真正待议之题。所以，对于苏联或者俄罗斯严格秉持批判态度的索尔仁尼琴说过，俄罗斯，不过是几十个寡头统治百姓的腐败政府。这个索尔主义并不认同戈尔主义——他却接受了普京主义。这个绕来绕去的民族和（俄罗斯第三罗马）之宗教议题，现在改头换面，成为普京主义和普京傀儡们的某种民族主义说辞。苏联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其土壤难道真的就是戈尔巴乔夫一个人的、类似大帝或者拿破仑俾斯麦甚至其他民主元勋之主义，之体现，之再造吗？根本不是。苏联解体本身的民主效应，更多业已让位给后苏联的政治模糊和主义不确。所谓国进民退的事实，从来就是戈氏新思维和普京－梅德维捷夫政治统治的实质和本质。（虽然，这个体制业已大大不同于斯大林时期和现在的中国；自不待言。）
我们前此对于这位所谓大帝之选择（或者无法选择）一度撰文论述一番；且援引了俄罗斯前总理的说法，以破除一种天真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戈氏可以在世界和宇宙范围内任意做出选择；且镇压和民主双料选项，皆可为之，皆可成功——并由此得出这个人的仁义之裁及其他——而历史上，根本不存在这会事，也不存在戈尔巴乔夫可以举重若轻的潇洒和随意风范。一句话，是西方的压力甚至制裁之预警，告诉山穷水尽之苏联，告诉戈氏，他，只能在屈服和顽抗（也就是在反抗西方必定失败之结局）之间性关系上，给出一个可怜的选择。这个选择，就是投降。这个投降之选，不管是你戈氏继续顽抗，还是改正屈从，并无什么区别。所以，真正的提示，反倒是我们上述所言——正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在批评他所缔造的俄罗斯，一个更新还旧，语焉不详，不东不西的俄罗斯——这个俄罗斯的非西方正统和非东方血缘更是俄罗斯古旧、更新不能定位课题上依然的难点。东西方夹缝中的俄罗斯和偏向亚细亚方式的生活文化概念，也许，继续在欧美和中国之间，把这个老毛子拉得身体和心灵分裂。这也是戈氏不能全部预料和缺乏“新思维”之事实。
回顾是根除一切不确和谣言的法器，就是援引事实，证明历史。我们现在引书前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之文字，将戈氏稍微提携到一个不高不低的位置，而屏除对于他的任何空洞颂词——因为，切要之素是，防止中国人学习这样的方式，以一种更名换姓却不动根本的财产和权力转移，以漂白和转移共产党特权人士的一切之一切
——除去他们的名号，身份和旗帜。难道读者中人还没有懂得其间之含义吗？固然，赫鲁晓夫和戈氏并不是亿万富翁，不是垄断苏联垄断公司的大亨，不是国等于民的某种资本主义统治者——就连希特勒和格林也做不到这一点。中国前途之二是；一，真正的民主。二，他们的“民主”——也这就是，未来中国的所谓权贵之狸猫改换术——这个政治转换在苏联研究课题上，叫做“‘诺民克拉图现象’；即为，俄罗斯共产党政权中人在叶利钦政权中变换角色，从原来的共党头子变成了资本家。”（刘自立
《苏联、中国模式之同归路
》，下同）这是一个偌大的课题，牵涉到中国转型课题中最为严重，最为复杂，最为险恶之挑战——这个挑战的两条线索就是：一个是响应高层政治改革（注意其）真蒂；一个是主张党内民主（注意其）真相。虽然，这些选择，甚至，都不能被他们接纳。他们接纳之的风险就是：他们不知道是不是能够像叶利钦和普京一样，把民主之戏做完于鼓掌之上，以完成财产和权利的悄然转换，而让世人以为这里不过是在上演一处让托尔斯泰流泪的柴可夫斯基小夜曲。
进入主题的时间来了。我们看到诺民克拉图真相的日子，首先从1990年前后发生。
历史记载如兹——“按照盖达尔的叙述，进入八、九十年代，苏联经济业已出现全面的倒退和萎缩。”
——“叶戈尔.盖达尔说——
——“1990年2月至3月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分别举行最高苏维埃选举，主张独立的一方大获全胜。
——“苏联领导人把改善经济的希望寄托在１９９１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总统表示，希望这次首脑会议能够邀请他出席。普里马科夫（戈尔巴乔夫的外交智囊人物）为此前往伦敦，在当地电视台谈到了苏联崩溃可能出现的危险，如果西方不提供经济上的援助就会产生混乱。西方的首脑们无法拒绝戈尔巴乔夫，邀请他参加了会议，但是没答应提供资金援助。
“１９９０年底至１９９１年初的几个月中，苏联领导人处于两难之中：不使用武力就无法保护整个国家，而只要动用军队就无法获得西方的经济援助。
——“戈尔巴乔夫低了头
——“西方与苏联的关系越来越冷淡，苏联的外汇、财政问题尚未解决，又急需西方的贷款，于是只好让步。这时，那些主张动武的人开始互相指责，以推脱责任。”（盖达尔《帝国的消亡》，下同）
——“1991年春，戈尔巴乔夫越来越清楚地看到，无法再靠武力保住帝国。
——“1991年3月—7月发生政治突变。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联合起来。打算根本改变苏联的国家体制、在1991年7月30日的新奥加廖沃谈判中，戈尔巴乔夫对各共和国领导人作出关键性让步，同意实行单渠道税制、这意味着苏联作为统一国家的历史已经完结，按照这种税制，苏联政权将在国家资金来源这个最关键问题上完全依赖各共和国。
——“实际上这是促使帝国解体的一个决定，它将成为一个较松散的邦联制国家。”（同上）
那么，是不是戈尔巴乔夫完全处于被动，不选择，或者处于负面选择的消极状态呢？不是。这个不是，带给他后来所有应得的荣誉和赞誉。但是，其实，一切在他做出选择以前就已论定：苏联，无法对应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劫数已到。1984/动物庄园的预言，不可抑制。苏联，继续在历史中寻找他们演绎的左右，前后，上下，古今……这些哈姆雷特的摇摆和犹豫全都存在——就连伟大的《红轮》和《古拉格群岛》的作者也不能幸免——难道在文化上低矮得多的戈氏，可以轻易解决之？
不，不可能。
原载《北京之春》，作者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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