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 千多年来的历史充分证明，中国人的社会（国家）的体制，始终是个反自然的严重缺乏整体生命活力的封建极权专制、人治的体制。正是因此，中国人的社会（国 家），在面临一切突然降临的灾难之时，基本上都是严重地失败的，即：既不能在灾难发生之前有所预见，又不能在灾难发生之后形成有效的应急机制和提供强有力 的措施。说白了，两千多年来的中国人，基本上都是在靠天吃饭，都是在任凭“命运”的播弄。中国人两千多年来在国家灾难来临时的漫长历史的记录，便非常雄辩 地说明了这一点。
很 显然，两千多年来，中国人和中国政府在面对强悍的周边少数民族的暴力武装入侵的灾难发生之时，便基本上处于极其被动和无能应急的状态之中。万里长城（图）的建筑 本身即强有力地说明了中国统治者无能应急的“思维定式”。万里长城，以其说是中国人的“智慧”的产物，不如说更是中国人的社会和国家体制处于非自然的始终 被动挨打状态的明显的历史标志。建筑了万里长城的大汉民族绝对不是什么英雄的民族，而是恰恰相反，是个极其懦弱无能的民族。后来的历史也显然证明，即使在 建立了长城之后，中国的汉人也照样多次成为了周边少数强悍民族铁骑之下的“亡国奴”。到了近代，也依然是如此。中国人在“鸦片战争”、“八国联军攻打北 京”、“甲午战争”等等等等灾难发生之时，也明显是处于极其被动的状态之中的。这样的状态一直延伸到了上个世纪的“抗日战争”，如果不是碰到了全世界反法 西斯的大联合，仅仅中国人一国对抗日本，最终后果如何，还真不好设想。
正 是因此，常令人感慨：“中国人如一盘散沙。”我今天更认为，中国人实际上长期以来是“一盘僵化的散沙”，而中国人的社会（国家）体制，就更是个“一盘僵化 的散沙式的社会（国家）体制”，这也正是长期以来中国人的“封建极权专制、人治”体制的最形象的别称。在这个“别称”之中，既是“僵化”，又是“散沙”， 似乎矛盾。其实不然。“僵化”是指社会（国家）体制的严重地缺乏整体敏感的生命活力，用今天的话来说，即缺乏有效的社会自组织活力；“散沙”则是指其外表 的形象，松松散散，干什么都难以达到真正合作性的成功。
就 拿中国人的应对巨大的地震灾难来说，就非常令人感叹。按说，在经历了世界上死亡人数最多的举世震惊的“唐山大地震”（３２年）之后的中国，理应在应对近日 发生的“汶川大地震”的过程之中会有上佳的表现，然而事实上却并不尽然，虽然进步还是有一点的，但毕竟在避免巨大损失的方面，还是很不尽人意。
首 先拿地震的预报来说。唐山地震之后已经有人（张庆洲）撰写了《唐山警世录：７，２８大地震漏报始末》。顺便说一下，该书已被列为禁书。书中严重地指出，当 时因政治上“批邓和反右倾”的需要，使得对唐山大地震的预报遭到了不应有的忽视。说白了，尽管有人已预报了大地震的即将来临，然而“社会的（管理）体制” 却表现出了极不应有的“麻木”，正是因为这种“体制的麻木”，带来了最巨大的灾难的伤害和损失。
想 不到的是，３２年后今年５月１２日的汶川大地震，在预报的问题上又继续重蹈覆辙，这次的政治问题是全民热烈迎奥运，更加上痛击“藏独”事件。据报道，在地 震发生之前，已经有人（耿庆国）在２００８年四月的地球物理年会上明确指出，阿坝地区７级以上地震危险点在５月８日（前后十日）发生。非常遗憾的是，这次 准确的“预报”又同样遭到了“社会（管理）体制”的极不应有的“麻木”。
这 种“体制的麻木”现象，更又顺延到了其他一切的方方面面。例如房屋建筑的抗震标准的执行、学校建筑理应优先政府建筑的社会期望，等等等等，这一切均遭到了 不应有的忽视，乃至无视。我今天的文章决不是要来对任何具体的人们进行指责，当然更不是要对当今的几位领导人进行指责。在我看来，他们的表现，比较过去来 说，已经是非常令人感动了。我想说的是，中国人的传统的社会体制，这个体制已经长期贻误了中华民族的历史两千多年了，我希望能够趁此巨大灾难来临之际，引 起更多人们的对该体制“麻木”问题的关注。
话还得再从头说起，究竟什么是中国社会（国家）传统的体制呢，或者还更应该再具体一些，究竟什么是社会的体制呢？
什 么是社会（国家）的体制呢？我在这里不想从政治学的任何概念的意义上去谈体制，而是仅从人学的意义上去谈体制，我认为，这才是抛开一切外在政治标签的真正 实在的东西。在我看来，所谓一个社会（国家）的“体制”，其实即应是该社会（国家）中的人们的最共同的言、行、思的不易变化的习惯性的方式，而其中，又特 别是该社会（国家）中的上层人们的最共同的言、行、思的不易变化的习惯性的方式。请大家注意，人的所有活动其实全都包含在言、行、思的三个范畴之中，正是 因此，人的群体，包括社会和国家的活动，也同样跳不出这三个范畴之外。
所 有的体制，从治理的形式而言共分两类：或人治，或法治。虽然严格地讲，既没有绝对的人治，也没有绝对的法治，但的确有人治之下的法治，或法治之下的人治。 严格地讲，绝对的人治是构造不成社会和国家的。因为任何一个人所能直接管理得了的其他人，就其有限的人数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组成一个社会的，更不要说组成 一个国家。
很显然，人治之下的法治，人是确定的，而其中的“法”，却是不确定的，或经常遭到忽视的；相反，法治之下的人治，法是确定的，是不能被忽视的，而其中的“人”，却是不确定的，或可以取代的。
毋 庸讳言，中国人的社会（国家）体制，两千多年来，甚至从更早以来，就一直都是人治之下的法治，而其中的所谓“法”，其实更多都是来自儒家的“礼法”，再加 上法家的“刑法”，这才是中国人自古以来都只能是“一盘僵化的散沙式的体制”（封建极权专制、人治体制的别称）的最深刻的历史根源。这种体制一直到今天都 未能发生本质上的变化，惟一有所变化的只是“法”的新的政治的（某某主义的）标签，而人治的本质却从来都没有发生任何变化的可能。这才是中华民族的社会 （国家）在面临任何自然的、社会的、国家的巨大的灾变时之所以会变得“麻木”的最深刻的根源。
既然中国人的社会（国家）的“体制”，其实即是中国人的言、行、思的最共同的不易变化的习惯性的方式，其中又特别是中国上层人们的言、行、思的最共同的不易变化的习惯性的方式，那么它们的表现的特征又是什么呢？我来告诉我亲爱的同胞。
由于两千多年来儒家意识形态对中国人的垄断，所以中国人的实质上的言，是儒家的言；中国人的实质上的行是儒家的行；中国人的实质上的思是儒家的思。
儒 家的“言”的特征是什么呢？是“子为父隐”、“臣为君隐”，是“非礼勿言”，是“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是“防民之口，如同防川”，总之，是对臣民严厉地 禁言，是“以言定罪”，甚至“以言杀人”（如同孔子对待少正卯）。正是因此，一直到今天，中国体制依然盛行禁言，用今天的话来说，即是依然盛行禁止言论、 新闻、出版自由权利的传统习惯。
儒 家的“行”的特征是什么呢？是严格地“行”“礼”，行等级制的“礼仪”，是“畏天命、畏大人”，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动”，是严格地遵行“三纲 五常”，遵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正是因此，一直到今天，中国体制依然盛行“情”高于“理”，“权”大于“法”，社会中更盛行“潜规则”，甚至“黑规 则”，贪赃枉法的事情屡屡发生，无法禁止。
儒 家的“思”的特征是什么呢？是毫无真理、毫无逻辑、毫无自我主体可言的完全“述而不作，敏而好古”式的记忆思维和模仿圣人的独断思维。正是因此，一直到今 天，中国体制依然匮乏思辨式的说理，匮乏真理、匮乏逻辑，匮乏自我主体之间的辩论，匮乏一切新的发现、新的发明和新的创造。
正 是上述孔子及其儒家的“言”、“行”、“思”的古老的习惯，两千多年来重重复复、不断拷贝地塑造了中国人的言、行、思的最共同、最普遍、最不易变化的传统 的习惯性方式，甚至完全塑化了中国人的语言，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极其牢固地塑造了中国人的社会和国家的“体制”，而这种“体制”，正就是中国人两千多年 来的永恒不变的封建极权专制、人治的社会（国家）的体制。这种“体制”只有确定性的“人”——君主、大臣、官吏，而绝对没有确定性的“法”，正是因此，确 定性的“人”永远高于不确定性的“法”，再好听的“法”，也绝对只能是非“法”，是不必当真的废纸。也正是因此，该“体制”对于除了确定性的“人”之外的 一切，甚至包括“宪法”，都很容易地变得麻木不仁，甚至蓄意无视。也正是因为只有上述极少数确定性的“人”，所以该社会（国家）中的其他所有的人，都只能 是永远不确定性的“一盘散沙”。
要想通过上述的“体制”来避免和战胜任何自然、社会（国家）突变的灾难，绝对都只能是梦想，而且一切过去曾经发生过的社会灾难痛苦的经验教训，也都会被立即忘得一乾二尽。
说白了，封建极权专制、人治的社会（国家）体制，也即“一盘僵化的散沙式的社会（国家）体制”，永远都只能是面对社会（国家）中老百姓灾难痛苦的经验教训而表现出“麻木不仁”的瞎子、聋子、白痴。我说的是“体制”，不是有情感的任何人。
突变的灾难固然可怕，但它们毕竟是偶然的、暂时的；然而，对于中国人来说，那个由孔子及其儒家在漫长历史中为中国人所塑造的麻木不仁的传统封建极权专制、人治的社会（国家）体制的可怕，却是必然的、永远的。
趁此巨大灾难来临之际，我斗胆敬告我全体亲爱的同胞。为了未来永远顺利、成功地应对一切突变的灾难，让我们尽快改变我们的社会（国家）的体制吧，愿它能从此永远灵敏地感受一切中国人的痛苦，并还能更敏感地感受一切中国人的希望。
最后，让我们一起，痛悼在大地震中所有的死难者，兼及在过去灾难中所有的异常死亡者，并因此而疾呼，尽快转换两千多年来几乎永远不变的中国社会体制。
（作者广告：请直接进入我个人的网页：www.liming1944.com，谢谢大家。2008,5,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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