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胡绩伟 |
2012年9月28日星期五
毛孟靜：不甘做最後一代香港人的站起來
 |
| 毛孟静 |
台蘋
九月開課，班上有個蒙古裔的內地生，不，她不會蒙古語。年前有年輕人遊西藏後報告，在拉薩的一條通衢大道走一轉，全程只聽到普通話。可以想像，不日，本地粵語開始式微，我們的下一代，或就是最後一代真真正正的香港人。
九七後，也曾有甚麼學者在知識分子刊物大聲疾呼，要中港語文一體化。但我是說「士多啤梨」，不說「草莓」，怎麼啦？簡體字，可用作速記符號，問題是，既在大學校園見電影「制」作課程的橫額，又在茶餐廳看到自「制」外賣的街招──自制，不是解「自我控制」的嗎？
香港正在快速被同化。我們要「拒絕大陸化」，不單是個口號，而是打正旗號身體力行。之前，還未有洗腦教育、新界東北割地等爭議，今日，一切就赤裸裸了。這邊有陳日君樞機呼籲小心官方洗腦陰招，那邊，不管反對聲音多大多響，發展局自行用公帑登報紙廣告自說自話，然後由林鄭月娥向北京官媒宣佈，香港市民支持東北發展！
回歸十五年，香港人終於集體悚然而驚，我們果然已被加入「社會主義大家庭」，我們的本土身份在一層一層地受蠶食剝落。於是，連英國牛津大學都在十二月開辦國際研討會，題目是香港〈由英國殖民地到中國殖民地？〉要談的，是舊日這個社會的「主要元素」（key elements）在英殖時期有甚麼變遷，今日又剩下多少。
剩下多少，視乎我們爭取留下多少。胡錦濤早在曾蔭權連任之際，南下來港已大聲清楚說明，「一國」是「兩制」的前提，同場加映的訊息，是經濟先行，方談民生、再談民主。於是，大家似乎都覺得，「中港融合」這碼子事，是擋無可擋的歷史走勢，大概也抱一點僥倖之心，凡事總有個限度吧：於是，大家看?自由行浩浩蕩蕩經年，平均每日十萬人次，終於爆發雙非爭議，還有水貨黑工，可憐香港媽媽一度連奶粉都要搶。
自由行原擬加碼，宣佈多個城市來港一簽多行，隨時多幾千萬人來訪，香港人驚魂甫定，還未?力起來反抗，梁振英已速速安撫，說這一?無限期擱置。但就是不夠，在上水、廣東道以外，當連本市郊野公園都充斥大陸遊客，香港人只覺「冇碇企、冇氣透」。香港人必須爭取自由行人數上限！
洗腦教育只拖不撤，肯定是要繼續緊抓「思想改造」；而政府死攬新界東北一筆，真要保護北京的殖民大計？左報報道的深港接壤二千四百公頃「免簽邊境發展區」，「料五年內上馬」，又是怎麼一回事？就讓香港漸漸變成芸芸中國一個大（有說「小」）城市？年輕人對政府、議會沒信心，甚至對教育等一眾的社會機制都開始沒信心。梁振英的「香港營」，每下愈況。為下一代站起來，誓反大陸化！
毛孟靜
候任立法會議員，自由撰稿人
——凌锋推荐
老庚：保钓人士授人以柄
 |
| 图为被捕的香港保钓人士被日本警察塞入警车的画面 |
看了香港十四名保钓人士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警方逮捕、拘押、释放的全过程，深感中国人的颜面尽失。不禁要大声一问：“保钓人士，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在为中国人争光，还是丢脸？”
深感中国人的颜面尽失
笔者无意为韩晓清打抱不平，但看了香港十四名保钓人士(包括两名凤凰台的记者，他们向日方表明身份时，否认自己是保钓人士，而是记者)在钓鱼岛海域被日本警方逮捕、拘押、释放的全过程，深感中国人的颜面尽失。不禁要大声一问：“保钓人士，你们这样做，究竟是在为中国人争光，还是丢脸？”
香港保钓船“启丰二号”于8月15号下午在钓鱼岛抢滩，七名船员先后登岛挥舞中国大陆及台湾国旗，号称完成宣示主权的任务，大陆传媒全面报道，在大陆掀起民族主义新狂潮。这些保钓人士回到香港时，也被媒体誉为“登岛英雄”。
NHK的电视报道的实际情况
在这次保钓行动中，香港传媒，尤其是有大陆背景的传媒摇旗呐喊，中国大陆传媒则不遗余力。但无论是中国大陆传媒还是香港传媒，特别是电视传媒，大多只报道了保钓人士登岛挥舞国旗的镜头，而对其后保钓人士被抓、被移送出入境管理局以及被遣送出境等过程则一笔带过。笔者恰巧订有NHK的电视频道，从NHK的电视镜头中，看到了实际情况：在保钓人士登岛的时候，冲绳县警方的数十名警员早已在岛上等候，当五名登岛人士踏过礁岩登上海岛时，立刻被蜂拥而上的日本警员分头擒拿摁倒，这些人被擒后，蹲在地上不得动弹，而后被押往附近的舰船；其他九名保钓鱼人士在开船往回走的时候，被海上保安厅的船只拦截，海上保安厅人员强行登船将这九人一起拘捕。当保钓人士被押往冲绳那霸港时，从电视画面上看，所有被捕人士全部穿囚裤，不仅戴着手铐，而且还在腰间绑上一根带子，完全是重囚犯的形状；有人还带着头套，犹如电视中的犯人不想被人看到自己的脸部一样，所以就用头套罩住。
看到这些画面，给我的感觉日方根本是将这些人当作重罪犯处理，先期被捕的五个人，被分别关在冲绳县四个不同的警署问话。这些镜头随着NHK的全球网络传向世界各地，在各国电视观众的面前，浮现的是几个中国人非法进入日本国境，然后被日本逮捕法办的画面，这些画面是如此真实，又是如此冷酷，没有任何辩解的余地：你们说钓鱼岛是你们的领土，为何却被日方当作罪犯抓捕？
保钓人士被抓后，冲绳警方与海上保安厅迅速将他们移送给出入境管理局，由出入境管理局负责遣返。据回到香港的保钓人士说，他们被捕后，日方要他们签“认罪书”，但被他们拒绝，因为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他们是无罪的。但保钓人士却有意无意地隐瞒了一个重要的细节：在遣返过程中，日方要求每个被捕人士必须在非法入境强制遣返书上签字，不签字就不予遣返，这十四名保钓人士虽经抗争，但最后不得不在遣返书上签字。
日方有意放行、周密计划
此次保钓人士能够登岛，十分明显是日方有意放行，并非什么斗智斗勇的结果。日方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是借此激化日本民众的情绪，为钓鱼岛国有化铺平道路；另外一方面则是在抓捕、遣返保钓人士的过程中留下实证记录，包括影视与文字，为将来国际法庭仲裁时留下强有力的证据，同时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
需要指出的是，在保钓人士登陆钓鱼岛的时候，所有中文传媒都忽略了日方当时分两步抓捕保钓人士的良苦用心：在钓鱼岛上的抓捕行动，由冲绳警方实施（并非海上保安厅实施，绝大部分中文传媒都没有弄清这个事实），因为登上钓鱼岛等于登陆国土，海上保安厅无权过问，所以必须由警方负责；而登船抓捕行动则由海上保安厅实施，因为这个行动是在领海而非领土上展开的。由此可以看出，日方由冲绳警方与海上保安厅分别实施抓捕行动，在行动中又不违反日本法律，冲绳警方负责领土，海上保安厅负责领海，如此周密的计划，绝对是事先制订好的，就等保钓人士上钩。
行文至此，笔者不禁想说：保钓人士你们知不知道，你们的莽撞行为是自取其辱，你们作为“非法入境者”的形象，已经通过NHK传布世界各地；你们在强制遣返书上的签字，是授人以柄，将来就是日本占据钓鱼岛的铁证。
你们是英雄吗？非也，你们是莽夫。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9月号
凝緣：請阿牛們不要再愛「国」害港
港蘋
尖沙嘴歡迎保釣船凱旋人群中，社民連曾健成握起民建聯劉江華的手（见图），一句「愛國不分左中右」豪情萬丈。九月九日，兩位「愛國者」雙雙落選。但從此這句金句便時不時從阿牛口中喊出。
周日（九月十六日）下午「光復釣魚台」大遊行，記者問是否歡迎建制派，又是那句聲震寰宇的愛國金句。於是上午同一主題的「小遊行」，在一幅保約橫額下，是數十面「平反國民教育」、「抗日愛國」標語牌。於是，下午的「大遊行」參與者，面對熒屏慷慨陳詞：要讓年輕人知道，愛國才能不被日本人欺。
港媒繼續把你們稱為英雄，在我和眾多市民心目中，你們不僅不是英雄，小丑都不配。你們是幫兇！不管有意無意，相幫的是，你們愛的那個「?」，那個被鐵欄四周圍死的「?」中的「王」，完全無視那壓在君王腳下的一點墨黑淚滴。
大人們渾渾噩噩，小孩子奮起自?，學民思潮的反洗腦運動感天動地。可是，在囝囝遠離毒源林鄭氏心定神閒巧佈的迷霧中，在校長們荼毒別人孩子卻以「形勢比人強」的捫心無愧中，在泛民政客因油水不大目標漸移中，振聾發聵的「鐵屋吶喊」聲音減弱，轟轟烈烈的反國教烈火釜底薪稀……
就在這成敗關鍵之際，你們持續保釣愛國。順理成章，反日就要愛國，愛國就要倡導「國教」，國教是甚麼？是內地讀小學時熟背的兒歌：「吃?不放醋，炮打西什庫；吃麵不放醬，炮打交民巷」。炮打的前者是教堂後者是使館，點炮的是義和團。
我問老師為何要打教堂，她說披宗教外衣洋鬼子愛吃中國小孩，從育嬰堂取來煎炒烹炸。移港後才知拳匪殺神父姦修女，信教國人「二毛子」全家殺絕，包括嬰兒。可去年省親，姪孫教科書中，義和團依然是愛國民族英雄。
於是，今次狂潮，日大使被拔旗了，美大使被圍堵了。教堂倒是沒砸，因為都屬黨的「三自愛國會」。目標轉向日式食肆、日產房車、日資百貨公司：幾百盒月餅一盒沒剩、奮身圍殲壽司手卷，一併繳獲珠寶櫃金勞。
港媒沾沾自喜：阿（劉夢）熊、阿牛的遊行文明理性，與內地「打砸搶燒」對比鮮明。全不覺一個「打倒小日本」的「小」字，早突顯出原汁原味義和團精神，崇光門前燒日本國旗，更是當代義和團組織保留節目。你看過紐約倫敦示威者動輒燒他國國旗嗎？咱們可是「紐倫港」噢？而且和保釣船一樣，港人愛國也領先內地：日籍夫婦紅磡慘遭毒打？
夠了夠了，毛澤東丟失的海島（六一年他痛斥：說尖閣列島是中國領土是挑撥中日人民友好關係）讓他的徒孫去爭，請不要因為要愛你的「?」，就來害我們的香港，請不要充當幫兇，幫毒化子孫的洗腦陰謀敗部復活。在你想向北京法庭追討日本的精神損失費時，是否先為《南早》記者血腫變形的鼻梁仗義執言，向深圳警方索取理應賠償的醫藥湯水錢。否則不僅你，連帶社民連，我都永不投票。
凝緣
傳媒人，读者推荐
胡少江：中国的执政者仍在进行最后的讨价还价
2012-09-28
十八召开的日期今日终于公布。官方对开会的日期一直严格保密这一点看，十八大更像是一次毛泽东时代或者前现代时期的党代会。因为自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无论是在胡耀邦、赵紫阳担任总书记的年代，还是江泽民担任总书记的年代，都会提前公布党的代表大会的日期。
这个现像不仅仅是中国执政党会议准备形式上的“非信息化”和“非现代化”，更有可能是因为一些诸如大会的人士安排等实质性的问题尚未尘埃落地。一个五年一次的代表大会，十年一次的领导人换届的代表大会，应该在一年多以前就开始倒数记时地进行准备了。假如现在的中国共产党只有一个领导中心的话，假如政治局的常委会是真正最终地决策机构，各项准备工作应该早已经就绪，不至于到现在连会议地日期都还是一个未知数。
令中国人感到不确定的绝对不只是一个执政党会议日期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利地分配也有不同地版本在坊间流传。政治局常委会地人数究竟是现在的九人还是减少到七人，甚至是减少到五人再加上非常委会成员的政协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又称为五加二）；在清除了问鼎最高领导人位置的政治异数薄熙来之后，有常委候选人资格的十位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孰进孰出？
当然，最后的名单是前任领导核心和现任党中央总书记两派人马博弈的结果。同时这个结果也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不少人认为，如果是胡派人马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权力中枢占有优势，那么中国的胡锦涛任期内启动的“非邓化”和“非政治现代化”进程将会继续推进，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光谱将向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进一步靠拢。
如果胡派人马未能取得优势地位，那么所谓的“团派”将永久的失去在中国政治版图上的位置，中国则将继续从邓小平时期便开始的“非意识形态化化”和“经济政策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实质上的非毛化”进程回归。虽然胡锦涛在任期内试图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力，但是中国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党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边缘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胡的努力只不过反映了执政党面对新的局面不愿意放弃权力的最后努力。
当然，与人事安排相关的另一个议题也在幕后的讨价还价中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如何对“西南王”薄熙来进行最后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剥离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与中国政治进程的“路线之争”。全面公布薄熙来的案情显然不是当政者的首选，因为它会进一步摧毁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切割得过于草率，一是担心薄的势力秋后算账，二是也无法给由王立军逃亡美国领馆开始的这场政治大剧划一个句号，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损害中国政治精英们已经少得可怜得信誉。
至于如何在党的章程和政治报告中正式确认胡锦涛的政治遗产，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妨碍会期得重要内容。一是胡锦涛在第一任期结束时已经迫不及待得将其“科学发展观”列入了党的正式文献，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得重要思想一起列为党的最高教条。与此同时，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除了当事者本人的虚荣，执政精英们不会太较真。其实，不谈功绩和罪过，仅仅从立意上看，毛和邓的确是新的政策的开创者，至于江、胡，那只不过是“萧规曹随”的技术官僚罢了。
令中国人感到不确定的绝对不只是一个执政党会议日期问题，更重要的是政治权利地分配也有不同地版本在坊间流传。政治局常委会地人数究竟是现在的九人还是减少到七人，甚至是减少到五人再加上非常委会成员的政协主席和国家副主席（又称为五加二）；在清除了问鼎最高领导人位置的政治异数薄熙来之后，有常委候选人资格的十位现任政治局委员中孰进孰出？
当然，最后的名单是前任领导核心和现任党中央总书记两派人马博弈的结果。同时这个结果也是未来一个时期中国政治走向的风向标。不少人认为，如果是胡派人马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的权力中枢占有优势，那么中国的胡锦涛任期内启动的“非邓化”和“非政治现代化”进程将会继续推进，中国执政党的政治光谱将向毛泽东的极左路线进一步靠拢。
如果胡派人马未能取得优势地位，那么所谓的“团派”将永久的失去在中国政治版图上的位置，中国则将继续从邓小平时期便开始的“非意识形态化化”和“经济政策市场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实质上的非毛化”进程回归。虽然胡锦涛在任期内试图强化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党在社会生活中的绝对权力，但是中国社会的非意识形态化和党在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边缘化的过程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胡的努力只不过反映了执政党面对新的局面不愿意放弃权力的最后努力。
当然，与人事安排相关的另一个议题也在幕后的讨价还价中占有重要地位：那就是如何对“西南王”薄熙来进行最后的处理。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剥离薄熙来的所作所为与中国政治进程的“路线之争”。全面公布薄熙来的案情显然不是当政者的首选，因为它会进一步摧毁中国执政党的合法性。但是如果切割得过于草率，一是担心薄的势力秋后算账，二是也无法给由王立军逃亡美国领馆开始的这场政治大剧划一个句号，从另一个方面进一步损害中国政治精英们已经少得可怜得信誉。
至于如何在党的章程和政治报告中正式确认胡锦涛的政治遗产，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妨碍会期得重要内容。一是胡锦涛在第一任期结束时已经迫不及待得将其“科学发展观”列入了党的正式文献，与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得重要思想一起列为党的最高教条。与此同时，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除了当事者本人的虚荣，执政精英们不会太较真。其实，不谈功绩和罪过，仅仅从立意上看，毛和邓的确是新的政策的开创者，至于江、胡，那只不过是“萧规曹随”的技术官僚罢了。
（自由亚洲电台粤语部评论 http://www.rfa.org/cantonese/commentaries）
不合作方式：关於艾未未的若干关键字（张铁志）
 |
| 艾未未网络照片（http://0rz.tw/dQcUp） |
1.不合作
2000年艾未未在上海和他人策划了一个展览名为「不合作方式」
他说，「我觉得任何类型的不合作，
2.艺术与政治
你很难去界定艾未未到底是把艺术政治化，或者把政治艺术化？
在08年之前，他至多是一个异议的前卫艺术家。
自此他的艺术与政治已经无法分割。
3.公民与草泥马
你也很难定义艾未未到底是一个古典的启蒙主义者还是一个后现代的
前者是现代国家下的公民话语，
因此，准確的说法是：「艾未未们」是正在爭取成为公民的草泥马。
4. 表达与可能性
艾未未曾提到艺术对他的意义有两块，一个是表达，一个是可能性。
因为对於可能性的重视，所以他说极权体制下不可能有公民──
5.个人与国家
艾未未说他和父亲艾青的差异是：「
对个人的关注几乎是艾未未所有作品的前提；他对公民的定义是：「
所以艾未未批评张艺谋的奥运开幕式是法西斯主义美学；
6.公眾参与
艺术家需要的是想像力，社会运动者需要的是动员群眾，
如纪念川震死难儿童的「念」；或者2009年十月一號前几个月，
最惊人的一场公眾参与的政治/艺术行动是，
当然，这两者的结合之所以可能就在於艾未未对网路可能性的尝试：
在我们所处的当代世界上，
李江琳《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前言
 |
| 图1. 战争期间中共空军从飞机上撒下的传单。 |
 |
| 图2. “四水六岗卫教志愿军”成员。 |
 |
| 图3. “四反运动”期间，位于青海省湟中县的塔尔寺的”反革命罪展“。 |
【新世纪特稿2012年9月27日】
前 言
一
在我研究1959年3月“拉萨事件”的过程中，当事件的大背景渐渐明晰时，分散的资料和零碎的线索就汇集到一系列关键时间、地点和事件。“1959年3月拉萨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不可避免地延伸为“1959年前后，西藏三区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一时间跨度更长，地域范围更大的问题。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从纽约到台北，从台北到香港，从香港到印度，在图书馆、档案馆里扫描了数万页资料。零散在大量资料中的描述、数据和各方参与者的回忆渐渐归拢，指向一个惊心动魄的关键词：战争。
大量资料显示，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烈战争，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交战双方一边是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和地方军队，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武装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枪步枪刀剑为主的藏区农牧民、僧侣、少数政府官员和部分藏军。这场战争始于1956年初春，结束于1962年秋，历时六年半。当时的解放军12军区中，有8个不同程度参与。作战过程中，解放军动用了步兵、炮兵、骑兵、空军、装甲部队、摩托部队、防化部队等兵种，战争物资调自九省市。参与决策和指挥的，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些关键人物：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杨尚昆、彭德怀、粟裕等等。从兵力、兵种和参与人物的级别来看，这场战争是中共全面夺取政权后，在境内时间最长、规模最大的军事行动之一。
从军事角度来说，中共在藏区的战争是 一场全胜的战争。奇怪的是，它也是中共宣传最少的战争。几十年来，这场战争被小心翼翼地回避和掩饰着。中国军事科学院2000出版的10卷本《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史》是权威军史著作，该书第2卷《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大事记》中，对这场动用了“王牌军”的军事行动，仅“一言以蔽之”：“（1959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藏部队于20日开始平息西藏武装叛乱。至1962年3月，平叛作战胜利结束。”[1] 这句话隐去了一个关键史实：西藏作战主力为参加过韩战的54军，并非当时的“驻藏部队”。遮蔽这一事实就掩盖了这场战争的规模。这场战争的规模至关紧要，因为规模本身在证明这场战争的性质。所以我在研究中特别注意各次战役的规模，这需要从大量分散的文献中寻找资料加以比对，工作十分繁琐枯燥。
这部大事记详细到连1956年3月4日空军“派出飞机参加广东省林业厅组织的飞播造林试验”都纪录在内，却未记录同年3月29日中午，“空军出动杜4型飞机两架，对（理塘寺）叛乱武装进行扫射投弹”[2]。“杜4型飞机”即外号“公牛”的苏制图-4远程重型轰炸机，是当时中国最先进的轰炸机。
该书对1956年至1962年解放军在青川甘滇四省进行的军事行动，只有一条记录：“（1960年3月12日）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和总后勤部在成都召开了平叛和边防现场会议。总结交流了1959年平叛作战的经验，研究了贯彻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边防斗争的方针政策等有关问题。”[3] 一些参战官兵出版了回忆录、传记或回忆文章，但对作战细节或语焉不详，或避而不谈。1961年“西北民族工作会议”曾对“平叛扩大化”做了一点纠正，但目前公布的《西北地区第一次民族工作会议纪要》略去了重要信息[4]。1980年代，中共对西南西北地区“平叛扩大化”平反时，贯彻“宜粗不宜细”方针，各地平反资料迄今未解密，地方志中的数据凌乱且不完整。这些都说明，时隔半个多世纪，这场战争依然是个必须严守的秘密。
二
2010年夏末，我从西宁经由深圳到香港，取回寄存在朋友家的笔记本电脑，第四次前往印度达兰萨拉。电脑里储存了四川、青海、云南、甘肃四省中66个县的县志、10个自治州的州志、“四省一区”军事志、1950至1962年新华社《内部参考》中约800页有关藏区的报道、1956-62年《人民日报》、《人民画报》、《解放军战士》中的相关报导，有关中共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土改史、中共党史、冷战史等方面的文献和资料，以及过去几年在流亡社区的全部采访录音。
我的研究从数据统计开始，试图通过数据来探知战争规模。
金秋十月，达赖喇嘛尊者应台湾佛教徒请求，在达兰萨拉大昭寺讲经。其时，我坐在面对康加拉山谷的格尔登寺客房窗前，研究玉树和果洛州的人口数据。提取出各种来源的数据后，我陷入了迷宫，在这些数据里来回绕了好几天，摸不出头绪。近午，我关掉电脑走出小屋。远处的扬声器里隐约传来尊者讲经的声音。我站在走廊上静静聆听。
猛然间灵光一闪，我悟出了走出“迷宫”之道。
是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安眠。接连几天反复比对得出的数据不时在脑中浮现：1958至1961年，玉树州人口减少69,419人，比1957年减少了44%；果洛州1958至1961年中，至少减少35,395人，达35.53 %，超过1953年该州人口的三分之一，两州共减少118,172人，这还是经过“调整”后的官方数据[5]。
夜深人静，半睡半醒之间，远处似乎传来一个声音，一遍一遍地重复着：“请告诉世界！请告诉世界！”
我猝然清醒，披衣而起，推门站到走廊上。月色朦胧，万籁俱寂，多拉达山脉在月光下静静耸立，康加拉山谷灯火稀疏。我左侧的浑圆山头，黑黝黝的松林里透出温暖的灯光，那是达赖喇嘛尊者的居所。我想起来了，“请告诉世界”，那是当年经中情局训练的电报员、理塘人阿塔诺布在目送达赖喇嘛越过边界后，向中情局发出的最后一份电报：
Please inform the world about the suffering of the Tibetan people.
“请把西藏人民的苦难告诉世界”。
外部世界对西藏人民的劫难早有所知，对此一无所知的是我们中国人。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仍然不知道。
我的目光转向多拉达峰。月光下，海拔5千多米的白色山峰皎洁如同仙山。许多苍老的面容从我的记忆中浮起。他们来自西藏三区，曾经是牧人、农民、僧侣、政府官员、商人、小贩，如今已是在流亡中渡过大半生的老人。他们把埋藏心底的记忆交给我，这是何其沉重的嘱托。
此后，我集中全部时间和精力，反复计算、对照、考证，在大量资料中提取出一个个“点”，再把“点”连成“片”，把资料整理成笔记，把数据简化为表格，用这种繁复费神的方法，让事件本身从历史深处一点一点地浮现。
三
对这段历史的研究，有几个必须注意的问题。首先，关于“西藏” 这一概念，汉藏人民的理解常有相当差异。汉语中的“西藏”，在近代史上已有特定含义，并不等同于与传统的“西藏三区”。最近一些年来，境内外一些藏人团体和个人使用“图博”一词来涵盖卫藏、安多、康区。藏人行政中央在官方文件的汉译中仍然使用“西藏”这个词，但将其内涵扩展，如2008年10月31日，达赖喇嘛谈判代表提交给中方的《全体西藏民族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这份文件中，“西藏”这个词不再仅指“西藏自治区”。
传统的西藏三区，不仅有地理和文化上的区别，也有政治和行政上的不同。卫藏地区具备统一的政权结构，有复杂而稳定的中央政府，即拉萨的噶厦，而日喀则的班禅堪布厅可视为一个“次级中心”。康区以一种“块板结构”的地方行政制度为主，即汉人史籍中所说的“土司制”。“土司”一词是历史上汉人对边远地区的这一地方性政权的说法，带有蔑视意味。我们在沿用历史上的这一习惯说法时，应对此有所认识。土司制已经具备一定的行政权力形态。较大的“土司”如德格、白玉、木里等，宛如一个个完整的王国。
安多地区以部落制为主。部落制相比土司制，行政权力形态则更为原始和简单。不过，就像康区会有游离于土司制之外的部落一样，安多也有几个相当成熟的土司制。例如安多的甘南州卓尼县，中共执政前曾经有一个持续600多年的土司政权“卓尼甲波”，管辖范围涵盖现在属于甘肃卓尼、临潭、迭部、舟曲甚至包括四川若尔盖北部的大片地区，俨然是一个王国。
中共占领西藏前，噶厦政府在阿里、卫、藏、藏东地区设立8个基
由于人为的行政划分，很多被划分到不同省份的地区原属同一部落。但是，历史造就的个人与群体关系并不因之改变。面临危机时，群体之间的守望相助往往依据历史上的血缘和文化联系，而非现实政治上的行政归属。因此，在叙述中，“四省一区”或“周边四省藏区”这一现代行政概念必然会模糊了这些地方的历史渊源，而“西藏三区”这一概念又会模糊了现实政治的架构。为了更为方便而清晰地叙述那段历史，本书使用“藏区”这个词来特指藏人居住的全部区域。
“藏区”是一个大的概念。研究者还必须关注另一个概念，即藏人所说的“家乡”（Phayul）。Phayul不仅是地域，比方说嘉绒、德格、热贡、囊谦等等，还包含历史传承、风俗习惯、方言和生活方式。历史上的藏区社会结构和生活方式是相当多元的，有庄园制，有部落制，还有相当数量的自耕农。安多和康区曾有些很大的部落，如德格、囊谦、木里、尖扎等等，处于一种类似“国中之国”的状态。这些部落的世袭首领藏语称为“甲波”，即“国王”，他们拥有内部纳税权、司法权和征兵权。除了清末“改土归流”的短暂时期之外，噶厦政府或民国政府都不干涉他们的内部管理。中共建政时，藏人居住的地域里，除了部分“民族杂居区”之外，多数地区没有任何外来政权在施行有效管理，卫藏地区则处在“事实独立”状态。
传统藏区由许多形式与结构不尽相同的Phayul 组成。在牧区，Phayul 往往指的是一个家庭所属的部落及其驻牧的草场。二者都具有流动性，只在一定时期内保持稳定。小部落有时会放弃独立而依附某个大部落，大部落有时会分裂出新的部落；牧场的归宿会随着部落的变化而改变，有时候正相反，牧场的改变导致部落的变化。战争爆发前，安多、康区的大部分地区都处于这种“部落分割”状态。
藏人亦如其他民族一样，有各种职业和社会阶层，有农民、牧民、僧侣、官员、头人、工匠、商人、店主、乞丐、佣仆等等，绝非简单的“农奴主/农奴”这两个阶层。这种多元状态决定，当危机发生时，地区、部落、阶层乃至家庭成员的应对方式各不相同，因而也呈现出多元状态，有的反抗，有的观望，有的合作，不过，后来的发展表明，不管采取什么样的应对方式，他们最终的结局基本相同。
我还须指出一点：在那场战争中遭到严酷镇压的除了藏人，还有彝、回、土、蒙、佤、苗、傈傈、撒拉、东乡等民族。因研究范围的限制，除了高度藏化的青海河南蒙旗之外，本书不涉及其他民族。这些民族的经历，迄今还是中国现代史研究中有待关注的领域。
四
这本书的完成，并非我一个人的努力。在此，我谦卑地感谢达赖喇嘛尊者亲自为本书作序，感谢尊者再次接受我的采访，厘清了一些重要问题。
我要感谢我的母亲。妈妈16岁加入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随军南下，18岁加入共产党。我深知，面对如此“代沟”，妈妈内心之艰辛。我感谢妈妈在读过我的《1959：拉萨！》后，仍然相信她的女儿所作的研究和写作具有正当的意义。我从心底里感谢妈妈的理解和信任。在我第四次前往印度之前，妈妈从她的退休工资里拿出一笔钱，塞进我的行囊，叮嘱我在印度照顾好自己。
我也必须感谢我的女儿。我在难民定居点采访的时候，她为自己安排了交换学生项目，独自收拾行装，去欧洲学习。她从未抱怨我对她的忽视，每次电邮总是要我放心。对此我深感欣慰和歉疚。感谢女儿的支持和理解，感谢她从不怀疑，她的妈妈是在做一件有意义的事。
感谢桑杰嘉再次陪同我在印度南方和北方的难民定居点采访，并把重要访谈译成中文。原昌都解放委员会成员、雪域卫教志愿军总指挥普巴本的后代扎央为我提供了一些重要线索，并在几次访谈中为我翻译。在台北和香港收集资料时，卢惠娟老师和蔡咏梅大姐对我敞开家门，感谢她们对我的信任。达兰萨拉格尔登寺客房管家，来自甘南迭部的僧人贡觉卓巴和来自四川阿坝的僧人达尔杰为我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我离开达兰萨拉的前几天，来自英国的Matthew Akester先生得知我的研究，主动来提供帮助。Matthew通晓藏语，本书引用的藏文资料，均由他特为我译成英文。哥伦比亚大学东亚图书馆的Lauran R. Hartley女士从馆藏资料中为我找到珍贵的历史文献和图片，帮我解决了几个难题。
我特别感谢数位从未谋面而身在国内的朋友，他们在那个地区工作过，或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他们读过我的一些有关藏区的文章后，多次来信以自身经历为我提供佐证，或给我以宝贵的指点。在此我不便公开他们的名字。将来本书可以在中国大陆出版的时候，我会向他们一一致谢。
几年来，我有幸与数百位面慈心善的老人结缘，在他们的前廊、客厅、佛堂、院子里，听他们讲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这些老人年龄最低的70多，最高的94岁。在本书的参考书目中，我列出了50位受访者的名字，还有许多名字无法一一列举。我深深感谢他们接受我的采访，感谢他们为历史留下见证。那些年里发生的事件彻底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曾经是农民、牧民、僧侣、商贩、官员、头人等等，战争狂飙席卷藏区后，他们有了一个共同身份：难民。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我深感作为独立研究者的艰辛。发生在五十多年前的这场战争，资料稀缺分散，评价众说纷纭。这些惨烈事件，发生在我们这一代人生活的年代，发生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有多少人在这场战争中死亡，有多少家庭破碎消失，有多少血和泪。那段历史被有意掩盖，被一再曲解。我常常对自己产生怀疑，不知自己是否有能力进行计划中的旅行、采访、图书馆档案馆的资料采集、直到完成最后的写作。
2010年年底，随着资料分析渐渐深入，亲历者的访谈逐渐翻译成文，我愈加感到精神上的压力。这不是轻松的研究和写作。资料非常繁杂，史实过于沉重，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承受。我向达赖喇嘛尊者的秘书才嘉先生提出请求，希望能再次采访尊者。
2010年12月3日，达赖喇嘛尊者应我的请求，第四次对我叙述他所经历的那段历史。谈话不可避免地涉及到那场战争。我告诉尊者我从中共军方资料中统计出藏人在战场上的死伤俘降不完全数据：34万7千余人。尊者的脸上现出深深的忧伤。一时间，尊者和我都沉默不语。片刻后，尊者握着我的手，对我说：“你的研究很重要。但是，”他严肃地注视我，“你要记住，你做这项研究，不是出于你对我的支持，也不是出于你对西藏的支持，而是因为你要知道真相。寻找真相，这才应该是你的动机。”
尊者的开示如醍醐灌顶，让我铭记真相高于一切的研究原则，在以后的研究中为我指点迷津，帮助我经受了种种困惑、艰辛和压力。
本书是对这场中共军史中秘密战争的初步研究，包括战争的起因、决策过程；部分主要战役分析；解放军参战部队、兵力、后勤、双方死伤人数，以及战争造成的后果。书中包含的数据、图片、地图等绝大多数来源于中文资料。原始资料还包括150多份参战解放军官兵的回忆文章和几百名藏人采访记录，其中的一部分列于本书“主要参考资料”中。书中相关人物的个人经历，除了阿登的故事来源于流亡藏人作家江央诺布写的阿登回忆录之外，全为我在印度各西藏难民定居点中采访而来。相关细节均由受访者提供，并与中方资料对比查证；地点、景物的描写也经过卫星图和图片资料对照。
本书所呈现的仅为那场秘密战争的概貌。大量细节有待相关资料文献的解密，以及更多研究者的努力。我谨将此书呈献给读者，愿此书能作为一个起点。我期待更多亲历者留下回忆，更多档案解密，更多资料公开，更多研究者关注这段历史，通过多维度的研究来填补中国现代史上的这一空白。我将非常高兴和感激地纠正本书的错漏。
那块土地上发生过的一切已经凝成历史，它可能被扭曲，但事实不会改变；它可能被掩盖，但不会永远消失。
愿历史昭明现在，警示未来。
[1] 《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大事记》，234页。
[2] 《四川省志・军事志》，297页。
[3] 《中国人民解放军70年大事记》，237页。
[5] 数据来源：《玉树州志》、《果洛州志》、冯浩华：《青海人口》（内部读物）、《中国人口・青海分册》。
[6]详见得荣・泽仁邓珠：《藏族通史・吉祥宝瓶》，29页。
[7] 《中共西藏党史大事记 1949-1966》，70页。
姜维平：薄熙来露出真面目
 |
| 薄熙来知道自己大势已去？ |
像一场古装戏一样，一个个人物粉抹登场，先是杀人犯谷开来及"四大金刚"，后是"打黑英雄"王立军，看客里不乏薄熙来的崇拜者，一会是"他的政治生命刚开始"，一会儿是"软着陆"，一会儿是"急病求医"，一会儿是"我还能回来"，总之，受其谎言包装和欺骗，不少人被其蒙蔽，但更多的人是他敢于利用权力收买的死党，故意在造谣。这没什么奇怪，翻开阅读去年官方的《重庆日报》，就知道他邀请了几乎全世界所有媒体的老板，不惜任何代价替他捧臭脚，这种鼓噪不仅浪费了民脂民膏，而且误导了许多人，但他们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一个政党只要还想生存，一个国家只要还想治理人民，就绝对不会对薄熙来这样腐败分子姑息养奸，果然，这出戏终于达到了高潮，新华社北京9月28日的电稿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并通过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薄熙来严重违纪案的审查报告》，决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处分，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这一文字应验了本人多次讲过的薄案"走程序"的预测。
报道说，2012年4月10次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了对重庆市原副市长王立军私自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事件（王立军事件）调查和对薄谷开来（薄熙来之妻）涉嫌投毒杀害英国公民尼尔・伍德案件复查情况的汇报。鉴于薄熙来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涉嫌故意杀人案件中的错误和责任，且在上述两起案件（事件）调查和复查过程中还发现了薄熙来的其他违纪线索，中央决定，停止薄熙来担任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职务，并由中央纪委对其立案检查。这一表述充分说明中南海高层对薄熙来的问题，自从4月10日统一思想之后没有分歧，海内外的许多看客夸大了他们的内斗而跌破了眼镜。各种虚假的谣言和不怀好意的观点，企图为薄熙来翻案，最终没有得逞。
我从新华社的报道里看出，薄熙来的犯罪地点显示了广泛性，也就是说，他是惯犯，这与我上个世纪的调查相符，报道说，经查，薄熙来在担任大连市、辽宁省、商务部领导职务和中央政治局委员兼重庆市委书记期间，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在王立军事件和薄谷开来故意杀人案件中滥用职权，犯有严重错误、负有重大责任；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利，直接和通过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贿赂；利用职权、薄谷开来利用薄熙来的职务影响为他人谋利，其家人收受他人巨额财物；与多名女性发生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违反组织人事纪律，用人失察失误，造成严重后果。此外，调查中还发现了薄熙来其他涉嫌犯罪问题线索。薄熙来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极大损害了党和国家声誉，在国内外产生了非常恶劣的影响，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了重大损失。
请读者注意文中地点的表述，是说明他当大连市长，辽宁省长，商务部长等期间，都有证据确凿的罪行，这些罪行包括滥用职权，巨额受贿，等等，但未提及他的徇私枉法罪，这并不表明他没有责任，而是表明其案重点在于贪污受贿，或给他判死缓或有期徒刑做铺垫，或者尚未查清一些深层次的问题，比如，走私罪，破坏文物罪『指动迁大连苏军烈士纪念塔』，私藏枪支，泄露国家机密，等等，这些传言一直没有断过，总之，对薄熙来二十多年任职算总账，时间匆忙了点，但他单是贪污受贿一项，足以判死。而且一旦涉及经济，谷开来就难以置身其外，在两年"以观后效"期间，她被处死的可能性依然存在。他们当中只要有一人处以极刑，就化解了国人对官方判案走过场，不公平，不公正，对其判决太轻的质疑，如果判决薄熙来死刑，立即执行，将显示中共依法治国的决心和信心，也极大地震摄其他以权谋私的官员，尤其是在政坛上活跃的一些违法乱纪的太子党。
报道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党籍处分，待党的十七届七中全会予以追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有关规定，给予薄熙来开除公职处分；将薄熙来涉嫌犯罪问题及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自此官方媒体不再称薄熙来为"同志"，这使本人想起上个世纪的故事，薄熙来搞了星海广场的世纪脚印铜雕，他把大连众多的所谓名流的脚印留在大海边，市委常委人人有份，他自己是"亮点"，但都不敢写上名子，有一次我问他为什么，他说，说不定有的人会成为腐败分子呢。。。。。。现在，事实表明这个人就是他。这是巨大的讽刺和笑谈。我建议大连市政府和市委领导下令立即铲除这个中国最大的贪官污吏的脚印。
我还注意到报道里的"七个必须"的排比句，最后一个"必须"是，要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不管涉及到谁，不论权力大小，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决不手软，决不让任何腐败分子逃脱党纪国法的惩处。目前的薄熙来案件表明，胡锦涛在任期结束之前，显示了自己明智果决和强势的一面，他敢于清算中共元老薄一波儿子的罪行，是石破天惊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壮举，也许他有自己的动机，但避免了"二次文革"复辟，挽救了无数个李庄和李俊，是他对中国人民做出的巨大贡献，但愿继任的习近平能"再上一层楼"，接受自己父亲文革受辱的惨痛教训，学习蒋经国先生，主动开启政治改革，从制度上杜绝薄熙来闹剧的产生，切莫贻误良机。
2012年9月28日凌晨于多伦多
万维网《姜记者博客》9月28日首发
作者声明：何频主办的明镜出版社在以"纪伟仁"『假冒中纪委的人』名义撰写的《从重庆阴谋到北京政变》一书中，大量引用与抄袭本人的研究成果，发了大财，伤天害理，臭名昭著，已被本人委托的香港律师发出警告函，诉讼即将在香港与美国两地展开，今后，明镜旗下的所有出版物，网站，不准转载，引用，编写，抄袭，变相抄袭本人所有文章，违者必究。
阿海主办的北运河出版社在《薄熙来夺储败亡记》一书的344页至365页，也公然抄袭我的文章《王立军的自白》，同样将面临诉讼。
姜维平狱中回忆录《活人墓》即将出版，已汇款的读者请耐心等待，尚未汇款的不要再汇，等新的销售方式确定再议，作者联系方式，邮箱:
Jiang Wei Ping
5576 Yonge Street
PO BOX 10024 Yonge & Finch PO
North York ON m2n 0B6
5576 Yonge Street
PO BOX 10024 Yonge & Finch PO
North York ON m2n 0B6
唯色：回拉萨记
 |
| 转自脸书的唯色（右）近照 |
2012-09-28
我和我先生王力雄是8月12日离开北京的。与我们同行的，是两位拍摄独立电影的艺术家朋友：朱日坤和王我。而这一路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很给力的老车切洛基，几乎没出过什么毛病。
从北京到拉萨，既可以乘飞机、坐火车，也可以自己开车，甚至骑自行车。正如当年毛泽东的军队边徒步打进拉萨，边修筑公路不惜人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依仗的是越来越多样化的交通，以及经由交通带来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当然，这源源不断的像潮水一样涌入拉萨的，并非藏人。
本来我并不想透露这次回拉萨的缘由，但因途中遇到的麻烦越来越频，不但被从拉萨派来的警车逼近跟随，还在距离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被持枪的军警搜查、盘问、没收、禁行，甚至不得不多停留一夜，以致这些情况被两位艺术家朋友的朋友出于担心，公诸于网络，已经众所皆知。
实际上，我是早在年初就想回拉萨的，但因一个个敏感的时间段或事件接踵而至，只得一次次推迟。直到北京国保通知说，鉴于党的十八大会议将要召开，诸如我这样的人不得留在北京，须等十八大结束之后方可返回。而我，其实乐得此时离开这座坚壁清野的帝都，回到甚为想念的拉萨。
我们向北京国保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我们可以离开北京，但希望我们在回拉萨的路上，以及在拉萨期间，勿要遭到当局的骚扰。
可是，事实上呢？或者说，同样被清场的还有一座城市：拉萨。
途中，我曾在推特上含蓄地写过一段话："回家的路超乎想像地难，各种吊诡，各种诡异，各种看不见的罗网……你比敌人还敌人，他们比高反还高反（即高山反应）。但你心怀喇嘛和记忆，将庇护莫测的日子，念及此，不由得默默微笑。"
同时，我还知道了，我在拉萨的家人包括年届七十的母亲、诸多亲戚及诸多友人，都在我们回来之前被便衣警察叫去谈话，这其中甚至有专程从北京赶到拉萨的国保。我的亲朋好友们被要求交待与我的关系，要求汇报与我见面后我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回到拉萨之后，被二至四辆车跟踪则是事实了。
不过，这并非针对我这个人如此加以防范。记得在青藏线上的第一个检查站，即出格尔木往拉萨去的乃吉沟检查站，警察审视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大声喝道："还有一个藏族？藏族下车，有没有进藏许可证明？没有的话，不能进藏。"
什么是"进藏许可证明"？该检查站站长拿出一份证明的复印件给我们看，是一位住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人，去拉萨看望在自治区安全厅工作的妻子，临行前由理塘县公安局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该公安局的一位警察以自己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做了担保。显然，这样的"进藏许可证明"，普通藏人如何办得到？
2012-9-1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本来我并不想透露这次回拉萨的缘由，但因途中遇到的麻烦越来越频，不但被从拉萨派来的警车逼近跟随，还在距离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被持枪的军警搜查、盘问、没收、禁行，甚至不得不多停留一夜，以致这些情况被两位艺术家朋友的朋友出于担心，公诸于网络，已经众所皆知。
实际上，我是早在年初就想回拉萨的，但因一个个敏感的时间段或事件接踵而至，只得一次次推迟。直到北京国保通知说，鉴于党的十八大会议将要召开，诸如我这样的人不得留在北京，须等十八大结束之后方可返回。而我，其实乐得此时离开这座坚壁清野的帝都，回到甚为想念的拉萨。
我们向北京国保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我们可以离开北京，但希望我们在回拉萨的路上，以及在拉萨期间，勿要遭到当局的骚扰。
可是，事实上呢？或者说，同样被清场的还有一座城市：拉萨。
途中，我曾在推特上含蓄地写过一段话："回家的路超乎想像地难，各种吊诡，各种诡异，各种看不见的罗网……你比敌人还敌人，他们比高反还高反（即高山反应）。但你心怀喇嘛和记忆，将庇护莫测的日子，念及此，不由得默默微笑。"
同时，我还知道了，我在拉萨的家人包括年届七十的母亲、诸多亲戚及诸多友人，都在我们回来之前被便衣警察叫去谈话，这其中甚至有专程从北京赶到拉萨的国保。我的亲朋好友们被要求交待与我的关系，要求汇报与我见面后我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回到拉萨之后，被二至四辆车跟踪则是事实了。
不过，这并非针对我这个人如此加以防范。记得在青藏线上的第一个检查站，即出格尔木往拉萨去的乃吉沟检查站，警察审视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大声喝道："还有一个藏族？藏族下车，有没有进藏许可证明？没有的话，不能进藏。"
什么是"进藏许可证明"？该检查站站长拿出一份证明的复印件给我们看，是一位住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人，去拉萨看望在自治区安全厅工作的妻子，临行前由理塘县公安局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该公安局的一位警察以自己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做了担保。显然，这样的"进藏许可证明"，普通藏人如何办得到？
2012-9-1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RFA
2012年9月27日星期四
吴闻：从习近平遭母举报与曾志卖儿筹资说起
 |
| 图1、习仲勋与夫人齐心在北海公园九龙壁前合影 |
孔子哀叹“苛政猛于虎”，借问苛政何来？说穿了，还不是这个无视普世价值、凶猛于虎的中共政党制度所带来了吗？！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是中共元老习仲勋逝世十周年纪念日，眼看着“王储”习近平即将“转正”承继大统，中共官方便不失时机地以多种形式来纪念这位老爹，实质上是利用死人来为儿子登基而进行的政治造势和拍马活动。作为当年曾竭力反对“六四”开枪镇压的乃父，习仲勋的开明与坦荡，早已为各界所认可，但国内媒体把文革期间还是毛孩子一个的习近平作为“天纵英明”来吹捧，依旧是共党文宣造假欺骗的一贯伎俩，其结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让老百姓对着红二代的执政能力产生怀疑。如媒体大肆渲染的习近平是背着两箱子书籍下乡插队的，有人一语中的地说，当年一般的穷学生，谁能奢望有两箱子书？再说，没有你这个老爹，读过十箱子书也是没用的！
党的原则革命需要，比虎还猛
就在一片歌功颂德、阿谀逢迎声中，香港的《成报》则刊登了署名杨屏的一篇长文，披露了一桩习近平鲜为人知的往事。说是文革初始，习近平刚及十三岁，当时还是中学生的他只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化大革命的话，就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被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了起来。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五个是大人，第一个是杨献珍，六个人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的受不了，习近平只好用两只手托着。当时，他母亲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也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她儿子。有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逃回家。齐心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习近平哆哆嗦嗦地说：“妈妈，我饿。”万万没想到，当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习近平知道不是妈妈心狠，而是被迫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妈妈也会被抓走。文章说，当时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姊姊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了雨夜。”最后，是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收留了他，让习近平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了一夜，第二天就被抓进“少管所”劳动改造了。
由此看来，习“王储”少时，还是亲历并饱尝过“无产阶级专政铁拳头”滋味的。仅此一点，让我们暂且对他报以希冀，期望能在他任上，良知发现，乾坤扭转，解救千千万万个倒悬于中共苛政下哀嚎啼哭的冤民。还有一点，就是作为母亲的齐心，在自己亲生儿子遭受囹圄之灾、饥寒无助的时候，为什么连顿饭都不给儿子吃，反倒冒着大雨向领导检举揭发去了？是不是她的政治觉悟，要比那收留习近平的颐和园的看工地的老头要高？但你是一个母亲，他才是一个十三岁的孩子啊，这件事在今天看来，无论怎么解释，都是悖逆人伦、无法理解和难以原谅的罪恶。俗话说，“虎毒不食子”，难道说，所谓党的原则，革命的需要，比虎还猛，比天还大吗？纵观九十年的中共制度，的确如此，在六亲不认、“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的文革时代，这件事更是无数大义灭亲而造成家庭悲剧的个例而已！
出卖亲友泯灭良知成为先决条件
红色革命的恐怖大王列宁有一句名言，“暴力永远是替旧社会接生的稳婆”。中共与当年的俄共一样，自诞生之后直到今天，刀光血影不离左右，相伴相生，充满着暴力与杀戮。猎猎的红旗上，聚集着数千万屈死的冤魂。按照共产主义的学说，有革命就有背叛，背叛阶级，决裂家庭，出卖亲友，泯灭良知，都成为加入革命的先决条件，也曾是中共高官的韦君宜在她的《思痛录》书中就是这样讲的，当举起右手向党宣誓贡献自己的一切时，没想到把自己的灵魂也贡献出来了（大意）。一旦成为把自己的灵魂抵押给魔鬼的浮士德，无论作出怎样的耸人听闻、灭绝人伦的事情，也就当作为了崇高的理想而做出的牺牲。这样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运动中，齐心会出卖自己的儿子习近平、薄熙来要踢断自己老爹薄一波的几根肋骨等等这些的荒谬绝伦、有悖人性的现象。
 |
| 图2、左起陶铸、曾志、毛泽东 |
与齐心出卖自己的儿子相比，在中共所出版的众多的革命回忆录中，还有不少更为惨绝人寰的记述，有的地下工作者居然为了给党筹集经费，竟不惜卖掉自己的亲生骨肉。最为典型的，就是陶铸的夫人曾志回忆录所讲述的一段。那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岁的曾志随着当时的丈夫蔡协民来到厦门担任市委秘书长，原打算稍作停留后，就请个假把刚刚两个多月的儿子送回老家抚养。此时，厦门中心市委书记王海萍和新任福州中心市委书记陶铸来了。王海萍百般劝说，又是孩子太小，经不起旅途折腾；又是路程远，车船换乘麻烦；又是担心大人孩子晕车晕船，弄不好会生病等等借口不让曾志送孩子回家。到了后来不得不吐露实情，原来蔡协民、曾志两口子还没到厦门时，厦门中心市委急需经费，听说他们刚生了孩子，便擅自作出组织决定，已经将孩子“送”给当地一家有名的中医富商，而且党组织也将预收的一百块大洋用得差不多了。所以你送也得送，不送也得送。曾志写道，这哪是送，这是卖！这种事在今天是绝对不能设想的，但是对那时的共产党人来说，革命利益高于一切，除了信仰之外，一切都是可以舍弃的，包括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由此可见，即便是在早期有着理想主义的革命运动中，中共本身就充满着残酷性与悖逆性，与人类的传统道德，社会伦理、家庭友爱格格不入；更不要说现今理想说教早已荡然无存、只知道肆无忌惮地强取豪夺的中共官场了。孔子哀叹“苛政猛于虎”，借问苛政何来？说穿了，还不是这个无视普世价值、凶猛于虎的中共政党制度所带来了吗？！
——原载《动向》杂志2012年9月号
订阅：
博文 (At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