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乐尚嘉
托马斯※索维尔常常用最浅显的经济学知识和最常见的常识，来拆解那些被学术外衣包装的“政治正确“和某些极左道理。
提倡社会正义也会走向不正义
作者从四个方面来破解所谓的常见的或者是约翰•罗尔斯的社会主义，即机会谬误，种族谬误，棋子谬误，知识谬误。
四个不平等中最重要的是机会不平等。说清了机会谬误，其它三个谬误也清楚了。
机会谬误，就是机会平等谬误。“卢梭以‘自然安排的人际平等和人自己制造的人际不平等’表达了社会正义愿景的实质意涵。在卢梭的世界里，只要其他条件平等，人类所有阶层、种族以及以其他方式划分的所有类别，在一切事业上都有平等的机会。但能影响结果的‘其他条件’越多，那些条件‘平等’的机会就越小。
在现实世界中，就算一切能影响结果的因素在每个人那里都一样，也很少有平等的结果，就算一个社会能提供平等的机会，也就是能以同一套标准评判每个个体，背景各异的人也未必想做同样的事，更不用说花时间和精力去发展同种技能和特长了。”（第3页）
不能容忍机会的不平等，而容忍相当程度上的结果不平等——或许是绝大多数人心目中的公平公正。现在，索维尔告诉我们，即使在机会公平的时候，结果多半还是不平等的。稍有阅历的人回头想想，的确如此，
“社会正义愿景的核心假设是，正是人类的恶行，如剥削和歧视，造成了人类在经济以及其他方面的不平等，因为这种不平等大大超出了他们在先天脑力上的一切差异。……这些恶行确实是一大起因，但不是唯一起因。”（第4页）
“一项对于奥斯曼帝国的研究发现，尽管土耳其人统治着这个帝国，但在1912年的伊斯坦布尔，记录在案的40个私人银行家都不是土耳其人。这里的34名证券经纪人也都不是土耳其人。在奥斯曼帝国，雇用了5名及以上工人的284家工业企业的资本资产，也是50%为希腊人所有，20%为亚美尼亚人所有。
奥斯曼帝国的情况绝非孤例。还有一些属于少数的种族或民族在特定国家（地区）拥有或经营着该国家（地区）半数以上的产业的情况，包括马来西亚的华人、巴西的德意志人、西非的黎巴嫩人、波兰的犹太人、阿根廷的意大利人、东非的印度人、英国的苏格兰人、尼日利亚的伊博人，以及印度的马尔瓦利人。“（第5页）
然而，上述这一切，除了索维尔所认为的是这些被统治的少数人群的历史文化以及由深刻的历史文化而形成的人群-种族性格习惯因素外——“我们并不活在过去，但过去仍在构成我们“（第5页），统治阶层不懂不屑于这些新兴的行业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最典型的就是中国清朝时代，统治层的满清旗人有的是“铁杆庄稼“——国家补贴，旗人只能务农、当兵、做官，直至清末民初没有服务于现代工商业的。
我们追求机会平等，但当真正的机会平等到达我们面前时，我们的结果并不会平等，因为我们各自的条件还是不同的。这些前提条件有些是先天的，肯定不是我们短期可以改变的。如果硬要人为的立即的拉平这些前提条件，那么与人为的制造机会不平等一样不可取。追求机会平等一旦过头，其实就是在人为的制造新的不平等。
种族的谬误，索维尔其实在“机会平等谬误”里讲了许多。个体投生哪个种族是随机的、偶然的。各种看似平等机会的不平等，各种族历史发展机会看似平等的不平等，各种种族在看似平等机会面前必定会出现各不一样各不平等的反应、应对和方法……
种族歧视当然要反对，但“目标从无论种族的‘个体平等机会‘变成了无论种族、性别等范畴的‘群体平等结果’。……而且包括过去的补偿。”（第54页）
这就太过份了。反对种族歧视与一切政治上的过头一样，一旦过头，仍然会造成新的种族歧视——反向种族歧视。
棋子谬误。统治者往往把所有群氓当成“棋子”（螺丝钉、普通一兵等等都是一个意思），是实现他们伟大目标的工具，哪怕这个目标是为了实现棋子们的幸福。
社会学科尤其是政治学与经济学也常常假定“社会人”、“经济人”。其实，无数的“棋子”有无数各自不同的动机和行动。他们活动的总和，基本是会滑出统治者的目标规划的。
统治者统治下的一个个活人，固然会对统治者制定的政策作出反应，但他们也有自己的心思自己的算盘，他们的反应有大有小，有快有慢，还常常有相反的反应，其结果无法完全达到制定政策的统治者要求的效果。因为制定政策的统治者无法全部掌握无数被统治着的全部反应。
甚至，统治者-操盘手一旦点到人性邪恶的那一点，人间顷刻可以成为人间地狱。
同样的道理，知识谬误。一方面知识不可能完全理解宇宙的一切。人类的认识只是无限接近真理而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另外一方面，一个人不可能全部掌握人类已有的知识，正像奥派经济学认为，任何一人不可能掌握全部市场信息，电脑、大数据、AI同样不可能。
当知识还需要进一步验证、当知识还不全面时，妄下结论，难免会“失之毫厘，茶之千里”。因此把已有的知识奉为绝对准确无误，同样是谬误的。、
我的理解是，我们不是不需要追求社会正义，不去追求、争取机会平等、种族平等，不去要求适当的政府宏观调控，不去追求更多的知识，而是我们要承认现实，承认现实世界有许多不是我们能够改变的客观事实，人多半不能胜天。我们只能适应客观而作出某些改变。一旦我们定要追求绝对的社会正义，那么得到的必定是社会不正义。
反过来，联系当今世界，美国川普总统胜选，本身意味着美国大部分选民开始厌恶“社会正义”的“政治正确”，可是两年来川普是否有点做过头了？引起不少原来拥护他的中间人士的反感。看来，反“政治正确”和纠正绝对社会正义谬误，同样不能过头。
社会阶层流动性的重要
美国因为种族人群繁多，原生文化习俗差异很大，其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相应也大。近四十年来因为通货膨胀，其贫富差距继续拉大，但并没有出现东方阵营想象中的美国社会大规模动荡。
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在密歇根大学的研究中，收入起初位于最低层次（倒数20%）的人，有95%在研究期间（二十年左右）跻身更高层次，仅5%的人仍然驻足不前。”（第78页）也就是只有总人口的1%还是停留在最低层次。
另外，美国社会最顶层的100-200富豪，二十年几乎换了一茬，而一百年内则已面目全非了。
这说明美国社会阶层流动性极强，每个人都可以做“美国梦”，同时也说明了美国中产阶层的扩大，起码始终保持着社会的绝大多数。当然，还会有各种各样原因从中产滑入底层，这当中最多的应该是自然死亡。
对比大陆的社会上下流动。
大陆顶层几百家族基本不动。入世以来GDP虽然翻了一番，但是中产阶层不见扩大，整个社会还是呈三角形，二千元月收入的底层依然是大多数。并且我们还不时在近三十年里，看到周围有人从中产跌入底层。
这社会谁也看得出潜在的动荡，但却一直没有真正发生动荡。
究其原因，除了存在强大的国家机器，还有就是我们必须看到，在不少人从中产跌入底层的同时，还是有差不多相同数量的人从底层升至中产。
还有两点注意
看本书还得记下两点：
一，“到1994年，数百万海外华人所创造的财富，和10亿中国公民所创造的一样多。”（第47页）
毛泽东及灰孙子华国锋在1949-1979的三十年里究竟干了些什么？！毛泽东及其党徒们建立起来的制度把中国公民枷锁住的镣铐究竟有多重多紧？！
二，“词语只是人与人之间表达‘意义’的容器。不过，和另一些容器一样，词语有时会污染其内容。”（第124页）
这句话是否也在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语言的边界就是是想表达的边界，思想的澄清与困惑的消解都完全依赖于对语言逻辑结构的严格划界（前期）和对日常语言实际用法的如实考察。”——范畴之内？
2026.10.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