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一夜之间，法学学者罗翔在简中互联网上的称呼从“罗老师”变成了“罗圣”。
这固然与互联网自身的生态与运作逻辑相关，“拉下神坛”比“造神”更具快感，祛魅、结构、调侃本就是今天互联网世界泛滥成灾的“奇观”。但是，更为荒诞的是，罗翔的表达与公共发言坐标从未改变，随着中国的公共舆论彻底沦为迎合政治需要与捍卫意识形态前线的战场。罗翔隐隐约约表露的对公权力的距离、对基督教信仰的亲近，便成为了随时可以在亢奋与虚无之间切换的网民们再合适不过的靶子。
而成为攻击对象的不只是罗翔一人，劳东燕、赵宏等积极参与公共表达的法学学者承受的攻击则更为激烈乃至极端。在以男性作为想象与动员的对象的国家主义叙事中，女性代表着一种被支配和服从于集体的资源，源自西方启蒙运动与人文主义成果的现代西方法学思想，必然与强调紧急状态、集体主义的列宁主义国家机器方枘圆凿。如果说律师阶层在中国被消灭还需要专政工具亲自下场，那么对付以公共表达为天职的法律知识人，远不必如此劳神费力。依靠观察者网、虎扑与B站在这十年熏陶与训练的数字化群众运动，则足以让网民们盯着手机屏幕就享受六十年前批斗大会的快感。
罗翔们的命运并不罕见，十余年前，在微博上论辩“宪政救中国”与“国民性与制度”关系的另一批法律知识人，贺卫方、张千帆与萧瀚等等，除了早就随着互联网的整风运动，连数据的骸骨都遗留不下来。今天看来，他们要远比罗翔们意气风发、激进，甚至论辩的逻辑也远没有象牙塔中那么规范，但是在公民社会的落日余晖下，他们扮演了这个存在着微薄共识的舆论场中，理想主义却终身潦倒的堂吉诃德形象。
西方法学思想在当代中国的命运，类似于汉学家列文森笔下士大夫面对西方技术的心态：一方面羡慕西方的科技，却不得不接受儒教的世界观与价值体系的崩坏。但是有需要不断找机会强调传统价值观的优越之处，并以此作为建构自我身份的重要因素。当中国需要与世界接轨的时候，需要表演得像“正常国家”的时候，法律作为一种工具理性的代表自然受到有限度的尊重。那么当今天的中国需要重新以“帝国”的面向出发，强调本土经验的无可替代并把舶来自西方的公民社会和司法独立作为挑战的对象时，西方法学则成为首当其冲成为被批判的对象。这是不仅是一代知识精英的悲哀，甚至是每一个曾经被启蒙与被自由主义思想感召的中国人，难以逃脱的诅咒。
过去三十年中国的舆论场中，贺卫方与罗翔是两个极具辨识度的名字。尽管共享着法学知识分子的身份，但若对比两人的公共表达，会发现差别几乎存在于每个方面。最直观的，是语气的变化。
贺卫方的文字中洋溢着一种昂扬的情绪。他以批评之犀利著称，但在犀利背后，能读到一种确定感，既有对时代进步的确信，也有对公共讨论实际功用的确信。在那本收录了他在世纪之交密集发表的时评文章的文集《运送正义的方式》中，从构建法律职业共同体到司法独立，从法考的命题到法官的服饰，从警检关系到鞭炮禁令，从陪审制度到刑讯逼供…几乎无话不谈，颇有要将自己对现行制度的所有不满一股脑倒出来，并即刻推动改革的气势。罗翔则不同，他借“圆圈正义”的书名以圆的理念和现实中永远不规则的圆之对比表达对远方正义的汲汲求索。在他这里，正义成了需要终生追求但永远无法达致的彼岸。他不妄想自己的表达能收获实效，而不厌其烦地鼓励甚至安抚读者：过程本身就很重要。
语气上从确定自信到低调内省的变化，折射出知识分子公共角色在过去三十年间发生的悄然转变。
这个过程交织着两条线索。一方面作为全球范围内知识社会学变化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角色从公共知识分子转向专家；另一方面则受到国内政治格局变化的影响，公权力的扩张重塑了表达空间，使知识分子的想象对话者从政府转向了社会大众。
从“公知”到专家
这个转向首先体现在身份和组织层面，更深层的原因在于知识分子生存土壤的重构。
八十年代在中国知识界出现了一股跨学科的启蒙热潮，或者反过来讲，正因为当时未建立严格的学科体系，因此以社会整体的现代化转型的讨论热情才得以汇聚。1989年的惨剧让这场声势浩大的文化和思想运动戛然而止。随后，大学扩招与行政科层管理的强化，重塑了学术界的生产方式。再后来项目制与量化考核体系的建立，使得知识分子的主要活动场域由公共讨论彻底转向知识生产。
这种变革在根本上改变了知识分子的价值评价体系。他们的成就感不再源于在公共事务中获得的影响力和道德满足，而转向了对学院体系内职称、课题与头衔的竞争。知识分子自此从公共话语的建构者转变成不同领域的专门人士。无论你将这视为知识分子面对体制压力的反应，还是社会剧变后公权力与知识分子达成了某种默契，知识分子建立新的身份认同已经是无法改变的趋势。
与身份体制化互为因果的，是法学学科体系的迅速建立以及随之而来的知识专门化。在早期的公共舆论场中，贺卫方等学人热衷于谈论的司法改革、法治建设等宏大议题 ，虽然关乎法律，但实质上是政治与社会常识的延伸，公众几乎可以零门槛地参与。但是，随着大学行政科层和学科体系的强化，法学研究迅速从泛泛而论的制度构想，转向了各个细分学科内部的专业问题，法学知识分子的话语空间被迅速切割。讨论的核心从“运送正义的方式”，变成了对比例原则、刑事责任年龄、物权法与所有制关系等问题的技术性探究。这种知识结构与话语方式的变化，自然而然地拉远了知识分子与公众的距离。一方面，充满教义学色彩的专业术语形成了一道技术门槛，将普通大众挡在深入讨论之外；另一方面，高度专门化的学术训练也反过来限制了知识分子参与公共讨论的能力。面对超出自身研究领域的广泛社会话题，他们往往因为缺乏发言的权威感而保持沉默，越来越难以像过去那样，以一种整全的视角去回应公众对社会正义的整体焦虑。
体制化和专业化趋势几乎难以抵挡，但罗翔、劳东燕和赵宏们依然试图在学院之外维持某种程度的公共参与。然而，和八十年代的启蒙领袖和文化英雄不同，在今天维持“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一种成本极高的选择，需要应对体制评价和社会信任的双重压力。
学院体制内的绩效压力与奖励机制是显而易见的挑战。在以核心期刊发表、课题申报为唯一指标的考评体系中，公共写作往往成为学术晋升进程中的负资产。劳东燕最近就在微博上感叹，自从她深入参与公共讨论以来，便几乎与各类学术奖项和荣誉绝缘。当专业化知识分子试图以专业理性影响至公共领域，他们首先要面对的是来自学院体制的边缘化与冷暴力。
挑战还不止于此。如今知识分子已经失去了“与生俱来”的权威。他们已经不被视为布道者，而只是知识甚至情绪商品的提供者。消费者，最反感说教。所以赵宏、沈岿们的遭遇便不足为奇：他们从行政法学的专业立场为违法记录封存制度鼓与呼，却被当成为瘾君子张目。即便如罗翔这样受众规模巨大的“商家”，也因服务态度问题被广泛攻击以至于关号退网。
这里有一个几乎无法解决的矛盾，知识分子的专业化程度越高，回应公众情绪的能力就越弱。在学术共同体的绝大多数成员安居于象牙塔体制躲进小楼成一统时，勉力维持知识分子公共性的个别独行者更显的形单影只，而且常常暴露于恶意的荒野，对各种伤害防不胜防。
从对官到对民
知识分子的公共功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假想的对话对象。在过去的二十年间，这一对象已经从肉食者转向了社会大众。在贺卫方活跃的那十年，法学学者的发言往往带有强烈的建言色彩。这种对话之所以存在，前提是肉食者仍保留了某种开放性或容忍度。贺卫方当时可以在《南方周末》或《人民法院报》上密集撰文，针砭时弊，甚至能就“复转军人进法院”这样极为敏感的话题在《国防报》和《南方周末》上与解放军报的编辑公开笔战，甚至形成一场多方参与的大讨论。这种交锋暗示了当时的一种默契：知识分子被视为制度建设的合法参与者，其声音作为“听取民意”的关键环节中仍保有一席之地。
情况在后半程急转直下。随着公权力管制动力和能力的急速扩张，面向当局的商榷空间顷刻间化为乌有。当媒体完全“肉喇叭”化，且官家对学院内异见采取零容忍的态度——从萧翰、张千帆的停课到贺卫方的全网封禁——对于后继的学者而言，向上对话不再可能，且会带来职业甚至人身风险。这迫使知识分子调转身位：既然无力推动制度变革，他们便只能将大众视为对话对象。罗翔式“心灵鸡汤”的流行，与其说是因为个人魅力，不如说是无奈选择“曲线救国”。他的文集中随处可见对“崇高”“命运”“神圣”“恐惧”“幸福”的讨论和对古典时期哲学家的引用，除了受他自己的阅读偏好影响，也是因为制度层面的理性对话已不可能，所以转而选择提供道德感悟或心灵慰藉。这种沟通方式的心理化转向，实质上是在极端受限的发言环境下，为了守住最后残存的公共性可能而采取的一种防御姿态。
尽管公共言说空间已被肉食者压缩殆尽，法学人转向大众后却陷入了一个更具讽刺意味的局面：他们时常发现，自己竟成了建制的辩护者。
在反智主义与阴谋论盛行的舆论场中，大众诉求往往带有鲜明的民粹色彩。此时，法学人的尴尬在于，尽管他们在道德甚至合法性上对肉食者持保留态度，但后者出于维持社会运转的基本理性，以及科层体系本身的制度惯性，公权的某些制度或决策反倒更符合法治原则。战后德国政治学奠基人之一恩斯特·弗伦克尔（Ernst Fraenkel）将这种现象称为“双重国家”：一种是按法律与逻辑运作、维护社会底盘不至崩溃的“规范国家”；另一种则是随时可以悬置法律、以维护统治为最高追求的“特权国家”。
在大同订婚强奸案中，这种错位展现得淋漓尽致。民间舆论要求法律服从彩礼交换性交权的“生活常识”，因之将判决看作“女方骗婚、司法助攻”的铁证。而从二审判决及法院的公开说明来看，有罪认定在证据规则上没有任何问题，该案被最高法收入“人民法院案例库”也印证了这一点。在这种不涉及统治安危的问题上，“规范国家”往往扮演主要角色。劳东燕 显然认为学者有义务维护判决所体现的法治原则，对此案的公开评论除了显示专业主义的理性，其中对刑法上“性自主权”的解释方法，也完全不回避维护女性权益的价值考量。这在对精英失去信任的大众看来，就成了掩盖司法腐败、打压底层男性的“专业傲慢”。同样的故事也发生在赵宏身上。她和沈岿、朱征夫常年呼吁设立违法记录封存制度。从行政法治来看，惩罚必须有边界，通过“遗忘”机制让过错者重返社会，是现代文明的基本要求。但在反智主义盛行的舆论场，再加上“特权国家”出于统治逻辑经年累月渲染毒品恐慌，违法者权利保障被视为对罪恶的纵容。民众要求的是一种毫无节制的、带有报复色彩的“特权”式审判——一旦被定性为“坏人”，就应被永久钉在社会的耻辱柱上。在这种社会情势下，赵宏们首当其冲，攻讦、谩骂甚至造谣纷至沓来。
“只身涉险”的法学人腹背受敌。向上看，“特权国家”对任何潜在的挑战保持零容忍，知识分子被剥夺了对话权；向下看，当他们试图守住那一点残存的制度理性，又被民众视为建制的走狗。在“双重国家”间，他们四处碰壁。
“重建启蒙”还有可能吗？
罗翔们的处境当然是尴尬的，但这不是他们的尴尬，而是我们这些缄默者的尴尬。他们在众声喑喑中的坚持，恰是对专断与恣意虽微弱但可贵的阻力。当大众沉浸于道德审判、将法治底线视为阻碍情绪发泄的障碍时，他们对程序正义与权利边界的死守，看似教条且不合时宜，实则是为一个面临失序风险的社会保留了基本的常识。他们所守护的，正是那些在平日无人在意，却在危机降临、个体面临倾轧时所巴望的防护屏障。贺卫方送给文强的的那句话，这里也同样适用。（贺卫方在2011年4月《致重庆法律界的一封公开信》中说：“文强在炙手可热的时候根本不会意识到这种独立性的价值，但一旦沦为阶下囚，他也许幡然醒悟，深刻地感受到，没有独立的司法，没有一个人是安全的。”）
想象公共知识分子与公共生活的未来是困难而且无益的，可以确定的是，精英引领大众的社会图示需要被彻底抛弃。单向启蒙的时代已经终结，多元观念之间的竞争、对立甚至撕裂将是常态。对于公共知识分子，要紧的工作已经不是知识普及，也不应对具体制度的变革抱有浪漫幻想。他们的每一次发声，都是在努力抗拒将定义社会规则的权力让渡给暴力与专断。这其实是对观念基础设施的维护，为未来的社会保留了关于自由、权利与程序的概念框架。只要这些基于理性的声音没有被彻底抹除，真正的公共生活就依然具备重建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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