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6年8月14日
对于1966年7月里从北京大学附属中学传出的对联：“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人民日报编辑部并不认可。进入8月，高层领导人，特别是“中央文革”的首领人物纷纷表态不赞同，人民日报编辑部在8月间起草了一篇社论稿《一副革命的对联》（未发表），社论稿的开篇做法，是动手将赤裸裸的“血统论”对联改作"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横批："理应如此"。随后以千字社论形式加以阐述。
1966年8月人民日报编辑部未发表社论稿（何燕凌提供）第一页（共2页）
社论稿的基本观点是，阶级路线是“讲成分的“，”但又不是唯成分论”，因此，社论稿重点讲了“成分论标准”：
生长在剥削家庭的人，同生长在劳动人民家庭的人，是大不相同的。不讲阶级成分，不看阶级出身，把地主、资本家、右派、反革命的子女，同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的子女看成一个样子，甚至对前者爱护备至，对后者歧视压制，这简直是岂有此理。
上段文字表明了“红八月”里加入“红卫兵”的优先权，亦是基本“组织原则”。根据研究结果和文献记述，“红八月”里加入“红卫兵”，首先要有“好家庭出身”，其他类家庭出身的人，即便是未成年中学生，要加入“红卫兵”的话，则需要前者批准。事实上，大量后者被拒绝了，引起了人群的观念分化和对立。
这一点，社论稿注意到了，提出了解决办法，就是“讲阶级成份，但又不是唯成份论”——出身于“非无产阶级家庭”的青年，要加入“红卫兵”也是可以的，要“重政治表现”，标志是：“对于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来说，就是看他是不是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
什么是“彻底背叛家庭”，这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和要求，怎样落实？是要和父母断绝亲属关系？还是指意识形态的“在思想上划清界限”？“界限”又在哪里？这篇社论稿里没有阐述。
随即引出的问题：是否出身于工农（贫下中农）兵和干部家庭，在档案登记表上写得清清楚楚，标准明确，一目了然。那么“非无家庭”出身的人“重在表现”的标准是什么呢？
未刊社论稿首先确定了“彻底背叛自己的家庭”，列出的第二条标准是拥护社会主义，还有“是不是努力实行与工农兵结合，是不是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有这些标准还不够，再要加上：“要看一贯的表现。特别要看关键时刻的表现，困难时期的表现，激烈的尖锐的阶级斗争中的表现。”
社论稿这样写，看来说得比较辩证了、全面了。但是形成了两套标准，对“出身好”的人，标准简单，凭档案登记表可以验证。
但对出身不够格又要加入红卫兵的青年来说，标准就多了。需要符合“背叛家庭”、“与工农结合”“为工农兵服务”这些条件，还要“看阶级斗争中的表现”。这些“表现”不但需要“一贯”，还要出现在特定的“关键时刻”、或是“激烈、尖锐的斗争场合”。
重要的是，谁来验证这些标准呢？社论的起草稿没有说。其实，这是人们迫切希望知晓的。
1966年8月人民日报编辑部一篇未发表的社论稿（何燕凌提供）第2页（共2页）
这篇社论没有通过审阅而发表，但是文中“有成分的标准”在“文革”中广泛实行，四处泛滥。
很可能，正是由于明显的阐述漏洞，这篇社论稿没能把道理阐述透彻，没有自圆其说，因此也就没有通过审阅、公开发表。
尽管社论稿没有公开发表，但是文中强调的“有成分论”及诸项“标准”，在其后十年的“文革”中，非但延续使用，而且是泛滥起来了。在各种各样的“招工”、“从军”和“录取大学生”的时候，在入团入党的时候，“有成分”的标准将大批怀着希望的人阻挡于门外。
文革中普遍的批斗场面很少有人提到，文革中的“有成分论”诸标准挡住了多少人加入党团组织，又使多少人无法通过“招工”“从军”“招生”改变自己的工作方式和生活环境。
这个人群数量是巨大的。
首先是“四类分子——地、富、反、坏”，这是在建政之初就确定的。接下来加上了“右派”，于是叫成“黑五类”。到了十年文革中，又加入“特务、叛徒、走资派”的家庭出身，乃至“黑帮”“阶级异己分子”，就连“资本家”、甚至“海外关系”也成为考量阶级成分的一项种类，发现了就要株连。
无人统计出上述家庭出身者或受影响者的数量，只能说数量巨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版的数据，1949年末，全国大陆总人口5.4亿，其中乡村人口4.8亿，占比89.36%。当年土地改革中，基本上按照 8% 来划出地主和富农。因此仅这两项人数就达到了上千万人的数量级。再加上其他类“不良出身”的，自然涉及到巨大的人群。
“文革”延续了10年之久，不知道有多少青年人背负令人窒息的不幸“家庭出身”度过了这10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文革”中招收“工农兵学员”，依据的方针是“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后8个字方针实际上即是“有成分论”的应对依据。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巨大的灾难结束了。次年1977年底恢复高考，新的招生方针是“自愿报考，单位同意，统一考试，择优录取”，后8个字方针给予“有成分论”沉重的一击，将它大面积地从高校招生领域扫除出去，逐渐完全清扫，得到了全国人民几近一致的拥护。
接下来，是1979年1月，在胡耀邦主持下，在我国全部摘除地主、富农的“帽子”，将他们称为“社员”。
这就使“有成分论”的泥垒崩塌至底了。
当然，问题并没有完全结束，此后的文章还将继续讨论。
（2026年8月18日）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