鄒幸彤的故 事

 Eric Chau 臉書 2026-4-23

1985年1月24日，香港一個普通中產家庭迎來了一個女嬰，她叫鄒幸彤。祖籍廣東茂名，從小在蘇浙小學和英華女學校讀書。她自小興趣廣泛，喜歡登山，覺得在山嶺間攀爬是件極其有趣的事。中學時，她迷上物理科，成績優異，在香港高級程度會考中考獲5A狀元。老師推薦下，她順利入讀英國劍橋大學物理系，本科畢業後繼續攻讀地球物理學博士。

劍橋的日子，本該是專注學術的黃金時光。鄒幸彤的研究方向涉及喜馬拉雅山與青海高原的地質運動。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發生。消息傳來，許多同學興奮不已，因為這場災難為他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寶貴數據。但鄒幸彤的感受完全不同。她默默在校園放起籌款箱，為災民募捐。地震奪走了無數生命，她關心的不是震波的物理模型，而是那些失去家園、失去親人的普通人。這個轉折點，讓她開始質疑自己的人生方向：「我究竟想沿著這條學術之路走下去嗎？」

大學期間，她已參與義工工作，接觸人權議題。汶川地震的衝擊，加上對中國社會現實的思考，她毅然決定放棄博士學位。有人替她惋惜，覺得前功盡棄。她卻平靜地說：「不是自己想做的，就無謂再花時間。」這份果斷，成為她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選擇。她回流香港，入讀香港大學專業進修學院與曼徹斯特都會大學合辦的法律學士課程，2014年取得法學專業證書，2016年正式成為大律師，在夏慤大律師事務所執業。15

作為人權律師，她專注處理涉及示威者和弱勢群體的案件。郭永健的港鐵示威案、馮敬恩圍堵港大校委會案、戴耀廷的佔領中環串謀公眾妨擾案，她都曾參與辯護。她相信法律不僅是工具，更是捍衛公義的武器。她也曾到中國內地，協助工傷工人依法維權。那些日子，她親眼看到制度下的不公：法院判決往往偏向強勢一方，勞工的權利被輕易踐踏。這段經歷更加深了她對「結束一黨專政」的理解——不是簡單的政治口號，而是終止日常生活中無處不在的不義，讓當權者守法，讓權力回歸人民。

早在2010年，鄒幸彤已加入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支聯會）做義工。支聯會成立於1989年，核心工作是每年在維多利亞公園舉辦六四燭光晚會，悼念1989年天安門事件的死難者，呼籲平反六四、釋放政治犯、推動中國民主改革。從小學開始，鄒幸彤就跟隨母親參加維園燭光集會。那搖曳的燭光、齊聲高唱的《血染的風采》，在她心裡種下民運的種子。弟弟出生於1989年7月，母親取名「學希」，寓意「學運的希望」，家庭氛圍本就充滿對民主的關注。2015年底，她當選支聯會副主席，2016年起正式擔任，逐漸成為組織的關鍵人物。

支聯會的活動看似平和，卻承載著沉重的歷史記憶。三十多年來，維園燭光晚會是全球最大的六四悼念活動，吸引數以萬計香港市民參與。鄒幸彤負責撰寫大會宣言、宣讀悼詞。她在2019年的悼詞中，特別提到天安門母親收集到的204位死難者名單，保守估計當年有二千至三千人罹難。她哽咽地說，那些年輕人「4月遊行、5月擋軍車、6月孭住相機離開屋企，跟住死喺解放軍槍炮下」。她強調，悼念不是抹黑，而是最基本的做人責任——為死難者討回公道，記住他們的故事。

2020年，新冠疫情爆發，警方以防疫為由禁止維園集會。鄒幸彤堅持「守住燭光」，呼籲市民在當晚點起蠟燭。她在媒體撰文，強調即使不能聚集，也要以個人方式悼念。2021年6月4日清晨，她因涉嫌宣傳未經批准集結被捕，翌日保釋，但很快又因其他活動被撤銷保釋。9月，她與支聯會其他領袖李卓人、何俊仁等被控「煽動他人顛覆國家政權罪」，這是《香港國安法》下的嚴重指控。她同時被控拒絕向國安警察提供支聯會資料，涉嫌「外國代理人」相關罪名。支聯會被迫解散，維園燭光晚會自此中斷。

從2021年9月起，鄒幸彤一直被還押候審，已超過四年。她在獄中度過多個生日，2026年1月24日是她在獄中度過的第五個生日。她曾因六四相關活動被判監，包括參與2020年集會及宣傳2021年集會，累計刑期達22個月，但部分罪名在上訴中獲推翻。她在庭上自辯，強調支聯會的「結束一黨專政」是透過民主與法治的和平手段，追求修憲、還政於民，並非煽動非法暴力。她引用歷史例子，如東歐國家的和平轉型，指出這是「革命未終結」，但絕非鼓吹非法手段。她在作供時多次哽咽，堅持悼念六四是基本的人道責任，不是罪行。35

獄中生活艱辛。她多次被單獨囚禁，2023年一年內被隔離82天。她曾寫信給獄中伴侶野渡，浪漫地求婚：「我在大監獄裡，向在小監獄裡的妳求婚。有什麼比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此刻浪漫呢？」她繼續為女囚發聲，關注她們的權利。即使身陷囹圄，她仍獲多個國際人權獎項肯定，聯合國專家也關注她的任意拘留情況，呼籲立即無條件釋放。

鄒幸彤的故事，不是一個人的傳奇，而是香港一代人追求公義的縮影。她從劍橋物理博士候選人，轉為人權律師，再到支聯會副主席，每一步都源於內心的召喚：不為名利，只為良知。她放棄了安穩的學術前途，選擇站在弱勢一方；她堅持悼念六四，不是為了政治對抗，而是為了記住歷史、守住真相。她在庭上說，六四死難者許多連姓名都不為人知，但他們的故事必須被傳頌，因為遺忘就是對正義的第二次傷害。

在國安法實施後的香港，許多聲音被壓抑，維園的燭光一度熄滅。但鄒幸彤的堅持，像一盞不滅的燈，提醒人們：即使在黑暗中，也要點亮良知的火苗。她相信，歷史終會還原真相，公義終會來臨。無論審訊結果如何，她的選擇已成為香港民主運動中不可磨滅的一頁。

今天，當我們回望她的故事，會看見一個普通香港女孩，如何因對人權的熱愛，踏上一條崎嶇卻堅定的道路。她不是英雄，只是做了許多人想做卻不敢做的事——在極權陰影下，守住最基本的做人責任：記住、悼念、追求公道。她的故事告訴我們，改變從個人開始，從不妥協的良知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