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1-22
【按：今晨網見《支聯會案」/何俊仁罪名成立》，我就去硬盤裡搜一張照片，2011年歲尾諾貝爾和平獎典禮現場，找出來就貼上臉書，我的記憶果然不錯，香港支聯會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就坐在我的前排，這次意外發現的是，我三排後面還坐著黎智英，可見香港民主精英已然站在抗擊中共的第一線，而今可說盡數隕落沙場，其象徵意義，即標題上那八個字。
一、諾貝爾和平獎典禮
十五年前那个场合仿佛就在昨天。那天我们都哭得一塌糊涂，大家的伤心皆與典禮頗不相稱；曉波獲得這頂桂冠，就跟中國殘暴、偏激、銅臭的現實，更不相稱；幾幾後的中國青年，已不知他為何人；"非暴力"、"和平"等理念，就離中國更加遙遠……為了這一天，我從《寂寞的德拉瓦灣》裡，找來這段文字。但是我們都無顏面對他。
典禮場所，是奧斯陸市政廳，猶如艨艟兩翼風帆高聳的一棟簡樸磚石建築。奧斯陸是一座沒有森森殿宇巍巍鐘塔的歐洲都市，與巴黎、羅馬判若兩界。這大概是維京人簡樸文化傳統的外部特徵。據說歐洲古典建築風格，有一種從西往東越來越靡費奢侈的傾向，當然主要是指教堂、宮殿。倫敦比巴黎簡樸，羅馬又讓巴黎遜色，東正教的彼得堡最靡費。維京人偏處西北一隅，也許因此簡樸？
奧斯陸市政廳據說建於五〇年代。會堂並不寬敞。走進去但見主席台上，右側七把椅子，正中講壇，左側一架鋼琴。席座好像都是臨時擺的椅子，分三列，呈凹字型，中央一列只有一個空心島，那裡擺著兩把座椅，我想當然以為那便是所謂「空椅子」。
按照入場券上明列的座位，我是20號，在右側席座第四排最靠左，緊挨那個空心島。李曉蓉坐在我右邊，她再往右是一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我前排坐的是香港民主黨主席何俊仁。
音樂起時，走來挪威國王王后，落座空心島的那兩把椅子。跟隨他們身後的，是諾委會五成員（四女一男），魚貫前行登上主席台。再後面，是丹澤爾．華盛頓為首的一批明星，從右首偏門入場進入座席。
「一年年地等待：
我始終深信，
你一定能回來，
……。」
舒緩、淒婉的女高音，引領典禮的開場。這首似曾相識的歌曲（節目單的歌名Solveig's song，中文譯為〈蘇爾維琪之歌〉），一下子將我帶到傷心處，好似一瓶打翻二十年未及耙梳的無言心情，淚水抑不住流淌，竟至抽噎出聲。曉蓉從旁遞過來一塊白手絹，示意我拭淚，我這才看見她也是淚水滿面。我哭得緊攥著那手絹不放，她又一把從我手裡拽走；原來手絹是那位女士——歐盟人權主席的——據說那一刻很多人都在流淚，吾爾開希更是到了崩潰地步。
「男兒有淚不輕彈，只因未到傷心時。」我雖男兒，這二十年裡常常涕淚，但也並非「輕彈」，只是傷心不已。此處傷心究為哪般？當時滋味莫辨，行文至此再回想，我其實是在哭自己、哭旅館裡的傅莉。跟平時不同的是，我們二十年的苟且孤寂，到了這崇高場合，在這盛典、也在那盛典所掂量出來的價值——國內志士們在野蠻嚴酷的壓制下剛強不屈，輪番入獄，仍堅守和平抗爭——映照之下，顯得那麼不值得，統統化為委屈與悔恨。
方勵之說得對，慶典的重頭戲，是諾委會主席亞格蘭的演說。他講畢將一冊證書置於他的座位右側那把椅子上，方知那才是「空椅子」，而曉波的巨幅頭像，便在那椅子後上方微笑著。
亞格蘭的「精彩論斷」大致有兩個，一是歷數「和平獎」遭遇獨裁政權的歷史，特別提到1935年授獎德國和平主義者卡爾．馮．奧希茨基，「引起軒然大波」；希特勒暴跳如雷，禁止任何一個德國人前往接受任何一項諾貝爾獎。「挪威的哈康國王沒有出席頒獎儀式。」這次中共又創紀錄——中國自近代為世界文明貢獻寥寥，卻常常輕易增添恥辱紀錄，她還總是覺得自己「國仇家恨」——不僅獲獎者身陷牢獄，甚至沒有他的任何一位親屬、代表被允許前來奧斯陸，一百年多來還是頭一次。
二是亞格蘭精湛簡述「和平」思想與人權、文明之接榫，與劉曉波「非暴力」信念之吻合，也進而評說「非友即敵」（非此即彼）思潮在當下的氾濫。不少人說，劉曉波的「和平桂冠」，有一半是胡錦濤相送，因為後者犯了一個低級錯誤（重判劉十一年徒刑）。這只說對了一半；更重要的是，諾委會對劉曉波的〈我沒有敵人〉異常傾心。對於兩極化日趨嚴重的這個世界來說，曉波的法庭陳述，又藉由諾貝爾桂冠的提攜，而被賦予普世、先鋒的廣泛涵義。
挪威女星麗芙．烏嫚在典禮中朗讀〈我沒有敵人〉，宛如一曲歌詠，彷彿曉波當初就是寫給此刻；而它的全部內涵，要等到這個特定場合，才能釋放出來。也只有此刻此地，純用中文書寫的一種理念和情愫，才那麼貼切地可以用另一種語言完整表達出來；那是我們在其他時空中不可能讀得出來的。尤其他寫給妻子劉霞的那個段落，「你的愛，就是超越高牆、穿透鐵窗的陽光，撫摸我的每寸皮膚，溫暖我的每個細胞，讓我始終保有內心的平和、坦蕩與明亮，讓獄中的每分鐘都充滿意義……。」如泣如訴、如醉如狂，中英文在意義上的融合毫無縫隙，直抵美麗的境界。
我卻在這殿堂裡靜思一個問題：劉曉波「非暴力」信念的價值來源在哪裡？這對於思想史來說，或許還是一個靠得太近而難以釐清的課題。在這位「和平桂冠者」的祖國，暴虐歷史、激進思潮循環不已，何曾有過「和平」之瞬間寸土？連他都曾是一個「反傳統主義者」，抑或因為他「執著」的西化？我們還在歷史中，一時沒有答案。
也唯有此刻，提供了一個超時空的場景，讓你回味自己跟那個人的片段歷史。劉曉波傳奇，始於八〇年代「文化激進」年代，雖只趕了一個尾巴，卻稱得上是一記短促的壓軸戲。我甚至是先聽說「黑馬」之稱，再聽說他的大名。「黑馬」之謂，乃指他挑戰「四大青年導師」之一李澤厚，那大約是1988年夏秋之交。當時我正跟李澤厚的一個博士生，合作構思《五四》電視片大綱，此君為「師道尊嚴」而下戰書給劉曉波，約在社科院研究生院禮堂辯論。我未去觀戰，事後聽說雙方打了個平手，但坊間的談資卻是兩人皆稍微口吃，論戰因此而精彩。劉曉波「文化激進」的頂峰，大概要算在香港說出「中國需要三百年殖民地」的驚世駭言，至今無人超越，因為中共始自毛澤東便以民族主義馭國，而西方學界則被左派「反殖民」論述駕馭，兩廂均無此說的空間。從文化的角度來說，我和劉曉波皆屬「激進之徒」，在國內卻未曾謀面。
對政治運動的態度，我跟曉波是兩種人。八九風雲驟起，曾是各種革命妖魔狂舞的天安門廣場，飄盪著醉人的死魂靈。學生們使性子要跟共產黨死磕，「長鬍子」的知識界卻整體恐懼「革命」，在旁邊又哄又勸。組織「勸架」最積極的人是戴晴，5月14日夜裡她動員了十二名「著名知識份子」到紀念碑底下去，其中也有李澤厚和我。這事也怪我，戴晴到我家來動員的時候，我順便說出了住在附近的李澤厚。面對沸騰的人海，李澤厚緊挨著我，身上微微顫抖，戴晴請大家對學生演講，李澤厚和劉再復都拼命搖頭——來到海外後，他們兩人對談了一本《告別革命》，我猜天安門現場所體驗的刻骨銘心是原因之一——我倒是斗膽對著火燒火燎的廣場侃了幾句，語無倫次，卻都被藏在人群中的便衣錄了音。「勸架」完了我們十二人被沖散，幾年後李澤厚到海外才告訴我，那晚他竟找不到交通工具回家，最後是掏了五塊錢，央求一個騎摩托車的青年載他回家。——這就是美學家遭遇革命的故事。
劉曉波那年還在哥倫比亞大學任訪問學者，飛蛾撲火似的從紐約趕回北京參加「革命」。十幾天後，在野戰軍濫施坦克機槍，沿西長安街一路殺到廣場包圍後，是他出面說服幾千學生接受他跟「殺戮機器」的談判，隨他撤出廣場。這是八九學運期間無數次談判中唯一成功的一次。劉曉波不僅火中取栗地救出已然迷狂的學生，也替鄧小平、楊尚昆避免了在他們那座「英雄紀念碑」底下施行一次大屠殺。這一善舉，照中國話說，是厚積陰德；大概也值半個「諾貝爾和平獎」吧。
我與曉波失之交臂。他在國內堅持抗爭，幾進幾出監獄。我逃到海外偏遭車禍，伴妻療傷當「家庭主夫」之餘，還兼職當《民主中國》編輯。這份網刊，成為我倆結緣的媒介。多年來，劉曉波是我最主要的撰稿人。2002年5月16日他有一個郵件給我：
曉康：
這篇文章寫了很長時間，斷斷續續將近一年，寫得心裡很痛，有時還會流淚。常常因為寫作過程中的心痛而擱筆。此前給你的那篇關於「灰色生存」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調節自己的心態而寫的。
十幾天前，我決心完成這篇文章的動力，一是為亡靈，再有就是想起了與你通過的電話。你在電話中的自省之言，開始時讓我有點感動，後來聽到你說：「世界上哪有像我們這樣輝煌的流亡，這輝煌讓人陷於錯覺……。」這話讓我感到精神深處的震撼和共鳴。八十年代，我也曾陶醉於輝煌的錯覺之中。誠實地面對自己，是保持謙卑和敬畏的前提。
我現在更想看你的那本自省之書。你可以寄一次試試，我有時能收到境外的政論雜誌。
曉波
就在那篇斷斷續續寫了一年的文章裡，他提到「諾貝爾和平獎」。他極沉痛地拿「緬甸的曙光」，對照「六四」十三年後中國的黑暗：「1991年，翁山蘇姬被授予諾貝爾和平獎。而一個剝奪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人身自由的政府，是無法承受由此而來沉重的道義壓力的……，軍政府迫於國內局勢和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不得不無條件地釋放翁山蘇姬。」——誰能料到，八年後「和平桂冠」落到良心犯劉曉波的頭上，而奧斯陸慶典竟出現了「空椅子」。「和平獎」的道義壓力，遭遇了比緬甸軍政府更顢頇的中共政權。
曉波那篇文章的題目是〈中國民間反對派的貧困——「六四」13周年祭〉，他寫得很痛，長達一萬四千字。完稿後兩天發給了我，隨即刊於2002年六月號《民主中國》。那是我所看到的他心情最低沉的一次，其中有些文字彷彿在滴血：「誰也沒有想到，八九運動的影響在十三年的時間內幾近於消磨殆盡，用鮮血積累起來的道義資源也被揮霍得所剩無幾…。在當下中國，發動八九運動的道義激情和社會共識已經不復存在……。」
就在那很痛苦的時候，他提到我的那本《離魂歷劫自序》，並稱之為「自省之書」，要我寄給他。時至今日，我沒有寄出這本書。我不敢寄給他。我的痛苦是另外一種。他是悲憤，我是悔恨。但是這種區別，我很久都描述不了。後來，還是《離魂》的出版主編季季詮釋出這種不同：
曉康以前在大陸出的書，都背負著為天下蒼生請命的大骨架，沉重而冰冷。寫《離魂》之書，大骨架已被大時代拆解；在異國守著癱瘓的傅莉，筆下只有血肉和血淚，一字一句柔軟而滾燙。
這「拆解」二字，真的入木三分。我在《離魂》中寫過這樣的話：「我們曾是那樣自信於『修復』國家、民族、社會、文明之病入膏肓的一類『人物』，臨到獨自面對一個人和一個家庭的災難境地，除了天塌地陷之感，一無所憑。」如果曉波讀到我的這些話將作何感想？他已經很痛苦了，我不想再給他添堵。
他指我說的「輝煌的流亡」，是我倆在Skype上聊天聊出來的。我倆互相朝對方傾訴，他怒斥國內知識界的犬儒，我則感慨海外流亡圈子的「舒服」——我的原話是：大概從二次大戰猶太人流亡以來，沒有誰像「六四」中國流亡者那樣在西方如此受寵。這個意思，很讓他吃驚。他一向是鄙視「六四」逃亡者的，從方勵之到學生領袖們，當然也包括我。這也是我不敢寄書給他的一個隱因。在他那依然沉重的憂國憂民的「大骨架」之下，我找不到我所延挨的「一人一家」之痛的定位。我們的失之交臂，是多層次的。
直到在典禮上看到最後的童聲合唱節目，我才破涕為笑。這是挪威國家歌劇和芭蕾舞團童聲合唱團，首排最中間是個小男孩，也最矮小，被兩側高大的金髮少女擠得好像無處安身，似乎不舒服地時而閉嘴時而唱兩句，憨態可掬。——諾委會也邀請了中國童聲合唱團，卻被拒絕。
童聲合唱是曉波對奧斯陸慶典提出的唯一要求。此刻，我忽然覺得自己跟巨幅頭像上的曉波，交換了會心的一笑。我覺得，曉波「西化」的極致，即在此人性之微，而非政治、文化之大端。曉波也曾跟我談到一次他的兒子，父子早已天涯淪落，他決不奢談什麼「望子成龍」，卻要在這個時刻，讓童聲來告慰一點什麼，於願足矣。
劉曉波的「非暴力抗爭」理念，無疑既是自由主義的，也是溫和保守的，雖然中共待他「如臨大敵」、決不姑息，未料深仇大恨的民間卻恨他還要「美化中共」，這樣的尷尬，卻是超過了胡適他們當年的。總之，將個人當作一種不可化約價值的那種環境，在中國尚為遙遠，所以我想，劉曉波的寂寞將不會短暫。據說這次在奧斯陸有一本紀念冊等著劉霞的邀請者留言，但我沒遇到它，否則我會這麼寫：曉波，你是沒有敵人，但是大眾的麻木、幼稚和仇恨不會放過你。
到了2006年，我編輯《民主中國》這個網刊已十年有餘，覺得累了，想停刊；又轉念一想，何不乾脆交給曉波去辦？辦網刊於我，不過是療傷之餘的副業，但我對中國已然生疏，對新一代網路作者的風格和思路，更如霧裡看花；網路中文對我而言，純屬一種新的文字，我已跟不上，對稿件的篩選和編輯，皆頗覺費力。這意味著，我已是網路時代中國民間抗爭的局外人。
總之，曉波先是接辦《民主中國》，後又獲選「獨立中文筆會」會長，在虛實交錯四通八達的網路世界開拓出一片民間中國的新天地，搞得熱火朝天，著實讓那個兇暴而糜爛的現實中國頭疼至極。網路提供了一個超越「現代極權」的空間，曉波如獲至寶，似乎不再那麼痛苦。他從那裡一路走到兩年後的「零八憲章」。他走向了頂峰，但也消失在我的狹窄侷促的視野裡；直到我在奧斯陸市政廳跟那把「空椅子」相遇。
二、沦陷
最早是2019年11月12日港警攻進中文大學，我在臉書上貼了"香港沦陷：西方领先逆转的信号"一則文字：
香港人三十年前以"黄雀行动"救人，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可是今日我毫无作为，也无能为力。世界大势如此，个人虽渺小，却依然想做一只鹦鹉，"入水濡羽"，飞洒那香港大火。
警察进攻中文大学，难道不是一个香港沦陷的信号吗？谈香港总谈经济、金融，但是四九后大陆沦陷，台湾也在蒋家军政之下，中国文明不是只剩下香港一个孤岛吗？这个孤岛才有牟宗三、徐复观、钱穆、余英时……。今日西方不救香港，其实也是救不了。黎安友教授就说"美国无力无心救香港"。所以香港是孤军奋战，香港青年是全世界民主社会的"牺牲"。
香港淪陷的那一刻，我手中寫著的一本《鬼推磨》正好收筆，此書中我梳理三十年世態跌宕、歷史翻轉，其中奧秘之一便是中共以"韜光養晦"之計，"全球化"之框架，廉價勞力之優勢，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則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場化、互聯網三道關隘，實現了"數位化列寧主義"的崛起，西方大夢如鼾；而西方失去"領先"，又在歐洲受福利主義拖累而過早衰落，美國則技術被偷、貿易被騙、領袖被唬，讓中共當小孩一樣耍了好幾任總統，而我終於看到這"西方領先不再"的標誌，恰是此刻他們無力來救香港了！
再到4月20日，香港警方拘捕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等14名泛民人士，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称英方"说三道四"，敦促其"停止干预香港事务"，這用內地的語言形容就很難聽，叫著"蹲在你有頭上拉屎拉尿"。我在臉書又發一貼：
香港，是一块试金石——习近平要欧美承认其"大国崛起"之霸主地位。美国和川普，始终看不懂。这跟三十年前布什家族和克林顿看不懂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如出一辙。更早，在去年底警察攻进香港大学，香港就沦陷了，西方无动于衷。如果西方拒绝习，他就毁掉香港，并将这个曾经的"反共前哨"，一变而为"进攻西方"的前哨。至此，大多数人还认为，"香港国安法"出笼，只是要恐吓港人。其實香港是习近平的底线。
这次全球瘟疫，正渐渐被澄清是一场"生物战"——大陆盛传，第一时间前往武汉处理病毒所事件的孙立军，将资料透露给西方而被捕，国际社会正在酝酿索赔中国，而习近平已经悄悄地动员中国人准备应付一场"八国联军"入侵了。此所以国务院在这个时间点，突然批准将永兴岛、永暑礁变成一个南海三沙市，南海备战的意味浓烈。
在这种形势下，香港的战略地位太重要了，虽然解放军也早已进入香港，但是那跟军事占领还差得很远，4月18日大逮捕，就是占领的第一步。中国的军机和军舰，不是也频频进犯台湾吗？这是一样的举动，只不过中国还不可能在台湾进行大逮捕。
香港将被浸入血泊中，往后我们将看到无数的暴行和流血。从去年夏天的"反送中"大游行开始，香港人民已经抗争了一年。这样的人民是不屈服于武力的，尤其"勇武派"的那些孩子们。
但是我很担忧，因为香港人是我的救命恩人，三十年前是香港的"黄雀行动"，将我从中国营救出来的。看到一个坦克碾轧、血光之下的香港，我会很难过。
毛澤東一生沒有『統一』中國，鄧小平也没有活到『回收香港』，他们更是飲恨台灣。這是中共的一種『領袖情結』，誰都要完成『統一大業』。今天的习近平反而是败相具露，已经退无可退，然而这场东西对决，一定要拿香港玉石俱焚吗？
接下來6月30日"香港国安法"落閘，我再貼"丢掉香港，全球沦陷"：
中国的"香港国安法"，设计成"全球国安法"，难怪他们人大162个常委15分钟通过，敢情中共要当世界警察，可以全世界随意捕人了。习近平拿到香港居然可以借它搞"全球国安法"了，这个念头看上去很 stupid，但那确是他脑子里的东西，世界上多少人知道他有一個"五步支配世界" 計劃，或者說還有誰記得习的十九大报告？他三個半小時講了五件事。：
第一、2025计划，掌控全球10个产业，其中3个产业，芯片及硅片制造，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使中国在21世纪里统治全球的制造业；
第二、一带一路；，"一路"是中国从丝绸之路开始扩张，把伊斯兰教政治统一到一个市场中去，控制"世界岛"，這就是"陸權論"；控制南中国海，在那里造岛，就是控制从海洋向内陆的沟通线；
第三、5G网络；
第四、金融技术；
第五、人民币成為兑换货币，替換美元的储备货币地位；
到2030或2035年，他们就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成为世界霸权。
拿到香港，把它變成"进攻西方"的前哨，它是一個歷史悠久的自由港，進口概不收稅；港口發達，運輸先進，通往各國航線極多，轉運速度快；港商精通轉口業務，與世界各地交往頻繁，通曉各國語言、法律、慣例；香港參加了許多國際條約和協定組織，享受低關稅和配額，等等，大陸沒有一座城市具備這樣的轉口功能，那麼當中國向外擴張、輸出產業、技術、貨幣、勞力等等，不是首先得有一個金融枢纽和自由港，才可能做其他一切嗎？
三、余茂春詮釋中共毀港涵義
中共在香港实施国安法已使美国认识到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名存实亡了。
中共彻底破坏香港的一国两制也影响了美国对台政策的重新评估，因为虚幻的承诺不再后，对台政策的一块基石也就不存在。
特朗普政府最大的贡献是不再将中国当成外交关系的一张牌，而且改变了尼克松政府以来的"求同存异"的政策。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规划顾问余茂春，十一月十二日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中文部記者曹郁芬专访时如此诠释北京毀滅香港的涵義。由于中共的强烈抨击使余茂春在对华决策圈的知名度大增。
這次專訪超過三十分钟，第一次明確將台灣和香港置於"自由世界"體系之中、兩者唇齒相依而加以表述，內容不僅涉及中共在習體制下出現"制度性崩壞"的政治學觀察，也可視為美方對中美關係崩解的權威性性解釋，或可归纳成以下几个要点：
第一、 中共背弃《中英联合声明》，是背弃了对全世界的承诺。因为中共把《中英联合声明》拿到联合国去备案，她在香港问题上向全世界做了保证，也导致美国在香港有很多重要利益和原则性问题要坚守。香港不单纯是美中两国的角力点，香港问题反应的是中国和整个世界之间的对立；
第二、美中面临的挑战，跟冷战时代美苏的挑战不一样，现在的中国在大力加强摊牌性军事力量的同时，更主要是在现存国际体制内的框架上进行逐步的渗透，控制经济和技术层面上的关键部门来达到全世界对它的依赖，这是更加有内在实力的，对付起来更困难；
第三、因为人权、信息控制或大外宣等，都不是在中美两国根本的政策框架下能顺利讨论，所以现在我们放弃尼克松以来所谓的"求同存异"，要以普世的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和美国内在制度的竞争优势，来阻止中国的统治模式与主导权；
第四、不管未来美国谁当政，都会以保护台湾的民主为施政重点，因为台湾在世界的地位非常正面，台湾经验不可小看，把一个威权统治的国家变成一个多元化、非常有忍容力的地方，成为所有华人社区的骄傲，证明在一个拥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华人社区里，民主和传统并不是对立的；
第五、特朗普政府的贡献是革命性的，如对全球安全议题做了调整和分配，明确中国共产党对全世界的威胁是头号的、最主要的，把中国当成美国对外关系的头等大事，这是特朗普政府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贡献，即把中共当成头号战略竞争者；
第六、中国的对美政策比较僵化，仍然维持冷战思维，它的基本政策、理念和框架，几乎全是马克思和列宁主义的基本想法，充满"斗争"的提法都是列宁主义的说法，在大政方针上，它有一种非常强烈的阴谋感，反应中共领导班子对美国的战略意图不了解，或者了解但根本不相信；
第七、界定种族灭绝有一个国际标准，凡是以种族、宗教或不同社会团体而来对整个团体进行镇压，都可以列在种族灭绝的范围之下，因为他采取的政策是一刀切，是全方位的，不论大人小孩或信仰层级差异，都当成镇压对象。美国根据这个标准看待中共在新疆的行为和政策。
四、黃禍之後來了瘟禍
愛達昆（Itaquai）河蜿蜒蛇形深入邈遠的叢林處女地，是未被掠奪過的，不像亞馬遜盆地上的許多便易接近之處，其黃金、石油、橡膠、木材、奴隸及其靈魂，撩撥起五百年的征服、瘟疫和摧毀，巴西上百萬的印第安人口銳減至三十五萬，叢林深處就藏著一些幽閉部落（uncontacted tribes）。當時的土著死於暴力衝突者並不多，大多數死於流行病，甚至是很普通的感冒，他們對此沒有生物機能上的免疫力。北美「新大陸」環境相對隔絕，不似歐亞非三大洲之間頻繁的貿易、交通以及連帶的細菌病毒交換，西班牙殖民者（對舊大陸已經具有免疫力）把劇烈的新病毒傳播到新大陸，沒人知道一四九二年哥倫布抵達今海地、多明尼加一帶時，那裡的人口有多少，保守的估計也超過十萬人，但到一五二○年，那裡只剩下一千個印第安人，和單一的一個世代，在這個島上輝煌了上千年的文明及其肉體和靈魂，統統被摧毀。这堪称五百年前的一场"细菌战"。
接下来人类有过两次热战，
热战之前是冷兵器时代，
热战几乎引爆核战，
于是冷静下来就成了冷战，
蓬佩奥在尼克松图书馆的讲话被称之为"新冷战宣言"，
难道要来一场冷战2.0？
不。下一次来的是
——温战。
太平洋上，一隻鳥癱瘓一個航母打擊群。
中國心臟地帶的九省通衢，長江中游最大的江漢三鎮，六年前還是一座僅次於上海的一千萬人口的世界特大城市，瞬間成了瘟疫中的一座孤城，被死亡和哭泣淹沒，它從"盛唐心態"到孤城鬼魅，這也是只有中國才有的一種速度。
武汉封城前逃离的中國人，不到一个月已经散布到中国以外的382个城市。
這支病毒不出三個月就傳到我們落腳的馬里蘭蒙哥馬利郡。
美國因感染武肺病毒的生命折損、經濟損失總數應相當於美國4年的國內生產毛額（GDP），約20兆美元（約584兆台幣）；武肺病毒可能會感染1億美國人，並導致100至200萬美國人死亡，以及6兆美元的經濟損失。
進步主義已在美國蔓延半個世紀，乘瘟疫陡然高漲，美國共產主義運動升級2.0版，"階級鬥爭"被"種族歧視"替換，東西兩岸大都市與中西部對立，美國分裂。
有一句老話：風從東方來；
有一句新話：毒從東方來。
克林頓有句老話：笨蛋，是經濟！
習近平有句新話：笨蛋，是病毒！
当今演化生物学大家戴蒙教授（Jared Diamond）的巨著《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各社会的命运》（Guns, Germs and Steel），描绘1532年底秘鲁高原上的"千古一见"——率领八万大军的印加帝国皇帝，居然被西班牙入侵者皮萨罗所生擒，这个无赖手下只有一百多个乌合之众，人力悬殊是五百倍以上。然后他问了一个问题：
"为何印加皇帝不能捕获西班牙国王？"
近因答案，包括枪炮、武器和马匹的军事科技、来自欧亚大陆的传染病、欧洲海军技术、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文字等等，远因则是所谓"自行发展粮食生产业"（food production arose independently）的领先群伦、所向披靡。
他也解答毛利人一个问题，就是为何是欧洲人征服美洲、澳州、非洲，甚至亚洲，而不是欧洲人被他们征服？
而今日，欧美人也许需要反问：为什么病毒是从落后的中国之心脏武汉出发征服先进的西方乃至全球，而不是相反？
人類進入到一個混沌不明的瘟世間。
二百年前"西力東漸"，東亞桑植"亡國滅種"。
印第安人因隔絕而無免疫力，被西班牙征服者帶來的細菌滅族，這就是中國如椽大筆梁啟超所恐懼的"亡國滅種"，這是一個虛言嗎？晚清士大夫誤讀西典而迷信"天演"觀與弱肉強食，也是過度緊張？恐怕當年嚴復他們並不確知西班牙殖民者征服美洲的細節呢，新大陸土著因免疫力不足而亡於瘟疫，乃是現代生物學揭示的真相，而最早的抗生素要到一九○一年才出現，免疫控制的整套理論構架遲至一九七四年才完備。
然而，从思想史的角度去看，在激进思潮澎湃的中国近代，又没有第二个人对后世的剧烈影响能与这个"笔锋常带感情"的"饮冰室主人"相匹俦，"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黄遵宪甚至说他"一言兴邦，一言丧邦"。只须稍爬疏一下，"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刻骨铭心、百年不泯，其催发戊戌变法求"全变""速变"、导引"五四"启蒙救亡于先，遵奉马列、躬迎专政、聊发共产及"文化革命"狂想于后，激进思潮如水银泻地，覆不可收，寻此滥觞，追溯上去，惊骇一世，鼓动群伦者，非粱任公莫属，而后来在历史舞台上风流过的人物，有谁不曾被他那令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文字触过"电"，包括毛泽东在内。
難道這個邏輯是，中國現代災難的源頭，是五百年前的一場瘟疫，即新大陸的"細菌戰"之未預期效應，竟在大洋另一端的東亞桑植，誘發了近現代激化思潮，進而导致苏俄暴力革命元素乘虚而入，将神州浸入血泊？
激进化的后果不是"亡國滅種"，而是"亡党亡国"，可是中共以"韜光養晦"之計，"全球化"之框架，廉價勞力之優勢，利用西方牟利本性榨取它，自己則成功穿越合法性、市場化、互聯網三道關隘，實現了"數位化列寧主義"的崛起，西方大夢如鼾；而西方失去"領先"，又在歐洲受福利主義拖累而過早衰落，美國則技術被偷、貿易被騙、領袖被唬，讓中共當小孩一樣耍了好幾任總統，終於悔青了肠子。
然而世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西方甚囂塵上一種"黃禍論"，德皇威廉二世相信，日本將武裝中國入侵歐洲。不過細查當時歷史，緊追在西方工業強國後面的，是東方的三個國家──中國、俄國和日本，三個站在同一條起跑線的現代化後來者之間，有一場優勝劣敗的殘酷競爭，其結果則徹底的出人意料。先者，日本擊敗沙帝而稱霸亞洲，入侵中國；沙俄敗後則爆發革命釀成共產專制，跟擊敗納粹德國的美利堅爭霸成冷戰；這廂，中國經饑荒文革屠殺發財而崛起，即要替代日本的亞洲霸權，跟美國搶老大，也要取代苏联领军共产体制。
經濟學、政治學、思想史，一切從十八世紀誕生的典範，都被瘟世間顛覆。
中國三十年高速發展一种資源耗竭型模式，山河破碎，道德淪喪，太子黨卻"绝不做亡国之君"，要在廢墟上"重整山河"，因為他们手中这个政权，是全世界最有钱的政府，控制了巨大的财富，即两个一百万亿（100万亿国有资产和100万亿现金），国家主义主导的"中国模式"已经成功，下一步要开疆拓土、资本输出、万方来朝，然後是"五步控制世界"：第一步统治全球的制造业；第二步一带一路，控制"世界岛"和沿途主要港口；第三步5G网络；第四金融技术；第五步用人民币取代美元。中国到2035年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
可是這次很奇怪，西方無人 嚷嚷"黃禍"了，直到瘟疫突然爆發，全球中毒，千夫所指東方。
沒有免疫力，一個凄涼的隱喻：無論是生物機能上的，還是文化制度上的。
新大陸隔絕，印第安人不敵從舊大陸帶來的細菌，感冒就可以滅族；二百年後變成"中國咳嗽，全球感冒"。
這個「新中國」曾廢除私有制度和市場半個世紀之久，很像當年環境相對隔絕的美洲「新大陸」，馬克思把金錢視為「罪惡」的觀念，恰好造就了對商品制度的「細菌」沒有防禦機制的一個社會，河南等地一旦將血液當作商品來買賣，對艾滋病毒沒有免疫力的系統，首先不是人體而是制度，而所謂「科學」若不是隨同整個西方系統來引進，則「賽先生」是引不進來的，形同虛設——這才是「五四」精神的大笑話。
"五月花號"從歐洲駛向新大陸。全球權力大轉移，第一次是西方崛起，這是美國崛起，然後領了風騷一百年，傲視兩次大戰，俯瞰歐陸，憐憫亞非拉，尤其溫柔中國。二战期间，马歇尔到中国斡旋，希望国共达成和平协议；韩战期间，杜鲁门政府希望阻止毛泽东派兵跨国鸭绿江；越战期间，约翰逊政府相信中国会节制在南越的参与，这一切统统落空了。
這基因又遗传給克林顿，他的落空，至少也有三条：市场经济并没有开发中国的公民社会，反而被中共引向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做强做大国营企业，要做世界老大；第二，美国分享技术给中国，也被他们拿去升级对社会的全面控制，而且还盗窃更先进的技术，反噬西方；第三，美国也没有震慑中国放弃世界军事野心，更没能阻止他们在太平洋地区的步步进逼，甚至谋求取代美国的地位。这一切，都要耗费近三十年岁月，才令华盛顿相信，却悔之晚矣。美国新教基督徒，相信天命，却左倾天真，从未获得对那个"欧洲幽灵"的免疫力，其仁慈善良，跟新大陆的印第安人，可有一比，会不会因此而令丰饶的北美，再遭遇一次外力入侵，而致文明替换，上一次高级换掉低级，这一次或许是低级来换高级，也说不定呢？
要知道中國返回"上甘岭精神"去了，人家要"清场"美国。原來德國威廉二世的"生存空間"說在北京找到了繼承者，中共打著"民族復興"的旗號，要為中國有限資源、人口膨脹、土地極限、環境污染等等找出路，用非常手段"清空"美国，不能用常規武器或核武器，唯有使用非破坏性的大规模杀人武器才能把美国完好地保留下来。這可能是關於"瘟世間"最準確的定義了。
今春一隻黑天鵝從東方飛來。我竟感冒或跟病毒擦肩而過，以後戴口罩帽子手套才敢出門，每週僅一次採購食品，七月進入我的『疫情歲月』，當時就想，這種日子也不是過不了，晚年難道就鎖在馬里蘭不成？如果人類就此進入另一個時代、那未經歷過的『瘟疫世紀』，則它的降臨竟然是無聲無息的、恐怖的、遲緩的、一刀一刮的、像凌遲一樣。我大概也會漸漸被切斷跟外界的聯繫，不再發表文字，讓自己慢慢消失……隧道盡頭，唯一的希望是疫苗，悶在家裡煩躁不安，十月份開始寫起一本書來，就為調節心情。年底聞訊疫苗已成，政府宣佈老人優先注射。待我打上疫苗，走出這"瘟世間"，世界还是原来那一个吗？
五、美國孤立主義再起，劃出西半球生存防線
迈克·凯利(Mike Kelly)是联邦共和党众议员，代表宾夕法尼亚州第16国会选区。他目前是美中工作组成员，并担任众议院筹款委员会税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昨天(2026年1月9日)下午，凯利先生在《新闻周刊》发表评论指出，'川普的"美国优先"西半球愿景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多年来，我一直对外国势力在西半球干预美国事务发出警告。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面临的最重大的生存威胁之一。
因此，听到唐纳德·川普总统在周六宣布逮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及门罗主义，令人耳目一新。
如果美国民众没有注意到总统的这番言论（就像当晚在加拉加斯的美国军队一样），那也是情有可原的。但这项由詹姆斯·门罗总统在19世纪首次确立的外交政策，在今天仍然像200年前一样具有现实意义。
门罗主义确立了外国干预美洲政治事务可能构成对美国的敌对行为。后来，在1904年，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门罗政策的基础上提出了所谓的罗斯福推论。根据该推论，如果拉丁美洲国家未能采取足够措施阻止欧洲的侵略，美国可以直接干预这些国家的内政。
今天，我们正处于美国历史的一个新十字路口，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我们国家的边界。
川普总统以其"美国优先"的理念而闻名——对美国最有利的政策将指导我们的外交和国内政策。我相信他对和平西半球的愿景超越了上周末在委内瑞拉进行的非凡军事行动。我称之为"川普主义"——在国际层面奉行"美国优先"，并着眼于未来。
近年来，中国和俄罗斯极大地扩大了它们在美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影响力。大西洋理事会2024年2月的一份报告指出："中国和俄罗斯以多种方式开展活动并施加影响，但其影响力的核心是通过秘密和公开的战略来削弱美国在该地区的地位，并塑造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外交政策偏好。"
报告进一步指出，虽然中国主要通过"一带一路"倡议成功地与该地区建立了经济联系，但俄罗斯却没有。俄罗斯"寻求维持与古巴、尼加拉瓜和委内瑞拉的国与国安全关系"，以扩大其在该地区的军事影响力，并通过向拉丁美洲国家出售军事资产来维持俄罗斯经济。
近年来，虽然其他国际冲突分散了美国人的注意力，但委内瑞拉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密切关系仍然是美国长期安全的一个隐患。一个稳定的委内瑞拉将有利于整个地区。
此外，我们不能忽视古巴的深水港。美国及其对手都认识到这些港口对于海上贸易和国防都至关重要。2024年，一支俄罗斯军舰编队驶入古巴水域，距离佛罗里达海岸不到100英里。此次部署军舰，包括一艘核潜艇，是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直接挑衅。这是莫斯科试图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施加冷战时期那种影响力的最新尝试，而这种威胁最终导致了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
毋庸置疑：古巴至今仍然是中国、俄罗斯和委内瑞拉地缘政治格局中的一个战略要地。
在拉丁美洲之外，我们绝不能低估北极和南极的地缘政治重要性。批评人士强烈反对川普总统关于格陵兰岛的设想。但我认为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中国和其他国家在北极和南极地区取得的进展。
北极研究所——环极安全研究中心最近的一份报告显示，"北极已重新成为21世纪地缘政治的关键轴心。"报告补充说，北极是中国长期发展所谓"极地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中国寻求"将正在融化的北极融入全球贸易路线、能源走廊和治理框架"。 2024年，中国还在南极洲建立了第五个科考站，目前在南极大陆拥有的设施数量与美国相当。
格陵兰岛之所以备受瞩目，不仅仅是因为其丰富的自然资源。包括川普总统在内的世界各国领导人都认识到它在经济、国防和地理位置上的战略优势。鉴于中国在南北两极的影响力日益增强，考虑格陵兰岛的未来以及美国在该地区可能扮演的角色并非异想天开。
我们还必须记住巴拿马运河的重要性。100多年前，美国修建了这条长达55英里的水道，以扩大和便利国际旅行和贸易。1977年，在吉米·卡特总统执政期间，美国错误地将运河控制权交还给巴拿马，巴拿马于1999年获得完全所有权。如今，中国及其具备军事能力的船只越来越多地控制着运河两端的港口。美国近40%的集装箱运输都要经过这条运河。
在执政的第一年，川普总统奉行"以实力求和平"的原则。对他来说，门罗主义绝非仅仅是历史课本上的内容，而是一项值得遵循的外交政策。总统正在重申美国的主导地位，不仅在国内，也在国际上。他启动这些对话和关于美国未来的全国性讨论是正确的。
中国和其他国家正在毫不掩饰地扩大其在世界各地的影响力，包括在我们的西半球。像门罗和罗斯福一样，川普也在展望未来100年。历史将会如何发展？美国将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如何才能制定一项以美国利益为先的外交政策？
这就是川普主义的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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