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聯會案．庭審筆記｜鄒幸彤的「意圖」

集誌社 The Collective HK  2026-8-19

支聯會案．庭審筆記｜鄒幸彤的「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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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聯會被指煽動顛覆案，不認罪的李卓人和鄒幸彤歷 24 日審訊，8 月 21 日迎來裁決。《集誌社》回顧庭上令人深刻的畫面與對答，讓讀者重溫兩人作供重點。

本身是大律師的鄒幸彤於案中代表自己，每次開庭前，都要在兩名懲教人員看守下，捧着大疊文件和電腦來回被告欄和律師席。被告欄內，她常與李卓人談笑，不時一副被逗樂的樣子、傳來笑聲。每當步出被告欄，她總會望向旁聽席，精神奕奕地展露燦爛笑容揮手，藍框眼鏡下，一雙眼睛瞇成細線，臉頰在獄中瘦成瓜子臉。

「鄒小姐你係打算畀口供㗎嘛？」在法官提問下，審訊第 15 天，她身穿卡奇色外套、淺綠色毛衣，手持一杯水和文件，微笑着從律師席步向證人台。入獄前及肩的短髮，自案件管理階段不曾修剪、對審訊屢延後作無聲抗議，現已長及腰部，要用懲教規定的黑色八字髮夾夾起。沒律師主問，她背對旁聽席坐在可旋轉的電腦椅上，手輕搭在桌上，頭微轉向右方，仰視三名法官，開始作供。

「咁我係最後一位被告，亦都係本案第一被告支聯會最後一任副主席嚟嘅⋯我而家 41 歲啦，係一位大律師，都冇乜其他簡單背景㗎喇。」她甫開始便笑說。在往後六天作供裡，她不時面露笑容，但也好幾次忍不住落淚。

作供甫開始，鄒幸彤簡略介紹自己的背景——自小學隨母親參與六四集會、2010 年大學畢業後在支聯會任半年職員，之後做義工，至 2014 年當選為常委，2015 年成為副主席，並一直留在這個崗位，「直至 2021 年支聯會非正式死亡為止」。作為三位正副主席中最後一名有自由身的人，她說自己見證支聯會最後一段路，「喺支聯會呢段最後嘅時間，要為返支聯會言行負責嘅人，應該係我。」

1989 年，當 32 歲的李卓人攜着捐款前往北京天安門廣場，前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還只是一個 4 歲的女孩。她自小學起便隨母親參與六四集會，視之為「每年最重要的約定」，年幼的她大致理解當年有班哥哥姐姐，想國家變好而站出來，最終被軍隊殘殺、劊子手逍遙法外，因此要為他們討回公道。

但她說，六四集會沒因此變成充斥仇恨、絕望，反而傳達「愛和責任」—— 即使面對世界不公義，不是只可袖手旁觀，而是可站出來，「做啲嘢、行多一步」，令世界更好。她笑說，六四晚上的維園是神奇的地方，素未謀面的人瞬間變成家人朋友，互相照應、同憂同悲。「究竟係咩力量，令到嚟到嘅人，都好似自自然然咁變咗做最好嘅人呢？」直至多年後投身社運，她才明白，「原來將人同人連成一體嘅，正正係對苦難嘅承擔，而唔會係啲咩盲目嘅唱好。」

她形容，維園多年來團結人心的魔法，是愛，而非控方所指的仇恨，而她堅持講述、記錄和紀念世間不公，「亦都從來唔係話要散播恨，而係要凝聚愛」。

鄒幸彤的立場一直很清晰，她指中國是一黨專政的國家，令國家權力失控和被濫用，而結束一黨專政，就是結束這種「無法無天」的狀態，望國家建立憲政民主制度，真正屬於人民、而非淪為某政黨的私產。簡言之，就是當權者要守法、人民可向其問責，但「嚟到呢個法庭我先知，原來叫當權者遵守法律，都可以話係顛覆國家政權」，她苦笑。

她經常強調憲法和現實的分別。她說國家根本原則是「主權在民」，「結束一黨專政」不是要顛覆國家政權，而是顛覆不合法的黨專政、要求還政於民。而本案的指控，猶如人民作為國家主人，「叫一個賊仔要還嘢，反而畀個賊仔話我哋係搶劫」，她笑了。「但我哋冇主張過要扑濕個賊仔去搶返嗰樣嘢返嚟⋯只不過等同走咗去報案，希望用陽光、制度、法律，將我哋失去咗嘅嘢攞返嚟。」

鄒幸彤強調，「六四不是可以被任何人利用嘅嘢，佢係人命、係鮮血、係政府要面對嘅罪行，不是可以被利用嘅工具。」而結束一黨專政就是要求民主，本身就是香港核心價值和共識，只是在 2018 年修憲及《國安法》生效後，「誠實地表達返我哋係啲咩人、我哋相信啲咩」變得有風險，「活在真實中變得困難咗」。

面對權力嘗試用法律重寫是非對錯、命人放棄對民主的追求，她說拒絕打倒昨日的我，「共產黨嘅領導再無所不能，都領導唔到我哋嘅良知」；直至審訊的最後，她仍然大聲說「我哋就係要結束一黨專政，就係要民主轉型」。站在被告欄、證人席為理念抗辯的她指，當說出真相變成煽動仇恨、尋求公義變成利用苦難、問責限權變成違反憲法，還政於民變成顛覆國家，這場檢控已不是對被告的挑戰，而是對法律的審判，因為法律要面對專政和法治間的根本矛盾。

她詰問，法律是否會抛棄民主價值，為共產黨永續執政保駕護航？「希望法庭可以作出正確選擇，喺呢個價值被重塑嘅年代，去守住返法律嘅尊嚴同底線。」

支聯會案｜聲音演繹　鄒幸彤作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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