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谨斋慎之 三家村 2026年8月22日
李慎之，江苏无锡人。哲学家、社会学家。笔名：谨斋慎之。曾任周恩来外交秘书、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美国研究所所长。资深新闻人，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人物。作品有《李慎之文集》(自印本).《中国的道路》(与何家栋合著).《廿一世纪的忧思》等。
瓮中杂俎
大革命中的思想活动
(上)
谨斋慎之
1969年1月25日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排山倒海之势把我脑袋里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冲激得粉碎粉碎，使我再不像以前那样妄作主张，自以为是。但是，我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和理解是很不够的，对形势的发展跟得非常吃力，不时还有反动的思想冒头，回想起来常常有“后怕”的感觉。直到最近，我对过去二十年间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才有了比较系统的认识；对文化大革命所开辟的宏伟前景才有了比较具体的概念，还不知道是否确实正确。
我现在把文化大革命两年半以来自己所曾有过的一切错误的、反动的思想连同我的一些活动交代出来，恳请革命群众给我以批判，帮助我在这次史无前例的伟大革命中得到应有的教育。
早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前在批判“三家村”的时候，我就预感到自己将成为这次运动的对象，不但因为自己在62年的许多反动思想和“三家村”类似，而且因为《北京日报》上揭发出来，我在57年当作“好文章”推荐过的《废弃庸人政治》的作者卜无忌，原来正是“三家村”的主将邓拓，这样一来，我同“三家村”就直接有了联系，自己也感到无以自解。
到吴冷西的问题被揭出，新华社的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以后，我开头对吴冷西问题的性质也还搞不清楚，对朱穆之以下就更搞不清楚。我当时听不到吴冷西问题的传达，更不知道《五·一六通知》，因此连运动的性质也搞不清楚。看到大礼堂的大字报上常常点到我的名字，准知道自己在这次运动里是逃不掉了，只是战战兢兢想避免犯新错误，一切行动只想“随大流”。
但是在文革小组选举的问题上，就马上考验出“随大流”也不知怎么随好，我明明看到教育处的多数是反对吴承毅的，根据吴承毅的一贯作风与运动开始时的表现，实在也没有资格入文革小组。这点，我觉得我心里可能比处办公室和两个学校的多数教职员还明白一点，但是又想千万不要闹特殊，而投了吴承毅一票，实际上连“大流”也不敢随，只敢“随小流”。
运动初期，李竹润的大字报遭到围攻，被称为“右派”，我自己思想里认为照57年的标准，似乎也不冤枉，但是又觉得像我这样的“老右派”，起来反击“新右派”却又怕徒然招人耻笑。因此觉得最好什么都不表示。事实上，我有很长一个时期，就是分不清“造反派”与“右派”的区别，甚至认为运动后期就是要反右，新老右派一起处理。我记得一直到八月中旬《十六条》公布，提到群众中的右派分子到运动后期酌情处理，我还是这样理解的。
我在反右以后长期抱有委屈情绪，以为党对我下手太重，但是，运动开始以后，无论是礼堂里还是教育处的大字报都说是黑编党委如何如何包庇我，这对我是很大一个震动。感到自己的思想实在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只有随着运动的进程不断加深对自己的罪行的认识，同时思想上准备接受比过去严得多的处理。
在教育处，以至在全社，我是最早被揪出来的非当权派。最初揪我的理由是说我“破坏文化大革命”，因为我问别人写了几张大字报。对于这一点，我是感到委屈的，后来曾向领导上写了书面的说明。但是我心里也明白，所以揪出我来，并不是因为这一点，而是因为我57年和62年的罪行，我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不被揪的。
文化大革命来势之迅猛是我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也没有想像过的。革命群众对我采取了许多革命行动。就我个人来说，行动上没有抗拒，思想上也并无抵触。因为我看到运动所冲激的并不是我个人，但是我当时却感到不能理解，有时还感到恐惧。我在我屋子里贴了两条语录，一条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一条是“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是我自己写的，一直挂到去年夏天我搬家的时候。
我所以贴这两条语录，只是为了勉励自己对群众运动采取一个正确的态度。至于毛主席发动规模如此巨大的群众运动，来向走资派夺权，防止国家变色，训练并造就整整一代的革命接班人，我是到很后来才有所领悟的。
1966年9月底，我和新华社其他七八十个清理对象（当时还不知道这个名字）集中学习，领导上宣布几天以后就要去信阳。此事来得很突然，却并不出乎我的意外，因为我认为我的案是定死了的，要开除出新华社只是迟早的问题。当时管理我们的都是黑编党委的旧人，而在我们这些人当中一个当权派也没有，这时，我脑里又浮现出一个思想，觉得黑编党委实在没有包庇我。同时又感到，新华社的老干部只要57年没有划右派的，不论问题多严重，都还有转圜的余地，而自己则铁案如山，下场比他们都坏，因而有些伤感。
“十一”以后忽然宣布，我们不去信阳了，各回原部门参加运动。我一回部门，立即提出参加劳动，领导上批准了我的要求，于是我就开始了全日劳动，除了后来经过我提出，文革小组同意我每星期三、六下午进城看大字报而外，同教育处的群众和社里的运动，可称完全脱离了关系（只除了每周或十天交一次思想汇报）。
我所以提出来要参加劳动，一方面确实也有接近工人师傅进行思想改造的要求，一方面则是希望不再卷入我所不理解的运动，避免再犯错误，希望通过老实劳动，博得群众的原谅，争取到运动后期得到较宽大的处理。
我的后一思想，在到工地不久，就被一位工人同志看出来了，尖锐地向我指了出来，我承认他看得对，但是我仍然认为我这样做是对的，我不能采取别样的做法。在教育处同我一起列为清理对象的盛葵阳和蒋文祥，开头也曾参加过半天劳动，但是几天以后就回去了。领导上正式通知他们和革命群众一样参加运动，但是并没有通知我。他们为自己的地位得意，我却宁愿长期地继续劳动下去。我不但觉得自己对运动的发展不理解，不知道如何正确地行动，而且认为我这样的人根本没有资格参加运动，不如老实劳动改造。
我记得似乎是66年10月1日，林彪同志在国庆大会上讲话，提出要“牢牢掌握运动的大方向”以后，社会上就开始了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大街上出现了不少揪王光美的大标语，间或也有揪刘少奇的大标语，我当时还不知道毛主席有《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只知道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刘少奇降了职，想必是犯了错误，对社会上出现的现象只是感到惊讶而不能理解。
在我印象中，一直到1967年夏天以前，一般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理解比较狭隘，主要是指运动初期对革命群众的镇压，但是我也看到有不少浑水摸鱼的现象，为过去的一切伸冤叫屈以至公开翻案。对这些，我是有警惕的，但是同时又感到界线很难掌握，有时候对一个问题可以看到两方面的意见，似乎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然而又都有夸张而言过其实的地方。
我这时实在感到自己的所谓“政治水平”完全垮台，对什么都不能有明确的看法，只有对于我自己的问题，我觉得自己还始终保持清醒，我觉得我自己的问题决不属于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范围之内。
第一，我不是革命群众。1966年9月间教育处斗争我的大会上，王淑珍同志说“李慎之不要以为自己是革命群众，你不是革命群众”，这句话我记得很清楚。
第二，我也没有造反，我根本不是因为向走资派“造反”而被镇压，我的问题是我的老案决定的。我在社里也看到过说什么清理工作中有反动路线的大字报，也看到当初同我一起列为清理对象的人，如张开、胡晓之类贴出的“造反声明”。对于这个，我曾考虑过，我当时认为，黑编党委拟定的清理对象中没有一个当权派，而大多是一些有老问题的人。从这方面说，可能有以抛出这么一些人来掩护自己的地方，可能带有反动路线的味道，因为它可能想以此起到吓唬群众的作用。
但是就我个人说，我的问题的性质，从《论海瑞罢官》起全部文化大革命的文件都说明了自己应该是运动的对象，是没有任何地方可以怀疑的。我认为受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打击的典型例子是郭嘉宏、陆荣根那样真正的革命小将，对于社会上当时许多为张三李四平反的大字报，我是有许多怀疑的。
1967年初，我在西单看到一张大字报，说是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有刘邓反动路线。理由之一是北京的反右斗争是由彭真动员，刘仁总结的，北京高校的反右斗争是由杨述抓的，中央的反右斗争则是由邓小平具体管的，这些人都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本身就是漏网大右派。理由之二是反右斗争矛头向下不向上，把许多出身不坏的青年学生划为右派而包庇或者放走了许多走资派和反动权威。理由之三是划右派是支部说了算，没有经过群众充分讨论。
持有这样的论点的大字报我后来还看到过一些，其中后两条论点，同我在57年之后的看法暗合，因此曾引起我的共鸣，使我认为讲得有些道理。
但是我仔细思索，认为反右斗争正是文化大革命的前提，反右斗争和文化大革命同样都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不论反右斗争中的具体情况如何，都是决不容许否认的，在当时许多人借反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之名乱翻案的时候，如果为反右斗争翻案，就将造成混乱，而为阶级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就我个人来说，我在57年已不是青年学生，矛头对我倒也不是矛头对下，而且即使我在57年是初犯，到62年就成了再犯，在现在也逃不了是个走资派。因此对于这样的论点，情绪波动则有之，别有妄想则没有。后来我在总理的一次讲话中，看到总理说：“右派的案怎么能翻”，我估计这样的论点大概也已反映（到）了中央，而总理则正式作了批驳，我曾据以在内心作了检查。
对于在此同时在社会上出现的什么“全红总”等反动组织提出的要“砸烂合同工制度”等等的口号，我个人倒是有警惕的。当时在黄亭子工地和我一起劳动的许多女临时工，都戴上红袖章，到新华社来“造反”，要求补发被辞退期间的工资，经过工人同志的说服才没有酿成重大的事件，这些我是看见了的，也是理解了的，工地的工人同志鲜明正确的阶级立场给了我很大的教育。
当时社内各单位的文革小组先后被封，出现许许多多的革命组织，对于这些组织的番号、成员、主张，我一概不了解，对于大字报也看不懂。对于教育处文革小组的被封，我感到有点紧张、首先是思想汇报就不知道向哪里交，有时只好交给我们业余外校原来的学习小组长桂来强（其实当时学习小组也已不存在）。
另外，更使我担心的是，我在工地劳动，文革小组还去了解我的情况，对我还是关心的，文革小组一解体，将来谁来负责对我的问题的处理呢？我认为这种情况对我个人不利，但是，形势不是我所能决定的，我只有严格地按照过去定下的规定劳动和生活。
我记得是从1967年元旦社论开始，提出了“解放干部”。当时的提法是，“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人都可以解放。当时同我一起劳动的“干部”，如孔迈、丁拓、王殊、李言年、汪家桦等人都喜形于色，在每天早晨的学习会上表白自己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人。
我知道我自己不属于《十六条》中所说的干部之列，但是却感到自己大概要算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而又屡教不改的人”，对前途感到很悲观。
运动开始时，因为矛头主要针对当权派，我曾以为自己在57年划了右派也有一个好处，总算避免了当大黑帮。这个时候，却又感到我是戴过右派帽子的人，问题的性质比别人更为严重。这种患得患失的态度，后来我自己也感到不是一心向善的态度，而是一种非常卑鄙可笑的个人打算，觉得自己应当安下心来，老老实实地向工人师傅学习，从根本上改造自己。
四月中旬有一天，我早晨照例到工地上工，结果到了八点钟别的人，一个也没有来，我感到十分奇怪。后来，工人师傅告诉我，“昨天社里开了大会，劳改队已经解散了，只留下朱穆之他们八个人劳动，你还来干什么？”
我一方面感到突然，一方面感到彷徨。别的人本来只有半天劳动，下午在办公室多少有些工作，我却没有地方可回；一方面感到劳动改造本来出于我的自觉要求，解散劳改队与我无涉，我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地劳动改造下去。因此继续按时上下班在工地干活，在工人师傅都有事进城的时候就给他们收拾屋子，看守场地。
这时候，4月1日已经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是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正式以中国的赫鲁晓夫的名称来称呼刘少奇，并且公开批判了他的罪行。我原在岁尾年头的时候还只敢在思想汇报中写一些揭发刘少奇邓小平罪行的材料，而且还在他们的名字之后加上“同志”二字，以防把他们的罪行说成是“敌我矛盾”，越过了分寸。
这时候，胆子大了一些，就开始写些大字报拿到社里来贴（朱淑芬同志早在看了我的思想汇报的时候，就要我写大字报，但是我始终怕太特出而没有敢写）。我写大字很吃力，晚上的时间不够，有时就趁工间的时间在工地办公室写，工人同志都十分鼓励我。他们又同我说，劳改队已经解散，别人都不来了，你如果是义务劳动倒可以。
我这时一方面还愿意在工地劳动下去，一方面觉得这样做，自己又是一个“特殊”，自己把自己看成是“黑帮”，是“劳改队员”，好像又不大好，思想上渐渐活动起来。
这样到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突然有人到我家来访问我，一看原来是何瑛带了陆亨俊来看我（我过去同陆亨俊无交往）。我大为惊讶，坐定之后，陆亨俊首先开言，要我写我所知道的全部有关吴冷西情况的材料，以此“立功赎罪”，我答应了他的要求。
后来，我告诉他，我现在全日劳动，时间很少，写大字报和揭发材料，有一些困难。他就说：“你应该‘自己解放自己嘛’！”我问他，所谓“自己解放自己”应该怎样理解？他说：“主要就是揭发批判，运动你也可以参加嘛！”后来又说：“没有时间，可以同教育处联络站商量。”
过了一两天，我在进城的时候，找了联络站的同志，要求给点时间，他们同意我可以半天劳动，也找了两次“12·26”的同志，但是没有找到负责人。但是我心目中总以为，两派的负责人不是“权威”，因此在下次进城的时候又找了处工作组。
当时只有罗惠珍在，我告诉她，劳改队已解散，只有我一个人还在继续劳动，今后应该如何办？她说她是工作组的，不管运动，管不了我的事。她给我出一个主意，自己贴一张大字报，征求群众意见。
我一听，觉得这个意见不能照办。理由是：一，我实在不愿再在群众里出头露面；二，这样做至少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不愿继续劳动改造了，但是我的心情却实在不是如此；三，我贴出了大字报，万一群众根本不理我，或者有几种意见，我就更不好办。
当时我倒没有想到自己会“挑动群众斗群众”，我只想万一发生意见分歧，我自己无权判断谁更正确，到那时，自己就很难确定自己该怎么办了。
正在我感到为难的时候，革联联络站的胡玮、王淑珍、刘秀华（好像还有贾慧）一起找我谈了话，说我可以回处参加运动，胡玮还告诉我，要狠批黑修养，肃清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在自己身上的流毒。
在那以后，我还是继续回到工地劳动，因为想找“12·26”的同志谈一谈，但是又未找到负责人。劳动了几天之后，已经四月底了，工人师傅一再提出，你为什么还来劳动？我感到在这种情况下当个“志愿黑帮”还是不大好，就在过了五一节假期以后回到了办公室。至于吴冷西的材料，我是在四月三十日或者五一节晚上交给柳毅同志的（我那时因为感冒，病倒了一两天，她曾到我家来催过）。
我回到办公室以后，看到周围的同志对我的态度都很好，自己心里认为，回来大概还不是什么错误。但是对自己的身份还是牢牢记住的，记得我曾专门去请示过一次胡玮，问他“我能参加运动到什么程度？”他说可以写揭发批判的材料和大字报，可以参加大礼堂一般的会议，教育处里的会一般也可以参加。过了不几天，处就举行了一个传达会，我也去了，但是传达了不过几分钟，胡玮就对我说，你这次会不要参加了。
从那以后，我自觉地不参加处里的任何会议。我记得，在我回到办公室的整个一年内，除了那次半截会议外，我只参加了一次由张玉英以工作组的名义召开的讨论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的会议，别的会议一概没有参加。在我那办公室被占用开会的时候，我就主动回避，到院子里或者大街上去看看大字报。大礼堂的批判会我是去参加的，不过永远是坐在楼上没人注意的地方，而且老是迟到早退，免得多碰到人。
一直到1967年年底，我对大礼堂的会议也就很少参加了。(未完待续）
瓮中杂俎
大革命中的思想活动
(下)
谨斋慎之
1969年1月25日
大概是五、六月间，“12·26”的郭国荣同志问我要吴冷西的材料，我把我给革联写的那份材料的复本交给了他。这时我看见社内两派斗争颇为激烈，但是自己毫不理解，害怕牵连进去犯错误。因此，以后不管是什么人找我写材料，我都是一式三份，一份交革联，一份交公社（若非直接要的，我都是交“12·26”转）一份自己留底，这样来避免自己表示偏向。
大概是1967年的6、7月间，革联的同志曾两次利用我揭发刘少奇、邓小平、胡乔木的材料中的片段，登在《新闻战线》报上，署名是“卫东兵”。我个人认为，凡我所写的材料，我都对之负责，而且我既然要揭发，目的就是要公之于众，也应该公之于众，我不应该也没有权利反对任何人引用我的材料。
但是直接摘录我的原文，而且给我的材料加了一个“卫东兵”这样的署名，我却感到很不好，不过，我又觉得自己的地位无权提出任何意见，什么表示也没有。
过了几天，郭荫芍同志找我，问明了情况，接着在公社出版的《新华战报》上就对革联提出了批评，说这种做法是“给前国际部副主任大右派李XX提供了讲坛”，这个批评还写成大字报贴在社里，并且贴到了西单最显著的大标语牌上。
我看到以后，心里感到非常害怕，觉得自己一心想不要卷入两派斗争，结果还是卷了进去，一面害怕两派对我发生误会，一面害怕过去认识我的人，一看小报和大字报一定会以为我这个人又在运动中兴风作浪。
自己感到懊丧，脑筋里曾经闪过一个念头，觉得还不如什么都不写的好。但是后来马上认识到我这个思想是极端错误的，对刘邓司令部口诛笔伐，人人有责，我虽然不能妄想“立功赎罪”，但是写揭发批判的材料和大字报是绝对应该的，相反，知情不揭却是包庇行为，是罪上加罪，不过，以我的身份，行动应该特别严谨，态度应该特别老实。
我回到办公室还不到一个月，就开始了抓叛徒特务的高潮，新华社也揪出了杨效农、穆家军等人。当时还在小报和大字报上看到毛主席的批示，大意说运动中有一批混入革命队伍中的叛徒特务和右派分子在运动中自己跳了出来是一件大好事，要在运动后期酌情处理。
我看了以后心情非常不安，心里想我回到办公室是否算混入革命群众队伍，觉得还不如老实呆在工地劳动的好。事实上，我有几次在碰到一起劳动过的工人师傅的时候，向他们表示愿意回去劳动，甚至想，如果在1965年给我正式重新戴上了右派帽子，倒可以避免在运动中受冲激，老实劳动几年，也就可以摘帽子了。当然我也知道，这些只是胡思乱想，并不切合实际，后来自己忖度在运动中还无甚大错，革命群众也没有再来理会我，心情又稳定了下来，静待后期处理。
这个时候，我对社里的两派斗争感到不能理解，对社会上的两派斗争同样不能理解。对于“二月逆流”，我记得听到这个名词都似乎已经是夏天了。
在我心目中，似乎什么“抓军内一小撮”，“反对带枪的刘邓路线”等等都与之混在一起，自己分辨不出来，只是对大字报上特别是小报和材料上揭发出来的历史上许多问题感到兴趣，觉得自己过去厕身在革命队伍中多年，对于历史上的路线斗争毫无觉悟，对于许多事情，许多人物都是以非为是，以伪为真，以臭为香。
现在才恍然大悟，然而又往往并不真能“大悟”。看到一些不同的提法，又感到扑朔迷离，不能有一个定见。对于社会上的一些混乱现象，自己直觉地感到背后一定有坏人操纵，但是以新华社的情况类推，又感到走资派已经倒了，别的人谁有这样大的胆量与力量，因此感到很惶惑，只是自己觉得应当小心翼翼，千万不要卷入斗争的旋涡。
在我现在的记忆中，“7·20”前后是我以为局势最“乱”的时候，虽然我认为新华社的局势还是很稳定，北京的局势也还是很稳定，但是，地方上却有许多“告急”的大字报，还有不少武力冲突的消息，思想上很担心会出什么事情。
“7·20”事件的顺利解决，使我感到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威力，什么坏事也能变为好事。但是“7·20”事件以后，我把王力看成了一个“英雄”，对于他所说的话，觉得总不会错。我还记得他的“八·七”讲话公布以后，我在内心反复考虑了很久，一方面觉得似乎过左，一方面又觉得从逻辑上说不无道理。
不久以后，王力的面目就被揭穿，自己想到当初思想上的恍惚状态感到十分可怕，觉得自己已经失去了政治上正确的鉴别力，要改造思想，重新革命，任务确实十分艰巨。
就在1967年7、8月间，国际部几次有人来要我写检查揭发过去国际新闻报道与国外分社建设中的刘邓路线。
在57年以前，国际新闻的审稿大权，除吴冷西以外，实际上是掌握在我手中。但是我认为我当时是与总理办公室和外交部直接挂钩的，当时国际新闻的发稿方针是根据外交政策而定的。现在回头看，是有强调和平友好过多而强调阶级斗争与世界革命不足的地方，是有可以检查的地方。
但是当时有当时的历史条件，要说那些就是刘邓路线或者就是修正主义，我却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因此我只是根据我所能记忆得确切的事实客观叙述，不敢妄下断语。
不久以后王力的问题被揭发，康老讲话，指出我们的外交政策，是毛主席制定的，周总理执行的。同时，国际部革命群众贴出大字报，揭发王力对国际新闻报导的指示，提出什么新华社不是外交部，记者不是外交官，新华社的新闻的调子应该比外交部的声明更高，口径不妨不一致等等，使我回忆起对过去国际新闻报道的检查，不禁有“后怕”的感觉。
我觉得自己采取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哗众取宠犯什么错误，但是又感到如果我当时是在国际部内，受到王力这种思想的“启发”，特别是这种思想刚好与我十年前 （1957年）鸣放期间的思想一样，我就很可能走上胡乱猜疑我们的外交政策的歧途。自己的头脑中没有毛泽东思想挂帅，唯个别“权威”的马首是瞻，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在我回到办公室的一年中，我除了写一些揭发材料，参加一些斗争大会外，没有别的事情，也没有别的活动。我记得1968年秋冬以后，外训班“复课闹革命”，别的教员都有事可干，我却无所事事，自己竭力想做点工作，只有帮廉志敏搞搞油印，帮何瑛修修录音机，搬搬东西，这样自己心里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但是整个来说，我是一个闲人，一天坐在办公室里，除了“天天读”的时间学毛著外，重学了几部马列主义的基本著作。我对运动的关系，最多地表现在看小报和材料上，但是没有感性的直接的知识，对许多事情都联系不起来，对于当时很流行的“XX个为什么”之流的文章就像猜谜索隐一样，莫名其妙。对于王、关、戚先后被揪出来，感到意外。
在刘少奇被揪出以后，对“五十天”的两条路线斗争，和“十七年”的两条路线斗争，渐渐有了些觉悟，但是，对于“五十天”以后，运动中的两条路线的斗争，概念一直是十分模糊的。但是，对于像揭发瞿秋白叛党行为的材料，揭发刘少奇招降纳叛路线的材料，揭发彭、贺、罗资产阶级建军路线的材料等等，确实使自己了解了许多历史事实，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在1967年的“10·8”事件以后，社里有些会议常常宣布“清理对象”不能参加，从那时起，我即很少参加会议，连批斗会都基本上不参加了。
1967年12月中，有一个晚上，新华公社有一部分人到黄亭子宿舍区来揪王唯真，"革联"一派的人就去声援。我的爱人张贻是革联战士，听到锣声后，就起床穿衣要出去看，我鉴于自己的地位，怕她被卷入武斗，牵连到我，就一股劲地求她不要出去。（我们两人感情上历来有很大的隔阂，文化大革命以后，常常长期不交一言，更从不交流政治上的观点。）她开头听从了我的话，但是后来却还是坚决要出去看看，并且骂我是“公社派”，说自己出去是为了“保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难道为了你一个人，我们就不能革命了吗？”
我拦阻无效，只好由她去。她身体虚弱，行动蹒跚，因此还带了我的一个儿子和女儿去。我后来知道，那天晚上，她们出去只是旁观了一下，并没有参与任何活动。但是，第二天公社贴出大字报，说昨天晚上武斗，大右派李慎之的儿子也去了（并没有说有什么行动），作为牛鬼蛇神搞阶级报复的例子之一。
两三天后，公社开斗争李炳泉的大会，把我叫去陪斗（我在整个文化大革命中参加大礼堂斗争大会陪斗的，只有这一次），在散会的时候，把我和朱穆之等七八个陪斗的人叫去打了几下，警告我们不许搞阶级报复。这件事情，使我一方面感到委屈，一方面感到害怕，觉得自己左右为难。回到家里就对儿女实行独裁，严厉禁止他们参加新华社运动中的任何活动，和我的爱人也从此翻脸，不再同她交一言至今。
对新华社的两大派，我始终既不了解其形成的经过，又不了解其观点的异同，其原因部分是由于客观上没有接触，部分是由于自己故意地不问不闻，深怕问闻之后会有成见，影响自己严格不介入的态度。就感情上说，我觉得革联的同志似乎多少接近我一点（这主要是教育处办公室和两个学校的人都属于革联一派），但是公社的同志，除了这一次以外，也没有来干预过我。但是，就观点上说，我实在至今也无所轩轾，我对我爱人在家庭中所偶然流露的某种派性也感到无法理解。
对于《135》，我对它的来龙去脉，全然不清楚，不过，倒也曾有过一些警惕。我当时看到洗碗房前贴出的名单，几乎网罗了我所知道的全部中上层干部。看起来有点像某种“连环保”。这同当时报纸上宣传的干部到群众对自己意见最多的地方去的精神是显然不相符合的。
就在那两天，我在黄亭子碰到水暖房的工人师傅马严，告诉我他写了一张批判《135》的大字报，我很佩服他目光锐敏，有政治毅力，但是总觉得这不但不是我可以发言的事情，而且也不是我可以在思想上深究的事情，含含糊糊敷衍了几句就过去了。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工人阶级政治觉悟的迅速提高是给我以最大教育的一个方面。
1967年底，《红八条》下达了，（办公室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看不到也听不到），开始了揪坏人的战斗。外训班和业余外校的全部教员加上赵华胄都被揪了出来。但是，当时，革命群众却没有对我采取行动，我自己则天天等待被揪。有人认为这次主要是揪有历史问题的人，我不属于被揪的范围。我则认为，我是已被揪出来的人，因此，可无再揪的必要。
那年除夕，革命群众对我和其他被揪的人一样发出了通令，我以为这证实了自己的看法是对的，同时还对自己这种“已被揪出”的身份感到很好，认为这样可以少受冲激，反正等待后期处理就是。
1968年春天，干部解放的越来越多，到二三月的时候，连一直被称为黑帮的缪海凌，彭迪也进了学习班，后来连穆青与王飞也离开了劳改队。这些消息曾引起我心情上的波动，觉得自己与这些人的历史情况相仿，甚至过去的表现还比他们突出些。但是，我认为我是戴过右派帽子的人，他们则过去总是在人民内部，他们有错误和罪行，可以算是初犯，而我则是累犯，因此始终不敢和他们相比。
当时，我们教育处被揪出来的六个人也在分部指示下组织了一个学习班，每天实行请示汇报制度，学习毛主席著作并且进行讨论。薛春同志当时还曾找除我以外的五个人谈过话，惟独对我不理不睬，我当时不知道他们的历史问题有多大，但是总认为他们的问题都是解放以前的老问题了，惟独我的问题具有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性质，在文化大革命中是“上纲”的，因此也不敢与他们相比。
我认为我的历史问题，上不能比新揭发出来的走资派，下不能比过去的历史反革命分子，内心有一种深刻的悲观情绪。
1968年4月底，革命群众把我们送到专政组，宣布为群众专政对象。这一行动虽然来得突然，却并不出我意外。刚受冲激之初，因为当时管理较严，生活，劳动和学习都比较紧张，感到打击很大，但是不久就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比之坐在办公室里晃晃悠悠，心里反而踏实得多。思想上觉得自己的案子已成定局，只是认为应该在劳动和改造中表现好一点，争取在最后处理时，得到一个较宽大的结果。
我自己检查，当时及以后，有一个突出的私心杂念，就是希望处理的时间能拖延到半年以后，因为我的四个孩子中有三个已到毕业分配的时候，我希望他们能在我下放以前分配完毕，这样到我走的时候，可以少些拖累，没有后顾之忧。
1968年7月，组织上叫我写自传，交代自己的历史和罪行。我看到有些人写起来好像很困难，很费思索，我倒没有这样的情况。但是写着写着就感到惭愧、难过，觉得自己一生受党的教育不为不多，但是却由革命的队伍里堕落到反革命的队伍里，比起历史上因为受反动派的蒙蔽，而站在革命人民对立面的人来，分外可耻，分外可恶。自己的一生是走了一条悲剧的道路。
1968年9月，教育处革命群众开斗争我的大会，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听到群众的揭发，我自己确实感到罪有应得。但是在此以前，我原来曾有希望通过老实改造，争取最宽大到免予重戴帽子的处理。这时，自己感到这个幻想已经破灭，因此有些伤感。但是又感到党纪国法，不能于我独有例外，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自己对自己宽假，结果不但得不到改造，而且必将伏下今后重新犯罪的祸根，再不能容许自己往这方面想，情绪就稳定了下来，立下了戴着帽子长期改造的决心。
但是，话虽如此，我的不服罪情绪还是有时抬头。对于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总的是服的，但是当群众揭发吴冷西对我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是关心你的”这句话时，说关心你的只有刘少奇、邓小平，我自己觉得，刘少奇、邓小平并不认识我。吴冷西所说的中央领导同志是总理。我不但把这个意见向谢国华同志表示过，而且还有一次变相的暴露。
大概在十月份，中央胡乔木专案组来向新华社的一些老人如邓岗、穆青和我等人调查胡乔木的情况。同我同在新食堂一起学习的穆青，在与我谈到胡乔木的一些情况时，问我：“你可算是胡乔木的一个黑笔杆子了吧？”我回答说：“我人是黑的，线却不黑”，接着说：“我从来没有给刘邓黑司令部写过文章，我起草的文件都是给总理起草的”。
我后来寻思，非常后悔这句话，固然我说的有一部分是事实，但是自从1950年朝鲜战争开始以后，胡乔木就把以前由他一手包办的所谓写对敌斗争新闻的任务交到了我头上。我一直是刻意揣摩学习他的文笔，而且不断总结他的经验，在国际部内散布。
文化大革命期间，国际部革命群众重点批判的那个《政治新闻写法》的黑文件，虽然并不是出自我的手笔，其内容却全部是我从胡乔木那里贩运来的黑经验，是由我之口“总结”“传播”的，我的人所以是黑的，正是因为我接受了黑线的流毒，我的这种话是不服罪的严重表现。
总的来说，我自己这两年半以来确实一直抱着一种“待罪”的心情，但是也不时有侥幸的心理露头。譬如，全国清理阶级队伍的工作展开以后，我常常注意报上的提法是“叛徒、特务、走资派以及一切反革命分子”还是“叛徒、特务、走资派和一切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
自以为如果打击的是反革命分子，我可能还够不上；如果提地、富、反、坏、右，那我就跑不了。这种想法持续了很久，后来自己都感到可笑，才不再去作这种毫无意义，自欺欺人的“鉴别”。
1969年1月15日的宽严大会以后，给了我很大的震动。我本来以为，对于像我这样的右派分子是不适用“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的，但是现在看到党还是在期待我回头，给予我“从宽处理”的机会。革命群众热烈地期待我，工人师傅热情地关怀我。我自己回顾了文化大革命两年半以来的思想活动，深感即使撇开我过去的罪行不说，我的改造也还是很微细很缓慢的，自己的思想远远落在革命运动和革命群众的后边。
我虽然常常学习《老三篇》，但是脑袋里充满了私心杂念，患得患失的心理支配着我的思想和行动。无论在政治上和意识上都需要革命群众给我大喝一声，猛击一掌，才能推动我前进。我的罪行是极其严重的，但是我还有改造的愿望。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打开了我的眼睛，像学校体制的改革，合作医疗制度的实行，革委会领导的一元化，大寨式的评工记分制度，使我看到了共产主义的前景，初步悟到了过去的错误，但是，犹如乍见光明的人一样，我的视线还是模糊的，对环境对自己的认识都极其粗浅。无论在何种条件下，我都需要加紧改造，希望革命群众给我以批判和帮助。
（全文完）
编后语：
家父李慎之在世时，读到邵燕祥先生的《人生败笔：一个灭顶者的挣扎实录》这本书时，颇为感慨，并受到影响和启发。曾就此对我们说，希望我们将来可以把他的“检查、交代”也编辑成册，以公诸世人。
这里所有的文字内容均出自家父自己所保存的材料，其中有他所写的各类检查、交代、思想汇报、自我批判、揭发批判材料的手稿，还有在右派问题改正时退还本人的档案中的原件。
经过多年的变迁，这些资料有一些损坏和遗失，只能说保存基本完整。我们是在家父去世之后才开始整理这些文字材料，有些纸张因年代久远而黄脆损破，字迹漫漶，加之在遇到一些不明白清楚的地方，已不能向家父求证了，只能尽量的把现有材料的原貌呈现出来，并遵家父所望公诸世人。
李三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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