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五四：灵活性就业是一种福利吗？

原创  王永智  新新新默存  2026年8月22日

文／王五四

在中国做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实在是太简单了，因为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不顾“有头有脸”的标准，首先他们可以不要脸，其次他们可以没头脑，最后他们可以不是人。而做一个普普通通的群众就太难了，首先难在“群众”的定义不是群众定义的，其次难在“普普通通”这个词明明背负了太多的沉重和苦难，却偏偏要被人物们定义为各种美好的存在，什么安贫乐道岁月静好，什么知足常乐现世安稳，什么洗尽铅华淡泊明志，什么灵活性就业是福利……，我就想问一句，能不能让群众的岁月别那么静好，群众能不能先不知足，铅华先别给我们洗那么干净，给群众的福利能不能固定下来，别那么灵活。

我常想中国的水果和饮料为什么那么多甜蜜素，不是老百姓爱吃甜的，而是老百姓的日子太苦了，他们又是那么的吃苦耐劳。但总有人把被动的吃苦耐劳当成先天性的职责，他们不仅把吃苦耐劳给群众写进了工作手册，还给写进了道德准则，更有甚者，把群众吃得苦说成了甜，当成了他们的福利。河南有个“吃亏书记”叫李连成，今年“七一勋章”获得者、河南西辛庄村党支部书记，他有句名言叫“当干部就应该能吃亏”，并把这几个字刻在村委会门前巨大的石头上，字是非常丑的小学生水准，但他这句话说的比很多高级领导干部都有水准，作为一个农民他都知道，吃亏的应该是干部，而不是群众，吃亏要成为干部的一种能力，而不是老百姓的一种福利。

前段时间北大的张丹丹教授在一期财经访谈节目中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性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灵活就业者）不像我们朝九晚五固定上班，虽然我们有五险一金，但那是用时间与自由换来的。灵活就业者要的是灵活和自主管理，所以社保等方面保障自然会弱一些。”从道理上讲，这话很讲道理，从情感上来说，这话对中国人民很没有感情。于是这段话被扣上了“何不食肉糜”的帽子。

我之前写过因为“何不食肉糜”而名噪天下的晋惠帝另外一个故事，说的是他在园林里散步，突然听到青蛙哇哇叫，就问旁边的人，“这种哇哇叫的东西是公家的，还是私人的？”旁人回答说，“在公家地里就属于公家，在私人地里就属于私人。”多么好的领导人，他潜意识里没有普天之下，莫非王蛙的霸道思想，也没有一见到青蛙就思考椒盐还是爆炒，而是问了一个绝大多数领导都做不到且心里也没有的核心问题，公家还是私人的。这说明他不仅是一个公私分明的领导，更是一个注重私人产权保护的领导。至于“何不食肉糜”那句话，“肉糜”说明缺少基层生活经验，而“何不食”说明还是关心民间疾苦的。

所以，我是不同意把“何不食肉糜”的帽子扣在张教授头上，皇帝可以不食人间烟火，学者特别是研究这个领域的学者，不能不接地气。我查阅了一些张教授的资料，我觉得她并非对底层人民冷漠，她还是做了很多研究工作，比如做了许多给灵活就业者上社保的呼吁。所以，我们不必嘲讽张教授，更不宜把她归类为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的那类学者，简单来说，我认为她的观点是有问题的，人心大概率是没问题的。那些给她贴上各类标签然后一顿吊打的行为是情绪化的，当然，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专家学者体系的信用崩塌和专业技术崩塌，是人们长期对这个群体积怨已久的又一次简单化的具体表现，张教授也许是无辜的，但这个群体又是不值得进行学术批评和理论尊重的，谁都别委屈了，晋惠帝比你们还委屈。

自媒体人彭远文撰文称，“不觉得她有任何需要道歉的地方。她已经说了，是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此处的“福利”是专业术语，与大众理解有差异；她关注的灵活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问题，是一个重大的现实议题；她对于外卖员群体的社保建议，务实且接地气，我基本上都认可。”我也不觉得她需要道歉，跟很多人相比，她做得说的都很好了，但也没好到要鼓掌叫好的地步，更没好到需要树碑立传的程度。我简单学习了一下劳动经济学，它确实将灵活就业中的“灵活性”视为一种福利，但这在理论上有严格的前提条件，且不能简单套用于外卖骑手等绝大多数被动灵活就业的群体。

灵活性就业中的“灵活性”要成为“福利”，必须有两个严格前提，一个是劳动者拥有充分的选择权：能自由在正规就业与灵活就业之间切换，灵活是“主动选择”而非“被迫无奈”。一个是劳动者拥有平等的议价能力：能真正从灵活中获得收益，而非被平台算法和用工规则单方面支配。对于一些高技能群体，比如说富二代官二代，灵活确实是一种福利，你也可以称之为体验生活，找新鲜感，但对于专家眼中的灵活性从业者而言，他们往往是因为找不到稳定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才被迫进入该领域，“灵活”并非主动选择的福利，而是“没得选”的生存妥协。

用一个仅适用于少数主动灵活就业者的概念，去概括超2亿非主动灵活就业者的整体处境甚至是困境，并以此作为社保薄弱的借口，这也并不是什么接地气，更不是务实，是掩盖了制度保障不足的重大核心问题，虽然这样的建议在当下又的确解决了很多灵活就业者的燃眉之急，但这并不代表着核心问题本身在未来会被解决，因为这些建议的存在，核心问题根本没被发现和重视，它被掩盖和冲淡了，这是在有意无意的变相维稳，这是在帮一种不合理的机制合理化甚至美颜。

这让我想起了另外一位风靡全国的网红经济学家，跟张丹丹教授同一个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薛兆丰。这些年我见过很多研究经济的专家和学者，一线的二线的，一流的二流的，他们的水分往往跟风靡程度和知名程度成正比，政府随便抽调两个一线的去非洲，都能解决当地的干旱问题。

我记得十几年前薛兆丰就提出了提高火车票价解决春运一票难求的问题，他认为只要把票价提到足够高，就能通过价格机制筛掉非刚性需求，消除排队、黄牛和拥挤等“无谓的资源浪费”。在他看来，人们排队、找黄牛、熬夜抢票所付出的时间与精力，本质上是一种社会资源的白白消耗，不如直接通过价格竞争来分配。我当时就震惊了，这孙子恐怕是灵活性就业人员吧，不用朝九晚五，不用等春节假期才能回趟家，不用在假期结束前回到单位上班吧。

薛兆丰的主张在纯经济学逻辑上成立，但严重脱离中国春运的社会现实，忽略了回家过年的强情感刚需、低收入群体的承受力，更有意无意忽略了铁路垄断和供给不足的根本矛盾。薛兆丰认为回家过年不是刚性需求，提价后需求会自然软化。但现实中，回家过年是中国人深厚的文化传统和情感刚需，尤其对农民工群体而言，平时因工作繁忙、缺乏带薪休假制度，一年只有春节才能返乡团聚。

而且春运的主要群体是农民工、大学生和工薪族等中低收入人群，你让火车票大幅提价，实质上是把春运压力转化为这些低收入群体的经济压力。薛兆丰的头脑灵不灵活我不确定，但身段很灵活，他只谈“分配”不谈“供给”，回避了垄断问题，他的方案本质上是用高价“消灭”需求，而非扩大供给。春运问题的根源之一是铁路客运运力长期不足，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问题是铁路客运售票包括代售点，存在大量腐败和特权行为，这都是经济学家们灵活性避而不谈的问题。我是不反对张丹丹们解燃眉之急的做法，但反对将复杂社会问题简化为纯经济问题，更反对借简单的经济问题掩盖复杂的社会问题。

我不知道是谁研究定义的，说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弄得大家都不敢公开叫苦，一叫苦就好像自己没有美德了。但吃苦的苦，不是苦难的苦，我可以吃苦，但你们不要动不动就美化苦难，让人觉得吃苦的人甘之若饴。就像2025年11月底美团联合央视新闻推出的一支骑手宣传片，名为《她用外卖开启了另一种人生》，短片女主原本是平面设计师，因厌倦办公室两点一线的生活，主动辞职到云南大理送外卖，送外卖途中随时欣赏沿途风景，夕阳下停车拍晚霞、雨天对着彩虹微笑……，片子里最具争议的一句话是：“送外卖带给我的，不只是一份能随时欣赏沿途风景的工作。”

其实这个片子应该叫《灵活就业的她开启了另一种人生福利》。这片子把骑手风里来雨里去讨生活的艰辛，包装成了“诗与远方”的文艺，本质是精英视角对底层劳动者的傲慢想象、虚伪关怀。像是一群财务自由的人，对没工作的你说你真自由，一群减脂塑形的人对没饭吃的人说好羡慕你，到乡下呼吸新鲜空气的人对田地里挥汗如雨的农民说你们真接地气，胡锡进跟李莲英炫耀，无需自宫，亦可成功。

与这支广告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被称为“外卖诗人”的王计兵在《赶时间的人》中写下的真实感受：“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 公众并不是不接受正能量，每个人都喜欢正能量，但反感用虚假的滤镜去粉饰真实的困境，反感涂脂抹粉去美化千疮百孔的问题。

“灵活性就业是一种福利”之所以让人不舒服，是因为它把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包装成了恩赐，用恩赐的语言，去描述一种本应是权利的东西，这是侮辱人。劳动者需要的不是被“临幸”式的福利，而是有尊严、有保障的就业权利，这是他们配得的，也是应得的。可悲的是，当年通宵排队买火车票回家过年的这些劳动者，现如今，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孩子，甚至他们的孙子，或许又成了灵活性就业人员，一代又一代人吃苦耐劳勤奋打拼，最终传下来给后代的是吃苦耐劳和勤奋打拼的精神，穷是一种病，他们传下来的是精神病。

这么多年我有一个观察，逼良为娼的社会里，人人都爱劝人从良，但这些人却从不反思，卿本佳人，奈何为娼，或是故意避开那逼良的恶势力源头，把逼良为娼定义为灵活性就业，说这是一种福利。当灵活性就业遇上选择性思考，此情此景，我想吟诗一首：他们站在高处，用很漂亮的词，替泥泞里的人命名生活。而真正被淋湿的人，没有麦克风，只有一辆快没电的车，和一个不敢倒计时的明天。当自由的意思是没有退路，当灵活的意思是不能停下，当一个人跑断腿，换来一句“你很自由”，那自由，是谁嘴里的糖，又是谁骨头里的砒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