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平坐看云起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6年8月2日
【八面来风】
病夫治国的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罗斯福，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晚年的罗斯福如此固执地轻信斯大林，不假思索地相信他所有的承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因素是疾病导致的。
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在去往雅尔塔的路上几乎丧命，给他的身体以致命一击，那时他的动脉硬化与心脏衰竭已经十分严重，在旅途中他经常昏厥过去，已经没法阅读文件。
在雅尔塔会议上，神志模糊的罗斯福完全被斯大林摆布，他偏执的相信斯大林是一个好人，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说，任何不利于斯大林的话似乎都听不进去。与其说他对苏联有好感不如说他不愿再听到任何坏消息。
在会议上，丘吉尔观察到罗斯福目光呆滞，说话随便，完全没有逻辑，在会议后期，甚至开始打瞌睡，与罗斯福的呆滞相比斯大林则显得神采奕奕。
虽然罗斯福在1944年就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但当时美国上下都疯狂崇拜罗斯福，不愿相信他已经重病缠身，甚至罗斯福的女儿都不相信父亲真的病得很重。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就撒手人寰，对于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很难要求他再对形势具有敏锐的观察。
第二个案例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年轻时其实就患有臆想症等疾病，其精神存在很大问题，在成为元首外，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的病症也更加严重。
希特勒在整个二战期间经常意气用事，并且常期盼不现实的“神迹”。比如进攻苏联时，他没有全力进攻莫斯科，而是分兵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不是因为两个城市有战略意义，而是摧毁它们可以羞辱斯大林，满足自己的心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的帕金森症愈发严重，他还患上了高血压，由于病症严重，他经常指挥不存在的军团抵御苏军，直接干预前线的指挥，让德军满盘皆输。
甚至到1945年柏林围攻战前，他还幻想出现腓特烈大帝时的神迹，即敌国领袖的死亡让自己转危为安，当时就是俄国沙皇的死亡挽救了腓特烈，但明眼人都知道，罗斯福的死并不会对战局有丝毫影响。但希特勒仍然凭借着这股臆想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第三个案例就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前期和后期的执政风格差异很大，这并非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是疾病让他没有能力出国，他就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领袖变成了一个混日子的老头。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可谓意气风发，他不仅制伏了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国际上对美国展开攻势，对内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到了1975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患上了阿尔瓦莱兹综合征（动脉血管疾病，会破坏大脑）和肥胖。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他不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任由苏联不断烂下去，原因无他，只是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痛苦，他只是一个走不出克里姆林宫的衰朽老人（修明1644《病夫治国：疾病如何影响政治人物的判断》）。
西班牙移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西班牙是欧盟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约4900万人口中，外国出生者超过800万，占比近17%。
许多人不知道，直到20世纪末，西班牙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西班牙人因贫困前往拉丁美洲谋生——阿根廷、古巴、墨西哥等地至今仍有大量西班牙后裔。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经济落后于西欧，又有超过百万西班牙劳工前往法国、德国、瑞士等国打工，充当“客籍工人”。
这种被迫离乡的集体记忆，在西班牙社会心理中埋下了对移民的天然同情。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人对“背井离乡”有更切身的理解，这也为后来宽松的移民政策提供了情感基础。
历史性的转折点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经济开始腾飞，这是一个转折点。90年代，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劳动力短缺，西班牙首次大规模吸引外国劳工。2000年至2008年是移民涌入的黄金十年，外国人口从不足100万猛增至超500万，主要来自拉美、摩洛哥和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
2008年金融危机一度中断了移民潮，但2015年后，拉美经济动荡（委内瑞拉危机、哥伦比亚冲突）、北非局势不稳，以及乌克兰战争，又催生新一轮移民高峰。截至2026年初，西班牙外国移民已超800万，成为仅次于德国和英国的欧盟第三大移民接收国。
西班牙的移民来源高度集中，呈现出清晰的板块结构：拉丁美洲（约400万）是最大来源地，文化同源（语言、宗教）使他们成为最易融入的群体。北非（以摩洛哥为主）：摩洛哥移民超111万人，是西班牙人数最多的单一外国群体。他们虽文化差异大，但因地理邻近（直布罗陀海峡仅14公里）和殖民历史联系，长期保持紧密流动。欧洲及其他：罗马尼亚（43.4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公民，因退休或工作移居。近年因俄乌战争，乌克兰移民激增至近20万。亚洲移民以中国（约20万）和巴基斯坦为主。
在欧洲整体收紧移民政策的浪潮中，西班牙却逆势推行大赦和常规化，深层原因有三：
1. 经济刚需：建筑业、农业、旅游和家政行业严重依赖移民。2025年西班牙GDP增长3.2%，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移民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增量。大赦可将地下经济转化为正规税收，一举多得。
2. 人口悬崖：西班牙生育率仅1.2，远低于更替水平的2.1。到2050年，若不引入移民，养老金系统将崩溃。政府测算需要约2500万移民才能维持现有福利体系。
3. 政治博弈：左翼联合政府（工人社会党+“我们能”党）将移民常规化视为核心承诺，以此巩固左翼选民支持。2026年的大赦方案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
然而，宽松的合法化政策并不等于真正的社会融入。摩洛哥移民面临最严峻的挑战。西班牙社会对摩洛哥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根深蒂固，认为他们“不融入”、“占福利”。穆斯林头巾问题、清真寺建设争议频繁引发社会辩论。相比拉美移民几乎无文化障碍地融入，摩洛哥移民的困境折射出西班牙社会宗教和种族的隐形边界。
2026年7月底，一场移民危机将西班牙推上风口浪尖。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Ceuta）在24小时内涌入近5万移民，总数达6万人，远超接收能力。直接诱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不能立即遣返从海上抵达的移民”，被犯罪网络利用炒作。而更深层的是，摩洛哥政府有意放松边境管控，作为对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施压工具（根据网络信息编写）。
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影响的三种观点
乐观派的核心观点是，AI与以往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不同， 它不仅能实现自动化生产，还能通过“递归式自我改进”等方式把研发活动自动化，代替科学家做研究、代替工程师做设计，推动经济增长率持续加速，甚至在有限时间内趋于无穷（即“奇点”）。
Anthropic的CEO 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描绘了强大AI到来后的图景：AI将原本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生物医学进步压缩到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将提升至20%。Epoch AI的GATE模型5预测，一旦AI能够自动化全部任务，全球GDP增长率保守估计也将高达30%。
主流学术界关于AI对生产率贡献的估算比较温和，大多在每年0.1-1.3个百分点之间。他们承认AI会带来生产率提升，但也强调现实瓶颈可能导致可实现的AI红利远低于乐观派的估计。这些学者大多沿用了Hulten定理的分析框架，认为AI对全社会生产率的影响由微观任务层面的生产率收益（或成本节约）、各行业任务的AI暴露度、AI采用速度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从这三个层面拆分，AI的贡献可能在生产端面临以下约束：第一，单任务的生产率提升或成本节约有限。微观研究显示，AI在编程、客服、广告创意等任务中可提效14%-50%，但在需要深度推理和综合决策的复杂任务中效率提升并不显著，甚至还会降低资深劳动者的效率。第二，微观任务的AI暴露度存在结构性上限。OECD研究显示，金融、信息科技、出版媒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AI暴露度更高，生产率提升更明显；而农业、采矿、建筑、餐饮等物理操作与人际互动类职业的AI暴露度较低，因此较难受益于AI技术进步。第三，物理与能源瓶颈、监管与伦理摩擦等将延缓AI技术的采用速度。第四，短板效应与鲍尔默成本效应制约生产率红利。即使AI能自动化90%的任务，但剩余10%未被自动化的任务仍将限制经济增长的潜力。
悲观派的观点源自两条不同的逻辑思路。一条与温和派的逻辑一致，但对现实瓶颈的假设更激进。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他在一系列研究中估算，未来10年AI对美国生产率的贡献累计不到1%（即每年不到0.1%），这主要是因为他假设在未来10年仅有4.6%的任务会受到AI影响（即极低的暴露度）、而且在这些任务中使用AI平均仅能节省14%的成本（即单任务生产率收益很低）。
另一种逻辑思路则是将需求的内生性置入分析中。这些研究者认为，A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供应端（对生产率的影响），也取决于需求端（对消费者购买力的影响）。假如AI带来生产率大幅提升、大量工作被AI自动化，原本流向劳动者的收入将会转移到AI相关的资本投资，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此，在生产能力持续扩张的同时，如果没有出台相应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业率上升和劳动者收入下降会不断侵蚀消费者的购买力，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长预期也会因消费需求萎缩而难以持续，投资创新和自动化的意愿将随之停滞，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在需求约束下逐步放缓甚至停滞。
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一项研究中构建了“需求瓶颈”的情景，每个被替代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消失的消费者。在此情景下，虽然短期内总产出上升，但从中长期来看，总产出增速可能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消费需求萎缩而放缓，甚至跌破历史趋势。阿西莫格鲁也在其论文中警告，当前AI主要被设计为替代劳动力而非增强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会形成“过度自动化陷阱”，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李佳论 孙明春《辨析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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