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8-15
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
陶傑:西邊的太陽落山了,紐約倫敦哈佛劍橋靜悄悄
2026年8月4日星期二
孙立平:病夫治国的三个案例;西班牙移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影响的三种观点
力平坐看云起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6年8月2日
【八面来风】
病夫治国的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罗斯福,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晚年的罗斯福如此固执地轻信斯大林,不假思索地相信他所有的承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因素是疾病导致的。
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在去往雅尔塔的路上几乎丧命,给他的身体以致命一击,那时他的动脉硬化与心脏衰竭已经十分严重,在旅途中他经常昏厥过去,已经没法阅读文件。
在雅尔塔会议上,神志模糊的罗斯福完全被斯大林摆布,他偏执的相信斯大林是一个好人,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说,任何不利于斯大林的话似乎都听不进去。与其说他对苏联有好感不如说他不愿再听到任何坏消息。
在会议上,丘吉尔观察到罗斯福目光呆滞,说话随便,完全没有逻辑,在会议后期,甚至开始打瞌睡,与罗斯福的呆滞相比斯大林则显得神采奕奕。
虽然罗斯福在1944年就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但当时美国上下都疯狂崇拜罗斯福,不愿相信他已经重病缠身,甚至罗斯福的女儿都不相信父亲真的病得很重。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就撒手人寰,对于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很难要求他再对形势具有敏锐的观察。
第二个案例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年轻时其实就患有臆想症等疾病,其精神存在很大问题,在成为元首外,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的病症也更加严重。
希特勒在整个二战期间经常意气用事,并且常期盼不现实的“神迹”。比如进攻苏联时,他没有全力进攻莫斯科,而是分兵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不是因为两个城市有战略意义,而是摧毁它们可以羞辱斯大林,满足自己的心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的帕金森症愈发严重,他还患上了高血压,由于病症严重,他经常指挥不存在的军团抵御苏军,直接干预前线的指挥,让德军满盘皆输。
甚至到1945年柏林围攻战前,他还幻想出现腓特烈大帝时的神迹,即敌国领袖的死亡让自己转危为安,当时就是俄国沙皇的死亡挽救了腓特烈,但明眼人都知道,罗斯福的死并不会对战局有丝毫影响。但希特勒仍然凭借着这股臆想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第三个案例就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前期和后期的执政风格差异很大,这并非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是疾病让他没有能力出国,他就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领袖变成了一个混日子的老头。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可谓意气风发,他不仅制伏了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国际上对美国展开攻势,对内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到了1975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患上了阿尔瓦莱兹综合征(动脉血管疾病,会破坏大脑)和肥胖。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他不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任由苏联不断烂下去,原因无他,只是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痛苦,他只是一个走不出克里姆林宫的衰朽老人(修明1644《病夫治国:疾病如何影响政治人物的判断》)。
西班牙移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西班牙是欧盟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约4900万人口中,外国出生者超过800万,占比近17%。
许多人不知道,直到20世纪末,西班牙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西班牙人因贫困前往拉丁美洲谋生——阿根廷、古巴、墨西哥等地至今仍有大量西班牙后裔。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经济落后于西欧,又有超过百万西班牙劳工前往法国、德国、瑞士等国打工,充当“客籍工人”。
这种被迫离乡的集体记忆,在西班牙社会心理中埋下了对移民的天然同情。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人对“背井离乡”有更切身的理解,这也为后来宽松的移民政策提供了情感基础。
历史性的转折点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经济开始腾飞,这是一个转折点。90年代,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劳动力短缺,西班牙首次大规模吸引外国劳工。2000年至2008年是移民涌入的黄金十年,外国人口从不足100万猛增至超500万,主要来自拉美、摩洛哥和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
2008年金融危机一度中断了移民潮,但2015年后,拉美经济动荡(委内瑞拉危机、哥伦比亚冲突)、北非局势不稳,以及乌克兰战争,又催生新一轮移民高峰。截至2026年初,西班牙外国移民已超800万,成为仅次于德国和英国的欧盟第三大移民接收国。
西班牙的移民来源高度集中,呈现出清晰的板块结构:拉丁美洲(约400万)是最大来源地,文化同源(语言、宗教)使他们成为最易融入的群体。北非(以摩洛哥为主):摩洛哥移民超111万人,是西班牙人数最多的单一外国群体。他们虽文化差异大,但因地理邻近(直布罗陀海峡仅14公里)和殖民历史联系,长期保持紧密流动。欧洲及其他:罗马尼亚(43.4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公民,因退休或工作移居。近年因俄乌战争,乌克兰移民激增至近20万。亚洲移民以中国(约20万)和巴基斯坦为主。
在欧洲整体收紧移民政策的浪潮中,西班牙却逆势推行大赦和常规化,深层原因有三:
1. 经济刚需:建筑业、农业、旅游和家政行业严重依赖移民。2025年西班牙GDP增长3.2%,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移民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增量。大赦可将地下经济转化为正规税收,一举多得。
2. 人口悬崖:西班牙生育率仅1.2,远低于更替水平的2.1。到2050年,若不引入移民,养老金系统将崩溃。政府测算需要约2500万移民才能维持现有福利体系。
3. 政治博弈:左翼联合政府(工人社会党+“我们能”党)将移民常规化视为核心承诺,以此巩固左翼选民支持。2026年的大赦方案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
然而,宽松的合法化政策并不等于真正的社会融入。摩洛哥移民面临最严峻的挑战。西班牙社会对摩洛哥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根深蒂固,认为他们“不融入”、“占福利”。穆斯林头巾问题、清真寺建设争议频繁引发社会辩论。相比拉美移民几乎无文化障碍地融入,摩洛哥移民的困境折射出西班牙社会宗教和种族的隐形边界。
2026年7月底,一场移民危机将西班牙推上风口浪尖。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Ceuta)在24小时内涌入近5万移民,总数达6万人,远超接收能力。直接诱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不能立即遣返从海上抵达的移民”,被犯罪网络利用炒作。而更深层的是,摩洛哥政府有意放松边境管控,作为对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施压工具(根据网络信息编写)。
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影响的三种观点
乐观派的核心观点是,AI与以往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不同, 它不仅能实现自动化生产,还能通过“递归式自我改进”等方式把研发活动自动化,代替科学家做研究、代替工程师做设计,推动经济增长率持续加速,甚至在有限时间内趋于无穷(即“奇点”)。
Anthropic的CEO 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描绘了强大AI到来后的图景:AI将原本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生物医学进步压缩到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将提升至20%。Epoch AI的GATE模型5预测,一旦AI能够自动化全部任务,全球GDP增长率保守估计也将高达30%。
主流学术界关于AI对生产率贡献的估算比较温和,大多在每年0.1-1.3个百分点之间。他们承认AI会带来生产率提升,但也强调现实瓶颈可能导致可实现的AI红利远低于乐观派的估计。这些学者大多沿用了Hulten定理的分析框架,认为AI对全社会生产率的影响由微观任务层面的生产率收益(或成本节约)、各行业任务的AI暴露度、AI采用速度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从这三个层面拆分,AI的贡献可能在生产端面临以下约束:第一,单任务的生产率提升或成本节约有限。微观研究显示,AI在编程、客服、广告创意等任务中可提效14%-50%,但在需要深度推理和综合决策的复杂任务中效率提升并不显著,甚至还会降低资深劳动者的效率。第二,微观任务的AI暴露度存在结构性上限。OECD研究显示,金融、信息科技、出版媒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AI暴露度更高,生产率提升更明显;而农业、采矿、建筑、餐饮等物理操作与人际互动类职业的AI暴露度较低,因此较难受益于AI技术进步。第三,物理与能源瓶颈、监管与伦理摩擦等将延缓AI技术的采用速度。第四,短板效应与鲍尔默成本效应制约生产率红利。即使AI能自动化90%的任务,但剩余10%未被自动化的任务仍将限制经济增长的潜力。
悲观派的观点源自两条不同的逻辑思路。一条与温和派的逻辑一致,但对现实瓶颈的假设更激进。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他在一系列研究中估算,未来10年AI对美国生产率的贡献累计不到1%(即每年不到0.1%),这主要是因为他假设在未来10年仅有4.6%的任务会受到AI影响(即极低的暴露度)、而且在这些任务中使用AI平均仅能节省14%的成本(即单任务生产率收益很低)。
另一种逻辑思路则是将需求的内生性置入分析中。这些研究者认为,A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供应端(对生产率的影响),也取决于需求端(对消费者购买力的影响)。假如AI带来生产率大幅提升、大量工作被AI自动化,原本流向劳动者的收入将会转移到AI相关的资本投资,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此,在生产能力持续扩张的同时,如果没有出台相应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业率上升和劳动者收入下降会不断侵蚀消费者的购买力,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长预期也会因消费需求萎缩而难以持续,投资创新和自动化的意愿将随之停滞,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在需求约束下逐步放缓甚至停滞。
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一项研究中构建了“需求瓶颈”的情景,每个被替代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消失的消费者。在此情景下,虽然短期内总产出上升,但从中长期来看,总产出增速可能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消费需求萎缩而放缓,甚至跌破历史趋势。阿西莫格鲁也在其论文中警告,当前AI主要被设计为替代劳动力而非增强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会形成“过度自动化陷阱”,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李佳论 孙明春《辨析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影响》)。
2026年8月2日星期日
为什么总是西班牙?它为何总站在欧洲变化的最前线
来源:斌闻天下 2026-8-2
当越来越多来自北非的小船抵达西班牙海岸,当休达、梅利利亚等边境地区一次次因非法越境登上新闻,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偏偏又是西班牙?
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从北非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短时间内征服了西哥特王国;随后,西班牙经历了近八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20世纪,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班牙内战;进入21世纪,它再次成为欧洲面对非法移民和边境压力最直接的国家之一。
这些事件跨越了一千多年,看似毫无关联,却不断发生在同一片土地上。
有人把原因归结于所谓“拉丁民族天生散漫”,有人认为是炎热的地中海气候塑造了懒散文化,也有人把今天的一切简单解释为“文明冲突”的延续。
但如果真正回到历史,就会发现,答案远比这些标签复杂,也更值得思考。
西班牙为什么总是欧洲的第一道大门?
决定西班牙命运的,第一个因素,从来都是地理。
打开地图就会发现,伊比利亚半岛几乎就是欧洲伸向非洲的一只手。直布罗陀海峡最窄处只有十几公里,两岸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彼此相望。与此同时,西班牙还拥有休达、梅利利亚等位于北非海岸的飞地,使这里天然成为欧洲与非洲之间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贸易、文化还是人口流动,西班牙始终站在第一线。
公元711年的穆斯林征服,并不仅仅因为征服者强大,更因为当时的西哥特王国内部早已陷入严重危机。王位继承混乱、贵族相互倾轧、地方势力各自为政,使整个国家缺乏统一抵抗能力。面对渡海而来的军队,这个本已脆弱的政权迅速崩溃。
因此,真正决定征服速度的,并不是所谓民族性格,而是外部压力遇上内部失衡。
换句话说,西班牙之所以长期成为欧洲文明碰撞的前沿,不是因为它特别“散漫”,而是因为它始终站在欧洲的大门口。
西班牙内战,真正撕裂这个国家的是什么?
二十世纪,西班牙再次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喜欢把它简单描述成“法西斯与民主”“共产主义与基督教”“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决。
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此简单,当时的西班牙共和国已经陷入长期政治失序。土地改革、教会地位、地区自治、工人运动以及经济危机不断叠加,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左翼人民阵线内部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右翼阵营则聚集了保守派、君主派、天主教力量以及军方。
与此同时,苏联支持共和国一方,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领导的国民军,使西班牙提前成为二战前意识形态竞争的试验场。
佛朗哥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持续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他通过强化国家统一、天主教身份和反共立场,结束了革命浪潮,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创伤。
今天,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很难否认一个事实:西班牙内战最大的代价,并不是哪一种意识形态获胜,而是整个社会被长期撕裂。
这场战争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真正危险的时候,并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彼此已经无法继续把对方视作共同体的一部分。
今天的移民问题,与八世纪其实不是同一个故事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班牙再次站到了欧洲边境问题的最前沿。
来自摩洛哥以及北非其他地区的非法移民不断尝试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或者冲击休达、梅利利亚边境,加那利群岛也成为重要登陆点。
不少人因此直接把今天与711年的穆斯林征服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这是同一场历史的继续。
这种类比虽然容易激起情绪,却未必能够解释现实,但是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
文化融合、社会认同、公共资源压力、边境安全、少数极端主义风险,都是真实存在且需要认真面对的挑战。如果移民规模长期超过社会整合能力,任何国家都会面临压力。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承认这些现实,而是如何既维护边境秩序,又保证合法移民能够顺利融入社会。
近年来,欧洲不少国家围绕移民政策的政治争论,越来越偏离了这个核心。
许多时候,争论已经不是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边境,而是谁拥有讨论边境问题的资格。当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被意识形态争论取代,社会就容易在全面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反复摇摆,最终让原本可以理性处理的问题不断积累。
真正决定命运的,从来不是民族性格
有人喜欢把西班牙的历史归结为“拉丁民族散漫”。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简单,却经不起历史推敲。同样属于拉丁文化圈,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发展道路并不相同;即便在西班牙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长期存在巨大差异。
真正影响国家发展的,往往是制度质量、教育水平、投资环境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而不是所谓民族天性。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长期经历政治动荡,也更多源于殖民时期留下的制度遗产、资源依赖、国家能力不足以及社会高度不平等等历史因素,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拉丁性格”。
事实上,西班牙自己就是最好的反例。
二十世纪后半叶,它完成工业化、实现民主转型、加入欧盟,并成为欧洲的重要经济体。这说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改变自己的发展轨迹。
历史从来不是宿命。
西班牙真正留给欧洲的启示
如果把过去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西班牙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究竟靠什么维系?
八世纪,这个问题体现为宗教与王权。
二十世纪,它体现为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
今天,它则表现为边境治理、人口结构、文化融合以及共同价值。
时代不断变化,但问题始终存在。
因此,西班牙反复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别人更懒散,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人天生更容易发生冲突,而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总是最早面对欧洲即将到来的变化。
地理决定了西班牙始终站在欧洲的最前线,但真正决定西班牙未来的,从来不是地理,而是今天所作出的制度选择与政策选择。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这或许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课:历史不会机械重复,但历史提出的问题,往往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而真正决定答案的,始终不是情绪,而是一个社会面对现实时是否仍然拥有理性讨论、有效治理以及维系共同体的能力。
2026年8月1日星期六
西班牙对非法移民的“大赦令”,迎来狂暴反噬
来源:南文视界 2026-8-1
“求仁得仁,求锤得锤”
7 月 30 日,数千名北非难民集结摩洛哥沿岸,以集体泅渡、翻越边境围栏等非法的方式大举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
入境人群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大多未携带随身行李,有的甚至光着膀子,闯关成功后个个兴奋不已,对着镜头高声欢呼。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借这块欧盟非洲领地跳板,先踏入西班牙,再深入欧洲各地。
面对潮水般的闯关人群,西班牙边境防线形同虚设。本次单日数千人集体冲卡,创下 2021 年休达移民危机之后的最高纪录,这并非正常的非法移民,这场大规模非法移民冲击事件,是西班牙政府的宽松移民政策的集中反噬,而且还仅仅是开始。
就在全世界都在收紧非法移民的时候,为何西班牙却迎来了创纪录的难民冲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以桑切斯为首的工人社会党,联合左翼政党“我们能” 组建执政联盟,人道主义包容是其核心施政理念之一。桑切斯政府将外来移民视作盘活经济、维系高福利体系的解决方案。
2026年4月,西班牙内阁正式出台史上最大规模无证移民合法化“大赦令”,计划为境内约 50 万长期滞留的非法移民授予一年期可续签居留与工作许可,审核门槛大幅下调。大量非法移民得以洗白身份,享受西班牙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
这一消息经由媒体传播和人口贩运网络传遍北非诸国,在寻求机会的北非年轻人心中形成了“抵达西班牙即可获得合法身份” 的普遍认知,从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偷渡意愿。
桑切斯内阁出台了“大赦令”还不算,西班牙最高法院又来了一波神助攻。
今年 7 月初,西班牙最高法院最新裁定,经由泅渡海路登陆的非法移民,必须走完完整庇护申请行政流程,执法机关无权就地推送出境。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非法移民只要跳入海水游上岸,就能合法留在西班牙等待审批,即便最终庇护申请被拒,漫长流程也足以让移民在境内长期生活。
蛇头团伙抓住西班牙最高法的这一法律裁定大肆组织偷渡,大批北非青年专程等候夏季海况最佳时段集体出海,最终在7月30日酿成大规模冲卡事件。
这场疯狂的的移民闯关事件,将会对西班牙带来什么影响?
第一,给地方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安置压力,西班牙财政本就常年赤字,持续激增的移民福利开支将进一步拖累国家财政运转。大量上岸移民只能露宿街头、海滩,由此带来卫生隐患和社会治安风险。
第二,桑切斯左翼政府坚持人道主义立场,主张接纳难民、推进移民合法化,不遗余力推动多元化和包容;但西班牙保守党派猛烈抨击宽松政策,直言无节制接纳外来移民挤压本土居民就业岗位、稀释公共福利,抬高社会治安隐患。
在移民危机持续发酵之下,这次大规模闯关将引爆本土民众的不满情绪,西班牙国内将迎来巨大的民意对立,甚至引发民粹主义。
与此同时,在这次偷渡途中至少 18 人葬身地中海,近半年周边海域已打捞 60 具遇难者遗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自诩为博爱,平等的西班牙极左政客是否该为这些死去的年轻人负责。
第三,在这之前,获得西班牙居留权的非法移民可凭借申根协定自由穿行欧洲全境。但如今法国、德国已在边境重启临时出入境抽查,瑞士收紧对西班牙居留移民的入境限制。西班牙想依靠欧盟国家分摊移民压力的设想彻底落空,如今单方面大规模接纳非法移民将全部由西班牙全体国民买单。
纵观整场危机,西班牙左翼政府不顾一切拥抱多元化和包容,等来的却是一群行李也不拿,甚至光着膀子过来的男性青壮年,圣母心泛滥的最终结果是让所有国民陷入恐慌和焦虑之中。
在历史上,西班牙是西方唯一一个在被伊斯兰统治数百年后挣脱枷锁的国家,如今却在北非穆斯林移民不费一枪一弹集体冲卡入境时,不管是边防警察还是西班牙军方都无动于衷,甚至没有任何表态,任由事态发展。
或许,数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也或许,他们原本就默许这些非法移民入境,甚至是张开双臂欢迎。
这场如入无人之境的非法移民边境闯关事件,也为整个欧洲敲响警钟:一味偏向人道主义的开放移民政策,终究会遭到非法移民的强力反噬。
陶傑:歐洲白左由內部顛覆西方文明……
作者臉書 2026-8-1
摩洛哥近5萬人湧休達邊境爆混亂 西班牙指法院判決成偷渡誘因
半島電視台報道,在大量非法移民從摩洛哥湧入休達後,摩洛哥安全部隊在邊境口岸加派警力,但隨後邊境口岸附近出現混亂場面,多輛汽車遭縱火焚燒。在靠近休達的摩洛哥城市費尼迪克(Fnideq),同場出現燒車場面。
在另一側的休達,西班牙派遣軍隊加強邊境保安。

為何湧向休達?
西班牙一方認為,最高法院早前的判決成為偷渡大增的誘因。
路透社報道,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初裁定,非法移民試圖前往休達或另一飛地梅利利亞(Melilla)期間在海上遭攔截後,當局不能依據這兩個飛地的特殊制度「邊境拒捕」立即遣返他們。此前根據該制度,當局可以立即遣返任何試圖越過邊境的人。
西班牙政府表示,黑手黨和犯罪組織利用這項裁決,引發非法入境潮,國民警衛隊發言人稱「自最高法院裁決以來,移民潮一直緩慢增長,今天出現爆發式增長。」


也有人把焦點放於西班牙桑切斯政府今年的政策,即決定對在該國的無證移民給予大赦,此令超過130萬人申請永久居留。
西班牙也是非法移民進入歐洲的一個主要入境點,以尋求更好經濟機會或逃離在祖國遇到的暴力。許多到達休達或梅利利亞的移民會遭遣返,也有一些關押在移民庇護所的移民可以在西班牙申請庇護。
原文網址: 摩洛哥近5萬人湧休達邊境爆混亂 西班牙指法院判決成偷渡誘因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75599?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
顏純鈎:美打伊朗具歷史正當性,戰與和上中下三策選擇
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
周成柱:沉思录(148)他们才是独裁者的同路人!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
梅西和米莱,为阿根廷寻找答案的40年
圣泽路口 2026年7月20日
1987年6月24日,阿根廷罗萨里奥,一个叫莱昂内尔·梅西的孩子出生了。
那一年,整个阿根廷还沉浸在世界杯冠军的荣耀里。
一年前,在墨西哥世界杯上,马拉多纳用一只手和一双脚,写下了足球史上最传奇的篇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让阿根廷第二次站上世界之巅。
也是这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正在读中学,他的名字叫哈维尔·米莱。
几十年后,一个成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一个成为阿根廷总统。
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与阿根廷最近四十年的命运重叠。
梅西用足球给世界回答了一个问题:阿根廷是谁?米莱研究经济,走进政治,他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阿根廷怎么办?
1
很多人今天谈阿根廷,想到的是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经济混乱。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年,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阿根廷曾经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肥沃的潘帕斯草原,为欧洲提供大量牛肉和小麦;大量欧洲移民带来资本、技术和文化;英国投资者修建铁路,把内陆资源连接到港口。
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南美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被称为“南美巴黎。”
1913年前后,阿根廷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接近。当时世界上流传一句话:“富得像阿根廷人。”
一个国家拥有财富,但不一定能够守住财富。
二十世纪以后,阿根廷逐渐陷入长期困境。1930年,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此后几十年,军人和民选政府不断交替。
政治的不稳定,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放大器。
1946年,庇隆上台,庇隆主义成为阿根廷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它给工人带来福利,提高工资,加强国家干预。
支持者认为,庇隆让普通人第一次感受到尊严。
反对者认为,长期扩张福利、扩大政府角色,也埋下了财政压力和经济失衡的种子。
后来几十年,阿根廷不断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
国家应该管多少?市场应该自由多少?政府应该给予多少?个人应该承担多少?
每一代政治人物都试图回答,但每一次,都留下新的问题。
1987年,梅西出生的时候,阿根廷寻找答案,已经寻找了半个世纪。
2
1990年代,阿根廷曾经短暂迎来希望。
梅内姆政府推动自由化改革,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稳定汇率。通胀下降,经济增长,国际资本重新进入。
很多人以为,阿根廷终于找到了道路。但固定汇率和外债积累,也逐渐制造新的风险。
2001年,危机爆发。
这是阿根廷现代史上的巨大伤口。国家债务违约,银行冻结居民存款,失业增加,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
总统在短短十几天内连续更替。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人们敲打锅碗瓢盆,表达愤怒。那个曾经“富得像阿根廷人”的国家,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一个国家,也可以破产。
也是这一时期,很多阿根廷年轻人开始离开,他们去欧洲,去美国,去其他拉美国家。
他们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在寻找更确定的未来。
2000年,13岁的梅西离开罗萨里奥,前往巴塞罗那,因为巴萨愿意承担他的治疗费用。
很多人把这看作一个足球天才的幸运。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国家无法留住自己天才的故事。
梅西不是唯一离开的年轻人,只是他后来成为了最耀眼的那个。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人正在研究:为什么阿根廷会一次次走向危机?
这个人就是米莱。
3
米莱不是传统政治人物。在进入政治之前,他长期是一名经济学者和电视评论员。
他的观点越来越鲜明,他认为,阿根廷的问题,核心在于长期失控的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和政府过度干预。
他的思想受到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影响,他相信:
财富不是政府创造的,而是个人、企业和市场创造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不是替人民安排生活,而是保护规则,让自由交换能够发生。
在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激进观点。因为阿根廷长期习惯于另一种模式:政府承诺解决问题。政府提供补贴,政府扩大支出,政府创造就业。
但问题在于:政府的钱从哪里来?
如果财政收入不足,就借债;如果借债困难,就印钞;印钞之后,就是通胀;通胀之后,又需要更多补贴。
于是形成循环,阿根廷像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
政治人物不断承诺:这一次不同。但现实一次次证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永远透支未来。
4
在阿根廷寻找政治答案的时候,梅西走向了世界巅峰。
2009年,他第一次获得金球奖。之后,他赢得无数冠军。
但阿根廷人期待另一件事:国家队世界杯冠军。
2014年,巴西世界杯,阿根廷进入决赛,距离冠军只有一步,最终输给德国。2015年、2016年,美洲杯决赛连续失利。
那几年,梅西承受巨大压力。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在俱乐部成功,却没有真正代表阿根廷。
这其实是一种残酷的民族心理。
一个长期经历失败的国家,会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也会把最大的失望倾泻到英雄身上。
直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梅西终于捧起大力神杯。那一天,整个阿根廷沸腾。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挤满人群。贫富不同的人,政治立场不同的人,都站在一起。
足球完成了一件政治无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赌博。因为米莱提出的改革,触碰的是阿根廷几十年来形成的结构。
减少政府规模、削减财政支出、取消部分补贴、放松市场管制、恢复价格机制。
他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繁荣,不来自政府不断分配,而来自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创造财富。
自由主义的逻辑是:政府应该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稳定货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剩下的人民会自己创造财富。
当然,改革从来不会没有代价。减少补贴,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削减开支,会带来社会压力。经济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会首先承担成本。
因此,米莱改革也伴随着争议,但另一方面,阿根廷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多年少见的变化。
长期严重失控的通胀开始下降,政府多年无法实现的财政平衡重新出现,财政从长期赤字走向盈余,国际市场对阿根廷经济的信心有所恢复,能源、矿业等领域重新受到投资者关注。
尤其是页岩油气和锂资源开发,让阿根廷重新看到资源优势转化为财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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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艰难地走到决赛,虽然最后没有完成卫冕,但梅西告诉阿根廷人:我们依然可以成为世界第一。
米莱试图告诉阿根廷人:我们也可以重新建立一个不会不断透支未来的国家。
一个修复民族的信心,一个修复经济的秩序。一个属于足球,一个属于政治。
一个国家几十年的问题,不可能几年解决,贫困、收入、就业,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时间。
历史也不会因为一次选举就改变方向,但至少,阿根廷开始重新验证一个基本又重要的问题:
财富究竟应该如何产生?一个国家究竟依靠什么走向繁荣?
2026年7月19日星期日
走了一个左的,来了一个更左的,伯纳姆不就是英国版的马姆达尼吗?
来源:壹家言 2026-7-18
2026年7月,英国政坛新一轮权力更迭尘埃落定。
毫无悬念,安迪·伯纳姆以压倒性优势锁定工党党首席位,将于7月20日正式接任英国首相。
但英国大众不要高兴得太早,接替黯然下台的斯塔默的不是纠偏左倾乱象的务实改革者,不是回归保守理性的清醒者,而是比前任更激进、更偏左、更热衷福利摊派与行政干预的超级左派。
这一刻,彻底宣判了英国的宿命:这个曾经称霸世界的日不落帝国,已经彻底丢掉了务实、克制、理性的保守底色,在极左民粹的泥潭里,彻底没有自救能力,越陷越深,积重难返。
纵观英国近十年政坛,堪称西方世界最荒诞的政治闹剧。十年七相,频繁换届、政策反复、立场摇摆,保守党彻底式微,工党持续把持政坛,而工党内部的进化逻辑更是离谱:每一次换届,不是纠错,而是更左;每一次更替,不是止损,而是加码激进。
上一任首相斯塔默,本就是标准的左翼政客。执政以来,他延续工党固有路线:大搞高福利、高税收、大政府扩张,纵容多元乱象、弱化本土主体、妥协民粹诉求,放任产业空心化、社会撕裂、经济停滞。平庸、软弱、激进的左翼施政,让英国通胀高企、基建瘫痪、阶层对立加剧,最终在选举惨败、党内质疑声中黯然离场。
原本世人以为,斯塔默的溃败,会让英国政坛清醒:泛滥的左翼民粹、透支未来的福利主义、解构本土秩序的多元激进路线,正在毁掉英国。政坛理应拨乱反正,回归保守主义的现实主义,重拾秩序、主权、实干、克制的立国根基。
可现实狠狠打脸,英国没有选择回头,反而选择一条道走到黑。接替斯塔默的伯纳姆,绝非外界幻想的“温和改革派”。相较于四平八稳、偏中庸的斯塔默,伯纳姆是工党硬核左翼的代表,民粹底色更浓、干预手段更强、福利执念更深、激进理念更彻底。
深耕政坛数十年,从地方市长到内阁大臣,伯纳姆的执政轨迹,全程贯穿左翼核心逻辑:
无限扩张公共福利、强行财富再分配、政府全面干预市场、讨好底层民粹与工会、弱化自由竞争、偏爱行政兜底。在地方执政期间,他主打高补贴、高兜底的左翼治理模式,看似笼络民心,实则透支财政、养懒抑勤,变相扼杀社会活力。
这不就是英国版的马姆达尼吗?
如果说斯塔默的左,是平庸的、温水煮青蛙式的慢性沉沦;那么伯纳姆的左,就是激进的、大刀阔斧式的加速崩塌。
这才是英国最可悲、最无解的死局:整个国家的政治光谱,已经彻底整体左移,保守主义彻底失语,现实主义彻底退场,政坛仅剩激进程度的区别,没有对错的选择。
盛世靠保守实干立足,乱世靠克制秩序托底,唯有下行周期的国家,才会沉迷左翼浪漫空想、痴迷福利民粹、疯狂透支国运。
曾经的英国,保守主义的源头和重镇,凭借保守主义的务实清醒、法治秩序、自由竞争、精英治理,缔造日不落帝国,引领工业文明,稳坐世界强国之巅。彼时的英国,崇尚奋斗而非躺平,坚守秩序而非混乱,捍卫本土文明而非无底线多元,相信实干创造价值而非政府财富再分配。
而如今的英国,早已弄丢了祖宗立国的核心智慧。
政坛彻底被左翼意识形态绑架:不谈产业振兴,只谈全民福利;不谈竞争实干,只谈财富均分;不谈秩序主权,只谈多元包容;不谈现实差距,只谈绝对平等。一套激进左翼的理想主义逻辑,强行套在残酷的现实世界里,最终结果就是全方位溃败:经济增长停滞、实体经济外流、财政赤字高企、公共服务瘫痪、移民撕裂社会、本土文化消解、国民斗志萎靡。
更令人失望的是,英国已经没有纠错机制了。
保守党衰败不堪、无力翻盘,政坛话语权完全被工党垄断;而工党内部自我迭代的唯一方向,就是越来越左、越来越激进、越来越民粹。当一个国家的民众,不再相信奋斗,只依赖福利;不再崇尚秩序,只追捧激进;不再立足现实,只沉迷空想,这个国家的衰落,就是注定的结局。
当一个国家的政坛,只剩下更左的选择,没有保守的退路,没有务实的机会,它就已经失去了自救的能力,彻底没救了。
近日,年近八旬的英国改革党发言人安·威德科姆女士,在家中被人杀害,震惊全英国。尽管据警方称该案“目前阶段尚未被定性为恐怖主义事件”,但此前被捕的嫌疑人,也因涉嫌策划、准备或煽动恐怖主义行为而被重新逮捕。而据《每日邮报》披露,警方在该男子的家中搜出了俄国激进主义文献以及其他涉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物品。
威德科姆是英国政坛一位极具个性、观点鲜明且富有争议的资深政治家,是一位坚定的保守主义者和强烈的疑欧派,是天主教徒,公开反对堕胎。
威德科姆被暗杀,再次证明英国正在向极左乃至政治恐怖主义泥潭急速跃进。
另一方面,法国法院为玛丽娜·勒庞竞选法国总统开了绿灯,但必须戴电子脚镣。
戴着脚镣参加总统选举,这个荒诞的一幕,正是当下欧洲,特别是西欧的生动写生。
埃隆·马斯克全力支持玛丽娜·勒庞,称“她是法国的最后希望。”“让它发生吧,法国!夺回你的国家,开始将他们全部驱逐。是时候让法国重新成为法国了。”
这会发生吗?个人表示怀疑。
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
石油美元退场?其实是布雷顿森林体系3.0正在登场
来源:斌闻天下 2026-7-17
很多人以为,美国真正的霸权来自航空母舰,其实更重要的是美元。
过去半个世纪,美国能够长期维持巨额财政赤字、高债务和全球影响力,并不仅仅因为军事实力,而是因为世界每天都在主动使用美元。
但今天,一个新的变化正在出现。
川普政府似乎并不满足于维护旧有的石油美元体系,而是在尝试打造一种新的国际金融架构。它不再只是依赖石油贸易,而是希望让全球更多经济活动都主动依附于美元。这种趋势,可以称为一种”布雷顿森林体系3.0版”。
不同于1944年的黄金美元体系,也不同于20世纪70年代形成的石油美元体系,新体系的核心不再是黄金,也不仅仅是石油,而是让能源、数字金融和美国资本市场共同构成美元需求的新支柱。
第一阶段:黄金美元
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
美元与黄金挂钩,其他国家货币再与美元挂钩,美元成为世界储备货币。
但到了1971年,美国宣布美元停止兑换黄金,这套体系宣告结束。
美国必须寻找新的信用锚。
第二阶段:石油美元
随后,美国与中东主要产油国形成长期合作。
世界各国如果想进口石油,就必须准备大量美元,石油成为美元的新锚。
几十年来,这一机制支撑着美元国际地位,也帮助美国持续发行国债、维持全球资本流入。
但随着能源市场、数字金融以及国际格局不断变化,仅靠石油已经不足以支撑未来几十年的美元体系。
于是,美国开始寻找新的支柱。
第三阶段:超级美元化
川普团队正在推进的方向,更像是一种超级美元化。
它不只是要求世界使用美元,而是希望让全球越来越多的重要交易,都天然依赖美国金融体系。
换句话说,过去是买石油需要美元,未来则可能变成:只要参与全球重要商业活动,就越来越离不开美元。
这是一种更深层、更广泛的结构性需求。
第一根支柱:能源通道
近几年,美国不断强化自己在全球能源运输安全上的影响力。
从巴拿马运河,到霍尔木兹海峡,再到印太重要航运线路,美国都试图增强自己的战略存在。
与此同时,美国又成为全球最大的能源生产国之一。
如果未来越来越多能源贸易、安全保障、保险结算乃至金融服务,都与美国体系深度绑定,那么美元需求自然会进一步扩大。
重点已经不只是卖石油,而是围绕整个能源供应链建立金融体系。
第二根支柱:稳定币
真正可能改变未来十年的,是稳定币。
不少人仍然认为稳定币只是加密货币的一部分,实际上,它更像是数字时代的美元现金。
美国正在推动建立针对美元稳定币的联邦监管框架,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向,合规稳定币需要以美元或美国国债作为足额储备。
这意味着,每发行一枚稳定币,理论上都会增加对美元资产的需求。
过去,美元需要依靠银行跨境转账。未来,一个手机钱包就可以直接持有美元稳定币。
对于资本管制较严格、金融体系较弱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这种变化可能尤其具有吸引力。
美元将第一次真正进入全球数十亿人的手机。
第三根支柱:美国国债
还有一个变化容易被忽视。
过去,美国国债很大程度依赖外国央行购买。未来,美国希望形成更多来自国内金融机构和市场工具的长期需求。
稳定币储备需要美国国债,商业银行增加国债配置,货币市场基金继续扩大配置规模。
如果这些需求同步增长,美国融资成本就有机会保持较低水平,为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产业回流提供更加充裕的资本。
真正值得关注的,是”飞轮效应”
如果把这些变化放在一起,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彼此独立。
能源贸易扩大美元需求;稳定币扩大美元流通;美国国债吸收新增资金;更低融资成本又反过来支持美国制造业和科技投资;新的经济增长进一步增强全球资金配置美元资产的动力。
整个体系形成一种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
真正值得关注的,不是某一项政策,而是这些政策之间开始出现协同效应。
布雷顿森林3.0意味着什么?
如果这一方向持续推进,未来美元国际地位的基础,可能不再只是石油,也不只是美国军事实力,而是建立在能源、数字货币、资本市场以及全球支付网络共同形成的结构性依赖之上。
对于美国来说,这意味着美元霸权将更多依靠市场机制,而不仅仅依赖国际政治安排。
对于世界其他国家而言,则意味着国际金融体系可能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不是必须选择加入美国的这一体系,而是在越来越多具体交易中,自然形成对美元体系的依赖。
这或许正是川普政府近年来一系列金融、能源和数字资产政策背后,真正值得长期观察的一条主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