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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9月1日星期二

太魔幻!伯明翰市禁止悬挂英国国旗,移民反噬来得太快

 来源:南文视界  2026-9-1

你敢信,在英国的土地上,却禁止挂英国的国旗。

最近,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干出了一件无比魔幻的事,离谱到刷新认知。当地市议会正式投票通过新规:禁止在街头、公园、商圈等所有公共区域悬挂英国国旗和英格兰圣乔治旗。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消除公共安全隐患、维护城市和谐”,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提出该议案的市议员声称,英国国旗上的十字架图案,会让少数族裔心里不舒服、感到被冒犯甚至恐惧。投票结果没有任何意外,这次禁旗法案的赞成票,几乎清一色来自少数族裔议员,本土白人议员大多反对或弃权。

“投赞成票的伯明翰市议员”

自己国家的国旗,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外来族群主导投票禁止悬挂。这魔幻的一幕,根本不是什么多元包容,而是英国几十年无脑宽松移民政策,结出的最真实的反噬恶果。

也许很多人对这件事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南哥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现在的伯明翰市,本土白人英国人占比已经跌破五成,仅剩48.6%,彻底沦为城市少数群体。与之对应的是少数族裔人口的暴涨,南亚裔族群占比高达31%,黑人族群占比10.9%,再加上混血和其他族群,非白人人口已经占据城市大半壁江山。

在英国的选举制度下,人口占比变了选票就变了,选票变了,政坛话语权自然发生了转移。

现在的伯明翰市议会,早就不是白人说了算。全市69个选区的议员席位中,少数族裔议员占据绝对多数,核心城区和移民聚居区的席位几乎被南亚裔、穆斯林议员包揽。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禁旗提案能顺利通过,说白了,如今的伯明翰市政规则,已经不再由本土英国人制定。

再看伯明翰的一把手,更能印证局势的彻底反转。2026年5月上任的市长扎法尔·伊克巴尔,是伯明翰建城以来首位穆斯林市长。他出身海外移民家庭,14岁才从巴基斯坦移民到英国,深耕地方政坛二十年,从基层议员一步步爬到市长位置。

近几年伯明翰市长人选,印度裔锡克教、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少数族裔政客轮番上任,本土白人政客早已淡出核心管理层。这批少数族裔官员的执政逻辑非常统一:优先照顾移民社群利益,无限度迁就少数族裔情绪,把英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当成“需要被整改的负资产”。

这次禁旗令,就是这种执政思路的极致体现。

更值得警惕的是,伯明翰的禁旗事件并不是个例,整个英国的政坛都在悄悄发生这场“族群换血”,少数族裔参政掌权已经成为大趋势。

首都伦敦的情况比伯明翰更夸张,伦敦市长已经连续三任由巴基斯坦裔萨克.汗担任,全市核心市政岗位、议会席位中,少数族裔占比逐年飙升,当地穆斯林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5%,在诸多民生、文化法案中,少数族裔的诉求永远被放在第一位。

除了伦敦、伯明翰外,曼彻斯特、利物浦、莱斯特等大城市全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例如曼彻斯特少数族裔人口占比超23%,地方议会少数族裔议员席位稳步递增。

萨克.汗

英国全国317个地方议会里,已经有20个议会的穆斯林议员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足以左右地方所有政策法案的投票结果。

地方如此,英国的政治中央也在同步发生改变,少数族裔的话语权也早已不可小觑。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现有近30名印度裔议员、25名穆斯林议员,少数族裔政客手握内政、财政、商贸等核心部门权力,牢牢把控国家关键政策走向。

更夸张的是,此前还出现过母子二人同为移民背景,分别当选两座城市市长的奇观,足以见得移民群体在英国政坛的根基已经“农奴翻身做主人了”。

搞懂了英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再回头看伯明翰禁国旗事件,就一点都不荒诞了。所谓“国旗十字架冒犯少数族裔”,纯属强行找借口。在自己国家挂国旗是最基本的爱国行为,哪里来的冒犯之说?

由此可见,英国的少数族裔群体已经完成了从“外来寄生者”到“本土掌权者”的身份转变。早年英国为补充劳动力、蹭多元文明的虚名敞开国门,放宽移民政策,左翼政客们天真以为移民来了就会主动融入本土规则。

可现实狠狠打了英国的脸,绝大多数移民抵达英国后,抱团聚居封闭圈层,坚守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从不主动融入本土。等到人口规模足够大后,他们不再迎合本土,反而开始涉足政治,一步步瓦解英国的民族意识,取消本土文化。

今天能以“少数族裔被冒犯”为由禁挂国旗,明天就能以“少数族裔不懂英语”为由,提议禁止公共场合使用英语;后天英国本土的传统节日和历史纪念活动,都可能被贴上“冒犯少数族裔”的标签,遭到全面取缔。

很多人觉得南哥这是危言耸听,但这是多元包容无底线退让的必然结局。包容的底线,永远是外来者尊重接收国的文化和规则,而不是接收国一味妥协,被外来文化反向改造,最后被外来族群掌控话语权。

如今的英国,正在为自己数十年的短视政策买单。但伯明翰的“禁旗事件”,也为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

2026年8月31日星期一

马斯克:欧洲多国“左转”背后均站着索罗斯家族

 原创  Elon Musk  All About Elon 2026年8月25日


2026年8月,西班牙佩德罗·桑切斯与亚历克斯·索罗斯(乔治·索罗斯的小儿子)并肩而立,面带笑容。马斯克转发这张照片,并讽刺道:Magneto JR。

马斯克与索罗斯长期敌对,曾不止一次讽刺亚历克斯·索罗斯为“万磁王二世”,暗指其通过金钱操纵政治,像万磁王操纵金属一样。

老索罗斯年事已高,其子亚历克斯·索罗斯逐步走上舞台,成为其父亲的代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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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派对之子"到意外的继承人

2023年6月,92岁的老索罗斯做了一个震动金融界和政界的决定:把自己价值250亿美元(约合199亿英镑)的金融与慈善帝国控制权,正式交给当时37岁的儿子——亚历克斯·索罗斯。

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老索罗斯多次公开说过,自己"原则上不希望基金会被他的孩子接管"。最后他改了口,称"这是亚历山大应得的"。

更不寻常的是选了谁。亚历克斯不是外界预期中的接班人。他的同父异母兄长乔纳森,是律师、曾在索罗斯旗下工作,被不少人认为更具备资质,却在十多年前与父亲闹翻,最终与帝国失之交臂。而亚历克斯早年的标签,是出入戛纳和汉普顿名人派对的"派对之子",不是金融帝国的接班人。

二、金钱只是表象,意识形态才是内核

亚历克斯接受《华尔街日报》采访时直说,自己"比父亲更具政治性"。他计划继续用家族财力支持美国左倾政治家,并在原有自由主义目标之外,加入投票权、堕胎权和性别平等等议程。

他具体做了什么?正式接管了父亲2020年创立的"民主政治行动委员会"(Democracy PAC)。在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索罗斯家族已通过该委员会注入超过1.03亿美元。

这些钱流向了谁?从支持计划经济纽约市长候选人佐赫兰·曼达尼,到资助极左翼国会众议员普拉米拉·贾亚帕尔、伊尔汗·奥马尔——亚历克斯正把父亲的"金钱政治"推向更激进的方向。

乔治与亚历克斯"想法一致"。但"想法一致"解释不了这次接班的深意。老索罗斯有五个孩子,偏偏选中了那个"更政治化"的——这本身就是宣告。他交出去的从来不是250亿美元的资产,而是一整套意识形态武器库。正如亚历克斯自己承诺的,开放社会基金会将继续追求与父亲相同的目标:言论自由、刑事司法改革、少数族裔和难民权利,以及支持自由主义政治家。

说白了,老索罗斯在接班安排上真正要复制的,不是自己的金融投资能力,而是倾注毕生心血的意识形态。

三、合影的深意:从匈牙利到西班牙

这张亚历克斯与西班牙首相桑切斯的合影,为什么引人注目?

2026年4月14日,在欧盟多国纷纷收紧移民政策的背景下,西班牙政府逆着走,正式启动大规模无证移民合法化计划。桑切斯宣布,这项计划有望惠及近50万人。政策规定,在西班牙非法居留满5个月、无犯罪记录者,即可申请为期一年、可续签的居留许可。

桑切斯称这是"正义之举和必要之举"。但后果已在边境显现。据西班牙媒体,仅休达一地,2026年截至目前非法入境人数就增长191%;7月底,更有多达8万人在短短两天内试图跨越边境进入休达。

这也不是孤例。2026年4月匈牙利大选,执政16年的欧尔班落选后,马斯克第一时间在X发文:"索罗斯组织已经接管了匈牙利。"而亚历克斯本人,把欧尔班下台庆祝为"对根深蒂固的腐败和外国干涉的响亮回绝"。

两人的针锋相对,可见一斑。

从匈牙利到西班牙,从东欧到南欧,索罗斯家族先用资金培植左翼政治力量,再推动开放边境与激进社会议程,最后由左翼政府把意识形态落成政策。马斯克揭示了欧洲多国的左转,背后站着同一笔钱。

2026年8月27日星期四

烂根不在华盛顿:加拿大该照照镜子了

来源:斌闻天下  2026-8-27

加拿大前总理哈珀最近的一番话,可能比加拿大政坛上许多激烈的表态都更值得听一听。

他的意思很简单:加拿大今天遇到的经济困难,不能什么都怪到川普头上。美国的关税和贸易压力当然会带来冲击,但加拿大自身长期积累的问题,同样不能回避。

这话听起来不太舒服,却恰恰是加拿大现在需要面对的现实。

川普改变了外部环境,却没有凭空制造出加拿大的低生产率、住房危机、投资不足和能源项目迟迟难以落地,更没有突然决定让加拿大过度依赖美国市场。这些问题早就存在,只是在美国政策转向之后,一下子变得更加刺眼。

所以真正值得加拿大追问的不是“川普为什么这样做”,而是:如果美国不再像过去那样对你的时候,加拿大自己准备好了吗?

答案恐怕并不乐观。


美国的压力,暴露了加拿大的脆弱

加拿大可以指责美国的关税政策。美国是加拿大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供应链高度融合。从汽车、能源到农业和制造业,很多加拿大企业几十年来已经习惯了美国这个庞大市场。

问题也恰恰在这里,一个国家长期依赖单一市场,过去可以享受便利,却也会积累风险。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真正暴露出来的就是自己的议价能力。

如果一个国家生产率高、投资活跃、贸易渠道多元,即使面对压力也有更大的回旋空间。反过来,如果经济增长乏力、投资不足、住房昂贵、能源项目难以落地,那么外部冲击自然格外疼。

所以,这一次川普可能是压力来源,却不是加拿大所有问题的制造者,而真正的问题是:为什么加拿大面对外部压力时,会显得如此脆弱?

生产率才是更深层的问题

加拿大并不缺资源,也不缺人才。

石油、天然气、矿产、农业资源丰富,教育和科研能力也不错,旁边还有美国这个世界最大的经济体。

但这些优势并没有完全转化成更高的生产率。生产率听起来很枯燥,却最终了决定普通人的生活。企业如果不能提高每个员工创造的价值,工资增长自然有限;企业如果不愿意投资设备、技术和研发,经济就容易停留在旧模式。

更值得加拿大人警惕的是,房地产长期繁荣很容易制造一种“经济还不错”的错觉。因为房价上涨不是生产率提高,土地升值也不能代替产业升级。

如果越来越多资本沉淀在房地产,却没有足够资金进入设备、技术和创新,那么经济表面可能仍然繁荣,真正推动未来增长的引擎却在变弱。

美国现在的政策转向,只是让这个问题更加明显。

住房和能源,都是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

住房危机同样不能全部归咎于外部因素。人口增长确实会增加需求,利率也会影响房价,但加拿大长期存在的分区限制、审批缓慢、基础设施不足和建筑成本等问题,同样限制了住房供应。

结果就是,一个土地并不稀缺的国家,却越来越难让年轻人买得起房。

住房问题甚至已经开始反过来伤害经济:年轻人把越来越多收入用于房租和房贷,资本大量沉淀在房地产,劳动力也因为住房成本而降低流动性。

能源也是如此。加拿大拥有巨大的能源优势,本来可以成为经济和财政的重要支柱。但如果项目长期陷入审批、监管和政治争论,企业自然会重新考虑是否值得投资。

环保目标可以讨论,监管也当然需要存在。但如果一个项目需要多年才能确定能否落地,资本就可能选择更容易开展业务的地方。

加拿大不能一边抱怨资本流向美国,一边不去问资本为什么离开。

最大的问题:太习惯于“过程正确”

或许这才是加拿大特别应该反省的地方。这些年,加拿大并不是没有计划。住房计划有,产业战略有,能源目标有,贸易多元化也谈了很多年。

可是最后还是要问几个最简单的问题:房子建起来了吗?大型项目按时完成了吗?企业增加投资了吗?生产率提高了吗?年轻人的生活变得更容易了吗?

如果这些问题长期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那么增加政策文件、咨询委员会和工作小组等政策显得只是效率低下的政治秀,并不能改变现实。

规则当然重要,环保、法治和公共参与也都是加拿大的优势。但如果程序越来越复杂,最后却没有结果,制度就可能从保护公共利益变成拖慢经济发展的障碍。

加拿大真正需要的,不是取消规则,而是让规则能够产生结果。

别把抱怨美国当成经济政策

加拿大当然应该维护自己的利益,也应该寻找更多贸易伙伴,减少对单一市场的依赖。

但贸易多元化不是一句口号。港口需要建设,铁路需要升级,能源需要运输,企业需要真正建立海外市场,省际贸易壁垒也需要减少。这些事情都需要时间。

因此,真正的经济独立从来不是政治口号,而是大量具体、甚至有些枯燥的工作。

川普可以改变美国政策,加拿大无法决定美国政府会做什么。加拿大真正能够控制的,是自己的经济实力。

这也是哈珀那番话最值得重视的地方。

加拿大该照照镜子了

承认加拿大自身存在问题,并不意味着替川普的政策辩护。

加拿大完全可以反对美国关税,同时承认自己的经济存在结构性弱点。两件事情并不矛盾。

真正成熟的国家,不会因为承认自己的问题,就等于向别人认输。

加拿大仍然拥有不错的基础:丰富的资源、稳定的制度、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人口,以及与美国长期形成的深厚经济联系。正因为这些优势还在,今天的问题才更值得警惕。

如果这些优势继续被消耗,而生产率、投资、住房、能源和贸易结构迟迟得不到改善,那么加拿大面对外部冲击时只会越来越被动。

所以,加拿大与其每天盯着华盛顿下一步会做什么,不如先做一件更重要的事情:照照镜子。

川普会改变,美国政府也会更替,但加拿大自己的问题不会因为换一个美国总统就自动消失。

如果一场外部冲击让加拿大突然感到如此疼痛,那么真正需要追问的,也许不是为什么别人下手这么重,而是——为什么自己的身体,已经这么虚弱了?

烂根如果一直在自家门口,继续责怪华盛顿,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

陶傑:西邊的太陽落山了,紐約倫敦哈佛劍橋靜悄悄

作者臉書 2026-8-15



劍橋DEI學術老千「阿代」神秘死亡,無論是畏罪自殺或不堪「極右」勢力迫害,出產過牛頓和達爾文的劍橋,在左膠病毒內蛀之下,五百年校譽慘烈清袋。

此妖獠之突然成為劍橋大學教授,令我聯想在沙皇末日之前,闖進俄國的皇室的巫師拉斯普丁(Rasputin)。


拉斯普丁本是鄉下人,也是一頭長髮,形相猥瑣,但富有口才,其「人格魅力」迷倒皇后,聲稱擁有超自然能力,能為王子醫治白血病。俄國貴族認為不妥,聯手將拉斯普丁暗殺。幾年之後,列寧崛起,沙皇全家槍斃。

此所謂「國之將亡」。不知英國學術界會否將阿代包裝為受害人(victim),奉為學院馬克斯主義的殉道者、控訴「極右法西斯」迫害此「學術良心」,兼再将東印度公司的黑奴販賣史扯出再苦大仇深的咆哮數臭一遍,舉行隆重喪禮,由工黨首相賓含親致悼詞?

劍橋大學當初縱容, 踢爆之後,又一直沉默,恐懼一旦對阿代採取紀律行動,即被標籤為「種族主義」。當前似乎太靜了一些,不夠好玩。那邊朱鎔基剛死,都好熱鬧啦。西邊的太陽落山了,紐約倫敦哈佛劍橋靜悄悄。吓?唔通真係「東升西降」咩,就等川普插嘴,評說幾句並開香檳慶祝,狎玩一把,可乎?

**英國評論人李思謨(Jacob Rees-Mogg)講述劍橋之腐敗,見留言欄鍊結👇


陶傑披藏: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2026年8月4日星期二

孙立平:病夫治国的三个案例;西班牙移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影响的三种观点

力平坐看云起  孙立平社会观察  2026年8月2日

 【八面来风】


病夫治国的三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是罗斯福,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晚年的罗斯福如此固执地轻信斯大林,不假思索地相信他所有的承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大因素是疾病导致的。

雅尔塔会议前夕,罗斯福在去往雅尔塔的路上几乎丧命,给他的身体以致命一击,那时他的动脉硬化与心脏衰竭已经十分严重,在旅途中他经常昏厥过去,已经没法阅读文件。

在雅尔塔会议上,神志模糊的罗斯福完全被斯大林摆布,他偏执的相信斯大林是一个好人,什么话都可以和他说,任何不利于斯大林的话似乎都听不进去。与其说他对苏联有好感不如说他不愿再听到任何坏消息。

在会议上,丘吉尔观察到罗斯福目光呆滞,说话随便,完全没有逻辑,在会议后期,甚至开始打瞌睡,与罗斯福的呆滞相比斯大林则显得神采奕奕。

虽然罗斯福在1944年就已经不适合担任总统,但当时美国上下都疯狂崇拜罗斯福,不愿相信他已经重病缠身,甚至罗斯福的女儿都不相信父亲真的病得很重。

雅尔塔会议后不久,罗斯福就撒手人寰,对于这样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很难要求他再对形势具有敏锐的观察。

第二个案例是希特勒,希特勒在年轻时其实就患有臆想症等疾病,其精神存在很大问题,在成为元首外,随着工作压力的增大,他的病症也更加严重。

希特勒在整个二战期间经常意气用事,并且常期盼不现实的“神迹”。比如进攻苏联时,他没有全力进攻莫斯科,而是分兵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不是因为两个城市有战略意义,而是摧毁它们可以羞辱斯大林,满足自己的心理。

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后,希特勒的帕金森症愈发严重,他还患上了高血压,由于病症严重,他经常指挥不存在的军团抵御苏军,直接干预前线的指挥,让德军满盘皆输。

甚至到1945年柏林围攻战前,他还幻想出现腓特烈大帝时的神迹,即敌国领袖的死亡让自己转危为安,当时就是俄国沙皇的死亡挽救了腓特烈,但明眼人都知道,罗斯福的死并不会对战局有丝毫影响。但希特勒仍然凭借着这股臆想坚持到了最后一刻。

第三个案例就是勃列日涅夫,勃列日涅夫前期和后期的执政风格差异很大,这并非是勃列日涅夫本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而是疾病让他没有能力出国,他就从一个雄心勃勃的领袖变成了一个混日子的老头。

1964年勃列日涅夫成为苏共总书记时可谓意气风发,他不仅制伏了捷克斯洛伐克,还在国际上对美国展开攻势,对内也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但是到了1975年,勃列日涅夫已经患上了阿尔瓦莱兹综合征(动脉血管疾病,会破坏大脑)和肥胖。

在勃列日涅夫的晚年,他不再做出任何实质性的改革,任由苏联不断烂下去,原因无他,只是他的身体已经极度痛苦,他只是一个走不出克里姆林宫的衰朽老人(修明1644《病夫治国:疾病如何影响政治人物的判断》)。


西班牙移民问题的来龙去脉


西班牙是欧盟移民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约4900万人口中,外国出生者超过800万,占比近17%。

许多人不知道,直到20世纪末,西班牙还是一个“移民输出国”。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大量西班牙人因贫困前往拉丁美洲谋生——阿根廷、古巴、墨西哥等地至今仍有大量西班牙后裔。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由于经济落后于西欧,又有超过百万西班牙劳工前往法国、德国、瑞士等国打工,充当“客籍工人”。

这种被迫离乡的集体记忆,在西班牙社会心理中埋下了对移民的天然同情。相比于其他欧洲国家,西班牙人对“背井离乡”有更切身的理解,这也为后来宽松的移民政策提供了情感基础。

历史性的转折点1986年西班牙加入欧共体,经济开始腾飞,这是一个转折点。90年代,随着经济快速增长和劳动力短缺,西班牙首次大规模吸引外国劳工。2000年至2008年是移民涌入的黄金十年,外国人口从不足100万猛增至超500万,主要来自拉美、摩洛哥和东欧(特别是罗马尼亚)。

2008年金融危机一度中断了移民潮,但2015年后,拉美经济动荡(委内瑞拉危机、哥伦比亚冲突)、北非局势不稳,以及乌克兰战争,又催生新一轮移民高峰。截至2026年初,西班牙外国移民已超800万,成为仅次于德国和英国的欧盟第三大移民接收国。

西班牙的移民来源高度集中,呈现出清晰的板块结构:拉丁美洲(约400万)是最大来源地,文化同源(语言、宗教)使他们成为最易融入的群体。北非(以摩洛哥为主):摩洛哥移民超111万人,是西班牙人数最多的单一外国群体。他们虽文化差异大,但因地理邻近(直布罗陀海峡仅14公里)和殖民历史联系,长期保持紧密流动。欧洲及其他:罗马尼亚(43.4万)、意大利、英国、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公民,因退休或工作移居。近年因俄乌战争,乌克兰移民激增至近20万。亚洲移民以中国(约20万)和巴基斯坦为主。

在欧洲整体收紧移民政策的浪潮中,西班牙却逆势推行大赦和常规化,深层原因有三:

1. 经济刚需:建筑业、农业、旅游和家政行业严重依赖移民。2025年西班牙GDP增长3.2%,远高于欧盟平均水平,移民贡献了超过一半的劳动力增量。大赦可将地下经济转化为正规税收,一举多得。

2. 人口悬崖:西班牙生育率仅1.2,远低于更替水平的2.1。到2050年,若不引入移民,养老金系统将崩溃。政府测算需要约2500万移民才能维持现有福利体系。

3. 政治博弈:左翼联合政府(工人社会党+“我们能”党)将移民常规化视为核心承诺,以此巩固左翼选民支持。2026年的大赦方案正是这一策略的产物。

然而,宽松的合法化政策并不等于真正的社会融入。摩洛哥移民面临最严峻的挑战。西班牙社会对摩洛哥人的负面刻板印象根深蒂固,认为他们“不融入”、“占福利”。穆斯林头巾问题、清真寺建设争议频繁引发社会辩论。相比拉美移民几乎无文化障碍地融入,摩洛哥移民的困境折射出西班牙社会宗教和种族的隐形边界。

2026年7月底,一场移民危机将西班牙推上风口浪尖。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Ceuta)在24小时内涌入近5万移民,总数达6万人,远超接收能力。直接诱因是西班牙最高法院裁定“不能立即遣返从海上抵达的移民”,被犯罪网络利用炒作。而更深层的是,摩洛哥政府有意放松边境管控,作为对西班牙外交政策的施压工具(根据网络信息编写)。


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影响的三种观点


乐观派的核心观点是,AI与以往的通用目的技术(General Purpose Technology,简称GPT)不同, 它不仅能实现自动化生产,还能通过“递归式自我改进”等方式把研发活动自动化,代替科学家做研究、代替工程师做设计,推动经济增长率持续加速,甚至在有限时间内趋于无穷(即“奇点”)。

Anthropic的CEO 达里奥·阿莫迪(Dario Amodei)描绘了强大AI到来后的图景:AI将原本需要100年才能完成的生物医学进步压缩到10年;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将提升至20%。Epoch AI的GATE模型5预测,一旦AI能够自动化全部任务,全球GDP增长率保守估计也将高达30%。

主流学术界关于AI对生产率贡献的估算比较温和,大多在每年0.1-1.3个百分点之间。他们承认AI会带来生产率提升,但也强调现实瓶颈可能导致可实现的AI红利远低于乐观派的估计。这些学者大多沿用了Hulten定理的分析框架,认为AI对全社会生产率的影响由微观任务层面的生产率收益(或成本节约)、各行业任务的AI暴露度、AI采用速度这三个因素共同决定。

从这三个层面拆分,AI的贡献可能在生产端面临以下约束:第一,单任务的生产率提升或成本节约有限。微观研究显示,AI在编程、客服、广告创意等任务中可提效14%-50%,但在需要深度推理和综合决策的复杂任务中效率提升并不显著,甚至还会降低资深劳动者的效率。第二,微观任务的AI暴露度存在结构性上限。OECD研究显示,金融、信息科技、出版媒体、专业服务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AI暴露度更高,生产率提升更明显;而农业、采矿、建筑、餐饮等物理操作与人际互动类职业的AI暴露度较低,因此较难受益于AI技术进步。第三,物理与能源瓶颈、监管与伦理摩擦等将延缓AI技术的采用速度。第四,短板效应与鲍尔默成本效应制约生产率红利。即使AI能自动化90%的任务,但剩余10%未被自动化的任务仍将限制经济增长的潜力。

悲观派的观点源自两条不同的逻辑思路。一条与温和派的逻辑一致,但对现实瓶颈的假设更激进。这种观点的代表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他在一系列研究中估算,未来10年AI对美国生产率的贡献累计不到1%(即每年不到0.1%),这主要是因为他假设在未来10年仅有4.6%的任务会受到AI影响(即极低的暴露度)、而且在这些任务中使用AI平均仅能节省14%的成本(即单任务生产率收益很低)。

另一种逻辑思路则是将需求的内生性置入分析中。这些研究者认为,A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不仅取决于供应端(对生产率的影响),也取决于需求端(对消费者购买力的影响)。假如AI带来生产率大幅提升、大量工作被AI自动化,原本流向劳动者的收入将会转移到AI相关的资本投资,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因此,在生产能力持续扩张的同时,如果没有出台相应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失业率上升和劳动者收入下降会不断侵蚀消费者的购买力,企业营收和利润增长预期也会因消费需求萎缩而难以持续,投资创新和自动化的意愿将随之停滞,最终导致经济增长在需求约束下逐步放缓甚至停滞。

例如,国际清算银行(BIS)在一项研究中构建了“需求瓶颈”的情景,每个被替代的劳动者同时也是消失的消费者。在此情景下,虽然短期内总产出上升,但从中长期来看,总产出增速可能因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消费需求萎缩而放缓,甚至跌破历史趋势。阿西莫格鲁也在其论文中警告,当前AI主要被设计为替代劳动力而非增强劳动力,这种发展模式会形成“过度自动化陷阱”,导致劳动收入份额下降(李佳论 孙明春《辨析AI对经济增长与生产率的影响》)。

2026年8月2日星期日

为什么总是西班牙?它为何总站在欧洲变化的最前线

来源:斌闻天下  2026-8-2

当越来越多来自北非的小船抵达西班牙海岸,当休达、梅利利亚等边境地区一次次因非法越境登上新闻,很多人都会产生一个疑问:为什么偏偏又是西班牙?

如果把时间拉长,你会发现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

公元711年,穆斯林军队从北非跨过直布罗陀海峡,短时间内征服了西哥特王国;随后,西班牙经历了近八百年的收复失地运动;20世纪,又爆发了震惊世界的西班牙内战;进入21世纪,它再次成为欧洲面对非法移民和边境压力最直接的国家之一。

这些事件跨越了一千多年,看似毫无关联,却不断发生在同一片土地上。

有人把原因归结于所谓“拉丁民族天生散漫”,有人认为是炎热的地中海气候塑造了懒散文化,也有人把今天的一切简单解释为“文明冲突”的延续。

但如果真正回到历史,就会发现,答案远比这些标签复杂,也更值得思考。



西班牙为什么总是欧洲的第一道大门?

决定西班牙命运的,第一个因素,从来都是地理。

打开地图就会发现,伊比利亚半岛几乎就是欧洲伸向非洲的一只手。直布罗陀海峡最窄处只有十几公里,两岸天气晴朗时甚至可以彼此相望。与此同时,西班牙还拥有休达、梅利利亚等位于北非海岸的飞地,使这里天然成为欧洲与非洲之间最重要的通道之一。

正因为如此,无论是贸易、文化还是人口流动,西班牙始终站在第一线。

公元711年的穆斯林征服,并不仅仅因为征服者强大,更因为当时的西哥特王国内部早已陷入严重危机。王位继承混乱、贵族相互倾轧、地方势力各自为政,使整个国家缺乏统一抵抗能力。面对渡海而来的军队,这个本已脆弱的政权迅速崩溃。

因此,真正决定征服速度的,并不是所谓民族性格,而是外部压力遇上内部失衡。

换句话说,西班牙之所以长期成为欧洲文明碰撞的前沿,不是因为它特别“散漫”,而是因为它始终站在欧洲的大门口。

西班牙内战,真正撕裂这个国家的是什么?

二十世纪,西班牙再次成为欧洲关注的焦点。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直到今天,人们仍然喜欢把它简单描述成“法西斯与民主”“共产主义与基督教”“革命与反革命”的对决。

但历史从来没有如此简单,当时的西班牙共和国已经陷入长期政治失序。土地改革、教会地位、地区自治、工人运动以及经济危机不断叠加,使社会矛盾迅速激化。左翼人民阵线内部既有社会主义者,也有共产党人与无政府主义者;右翼阵营则聚集了保守派、君主派、天主教力量以及军方。

与此同时,苏联支持共和国一方,德国和意大利支持佛朗哥领导的国民军,使西班牙提前成为二战前意识形态竞争的试验场。

佛朗哥最终取得胜利,并建立持续数十年的威权统治。他通过强化国家统一、天主教身份和反共立场,结束了革命浪潮,也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创伤。

今天,无论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很难否认一个事实:西班牙内战最大的代价,并不是哪一种意识形态获胜,而是整个社会被长期撕裂。

这场战争提醒人们,一个国家真正危险的时候,并不是存在分歧,而是彼此已经无法继续把对方视作共同体的一部分。

今天的移民问题,与八世纪其实不是同一个故事

进入二十一世纪,西班牙再次站到了欧洲边境问题的最前沿。

来自摩洛哥以及北非其他地区的非法移民不断尝试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或者冲击休达、梅利利亚边境,加那利群岛也成为重要登陆点。

不少人因此直接把今天与711年的穆斯林征服联系起来,甚至认为这是同一场历史的继续。

这种类比虽然容易激起情绪,却未必能够解释现实,但是并不意味着问题不存在。

文化融合、社会认同、公共资源压力、边境安全、少数极端主义风险,都是真实存在且需要认真面对的挑战。如果移民规模长期超过社会整合能力,任何国家都会面临压力。

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承认这些现实,而是如何既维护边境秩序,又保证合法移民能够顺利融入社会。

近年来,欧洲不少国家围绕移民政策的政治争论,越来越偏离了这个核心。

许多时候,争论已经不是如何更有效地管理边境,而是谁拥有讨论边境问题的资格。当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断被意识形态争论取代,社会就容易在全面开放与全面排斥之间反复摇摆,最终让原本可以理性处理的问题不断积累。

真正决定命运的,从来不是民族性格

有人喜欢把西班牙的历史归结为“拉丁民族散漫”。

这样的解释听起来简单,却经不起历史推敲。同样属于拉丁文化圈,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的发展道路并不相同;即便在西班牙国内,不同地区的经济表现也长期存在巨大差异。

真正影响国家发展的,往往是制度质量、教育水平、投资环境以及国家治理能力,而不是所谓民族天性。

拉丁美洲许多国家长期经历政治动荡,也更多源于殖民时期留下的制度遗产、资源依赖、国家能力不足以及社会高度不平等等历史因素,而不是一种抽象的“拉丁性格”。

事实上,西班牙自己就是最好的反例。

二十世纪后半叶,它完成工业化、实现民主转型、加入欧盟,并成为欧洲的重要经济体。这说明,一个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制度改革改变自己的发展轨迹。

历史从来不是宿命。

西班牙真正留给欧洲的启示

如果把过去一千三百年的历史放在一起观察,会发现西班牙始终在回答同一个问题:一个国家,究竟靠什么维系?

八世纪,这个问题体现为宗教与王权。

二十世纪,它体现为意识形态与国家认同。

今天,它则表现为边境治理、人口结构、文化融合以及共同价值。

时代不断变化,但问题始终存在。

因此,西班牙反复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并不是因为这里的人比别人更懒散,也不是因为这里的人天生更容易发生冲突,而是因为它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它总是最早面对欧洲即将到来的变化。

地理决定了西班牙始终站在欧洲的最前线,但真正决定西班牙未来的,从来不是地理,而是今天所作出的制度选择与政策选择。

对于整个欧洲来说,这或许也是最值得思考的一课:历史不会机械重复,但历史提出的问题,往往会以新的形式再次出现。而真正决定答案的,始终不是情绪,而是一个社会面对现实时是否仍然拥有理性讨论、有效治理以及维系共同体的能力。

声明:个人原创,仅供参考

2026年8月1日星期六

西班牙对非法移民的“大赦令”,迎来狂暴反噬

 来源:南文视界  2026-8-1


“求仁得仁,求锤得锤”

7 月 30 日,数千名北非难民集结摩洛哥沿岸,以集体泅渡、翻越边境围栏等非法的方式大举涌入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

入境人群以青壮年男性为主,大多未携带随身行李,有的甚至光着膀子,闯关成功后个个兴奋不已,对着镜头高声欢呼。他们的目标非常清晰:借这块欧盟非洲领地跳板,先踏入西班牙,再深入欧洲各地。

面对潮水般的闯关人群,西班牙边境防线形同虚设。本次单日数千人集体冲卡,创下 2021 年休达移民危机之后的最高纪录,这并非正常的非法移民,这场大规模非法移民冲击事件,是西班牙政府的宽松移民政策的集中反噬,而且还仅仅是开始。

就在全世界都在收紧非法移民的时候,为何西班牙却迎来了创纪录的难民冲卡,其背后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以桑切斯为首的工人社会党,联合左翼政党“我们能” 组建执政联盟,人道主义包容是其核心施政理念之一。桑切斯政府将外来移民视作盘活经济、维系高福利体系的解决方案。

2026年4月,西班牙内阁正式出台史上最大规模无证移民合法化“大赦令”,计划为境内约 50 万长期滞留的非法移民授予一年期可续签居留与工作许可,审核门槛大幅下调。大量非法移民得以洗白身份,享受西班牙社保、教育、医疗等公共福利。

这一消息经由媒体传播和人口贩运网络传遍北非诸国,在寻求机会的北非年轻人心中形成了“抵达西班牙即可获得合法身份” 的普遍认知,从而催生了前所未有的偷渡意愿。

桑切斯内阁出台了“大赦令”还不算,西班牙最高法院又来了一波神助攻。

今年 7 月初,西班牙最高法院最新裁定,经由泅渡海路登陆的非法移民,必须走完完整庇护申请行政流程,执法机关无权就地推送出境。

翻译成大白话就是,非法移民只要跳入海水游上岸,就能合法留在西班牙等待审批,即便最终庇护申请被拒,漫长流程也足以让移民在境内长期生活。

蛇头团伙抓住西班牙最高法的这一法律裁定大肆组织偷渡,大批北非青年专程等候夏季海况最佳时段集体出海,最终在7月30日酿成大规模冲卡事件。

这场疯狂的的移民闯关事件,将会对西班牙带来什么影响?

第一,给地方地方政府带来巨大的安置压力,西班牙财政本就常年赤字,持续激增的移民福利开支将进一步拖累国家财政运转。大量上岸移民只能露宿街头、海滩,由此带来卫生隐患和社会治安风险。

第二,桑切斯左翼政府坚持人道主义立场,主张接纳难民、推进移民合法化,不遗余力推动多元化和包容;但西班牙保守党派猛烈抨击宽松政策,直言无节制接纳外来移民挤压本土居民就业岗位、稀释公共福利,抬高社会治安隐患。

在移民危机持续发酵之下,这次大规模闯关将引爆本土民众的不满情绪,西班牙国内将迎来巨大的民意对立,甚至引发民粹主义。

与此同时,在这次偷渡途中至少 18 人葬身地中海,近半年周边海域已打捞 60 具遇难者遗体。没有买卖就没有杀害,自诩为博爱,平等的西班牙极左政客是否该为这些死去的年轻人负责。

第三,在这之前,获得西班牙居留权的非法移民可凭借申根协定自由穿行欧洲全境。但如今法国、德国已在边境重启临时出入境抽查,瑞士收紧对西班牙居留移民的入境限制。西班牙想依靠欧盟国家分摊移民压力的设想彻底落空,如今单方面大规模接纳非法移民将全部由西班牙全体国民买单。

纵观整场危机,西班牙左翼政府不顾一切拥抱多元化和包容,等来的却是一群行李也不拿,甚至光着膀子过来的男性青壮年,圣母心泛滥的最终结果是让所有国民陷入恐慌和焦虑之中。

在历史上,西班牙是西方唯一一个在被伊斯兰统治数百年后挣脱枷锁的国家,如今却在北非穆斯林移民不费一枪一弹集体冲卡入境时,不管是边防警察还是西班牙军方都无动于衷,甚至没有任何表态,任由事态发展。

或许,数百年前的历史教训还不够深刻。也或许,他们原本就默许这些非法移民入境,甚至是张开双臂欢迎。

这场如入无人之境的非法移民边境闯关事件,也为整个欧洲敲响警钟:一味偏向人道主义的开放移民政策,终究会遭到非法移民的强力反噬。

陶傑:歐洲白左由內部顛覆西方文明……

 作者臉書  2026-8-1


歐洲白左由內部顛覆西方文明,川普多次點名指責的西班牙極左首相桑吉斯索性鬥氣做吳三桂,宣布「特赦」五十萬非法移民,開門放任穆斯林大舉侵略。
大批非法移民從摩洛哥湧向北非自古以來的西班牙領土修達(Ceuta),數千人「搶灘」的片段熱傳,先縱火焚燒汽車。以此為踏板,熱身大舉殺入歐洲。
這一次,歐盟害怕了。法西斯主義的意大利女總理蘭妮率先宣佈,意大利會考慮退出神根公約。瑞典與芬蘭等即跟隨,以免受累。
十年前,德國的前共黨女總理默克萊夫人率先「大愛包容」、開放一百一十萬穆斯林非法移民入境,贏盡左傾「知識份子」掌聲。於是上月德國的同性戀彩虹遊行被伊斯蘭少數族裔人士再次出擊、向人群駕車衝撞制裁,死傷多人。
哈哈笑死我。
今日輪到西班牙。其最高法院裁決不能立即遣返在海上攔截的非法移民,成為移民偷渡的誘因,亦即號召整個中東和非洲的人口,可以以西班牙為後門,大舉入侵歐洲。一日之內即湧入五萬。歐洲出現自一千年前蒙古成吉斯汗蠻族侵略、引入鼠疫之後,另一卷好睇過「奧德賽」的史詩。
西班牙愛國政黨VOX大為不滿。但桑吉斯這種左膠垃圾,是西班牙人自己選出來的。此蠢貨以為挾世界盃之底氣、一心要與羞辱過他的川普鬥氣,如果川普說,大便很臭,你們不要吃大便呀。左膠會將狗屎人糞一把一把的抓起來往自己的嘴巴裏狂塞,並且將其他拒絕吃大糞的正常人,憤怒地稱為「川粉」。
核唔核突D?有少少喇——-我今日心情好,用了一個道在糞溺中、比較娛樂性的譬喻。
智商正常的西班牙人,守衛他們的家園,長遠除了發揚十字軍東征、消滅在金字塔活殺童男童女童祭神的西班牙海上帝國、佛朗哥的愛國戰鬥精神,緊急措施,今日起先在各自家門口懸掛幾條風乾的火腿。


原文網址: 摩洛哥近5萬人湧休達邊境爆混亂 西班牙指法院判決成偷渡誘因 | 香港01 https://www.hk01.com/article/60375599?utm_source=01articlecopy&utm_medium=referral



2026年7月30日星期四

顏純鈎:美打伊朗具歷史正當性,戰與和上中下三策選擇

作者臉書  2026-7-30

久不談美伊戰,因為戰與和膠著,短期內不太可能有什麼突破。打也打不起來,和也和不下去,於是正如我在戰爭初期說的,打打談談成了常態。
但因為膠著,美國國內民意正在發生微妙轉變,有更多人對特朗普發動這場戰爭的動機和理由產生懷疑,也因油價上升影響民生,難免多了民怨,民主黨政客和左媒也趁機攻擊戰爭拖延,特朗普雖然口硬,難免有點腹背受敵的窘態。
關於美伊戰爭,應該從兩個層面去看,一個層面是發動這場戰爭有什麼理由,是否必要?另一個層面是,戰事遷延,如何收場,能不能體面收兵?兩個層面不能混為一談,否則永遠談不清楚。
美國出兵伊朗當然師出有名,理由有四:一是伊朗是當代世界四大邪惡軸心之一,與民主陣營為敵,反對普世價值,四邪不除,人類無從進步;二是伊朗是中東恐怖組織總後台,今日世界不得安寧,其根源相當大程度來自伊朗;三是伊朗正致力發展核武,一旦事成,將對各國安全產生巨大威脅;四是其時伊朗爆發民變,現政權面臨危機,又美以獲取最高機密情報,可以定點轟炸手段,團滅伊朗神教集團高層,這是千載難逢的歷史機遇。
美伊戰爭便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發生,當時決定動手,是內外條件成熟,機不可失時不再來,採取的定點轟炸戰術相當成功,到此階段,發動戰爭的歷史正當性不容置疑。
特朗普的如意算盤是,伊朗內部不穩,只要政府高層團滅了,現政權要維持下去會相當困難,再加上外部施加壓力,政權瓦解的可能性很高,這是正常的推測。但意外的是,伊朗神教政權沒有倒下,不但站住了,而且鎮壓了民變,重新統一內部,還能調動軍隊與美以周旋。
換作一般的專制政權,可能一下子就垮台了,但伊朗畢竟有極端民族主義打底,又有伊斯蘭聖戰的凝聚力,即使宗教集團高層團滅,內部還能自我修復,可見他們對國家可能面臨的各種危機有足夠的應變預案。
在特朗普發動戰爭之前,即使考慮到這一點,權衡利弊後,因為機會千載難逢,也只能先打了再說。事前美國防部曾提醒總統,伊朗可能以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反制,事後也果然如此,但當時伊朗內部民變如火如荼,形勢對打有利,打垮了伊朗,削弱中俄在中東的勢力範圍,其意義非比尋常,至於霍爾木茲海峽問題,也能靠外部壓力迫其讓步。鑑於此,做這樣的決策,也不能說有錯。
任何歷史重要關頭的抉擇,都不可能萬無一失。林彪曾有名言,軍隊打仗有七成把握就應該打,不可能等到十足十能贏再動手。仗打起來後,勝負可能與初衷相去甚遠,不以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美以觀望伊朗內部變局用去一定時間,美軍調兵中東也用去一些時間, 應付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也用去一些時間,戰事便拖延到今日這個局面。
近期美軍加強對伊朗軍事和能源設施的轟炸。看過一段視頻,十幾輛伊朗導彈發射車趁夜轉移,被美軍戰機發射導彈和集束炸彈逐一殲滅,連那些逃離戰車的伊朗單兵也不放過。但始終美軍不準備打地面戰爭,消耗的只是對方的武器裝備,伊朗一表示願意談,美軍又停手了。
我認為美國不可能通過談判迫使伊朗停戰,因為核彈是伊朗唯一可能對付外部壓力的終極武器,放棄了等於被人拔掉虎牙。此外,霍爾木茲海峽也是在戰略上鉗制美以和西方國家的重要手段,完全服從美國,也等於喪失基本的談判籌碼。
因此形勢便是,伊朗一定會擺出談判姿態,但不斷以小動作破壞和談氣氛,逼美國再動手,美國動手後,伊朗又再軟化,雙方又再談,又達成一點妥協,然後伊朗又再攪事,總之這種模式會無限循環下去,把美國玩弄於股掌之上。
美國現在的難處是,要打地面戰犧牲太大,不打又拿伊朗沒辦法,光靠轟炸解決不了問題,而拖下去對共和黨的中期選舉相當不利。
擺在美國面前有上中下三個選項:上策是聯合以色列,甚至某些中東產油富國(因為他們都被伊朗攻擊),直接發動地面戰爭,不管犧牲多大,一定要拿下伊朗,建立民主政權,一勞永逸解決。
中策是繼續談談打打,對伊朗實施軍事、經濟、外貿和金融上的全方位長期封鎖,消耗伊朗的經濟與軍事實力,希望最終拖垮它。這樣美國也要付出沉重代價,時間上會以年計,中間會有什麼變數,不可預料。
下策是不管三七二十一,盡快撤離中東,留下的爛攤子讓聯合國去收拾。伊朗受創巨深,短期內也不能壞到哪裡去,至於核彈問題,那就只能成敗由它,好像朝鮮一樣,小國擁核,世界難以安眠。
三個選項利弊很清楚,問題在於決心,在於美國肯付出多大代價,今日美國民意如此消極,特朗普要逆民意而行,恐怕不容易。世事往往如此,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我們也只能希望避免最壞的,爭取最好的,至於現實如何,那始終是美國人的事,我們也只能祈望歷史不斷往前走。

2026年7月29日星期三

周成柱:沉思录(148)他们才是独裁者的同路人!

作者脸书 2026-7-29
周成柱:沉思录(148)
1、当川普活捉马杜罗、斩首哈梅内伊、封锁古巴、震慑朝鲜的时候、黄左川黑现在基本不说川普绥靖独裁者了!他们开始指责川普活捉马杜罗是践踏国际法、炸死哈梅内伊、轰炸伊朗是黑吃黑、大流氓打小流氓!不知道川普再对古巴朝鲜两个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下手的时候、他们会如何自圆其说。最终、或许他们会发现、绥靖独裁者的不是川普、而是他们、他们为了反对川普、开始支持独裁者、支持马杜罗、支持伊朗、支持朝鲜和古巴、他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他们才是独裁者的同路人!

2、伊斯兰教之所欲这么嚣张、是因为基督教一天到晚在搞大爱圣母多元包容、失去了尚武精神斗争意识、基督左们愚蠢腐化自甘堕落、基督教的黑暗年代!批判基督教左派、支持基督教右翼崛起、世界明天会更好!在简中圈、当它们在拆你房、占你田、淫你妻、毒你儿的时候、田园基督左们不是在讲为了权利而抗争、而是依然成天在讲宽恕你的仇敌、别人打你的左脸你要把右脸给他打、基督徒不要关心政治(政教分离)、真是毁人不倦贻害无穷!
3、美伊战火重起、可以一分为二解读:之前的谈判是一个必经的过程和痛苦、即使知道伊朗不会遵守协议、也必然要谈、因为这样才能堵住国内民主党左派和嘛嘎美国优先派的嘴、让他们知道川普已经为和平做出了努力和妥协、是伊朗不识好歹;其次、可以视为川普极限施压的一贯策略、最终目的还是以打促和。也许明天川普又会宣布与伊朗已经达成全面协议、比以前更好更完美;这就是川普的阳谋、让敌人和吃瓜群众永远看不透他的真实想法。
4、整体民情向下沉沦、最高法院又怎么可能免俗!未来数十年都不可能再有川普这样的总统、美帝只有继续向下沉沦、之后人们才会意识到川普今天为了扭转帝国航向所付出的巨大努力与意义!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中国如此、美国亦然。
5、左派的整个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就是建立在一种自取灭亡自我毁灭的基础之上!从左到右、是一种认知的提升、格局的改变、所以一个人对社会演化比较无知的时候、他会容易成为一个左派、但是当他的认知提升以后、他会逐渐成为一个右派!
6、政府的腐败、浪费、低效是制度化、必然性的、无论何种政体、只要不是建立在清晰的私有产权基础上的经济核算与约束、就必然会导致这样的结果。在此意义上、一个少花钱、少办事的政府才是好政府。
7、川普武德充沛、他正在捍卫基督徒的荣光、向极端伊斯兰宣战。无论驱逐包括穆斯林在内的非法移民还是向伊朗开战均是这种武德的体现!尽管不希望川普陷入伊战泥潭、但是不解决伊朗问题又会后患无穷!
8、所谓当局者迷。但是看到川普、万斯、卢比奥、赫格塞斯的近期发言、则深感庆幸。他们对美国地位的定位、对美国面对的问题与矛盾、对世界面对的挑战与风险、对西方文明的危机与存亡都有清晰而深刻的认识!以川普为首的团队实际上发动了一场复兴基督教、拯救西方文明、向全球左派宣战的“圣战”!
9、47年来、川普是唯一敢动伊朗的美国总统!川普是基督徒的荣光、也是美国总统的荣光。不逃避、不回避、而是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真相并不复杂、事实总是简单:如果你因为反对川普而支持伊朗、你就是垃圾;如果你支持一个国家应该开放边境接受非法移民、你就是垃圾;如果你支持学校应该灌输跨性别理念给未成年儿童孩子变性、你就是垃圾;如果你支持选举总统可以不查公民身份证、你就是垃圾;如果你支持一个男人自称心理女人就可以进入女卫生间女浴室女更衣室你就是垃圾!
10、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男女有别。如果有人告诉你、你可以成为任何性别、无伦男女或其他、记住、这就是僭越、僭妄、就是陷阱。男人和女人的区别、是造物主设定的元秩序、对于这种元秩序人们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敬畏与审慎而不是挑战、破坏与摧毁。左派用跨性别来摧毁男女有别、鼓吹性别自由、真实目的就是他们想取代上帝、取代造物主来成为被其奴役的群氓心中的神——假神。这就是左派的僭妄!
11、当人们批评黑人时、左派发明了一个词汇叫“种族歧视”、你批评黑人、你就是“种族歧视”!后来、当人们批评穆斯林时、左派又发明了一个词汇叫“穆斯林恐惧症”、如果你批评穆斯林、就是“穆斯林恐惧症”患者!“穆斯林恐惧症”是什么呢?就是当穆斯林在抢劫时、你不能批评、你批评就是“穆斯林恐惧症”;当穆斯林在强奸时、你不能批评、你批评就是“穆斯林恐惧症”;当穆斯林在杀人时、你不能批评、你批评就是“穆斯林恐惧症”;当穆斯林在搞恐怖袭击时、你不能批评、你批评就是“穆斯林恐惧症”!左派从来不问你为什么会产生“穆斯林恐惧症”、而直接诉诸他们需要的结论。当你批评穆斯林时、你就是“穆斯林恐惧症”患者、你是需要医治病人、而对其产生的原因他们视而不见、你的痛楚、忧虑和恐惧在他们眼里一文不值。所以、邪恶之徒干坏事一定是从不讲逻辑开始。用“种族歧视”压制所有对黑人的批评是这样;用“穆斯林恐惧症”压制所有对穆斯林的批评也是这样。所以、如果有人说你患有“穆斯林恐惧症”时不要忧虑、反而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这说明你还有一个正常人的心理、情感、道德与是非。消除“穆斯林恐惧症”不是禁止人们批评穆斯林、而是必须让穆斯林少一些强奸、抢劫、谋杀、恐袭、排外、与文明为伍、与人为善。如果批评黑人就是“种族歧视”、那我们必须支持“种族歧视”;如果批评穆斯林就是“穆斯林恐惧症”、那我们必须支持“穆斯林恐惧症”;这叫常识!
2026.7.29

2026年7月23日星期四

梅西和米莱,为阿根廷寻找答案的40年

 圣泽路口  2026年7月20日



1987年6月24日,阿根廷罗萨里奥,一个叫莱昂内尔·梅西的孩子出生了。

那一年,整个阿根廷还沉浸在世界杯冠军的荣耀里。

一年前,在墨西哥世界杯上,马拉多纳用一只手和一双脚,写下了足球史上最传奇的篇章。“上帝之手”和“世纪进球”,让阿根廷第二次站上世界之巅。

也是这一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正在读中学,他的名字叫哈维尔·米莱。

几十年后,一个成为足球史上最伟大的球员之一,一个成为阿根廷总统。

他们的人生轨迹,几乎与阿根廷最近四十年的命运重叠。

梅西用足球给世界回答了一个问题:阿根廷是谁?米莱研究经济,走进政治,他试图回答另一个问题:阿根廷怎么办?


1


很多人今天谈阿根廷,想到的是通货膨胀、债务危机和经济混乱。但如果把时间往前推一百年,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国家。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阿根廷曾经是世界最富裕的国家之一。

肥沃的潘帕斯草原,为欧洲提供大量牛肉和小麦;大量欧洲移民带来资本、技术和文化;英国投资者修建铁路,把内陆资源连接到港口。

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南美最现代化的城市之一,它被称为“南美巴黎。”

1913年前后,阿根廷人均GDP位居世界前列,与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接近。当时世界上流传一句话:“富得像阿根廷人。”

一个国家拥有财富,但不一定能够守住财富。

二十世纪以后,阿根廷逐渐陷入长期困境。1930年,第一次军事政变发生,此后几十年,军人和民选政府不断交替。

政治的不稳定,成为经济不稳定的放大器。

1946年,庇隆上台,庇隆主义成为阿根廷最重要的政治力量,它给工人带来福利,提高工资,加强国家干预。

支持者认为,庇隆让普通人第一次感受到尊严。

反对者认为,长期扩张福利、扩大政府角色,也埋下了财政压力和经济失衡的种子。

后来几十年,阿根廷不断在两个方向之间摇摆。

国家应该管多少?市场应该自由多少?政府应该给予多少?个人应该承担多少?

每一代政治人物都试图回答,但每一次,都留下新的问题。

1987年,梅西出生的时候,阿根廷寻找答案,已经寻找了半个世纪。


2


1990年代,阿根廷曾经短暂迎来希望。

梅内姆政府推动自由化改革,实行私有化,开放市场,稳定汇率。通胀下降,经济增长,国际资本重新进入。

很多人以为,阿根廷终于找到了道路。但固定汇率和外债积累,也逐渐制造新的风险。

2001年,危机爆发。

这是阿根廷现代史上的巨大伤口。国家债务违约,银行冻结居民存款,失业增加,街头爆发大规模抗议。

总统在短短十几天内连续更替。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人们敲打锅碗瓢盆,表达愤怒。那个曾经“富得像阿根廷人”的国家,第一次让世界看到:一个国家,也可以破产。

也是这一时期,很多阿根廷年轻人开始离开,他们去欧洲,去美国,去其他拉美国家。

他们不是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在寻找更确定的未来。

2000年,13岁的梅西离开罗萨里奥,前往巴塞罗那,因为巴萨愿意承担他的治疗费用。

很多人把这看作一个足球天才的幸运。但换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国家无法留住自己天才的故事。

梅西不是唯一离开的年轻人,只是他后来成为了最耀眼的那个。

而与此同时,另一个人正在研究:为什么阿根廷会一次次走向危机?

这个人就是米莱。


3


米莱不是传统政治人物。在进入政治之前,他长期是一名经济学者和电视评论员。

他的观点越来越鲜明,他认为,阿根廷的问题,核心在于长期失控的财政赤字、货币贬值和政府过度干预。

他的思想受到自由主义和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影响,他相信:

财富不是政府创造的,而是个人、企业和市场创造的。政府最重要的职责,不是替人民安排生活,而是保护规则,让自由交换能够发生。

在阿根廷这样的国家,这是一种激进观点。因为阿根廷长期习惯于另一种模式:政府承诺解决问题。政府提供补贴,政府扩大支出,政府创造就业。

但问题在于:政府的钱从哪里来?

如果财政收入不足,就借债;如果借债困难,就印钞;印钞之后,就是通胀;通胀之后,又需要更多补贴。

于是形成循环,阿根廷像陷入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

政治人物不断承诺:这一次不同。但现实一次次证明,没有哪个国家可以永远透支未来。


4



在阿根廷寻找政治答案的时候,梅西走向了世界巅峰。

2009年,他第一次获得金球奖。之后,他赢得无数冠军。

但阿根廷人期待另一件事:国家队世界杯冠军。

2014年,巴西世界杯,阿根廷进入决赛,距离冠军只有一步,最终输给德国。2015年、2016年,美洲杯决赛连续失利。

那几年,梅西承受巨大压力。很多人甚至认为:他在俱乐部成功,却没有真正代表阿根廷。

这其实是一种残酷的民族心理。

一个长期经历失败的国家,会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英雄身上,也会把最大的失望倾泻到英雄身上。

直到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梅西终于捧起大力神杯。那一天,整个阿根廷沸腾。

布宜诺斯艾利斯街头挤满人群。贫富不同的人,政治立场不同的人,都站在一起。

足球完成了一件政治无很多人认为,这是一次赌博。因为米莱提出的改革,触碰的是阿根廷几十年来形成的结构。

减少政府规模、削减财政支出、取消部分补贴、放松市场管制、恢复价格机制。

他的核心理念是:一个国家真正的繁荣,不来自政府不断分配,而来自自由的人和自由的市场创造财富。

自由主义的逻辑是:政府应该保护产权,维护法治,稳定货币,创造公平竞争环境,剩下的人民会自己创造财富。

当然,改革从来不会没有代价。减少补贴,会影响普通人的生活。削减开支,会带来社会压力。经济转型过程中,一部分人会首先承担成本。

因此,米莱改革也伴随着争议,但另一方面,阿根廷也出现了一些过去多年少见的变化。

长期严重失控的通胀开始下降,政府多年无法实现的财政平衡重新出现,财政从长期赤字走向盈余,国际市场对阿根廷经济的信心有所恢复,能源、矿业等领域重新受到投资者关注。

尤其是页岩油气和锂资源开发,让阿根廷重新看到资源优势转化为财富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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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艰难地走到决赛,虽然最后没有完成卫冕,但梅西告诉阿根廷人:我们依然可以成为世界第一。

米莱试图告诉阿根廷人:我们也可以重新建立一个不会不断透支未来的国家。

一个修复民族的信心,一个修复经济的秩序。一个属于足球,一个属于政治。

一个国家几十年的问题,不可能几年解决,贫困、收入、就业,这些问题仍然需要时间。

历史也不会因为一次选举就改变方向,但至少,阿根廷开始重新验证一个基本又重要的问题:

财富究竟应该如何产生?一个国家究竟依靠什么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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