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化：介绍《世纪大合并：加拿大和美国为何应该成为一个国家？》

 作者：施化 / 施化的博客 2026-9-7

今天在这里，想冒加拿大天下之大不韪，介绍一本奇书，书名《世纪大合并：加拿大和美国为何应该成为一个国家？》（Merger of the Century: Why Canada and America Should Become One Country）。这是加拿大知名记者、作家兼评论员黛安·弗朗西斯（Diane Francis）出版于 2013 年的一本极具争议，且观点大胆的地缘政治与经济著作。 我本着对一切事物持开放和存疑的态度，不作任何定论。此举目的，只是为了帮助加拿大人以及他们的后代，打开脑洞，不拘一格，认真考虑一下自己的未来。

黛安·弗朗西斯（Diane Francis）拥有美加双重国籍，她在这本书中将美国和加拿大视作两家可以进行“资产重组”的超级大公司，提出美加两国应当合并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以此来应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剧烈变化。 

此书详尽分析了美加面临的“内忧外患”，并提出了两国的互补性：加拿大地下蕴藏十几万亿美元还没有开发的各种资源；上方，是一条正在解冻的北极航道。表面看，她像个阔太太；而实际上，却是一头待宰的肥羊。因为看守家当的，只有区区3000多万人口和一支规模小到可怜的准军队。与此同时，世界群狼环伺，各方势力都在惦记着加拿大。所以弗朗西斯说，真正的问题从来不是加拿大要不要保持独立，而是会在什么时候，被谁，用什么方式，一块一块地给撬走。

黛安在书中举了一个例子。2008年，世界粮食危机，大米的价格在两年里上涨百分之二百十七，引发了一系列动荡和政治危机。此时，韩国的大宇物流与马达加斯加政府谈成了一笔交易，以99年为期，租下这个国家一半的耕地来种植玉米和橄榄油，收获全部运回韩国。合约几乎没有租金，韩国那边只承诺没有约束力的投资，20年内投资60亿美元来修建公路、港口、灌溉系统和电站，而这些其实就是农产品出口的配套。合同里甚至没有一条规定说如果马达加斯加自己闹了饥荒，可以暂停出口。这个消息泄露之后，马达加斯加首都爆发抗议，军队向人群开枪，前后死了100多人，最后发生了军事政变。新领导人上台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撕毁合同。英国《金融时报》给这类交易起了一个名字：“新殖民主义”。

在黛安眼里，加拿大就是一个放大版的马达加斯加。加拿大资源多到离谱，防御弱到离谱，政府又好说话到离谱。加拿大的资源多到什么程度？北美农地，最大一块就在加拿大。光是萨省这一个省，就占了全部耕地的四成，地价还远比美国便宜。在国际买家眼里，加拿大手里攥着的，全是敞开货柜的打折商品。钾肥储量差不多有一半埋在萨省地下。历史上采出来的矿藏，加上已经探明的储量，估计3万亿美元，还不包括埋在地下没有发现的，总计9~15万亿。比如育空地区的霍华德山口，那里可能有全世界最大的铅锌矿床。像铀、镍这些重要金属，加拿大的储量排在世界前列。石油就更加不用说了，加拿大的油砂探明储量仅次于沙特。然后是水，地表上全世界1/5的淡水都在加拿大。此外，在加拿大头顶上，还有那条因解冻而年年价值飙升的北极航道，凡是无法在巴拿马运河通过的巨轮都可在那里畅行。对这座宝库，世界各国惦记着的大有人在。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中国。2010年，中石化花了40多亿美元，买下了加拿大最大的油砂项目9%的股份。而且加拿大政府批准的合同里有一条非常不同寻常的条款，那就是中石化的分红可以不拿现金，而直接按股份把原油运走。同一时期，中石化又入股了一条通往太平洋海岸，专为出口亚洲而修的输油管道。中国这边的账算得很清楚，买股份不是为了赚钱，只是为了把油给搬回来。2012年的时候，中海油出价151亿美元，整体收购加拿大的能源巨头尼克森。加拿大政府顶着民意反对和本国情报机构的公开警告放行了。接着签的中加投资协定，给了中国31年的特殊市场准入，15年之内不得取消。紧接着，中国又提出，要在北极圈里的纳努武特建一座由中方拥有和运营的港口和城镇。这些交易一桩接一桩，规模越来越大，条件越来越离谱，而加拿大几乎没有说不的时候。

另一方面，加拿大的军事存在约等于0。加拿大的北方防务是由一支叫做加拿大游骑兵的民兵组织负责的，一共4000多人，还是兼职的志愿者，用的武器是爷爷辈的老式恩菲尔德步枪。就这么点人，要在相当于在整个西欧那么大的一片冻土上执行主权巡逻，只是象征性的。加拿大整个国家的国防也好不到哪里去。弗朗西斯写这本书的时候，整个加拿大的现役军人只有68000人，美国的一座橄榄球场能够全部装下。加拿大有15万英里的世界最长海岸线，却只有33艘旧军舰看守，其中4艘老潜艇连在冰盖下面多待一会儿的制氧设备都没有。

有人问了，加拿大为什么不自己开发这些资源，然后变得强大？钱多就好办事，不但能吸引新移民，还可雇善战的雇佣军保卫国家。不是不想，是办不到，因为加拿大被内部的政治结构和资金缺口锁死了。加拿大不是一个统一管理的国家，她是由13个省和地区各自为政的一个联盟，矿归省政府管，水电归省政府管，土地归省政府管，联邦政府在这些事情上都很难插上手，并且这些省之间还经常相互卡脖子。你想从魁北克把水电卖到纽约吗？中间每经过每一个省界，每一条县界，每一个原住民居留区，都有人伸手向你要过路钱，几十年都建不成一条输电线路。你想修一条输油管，各个沿途的省都能够毫不犹豫砍一刀。

而就算这些政治上的东西全部都能够打通，一个更加根本的问题，人不够，钱也不够。加拿大只有3400万人口，劳动力总共才1800多万，光建筑业就有几十万劳动力缺口。要把北方的那些矿、气田、水电站给建出来，不但需要人，更需要资本。光是基础设施可能就要几千亿美元投资，而加拿大的资本市场根本撑不起这个规模。再加上加拿大现在还有一大堆政治上的绝症，比如说原住民有1300宗土地索赔还悬而未决。有个部落一张口就向联邦政府索赔5500亿元。魁北克隔几年闹一次独立，现在又加上另一个。于是加拿大的局面只能像现在这样，资源在地下躺着，体制在中间挡着，人和钱都不够，头顶上还悬着随时可能引爆的政治地雷。

从长远看，随着资源短缺价格飞涨而引发的国际争夺，加拿大这头肥羊迟早会被宰割。以什么方式暂未可知，但永久保持现状，几乎是不可能的。梳理一下历史就知道，假如没有强大邻国美利坚合众国护着，她早已被稍强一点的军事势力蹂躏过不知几回了。与传统的殖民占领相比，未来的超限战与软实力吞并，要厉害出不知多少倍。加拿大与其等着被零敲碎打地分光，还不如主动挑一个买家，谈一个好价钱成交。而最恰当的那个买家就是隔壁的美国。

黛安在书中说，美国买下加拿大，双方谁都不冤，这桩买卖根本就是郎才女貌，两全其美。而且，这两个国家其实早就已经双向奔赴了。两国说同一种语言，信同一种文化，驾车跨越边境完全没有违和感，就像没出国。加拿大出口的73.7%都去了美国。各省与近邻美国各州的交易规模，远比本国省与省之间大得多，与美国的纵向联系远远超过本国之间的横向联系。有1/10的加拿大人常住半常住在美国。硅谷有25万加拿大人，好莱坞也有25万。2010年美国有一个民调，选美国最伟大的歌手，结果美国人选出Celine Dion, 就是唱泰坦尼克的主题曲的那位，她是一个加拿大人，居然没有人觉得哪里不对劲。在很多产业层面，两个国家也是深度融合。比如说底特律的汽车产业，从福特和通用创办的第一天起，就是两国合资。美国和加拿大，其实从文化到产业上都早就已经是事实夫妻了，就差一纸手续。

明明只隔着一层窗户纸，为何难以捅破？民族主义情绪。我看到互联网自媒体上有大量言论，批评美国总统川普不懂外交，信口开河，把加拿大人给得罪了，宁愿利益受损也要支持卡尼关税反击。听上去蛮有道理的。但是回头一想，川普之前的历任总统倒个个是善于讨好的好好先生，这些讨好对美国有用吗？被人家变本加厉地利用罢了。世界各国包括中国在内，长年从美国捞好处，不给就撒娇，像被宠坏了的熊孩子。出于公平对等，反呛一下有何不可？

作者黛安在陈尽利弊之后，还给出了万一哪天两国合并成真的具体方案。其一，学两德统一模式。加拿大各省直接申请加入美国作为一个新的州，加拿大联邦政府就地解散。其二，学今天的欧盟，加拿大和美国两个国家名称全都保留，只是取消边境，统一货币，然后在两国政府上面再架设一层共同治理结构。其三是瑞士模式，就是两国联邦政府合并成一个7人委员会，取代现有政府。

当然这都是久远将来的事，今天的人或许看不到。看不到或没能力看到的事，不等于不会发生，所以当下也不必过于执于一词。而现在活着的一代人最需要关注的，倒不是谁心里痛快谁不痛快，而是每个人现实利益的暗中流失和转移。尤其要防止到了那一天大梦初醒，惊呼，糟糕，上当了！到那时可没后悔药可吃。

2026-09-07

川普拿下格陵兰“永久安全控制权”：重塑北极战略

 来源：斌闻天下  2026-9-21

川普此前反复谈论格陵兰，外界最关注的问题一直是：美国到底会不会“买下”这个北极岛屿？

9月18日，事情出现了一个重要转折。

川普宣布，美国已经与丹麦和格陵兰方面达成一项北极安全协议。他称，这项安排将让美国“永久”拥有在格陵兰采取必要行动、保障格陵兰和美国安全的能力，并表示协议没有期限。美国还将立即开始规划在格陵兰扩大军事存在。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可能恰恰不是美国有没有得到格陵兰的主权，而是——川普没有拿到那块土地，却正在争取美国在这块土地上长期、制度化的战略存在。

这其实很像典型的“川普式谈判”。

从“我要格陵兰”到“我要什么”

回头看川普过去围绕格陵兰的表态，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谈判逻辑。

一开始，他直接把目标拉到了最高点：美国应该拥有格陵兰。

这个要求引发了丹麦、格陵兰乃至整个欧洲的强烈反应。有人认为川普是在挑战丹麦主权，也有人担心美国与欧洲盟友之间出现严重裂痕。

但谈判的意义，有时候恰恰就在于先把问题推到一个极端位置。如果一开始美国提出的只是“希望增加一些基地使用权”，那么谈判桌上的筹码可能非常有限。

而当川普把问题直接提升到“美国需要格陵兰”这个层面之后，整个谈判的坐标就被改变了。

最终他真正想要的，未必是地图上的所有权，而是格陵兰作为美国北极安全前沿所能提供的战略价值。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来看，这恰恰可能是这轮谈判最重要的结果。

美国争取的是长期进入权、基地建设空间、飞越权，以及阻止潜在竞争者在岛上建立军事存在和进行敏感投资。

换句话说：先提出最大的要求，制造足够的谈判压力；然后在谈判过程中，把真正重要的战略利益留下来。

川黑们会说不喜欢这种谈判风格，但这就是交易的艺术，如果你做过生意、跑过销售，自然会明白个中玄妙。

不买岛，不等于放弃格陵兰

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丹麦王国和格陵兰的主权并没有转移给美国。

丹麦首相梅特·弗雷泽里克森表示，拟议中的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同时承认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丹麦、格陵兰和美国计划在下周联合国大会期间正式签署协议，但协议生效仍需经过相关议会程序。

所以，如果把这件事简单描述成“美国吞并格陵兰”，反而抓错了重点，因为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安全与军事安排。

川普称，美国将获得永久性的进入、基地和飞越权，并可以扩大军事存在；美国方面还表示，协议将限制非北约国家在格陵兰建立军事基地以及进行某些敏感投资，而且相关安排据称即使格陵兰未来独立，也可以继续存在。

协议全文目前尚未公开，因此其中一些具体权限究竟达到什么程度，还需要等待正式文本。

但战略方向已经非常清楚：美国希望确保格陵兰长期处在北美防务体系的核心范围之内，并把俄罗斯等潜在竞争者挡在外面。

川普真正看的，是格陵兰的位置

格陵兰最大的价值，并不是它有没有成为美国的第51个州，也不只是地下可能存在多少矿产资源。

它真正不可替代的价值，是地理位置。格陵兰位于北美、欧洲和北极之间，是北大西洋与北极方向的重要战略节点。美国早在二战时期就开始在岛上驻军，1951年又与丹麦签署防务协议。目前美国仍在岛上运营皮图菲克太空基地，承担导弹预警、导弹防御以及太空监视等任务。

换句话说，美国并不是今天才发现格陵兰重要。而川普真正做的，是试图把一个已经存在几十年的军事安排进一步向前推进。

这也是为什么“买不买格陵兰”其实不是唯一的问题。如果美国能够获得长期、稳定、可扩展的军事使用权，那么从国家安全角度看，土地所有权和战略控制能力之间就出现了一个值得注意的区别。

川普过去强调“必须控制格陵兰”，现在的协议则显示，他正在尝试用另一种方式实现其中最核心的安全目标。

鲁比奥说得更直接：美国要的就是北极安全

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随后对这项协议给出了非常明确的评价。

在他看来，这是一项对美国及美国民众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性安排。鲁比奥特别强调，协议将永久保障美国在北极的安全利益，而且按照他的说法，不需要美国纳税人承担额外成本。

更重要的是，鲁比奥实际上把美国的战略目标说得非常直白：格陵兰将继续处于北美战略防御区域之内，并排除任何潜在对手进入这一地区及其周边。他甚至认为，这项安排已经从根本上解决了美国长期以来对于格陵兰的国家安全担忧。

这段表态值得注意，因为它进一步说明，川普政府真正关心的并不是“美国国旗能不能插在格陵兰岛上”，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美国能不能确保格陵兰永远不会成为俄罗斯或者其他竞争对手进入北美防御纵深的跳板。

从这个角度看，川普此前关于“拥有格陵兰”的强硬表态，就需要进一步的理解，他真正想争取的，是美国在北极的战略主动权。

丹麦保住主权，美国拿到战略空间

这也是这项协议最值得玩味的地方。丹麦坚持主权，格陵兰保留自决权，美国则争取到了扩大军事存在、强化北极防务以及限制潜在竞争者进入的空间。

从目前公布的信息看，这实际上是三方围绕不同核心利益进行的一次重新平衡。

川普可以说，美国的安全要求终于得到长期保障；丹麦可以强调主权没有让渡；格陵兰则可以强调自己的自决权没有被取消。

这比简单讨论“川普有没有买到格陵兰”更加接近问题的本质，因为对于华盛顿而言，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只是谁拥有这块土地，而是谁能够决定这块土地未来的安全格局。

北极竞争，才是更大的背景

如果只把这件事理解成川普与丹麦之间的一场外交争执，就低估了格陵兰的价值。

北极正在成为新的战略竞争空间，随着北极航道、资源开发以及军事活动的重要性不断上升，美国显然不希望俄罗斯等竞争者在格陵兰获得军事立足点。

因此，这项协议最重要的意义之一，就是进一步巩固美国在北极和北大西洋之间的战略位置。

这也是为什么川普此前看似“疯狂”的格陵兰要求，现在需要换一个角度重新理解。他的第一步可能不是最终方案，而是谈判筹码。

先把目标拉到最高点，让所有人意识到美国对格陵兰的战略需求，然后再围绕真正重要的利益进行谈判。

如果最终能够换来永久性的安全存在、基地建设空间以及排除战略竞争者的制度安排，那么从“美国必须拥有格陵兰”到“美国必须确保格陵兰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漏洞”，实际上已经完成了一次重要的政策转换。

美国不一定需要拥有格陵兰，才能确保格陵兰不会成为美国的战略漏洞，而这或许正是川普此次谈判最值得关注的地方。

面对如此巨大的胜利，川黑们又抛出“川普买岛失败”论，殊不知这是一场关于如何用一个极端的开局要求，换取美国真正需要的北极战略空间的故事。先把牌打到最大，再谈真正想要的东西，这就是交易的艺术。

而这一次，川普真正想要的东西，可能从来就不只是一块土地，他要的是一个不会被美国对手利用的北极战略前沿。

瑞典：一个国将不国的典型范例

 原创  看不见却听得见  2025年9月17日

9月13日，北欧国家瑞典举行了议会选举，结果极其接近，中左翼反对派以微弱优势领先，预计将实现对右翼保守派政权的更迭。

截至9月16-17日计票接近完成的情况是：

以社会民主党（Social Democrats）领袖玛格达莱娜·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为首的中左翼阵营（社民党 + 左翼党 + 绿党 + 中间党）预计获得约175-176席。

现任总理乌尔夫·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的右翼执政联盟（温和党 + 瑞典民主党 + 基督教民主党 + 自由党，即Tidö阵营）预计获得约173-174席。

两派差距大约只有2.6万票左右。瑞典公共电视台（SVT）已表示，翻盘可能性极低，反对派基本锁定多数席位。

这是瑞典近年来最接近的选举之一，左翼社民党得票率约28%（历史低位之一）。选举议题主要围绕移民政策、帮派犯罪、福利和安全等。右翼政府过去几年大幅收紧移民政策（庇护申请已降至极低水平），但最终未能保住多数。

根据SVT的出口民调，瑞典的非欧洲背景选民中约70%支持左翼阵营。

由于差距极小，这部分选民的投票倾向可能对最终结果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如果去掉非欧洲背景选民的投票，右翼可能以明显优势获胜。

过去几年，有数十万外国人获得瑞典公民身份，其中不少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厄立特里亚等地。这些合法公民有投票权，且整体更倾向左翼。

结果是本土瑞典公民投票支持右翼保守派，而有移民背景选民的投票则大幅有利于左翼。

如今的瑞典，正在从一个相对同质的北欧国家，变成有外国背景者接近三成六的社会。人口增长几乎完全依赖移民及其后代，原生瑞典人的数量一直在减少。非欧洲来源的移民，尤其是来自中东、北非、阿富汗、索马里等地的群体，在大城市和特定郊区高度集中，形成了显著的人口板块。

在这些地方，瑞典语的使用率下降，日常交流更多转向阿拉伯语、索马里语或其他语言。帮派犯罪、枪击和爆炸事件在这些区域更为频发。社会福利体系承受压力，失业率在外国出生群体中长期高于本土出生者。

对瑞典传统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则更为隐蔽深远。瑞典虽是高度世俗化的国家，教会成员比例已大幅下降，但整个社会仍建立在路德宗新教遗产之上：个人责任、性别平等、言论自由、政教分离。这些价值被许多人视为“瑞典性”的核心。

而非欧洲移民中相当一部分来自穆斯林占多数的地区，带来的是完全不同的宗教与社会规范。清真寺数量从本世纪初的个位数，激增到如今约三百处，部分由沙特、卡塔尔、土耳其或伊朗资金支持。与此同时，许多传统基督教堂门可罗雀，甚至关闭。公共空间里的宗教表达也发生变化，有些学校或社区对圣诞庆祝活动变得谨慎，以免“冒犯”他人；对女性着装的要求在某些圈子里重新出现。言论自由也受到挑战。

伊斯兰主义网络的存在被安全部门多次提及，从极端思想传播到对年轻人的影响，都在改变局部社会肌理。当然，并非所有非欧洲移民都拒绝融入，也有人皈依基督教，某些教会甚至报告了数百名前穆斯林的归信。但这并不能掩盖整体的趋势：瑞典曾经引以为傲的同质性和高信任度社会，正在被多元却未充分整合的现实所稀释。

这场选举只是一个信号。非欧洲背景移民通过合法入籍和生育，正稳步改变人口结构和政治版图。他们不是“非法”占领，而是通过制度允许的方式，在城市、学校、福利体系和公共空间里扩大影响。

对基督教文化而言，这不是突然的取代，而是缓慢的边缘化。瑞典人曾经相信开放和宽容足以同化所有人，如今却发现，当数量和集中度达到一定程度，被改变的却可能是自己。

陶傑：英國歐洲民意開始逆轉反移民

 作者臉書 2026-9-16

英國歐洲民意開始逆轉反移民，左翼指責這是「分化」（divisive)。但若時時強調「文化多元」、繼而叫少數族裔尋找「文化身份」（cultural identity)的，就開始了社會的分化。

人類學家認為：人類的起源在非洲，黑人是所有人的祖先。二十萬年前，有一股黑人離開非洲大陸，向外遷徙，由歐洲一路遠征到中亞西亞。遠離非洲的那一股，遇到了寒冷的氣候，不需要皮膚的黑色素抵禦猛烈的陽光，膚色逐漸變淺，演變為歐洲的高加索白人，與亞洲的蒙古利亞裔。

留在非洲的，繼續狩獵；離開非洲的那一批，生存的風險增加，順應氣候的四季，逐漸學會畜牧與農耕。膽敢離開非洲出走的那批黑人，創造了文明，而不是留在非洲的那些。

畜牧馴化了動物，農耕的經驗創造了農業。在小麥與牛羊之間，出走的人，又學會了貿易，有了經濟。自然氣候有風雲雷電，走出非洲的那一支人類，於是也有了神話與信仰，後來更有了航海。

今日的爭論，是二十萬年前人猿進化為「智人」（Homo Sapien）之後，地球的地理與氣候環境決定的。不同的膚色，衍生了不同的種族（race），但同一種族，因為文明與文化的分道揚鑣，又衍生了不同的民族（nation）。華人、韓國人、日本人，屬於同一種族，卻是不同的民族。而民族又各自聚建為城邦，希臘與羅馬。後來形成不同的「國族」（nation-states)，是近二百年的事。

左翼不斷呼籲西方國家的少數族裔，如非洲黑人、伊斯蘭移民、印第安人，擺脫本來屬於一個國家憲法的公民意識，尋找自己的「文化根源」（cultural identity)，這種呼籲，本身已經是一種分化。

天下本無事，或天下不同的國族之間本來就有利益衝突，如同貧富之間，也必有利益衝突。人聚在一起生活，必定有利益衝突。一旦將這種衝突變成意識形態，就有如撒旦引誘夏娃吃了禁果，擁有了「意識」。有人從中將意識進一步僵固成「意識形態」，就升級為鬥爭與內亂。

馬克斯主義者最擅長分化：資本家和工人階級、剝削者與被剝削者。無產階級應該摧毁資本家。家長是家庭的壓迫者，子女應該反抗；因此家庭倫理也是一套鎖鏈，要以絕對的無神論與無政府主義反抗。

納粹也擅長分化：日耳曼的阿利安人與猶太人，阿利安人種最優秀，應統治歐洲，要滅絕猶太人。

但馬克斯主義者的分化，比納粹的種族分化更擅於道德和公義的偽裝，分化得更精細、更多花樣：除了財富貧窮的分化、還有婚姻與獨身的分化、異性戀與同性戀的分化、男女雌雄性別的分化、生育和墮胎的分化、白人和有色人種少數族裔的分化、語言詞𢑥的分化。本來沒有事的，或本來是小事，被左翼一插手分化，就處處對立和分裂，醞釀和散播的仇恨，比納粹德國更為廣泛深遠。

例如，Mandarin 這種語言，在辛亥革命之後，中華民國時代，統稱為「國語」，Mandarin。共產黨硬要改稱為「普通話」（Putonghua）。國語和普通話，本來是同一回事，但共產黨強調：「國語」是蔣介石國民黨的詞彙，應予棄用 。多族共存的新加坡獨立建國，不想捲入這種政治爭論，Mandarin在新加坡，由另行叫做「華語」。

於是無端端，「國語」相對於所謂「普通話」和「汉语」，就帶有政治分化味道。「你會說國語嗎？」與「你能說普通話嗎？」無端端就暗示了台灣與大陸兩種「身份背景」。「香港人的普通話永遠說得不好」、或「台灣藝人的普通話有台灣腔」，就變成了一種「政治拷問」，漸漸你說話的口音，說的是普通話還是國語、說話捲舌與否，在小紅書排山倒海的「拷問」之下，就匯聚成「你到底是不是中國人」的情緒咆哮與獨統政治審判。

本來不敏感的事，通通變成「敏感」。敏感導致自我審查，你一自我審查，就拱手讓出了空間，左翼的馬克斯主義者就毫不客氣地佔領。今日美國自從奧巴馬後的左膠化，病毒感染的疆域越來越大，正因為大多數人的沉默。

有時一方氣勢洶洶的糾纏拷問，另一方當然會反抗。於是英國和德國的白人反抗了。於是台灣那邊尋找「文化身份」，另找出了台灣人、閩南人、台語、高山族（在台灣今日一定要叫「原住民」）、阿眉語，凱達格蘭、玻利尼西亞，找出了「自古以來」之前，更古更古，「我與你就是不一樣」的人類學證據。

在這方面，英國改革黨如果是「極右」，那麼台灣的民進黨又是什麼？

香港的下一代民主派、黃絲，在大陸的欺壓之下，也尋找強調「香港人身份」，茶餐廳港產片、殖民地街道名、粵語。香港的BNO黃絲人士，若出走英國，不票投改革黨，難道應投給「包容」英國伊斯蘭化的綠黨與工黨？

倫敦與伯明翰街頭，看見周圍都是中東人，英國本土白人的不快與抗拒，不也正與香港本土派看見香港街頭四處都是「普通話」的感覺相同？

這只是基本的邏輯思維。很不幸，香港式的綜合政治幼稚病，三十年從無進步。

因為左翼最擅長迷惑的理論、意識形態、挑動分化與衝突，「建構」這個、「論述」那樣，這個「主義」，那個「話語權」，將人類社會本來自然產生的利益衝突，進一步激化、精緻化，令你每天二十四小時就活在分化、分裂、猜疑、衝突、鬥爭中，本來和諧正常的社會，都會被左翼攪成個個「覺醒」、咆哮叫囂虛無口號中，人人抑鬱狂躁。

其中最令人迷惑的，就是到底先有雞還是先有蛋？法國大革命之前，皇室貴族、僧侶、平民，本來就有三個階級。印度至今，也有婆羅門（祭司）、剎帝利（貴族）、吠舍（商人）、賤民的種姓之分。這是社會千百年歷史形成的「差異」（differences)，一旦有一隻手伸進去攪拌，就變成「對立」，迅速升級，最後必以暴力解決。總之他要消滅你。與阿蓋達伊斯蘭國等組織，其實殊途同歸。

賊喊捉賊的左翼，指責川普、共和黨、基督教、保守黨、英國改革黨、德國AFD鼓吹種族主義引起分化，其實左翼自己靠分化起家，靠分化挑動鬥爭，在鬥爭中搶佔道德高地，最後目的是奪權。

人類文化有高低之分、文明與落後之別，這是上帝創造地球遺留下來的錯誤。西方文明對此有三大解藥：第一是雅典的理性精神，第二是基督教的愛心信仰，第三者是人權契約。但在經濟生活中，卻永遠需要槀價勞工成本，如何能完全消除？除此之外，其他一切虛假道德包裝的意識形態，全部是毒藥。

一切爭論，什麼是左、什麼是右？迷惑人心，歷史與文化的演進，非常複雜。若不了解詳情，不要跟隨錯誤的潮流，也不必迷信AI，最終只能歸納為一個神學的問題：上帝與撒但，你到底選擇哪一邊？

圖：我近日在非洲的一次二十萬年尋根之旅，與一群比「自古以來」更古、我的遠古祖先小朋友團聚。

****遠離愚昧，陶傑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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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傑：天真是自由派的社會主義學者的特徵

 作者脸书  2026-9-13‘

早就預言白左首相賓含是一名白癡，又中！蘇格蘭、威爾斯、北愛星期一協議公投，脫離「英斯蘭」。

（圖片：The Daliy Telegraph ）

眼見倫敦的工黨政府越來越癲，蘇格蘭和威爾斯不想淪為伊斯蘭殖民地，北愛則想與愛爾蘭統一。左匪禍國，英格蘭唯一的出路，是由改革黨與保守黨組成聯合政府，迫此嚴重智障的左匪首相大選，政綱急速向右轉，越右越好：減稅、重新確立基督教倫理基礎、強調異性正常婚姻、禁止中小學馬克思主義DEI教育、重建以邱吉爾為主軸的英帝國大航海學校殖民主義人類先進文明論述，否則正如馬斯克預言：一場內戰，無可避免。

天真是自由派的社會主義學者的特徵。當他們的思想病深化，變成左膠，左膠變為左匪，一個國家如英國，身罹左癌，癌症腫瘤擴散，便淪落今日田地。愚蠢、懶惰、仇恨，是這種生物的三原色（Three primary colours)。

當然，這三地當年的民意是留在歐盟。但今日的歐盟問題成山，德法已率先伊斯蘭化，瑞典跟隨，要等待歐洲各國也逐一回復正常，重建一個新的歐盟，不知等到何時。不三不四的英國重新加入歐盟，越來越不現實。

廣義的第三次世界大戰早已開始，在沒有硝煙的外圍戰場：伊斯蘭對歐洲的侵略、其他的敵對勢力無所不用其極的咬蛀滲透、馬克斯主義在歐美的內部毒化。值此非常時期，香港BNO人士應如何自處？

首先是利用英國國內左翼建立的DEI文化多元大環境，在職場中站穩求進——不錯，利用所謂文化多元，謀取最大的自身利益，以「亞洲人」（Far Eatern Asians )身份，強調勤勞、崇尚企業精神、表達不認同基督教以外的一切激進信仰、厭惡社會福利主義、改善英文程度而自己站穩腳跟，擁有經濟基礎之後，然後下屆大選票投改革黨。

身為非白人，BNO應嘗試在英國的大環境，讀書、求職，不妨先食盡左膠的「大愛包容」Multiculturalism 紅利，然後用選票將工黨、綠黨以及一切左翼政黨勢力打倒。

亦即效法1924年毛澤東率領共產黨員加入國民黨，借殼生存、借殼發展，在你居住的地區、工作的環境，不動聲色，不要輕易顯露你的政治價值觀。必須先判斷周圍英國人的年齡、階級、政治取向。在工黨選區，或在工作的地方，若發周圍的英國人都是天真善良、或對遠東世界一無所知的蠢X（there are quite a few around)，你要在表面上偽裝成一名溫和的自由派，千萬不可暴露真正的想法。

我被迫「串串哋」說：很幸運地，閣下若多年來雖受我影響，選擇了正確的思維方式、甚至人生方向；但你不是我，你要懂得偽裝保護自己。

也就是說，在香港以外，要學做一個新形態的兩面人(這一點，以中國人的DNA，本最擅長。但長期在殖民地長大的香港人，尤其信奉民主自由的那些，直腸直肚，反而有點困難），「順勢多元，分辨黑白，綜合利用，內不妥協」，記取此十六字真言。總之要有點政治智慧：be a politician.

在今晚的風雲谷裏，我會提到這點，深入層次，以後在Patreon 和日本旅行時面對面交流，恕不能太廣泛分享。

***陶傑披藏：

https://patreon.com/tokitchannel

鲁比奥放话：左翼“毁掉了西半球”，并与贩毒集团结盟

 来源：斌闻天下  2026-9-13

美国国务卿鲁比面对记者关于“美国政策会不会反而帮助拉美左翼重新崛起”的提问时，没有顺着这个问题回答，而是反过来质疑这个问题本身。

他的意思很简单：为什么要担心左翼会回来？在他看来，左翼早就在西半球肆虐，而且一些国家已经为此付出了巨大代价。

这是鲁比奥在9月9日访问厄瓜多尔期间对记者说的话，左翼“早就已经在这里了”，并称其已经“毁掉了这个半球”。他随后点名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并把玻利维亚等国也纳入自己的判断。

这当然是一种非常鲜明的政治表态。但如果只把它理解成“鲁比奥又在批评左翼”，反而低估了这番话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真正发生变化的，是华盛顿看待西半球问题的方式。

过去，美国讨论拉美，往往把经济发展、民主制度、毒品犯罪、移民和外交关系分成几个不同的问题，如今川普政府显然越来越倾向于把它们放到同一张地图上看。

从“政治立场”到“国家安全”

鲁比奥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并不是他批评了哪些左翼政府，而是他把意识形态与跨国犯罪联系了起来。

在他的表述中，一些左翼政治力量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经济政策失败或者政府治理能力不足，而是可能与贩毒集团、犯罪组织形成某种合作关系。

他用了一个非常重的词：“邪恶联盟”，这里的核心已经不是传统的左右之争。

如果一种政治力量长期执政，却让国家治理失灵、犯罪集团坐大，甚至让跨国犯罪网络获得生存空间，那么它所产生的后果就很难继续被包装成单纯的“政治路线之争”。

鲁比奥这次尤其点到了哥伦比亚，他批评佩特罗政府过去几年对犯罪集团的打击不力，并指称有关政治力量与犯罪网络之间存在联系。在他看来，这已经不是一个可以留给当地政府慢慢处理的问题。因为毒品不会停留在国境线以内，犯罪集团也不会尊重国境线。

当拉美的政治失序最终变成毒品、人口走私和跨国犯罪进入美国本土时，美国自然会把它视为自己的国家安全问题。

委内瑞拉、古巴和尼加拉瓜只是例子

鲁比奥点名的几个国家并不令人意外。

委内瑞拉经历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古巴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尼加拉瓜的政治环境同样长期受到美国政府批评。

鲁比奥的政治逻辑很清楚：美国没有理由因为一个政府自称进步、左翼或者反美，就对其治理结果视而不见。

如果一种政治路线带来的结果是经济崩溃、制度失灵、社会动荡或者犯罪势力坐大，那么美国当然可以对这种模式提出自己的判断。

这也是川普政府与传统外交思维越来越明显的区别，他们不太愿意再把“这是别国内政”当成所有问题的终点。

只要一个国家的政治失序最终转化成毒品、人口走私、非法移民、跨国犯罪或者地区安全问题，它就越来越难被视为单纯的“当地问题”。

这也是为什么厄瓜多尔会成为今天美国重点合作的对象之一。

为什么厄瓜多尔如此重要？

鲁比奥此次访问厄瓜多尔，并不是一次普通的外交访问。

厄瓜多尔近年来面临严重的有组织犯罪和毒品走私问题。港口、毒品运输路线以及犯罪集团扩张，都已经成为这个国家最棘手的安全挑战之一。

现在的政府选择加强与美国的安全合作，本身就说明一个现实：当一个国家开始被跨国犯罪组织渗透时，意识形态争论很快就会让位于最基本的国家安全问题

警察能不能控制街区？

港口能不能守住？

边境能不能控制？

金融体系能不能阻止犯罪资金流动？

情报能不能共享？

这些问题最后都比政治口号更加现实，而川普政府现在显然希望与那些愿意合作的拉美政府，把这些事情一件件做起来。

美国为什么越来越不愿意“管那么多”？

这里还有一个容易被忽视的变化，那就是川普政府并不是简单地要把美国变成一个“拉美警察”。

它真正强调的是一个非常现实的原则：美国首先要保护美国自己的利益。

鲁比奥在厄瓜多尔的讲话中明确表示，他是为美国工作的，如果这个地区出现危及美国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威胁，美国就会作出回应。

这句话听起来很强硬，但逻辑其实并不复杂。因为毒品进入美国，就是美国的问题；跨国犯罪集团控制港口和运输网络，就是美国的问题；大规模非法移民压力，就是美国的问题；犯罪组织跨越国境活动，也是美国的问题。

那么，美国为什么必须等到这些问题进入美国境内之后才开始处理？川普政府给出的答案越来越明确：不能等。

与其在美国边境不断处理后果，不如直接与西半球愿意合作的国家一起处理源头。

这也是为什么萨尔瓦多、阿根廷、巴拿马、厄瓜多尔等国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鲁比奥真正想改变的，可能是这张地图

所以，鲁比奥这次讲话最值得关注的，不是鲁比奥用了多少激烈的词，而是他背后的政策框架。

在这个框架里：政治治理不是孤立的；毒品犯罪不是孤立的；边境安全不是孤立的；非法移民不是孤立的；西半球稳定也不是孤立的。

它们最终都会汇集到一个问题上：美国自己的安全和利益。这也是川普政府“美国优先”在西半球的一种具体表现。

美国没有义务替拉美国家解决所有问题，但美国有权选择与谁合作、向谁施压，以及哪些威胁必须在它们靠近美国之前处理掉。

鲁比奥在基多真正释放的信号，因此并不只是“反左翼”。更准确地说，是华盛顿正在告诉整个西半球：如果政治失序与跨国犯罪结合，最终又把风险输送到美国，那么这就不再只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接下来真正值得观察的，也不是鲁比奥的措辞还能多强硬，而是川普政府能不能把这种判断变成实际行动——从情报共享、边境控制，到打击犯罪资金和跨国贩毒网络。

因为对美国而言，西半球的稳定从来不是遥远的外交课题，它就在美国自己的家门口。

吴祚来：西方左派卷入共产主义宣传战

 吴祚来  X
@wuzuolai · Sep 12, 2026

（这是我五年前为百年国殇写的专稿，将分篇发布，请评论、转发）

西方左派卷入共产主义宣传战（一）

一、共产主义发动的战争与宣传战

《共产党宣言》（又译《共产主义宣言》），不仅是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1848年发表的政治文件，更是共产主义力量对全世界有产者的一份『宣战书』：

『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这场面向世界资本主义的战争从诞生开始就遭遇欧洲的阻击：『宣言』的引言中说：：“一个幽灵困扰着欧洲-共产主义幽灵。旧欧洲的所有力量都已结成圣盟，以驱除这一幽灵。”

法西斯的战争是种族识别，它由此导致了种族大屠杀与国家间的世界大战，共产主义的战争是财富识别，依据财富划分阶级，阶级仇恨与种族仇恨一样，同样制造了世界性的战争与阶级大屠杀，由于种族屠杀发生在西方世界，所以被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共同狙击，而阶级屠杀与政治屠杀发生在东方，西方左翼媒体人不仅选择性无视，反而对共产主义实验区苏维埃政权大加赞赏，并由此影响到西方主流社会，甚至影响到白宫的决策。

共产主义从它从诞生那一天起，最擅长利用的就是意识形态的宣传工具，既借鉴了宗教的传播模式，又像商业广告一样蛊惑人心，构想了天国一般的共产主义蓝图、对贫苦人民无限同情，共产主义政党组织具有极强的组织性纪律性与恐怖主义军事性， 一旦加入无法退出，宣誓永不叛党，并愿意献出生命。

共产国际、共产党组织极其重视媒体宣传，以影响社会特别是年青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7年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中提出了“宣传工作”的概念，并要求成员要“具有革命毅力并努力进行宣传工作”。『章程』中印发传单的费用仅次于组织费用，传单的社会宣传提到非常重要的高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文章中也经常使用“党的阵地”、“党的喉舌”、“政治中心”、“舆论工具”等来表达媒体的性质与功能。统一战线、武装斗争与党的领导是中共的三大法宝，媒体既是中共的统战工具，又是中共的宣传武器，还体现中共的党的意识 形态。

1920 年5 月，苏俄代表维经斯基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赴上海会见陈独秀。由共产国际提供经济资助，在上海展开建党大业。1920年9月第8卷开始的《新青年》，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8 月，在苏俄资助下《共产党宣言》中文全译本付梓出版。而《新青年》成为共产党机关刊物，是共运大外宣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收购：最有影响力的媒体，最有影响力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均被苏联收入囊中，这次收购意味着，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精英的大脑与思想全部被苏联影响与控制，无数中国人将加盟到共产主义事业中，成为共产主义一党教的信徒，他们愿意付出生命与热血，书写共产主义赞美诗，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国而奉献青春与生命。

共产主义的『真理』是宣传出来的，从资本论到共产党宣言，从唯物主义到辩证主义，共产主义形成了一套特有的逻辑与伦理，对社会与历史、对政治与经济进行了革命性的批判，它吻合了一代年轻人求公平正义、改变社会的心理。

由于共产主义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的战争是基于意识形态，所以意识形态的宣传洗脑、改变人们的认知，是其战争启动的重要一环，或者说是其前提与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说，西方左翼媒体人对共产主义的宣传、对中国共产党策划的工农运动与红军的宣传是中共大外宣战争的重要内容，左翼媒体人因此是西方世界进入中国的共产主义宣传战士。

《西方左派卷入共产主义宣传战》（二）

美国引导世界、苏联殖民中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严格意义上是西方的世界大战，而另一场国际大战已然开启，共产主义在俄国获得历史性胜利，新的苏联共产革命的战火将以特殊的形态向中国输出。一战结束后，美国开始引导世界，而苏联开始引导并决定性的影响着中国命运。 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中国的历史改由苏联主导，苏联不仅主导中国意识形态，还将主导中国政治，因为，1919年五月五日，西方国家因对华保持中立而开始武器禁运。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苏联既向中国传播意识形态的武器，还将向中国革命力量输送物质武器。1840-1900年大清中国与西方列强的东西方国际性战争，打出了一个新中国：中华民主共和国北洋政府，而1920年代之后，中国又开始一场国际性战争，中华民国政府与共产国际的战争，同时与日本军国主义之间的战争，而这场战争最终的结局，是苏联支持在中国的政治代理人获得了胜利，中华民国失去大陆，美国失去中国，东亚历史甚至东亚文明被改写。 一战后的西方列国对华保持政治中立，但这却造成了两大严重的恶果：苏联支持北方的冯玉祥与南方的国民革命军联合中国共产党，以充足的经费与武器，对亲西方的北洋力量进行北伐，直接导致北洋民国溃败，中华和平的宪政共和梦想破灭，苏联支持的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成为既成现实，后续的国民革命与共产革命战争、日本与俄国在中国的代理人之间的战争，使中国形成三国格局。苏联不仅要消灭异已的北洋政权，还要报复1904-05年日俄战争的仇恨，并致力于将西方力量驱逐出中国，使中华成为苏维埃的中华卫星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联盟的成员国。 五四之后，一系列的爱国主义反帝反封建运动在全中国展开，每一项本可以通过法律与协调可以解决的问题，都被制造成流血事件，然后引发全国性的政治抗议，其目标均指向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组织的背后是苏联与共产国际领导人的直接指导与驱使。苏联不仅有着强大的『计划经济』，还有着强大的『计划政治』。而大外宣是其政治扩张计划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利用李大钊、陈独秀还有后来的宋庆龄，是利用中国人来宣传马克思主义与共产国际，进一步的则利用西方左翼力量加盟到大外宣中，使其向西方世界宣传，并出口转内销，影响本国的政治与意识形态。 当中国的工人被共产党力量运动起来之时，需要一只金喇叭向全世界广播，斯特朗与史沫特莱等人，就是共产国际向中国革命输送的金喇叭，她们被赋予了特殊的使命。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共产主义运动应该在城市开始，工人阶级是先进的无产阶级，通过工人运动占领城市夺取政权，利用任何一次劳资冲突，都可以制造成血案，然后升级为学生与工人运动，1925年（民国14年）2月上海日商与工人发生冲突，经上海总商会调解基本解决，后续的工人维权抗议也是正当合理，中共党员身份的工人顾正红却通过暴力冲突导致了流血事件，学生示威在英国租界区发生冲突，引发枪击造成死伤数十人的五卅惨案。 有多少人意识到，这是共产国际在中国发动的一场分裂社会的战争？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挑起战争，它必须越过边境，而共产国际制造的战争，以维护工人权益的名义，不用越过传统的边境，也没有制造种族仇杀，而是制造阶级冲突，同时，将阶级冲突、流血事件与冲突与资本主义国家捆绑在一起，日本与西方资本主义成为被攻击的目标，并使仇恨最大化传播，激发更多的人卷入冲突与斗争。 『五卅运动』延烧到广东与香港，又引发省港大罢工与沙基惨案。香港经济受经济封锁影响出现萧条。中共策划的社会运动目标非常明确，一是日资企业，二是英国租界，以此激发整个社会反日与反西方的浪潮，收回租界、反基督教和反帝国主义势力的运动在全国激烈展开。这是一场看不见硝烟的世界性战争，是共产主义世界向资本主义世界发动的战争。 政治运动作为一种战争形态，被共产党人充分利用，从五卅血案到省港大罢工，成功测试了西方列强的政治底线，即便发现了苏联的支持与动员，也保持了克制与中立，使得苏联进一步联合国共两党北伐推翻合法的民国政府，没有后顾忧的进行。 共产国际与苏联在中国开启的是一场多维度的战争，一场史无前例的战争，西方世界的战争进入的是海陆空三维配合，而苏联在中国启动的战争，先是宣传与认知战争，抢占媒体平台，抢占道德高地，以底层贫苦大众利益为旨归，底层共产党人不惜生命的代价来维护所谓的工农权益，不惜破坏社会秩序与城市经济，以激发整个社会对资本主义与统治当局、对日本、对整个西方世界的仇恨。 西方国家保持了中立，但西方左翼却加盟到共产国际阵营，他们成为共产国际在中国进行的隐性战争的最有力的宣传武器。1925年史沫特莱来到中国，『正面报道』了这场惨烈的工人运动，并做了相关的社会调查，更多的美国或西方左翼人士随之进入中国，共运史上『伟大』的时刻，大外宣开始登场中国，另一个标志性的人物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苏联开始动用西方左翼人士作为自已媒体人，到中国进行实地采访与观察，以考察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革命实践。 著名传记作家陶涵在其《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一书中说到西方世界对共产党统治区的认知匮乏，以及西左亲共作家们对国统区的描写：『《西行漫记》是本重要、迷 人的书，但基本上它是对毛泽东毫无批评的一本传记，也是以毛泽东 及其同僚的角度写成的中国共产党党史、国共斗争史。 近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美国与法西斯主义的生死斗，以及苏联 英勇抗德， 全都助长时代精神，使得具有理想主义的美国人倾向于相 信鼓吹没有剥削或贫穷的人人平等运动之主张。』1* 1*（《蒋介石与现代中国》P190） 斯特朗与后来进入中国的左翼美国记者斯诺、史沫特莱，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力远超过华盛顿、林肯与马丁 路德 金，中国曾专门成立“中国三S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他们的名字首字母均为S，所以被合称『『3S』，其中两位死后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享有崇高的礼遇，相当于日本的靖国神社，中国原邮电部于1985年6月25日发行一套《中国人民之友》纪念邮票3枚，其中第二枚20分的邮票图案就是安娜·路易斯·斯特朗 ，国家英雄一样得到特殊宣传。 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他们不是独立的媒体人，而是亲共的红色宣传战士，他们不仅是公开的支持中共军队与政策，还参与了隐秘战线工作 ，配合间谍情报，替中共充当信使，既穿梭于国共之间，游刃于战争前线与民间社会，还能将报道传播到西方世界，甚至能影响白宫，成为影响白宫决策的红色媒体人。 中国共产党的特色性在于，利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亲情感，创造了革命大家庭的气氛，当国际共运分子或左翼进入中国之后能够感受到中共统战势力给予他们的『亲情』对待，这种对同志春天般的温暖，对敌人秋风扫落叶般的无情，在早期中共统战工作中发挥巨大的力量，无论是进入延安的西方左翼进步青年，还是在重庆从事外交与军事工作的美国人，不知不觉陷入中共的统战陷阱，成为中共统一战线俘虏而不自知。二战结束时，一部分人醒悟，而另外一部分人仍然执着于自已的理念，共产主义信仰已深入到灵魂深处。 史沫特莱、斯诺与斯特朗都出身社会底层，青少年时代辛苦劳作或参与到社会弱势群体的维权工作中，对传统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社会不公不义，感受深刻，所以有一颗强烈改变社会的正义之心，有为理想社会而奋斗的情怀，少年初心深刻地影响着政治情感与思想，影响着一生的命运。 从国别看，他们是美国人，崇尚自由平等正义的国族背景，从立场观念上看，他们是一道红色风景，他们利用了美国的公民身份与记者身份，甚至拥有国际慈善公益身份，掩盖了他们宣传并参与的红色血腥战争。他们由此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与中共的成功一样，他们作为来自美国的媒体人，中国人民用血写的现实，被他们伪饰成墨写的谎言。 由于他们深度卷入到中共的宣传战之中，不知道自已已然是参与政治的战争行为，将自已的理想与生命与中共的事业融为一体。无论有没有加入 中国共产党组织，实质上或精神上完全 是虔诚的中共党员，共产主义的红色宣传战士。他们死后能够葬于中共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或北大校园，说明他们在中共体系内受到至高的尊崇，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整体红色宣传过程中，都享有了美国国家的身份保护，而当战争结束时，他们成为追责的对象，但却逃脱了应有的法律惩罚。 无数共产主义受难者，有他们一份孽债，共产主义耻辱柱上，也会铭刻他们的名字。

太魔幻！伯明翰市禁止悬挂英国国旗，移民反噬来得太快

 来源：南文视界  2026-9-1

你敢信，在英国的土地上，却禁止挂英国的国旗。

最近，英国第二大城市伯明翰干出了一件无比魔幻的事，离谱到刷新认知。当地市议会正式投票通过新规：禁止在街头、公园、商圈等所有公共区域悬挂英国国旗和英格兰圣乔治旗。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消除公共安全隐患、维护城市和谐”，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提出该议案的市议员声称，英国国旗上的十字架图案，会让少数族裔心里不舒服、感到被冒犯甚至恐惧。投票结果没有任何意外，这次禁旗法案的赞成票，几乎清一色来自少数族裔议员，本土白人议员大多反对或弃权。

“投赞成票的伯明翰市议员”

自己国家的国旗，在自己国家的土地上，被外来族群主导投票禁止悬挂。这魔幻的一幕，根本不是什么多元包容，而是英国几十年无脑宽松移民政策，结出的最真实的反噬恶果。

也许很多人对这件事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南哥一点都不意外。因为数据已经说明了一切。

根据最新人口普查数据，现在的伯明翰市，本土白人英国人占比已经跌破五成，仅剩48.6%，彻底沦为城市少数群体。与之对应的是少数族裔人口的暴涨，南亚裔族群占比高达31%，黑人族群占比10.9%，再加上混血和其他族群，非白人人口已经占据城市大半壁江山。

在英国的选举制度下，人口占比变了选票就变了，选票变了，政坛话语权自然发生了转移。

现在的伯明翰市议会，早就不是白人说了算。全市69个选区的议员席位中，少数族裔议员占据绝对多数，核心城区和移民聚居区的席位几乎被南亚裔、穆斯林议员包揽。这也是为什么这次禁旗提案能顺利通过，说白了，如今的伯明翰市政规则，已经不再由本土英国人制定。

再看伯明翰的一把手，更能印证局势的彻底反转。2026年5月上任的市长扎法尔·伊克巴尔，是伯明翰建城以来首位穆斯林市长。他出身海外移民家庭，14岁才从巴基斯坦移民到英国，深耕地方政坛二十年，从基层议员一步步爬到市长位置。

近几年伯明翰市长人选，印度裔锡克教、巴基斯坦裔穆斯林、少数族裔政客轮番上任，本土白人政客早已淡出核心管理层。这批少数族裔官员的执政逻辑非常统一：优先照顾移民社群利益，无限度迁就少数族裔情绪，把英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和民族认同当成“需要被整改的负资产”。

这次禁旗令，就是这种执政思路的极致体现。

更值得警惕的是，伯明翰的禁旗事件并不是个例，整个英国的政坛都在悄悄发生这场“族群换血”，少数族裔参政掌权已经成为大趋势。

首都伦敦的情况比伯明翰更夸张，伦敦市长已经连续三任由巴基斯坦裔萨克.汗担任，全市核心市政岗位、议会席位中，少数族裔占比逐年飙升，当地穆斯林人口占比已经达到15%，在诸多民生、文化法案中，少数族裔的诉求永远被放在第一位。

除了伦敦、伯明翰外，曼彻斯特、利物浦、莱斯特等大城市全都出现了相同的趋势。例如曼彻斯特少数族裔人口占比超23%，地方议会少数族裔议员席位稳步递增。

萨克.汗

英国全国317个地方议会里，已经有20个议会的穆斯林议员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足以左右地方所有政策法案的投票结果。

地方如此，英国的政治中央也在同步发生改变，少数族裔的话语权也早已不可小觑。英国议会上下两院，现有近30名印度裔议员、25名穆斯林议员，少数族裔政客手握内政、财政、商贸等核心部门权力，牢牢把控国家关键政策走向。

更夸张的是，此前还出现过母子二人同为移民背景，分别当选两座城市市长的奇观，足以见得移民群体在英国政坛的根基已经“农奴翻身做主人了”。

搞懂了英国的人口结构变化，再回头看伯明翰禁国旗事件，就一点都不荒诞了。所谓“国旗十字架冒犯少数族裔”，纯属强行找借口。在自己国家挂国旗是最基本的爱国行为，哪里来的冒犯之说？

由此可见，英国的少数族裔群体已经完成了从“外来寄生者”到“本土掌权者”的身份转变。早年英国为补充劳动力、蹭多元文明的虚名敞开国门，放宽移民政策，左翼政客们天真以为移民来了就会主动融入本土规则。

可现实狠狠打了英国的脸，绝大多数移民抵达英国后，抱团聚居封闭圈层，坚守自己的文化和习俗，从不主动融入本土。等到人口规模足够大后，他们不再迎合本土，反而开始涉足政治，一步步瓦解英国的民族意识，取消本土文化。

今天能以“少数族裔被冒犯”为由禁挂国旗，明天就能以“少数族裔不懂英语”为由，提议禁止公共场合使用英语；后天英国本土的传统节日和历史纪念活动，都可能被贴上“冒犯少数族裔”的标签，遭到全面取缔。

很多人觉得南哥这是危言耸听，但这是多元包容无底线退让的必然结局。包容的底线，永远是外来者尊重接收国的文化和规则，而不是接收国一味妥协，被外来文化反向改造，最后被外来族群掌控话语权。

如今的英国，正在为自己数十年的短视政策买单。但伯明翰的“禁旗事件”，也为其他国家敲响了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