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志銘/思想坦克 2026-6-25
⊙李志銘
翻開二十世紀的思想史扉頁，我們時常會撞見一種令人感到荒謬卻又無比深沉的悲哀。那是一群擁有最高學歷、最敏銳洞察力，並且以社會良心自居的文人雅士，在面對歷史上最殘酷的極權暴政時，竟不約而同地卸下了批判的盔甲，換上浪漫的濾鏡，為劊子手唱起了讚歌。
這種在學術理智與政治現實之間產生巨大斷裂的奇特現象，正是美國社會學家保羅．荷蘭德（Paul Hollander）在其經典名著《政治朝聖者：尋求美好社會的西方知識分子》（Political Pilgrims: Western Intellectuals in Search of the Good Society）中所欲解剖的核心病理。這本書宛如一面照妖鏡，不僅映照出西方知識分子在過去半個世紀以來的思想迷誤，若將其挪借至當代的台灣社會，對照部分知識分子在面對中共極權威脅時的種種言行，我們竟會感到一種令人不寒而慄的歷史熟悉感。
歷史的幽靈與時代的輓歌
要理解保羅．荷蘭德寫作此書的初衷，我們必須先回到他所處的時代背景與歷史根源。荷蘭德本人出生於匈牙利，親身經歷過納粹法西斯主義的蹂躪，隨後又見證了蘇聯共產極權對東歐的無情鐵幕統治。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十月革命遭蘇聯坦克血腥鎮壓後，他流亡西方。然而，當這位真正嚐過極權之苦的流亡者來到自由的西方世界時，他卻驚訝地發現，西方學術界與藝文界的菁英們，正舒舒服服地坐在學術殿堂或巴黎左岸的咖啡館裡，高談闊論著馬克思主義的偉大，並對那個曾迫害他無數同胞的共產體制充滿了浪漫的烏托邦想像。
《政治朝聖者》初版於一九八一年，其研究的時間跨度從一九二〇年代末期一直延伸到一九七〇年代。荷蘭德敏銳地察覺到，現代社會的世俗化進程，讓傳統宗教的「彼岸救贖」失去了說服力。然而，人類──尤其是那些心思細膩、對意義感有著極高渴求的知識分子──依然需要一個「神聖的目標」來安頓心靈。當資本主義帶來了物質的豐裕，卻同時帶來了無止盡的競爭、疏離、貧富差距與科層官僚的冷漠時，西方知識分子陷入了深刻的精神危機。
第一波的「政治朝聖」浪潮爆發於一九三〇年代。當時的西方世界正遭受經濟大蕭條的重創，失業人口在街頭排起長長的領救濟湯麵包隊伍，而法西斯主義的幽靈正徘徊在歐洲大陸。面對資本主義看似無可挽回的崩潰，西方知識分子對自身社會感到了徹底的絕望。於是，他們將目光投向了遙遠的東方──剛經歷十月革命不久、正敲鑼打鼓進行「五年計畫」的蘇聯。他們背起行囊，宛如中古世紀尋找聖杯的信徒，踏上了前往莫斯科的朝聖之旅，企圖在那個被描繪為「沒有剝削、充滿計畫理性」的新世界中，尋找人類社會的終極解藥。
而到了一九六〇年代，西方迎來了戰後的經濟繁榮，但越戰的泥淖、黑人民權運動的血腥衝突、以及消費主義社會的庸俗與空虛，再次引爆了西方知識分子的存在焦慮。這一次，他們對蘇聯已經因為史達林暴政的曝光而感到幻滅，於是他們重新尋找新的神聖麥加。毛澤東的中國、卡斯楚的古巴、甚至是戰火中的北越，成為了新一代「新左派」知識分子投射烏托邦鄉愁的應許之地。
荷蘭德在書中叩問一個核心問題：為什麼這些理應最具批判精神的腦袋，會對如此明顯的暴政視而不見？他的結論直指知識分子的心理軟肋：這是一場源於「對自身社會的強烈不滿」而產生的心理投射。因為極度厭惡自己的家園，他們「必須」相信遠方有一個完美的替代品存在。
玫瑰色的濾鏡：知識分子的選擇性失明與雙重標準
荷蘭德在書中以極為細膩且近乎諷刺的筆觸，考掘了無數西方知識分子的遊記、日記與回憶錄，向我們展示了「選擇性失明」可以達到何等荒謬的境界。這些帶著強烈預設立場來到極權國家的知識分子，完全陷入了東道主精心設計的「好客技巧」（The Techniques of Hospitality）之中。
一九三〇年代，當史達林推動殘酷的農業集體化，導致烏克蘭爆發數百萬人餓死的人造大飢荒時，英國大文豪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受邀訪問莫斯科。他在抵達蘇聯邊境時，竟將別人為他準備的食物扔出車窗外，因為他堅信「蘇聯沒有飢荒」的政治宣傳；在莫斯科的高級餐廳享受完魚子醬與香檳後，他甚至輕浮地嘲笑那些關於蘇聯人民挨餓的報導是「無稽之談」。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西方知識分子對「政治迫害」的粉飾。費邊社的代表人物韋伯夫婦（Sidney and Beatrice Webb，是英國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極具影響力的社會學家、經濟學家與社會改革家。他們是英國「費邊社」的核心領袖，以倡導階級合作、漸進改良的社會主義路線聞名，並共同創辦了著名的倫敦政治經濟學院），在參觀了蘇聯精心佈置的「波爾舍沃模範監獄」後，竟在名著《蘇維埃共產主義：一種新文明？》（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1935年）書中，將殘酷的古拉格勞改營體系讚譽為「充滿人道關懷的再教育機構」，認為它比英國的監獄更文明。而當史達林發動慘絕人寰的「莫斯科大審判」，將無數開國元勳與知識分子屈打成招、集體槍決時，美國作家厄普頓．辛克萊（Upton Sinclair）與《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杜蘭蒂（Walter Duranty）等人，竟主動為其辯護，認為這是「捍衛革命果實的必要之惡」。他們用「不打破雞蛋，就做不出煎蛋捲」這種輕佻的隱喻，合理化了血流成河的恐怖屠殺。
時序推移至一九六〇與七〇年代，劇本依舊，只是演員與舞台換了。當中國正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傳統文化遭逢滅絕性破壞，無數知識分子被下放牛棚、遭受紅衛兵的批鬥與毒打時，西方的新左派學者卻在天安門廣場的紅旗與語錄海中，看到了「打破科層官僚、實現絕對平等」的偉大實驗。他們將中國底層社會的貧困與落後，浪漫化為一種「未受資本主義物慾污染的純潔與真實」；他們將強迫勞動與思想改造，美化為「消除腦體勞動差異的崇高實踐」。
在古巴，法國存在主義大師沙特（Jean-Paul Sartre）與美國作家諾曼．梅勒（Norman Mailer）被卡斯楚的草莽英雄氣概深深迷醉。他們將卡斯楚視為反抗美帝國主義的浪漫象徵，沉醉於他在哈瓦那街頭長達數小時的演說。為了維護這種「革命浪漫主義」的幻象，這些在巴黎和紐約整日高喊人權與性解放的左翼大師們，對於古巴將同性戀者與異議分子關入強制勞動營（UMAP）的暴行，展現出了令人窒息的集體沉默。
荷蘭德深刻地指出，這是一種極度虛偽的「雙重標準」。他們用顯微鏡來檢視西方資本主義民主社會的每一個瑕疵，將任何社會不公無限上綱為體制的腐敗；但當他們戴上玫瑰色眼鏡看向共產極權時，那些集中營、思想審查與大屠殺，忽然間都有了「歷史的脈絡」，被解釋為「邁向偉大烏托邦的必要陣痛」。這種選擇性失明，並非因為他們缺乏獲取真相的管道，而是「拒絕」看見。對他們而言，一旦承認了這些烏托邦其實是人間煉獄，就等同於否定了自身對抗西方社會的道德正當性。他們把政治當作解決個人精神空虛的特效藥，為了保護心中的理念神像不被打破，寧可無視遠方無數受苦受難的真實生命。
從「反戰絕對主義」到「文化鄉愁」的迷思
如果我們將荷蘭德的歷史顯影液滴在當代台灣的政治光譜上，我們將會看到一幅似曾相識的心理構圖。近年來，面對中共極權體制日益高漲的武力威脅與步步進逼的併吞野心，台灣社會內部出現了某種被包裝在「反戰」與「和平」糖衣下的奇妙論述。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於作家龍應台等人所提出的「以謙卑換取和平」或「反戰絕對主義」（Absolutist Pacifism，是一種堅信任何形式的暴力、武裝衝突與戰爭在道德上皆屬不正當的極端和平主義。此理念拒絕一切訴諸武力的行為，無論該戰爭是出於自衛、人道干預還是解放壓迫。）
將這種現象對照荷蘭德筆下的西方知識分子，我們赫然發現其心理機制與邏輯結構竟有著高度的雷同。首先，是「對自身民主體制的強烈疏離與苛責」。如同當年西方左派對資本主義的深惡痛絕，當代台灣的這批知識分子，往往對台灣經歷民主化以來的嘈雜、民粹、政黨惡鬥，以及本土化運動所帶來的「去中國化」焦慮，感到格格不入。他們在心理上與現行的台灣民主體制產生了疏離，於是，他們啟動了嚴苛的內部批判機制，嚴厲指責台灣政府推動的國防自主與備戰措施是「挑釁」、是「草菅人命」、是「將青年推向戰場的政客謀算」。
然而，當他們轉過身去面對那個真正隨時準備動用武力摧毀和平的中共極權政權時，卻又展現出了令人費解的「寬容與浪漫化誤判」。他們用「不畏戰才是引戰」的奇異邏輯，要求遭受霸凌的受害者必須展現「謙卑」、釋出「善意」。這種論點的底層預設，乃是將中共極權浪漫化為一個「可以透過溫情喊話與道德感化來改變其行為」的理性對象，完全無視極權主義擴張只看實力與代價、不講仁義道德的殘酷歷史本質。這與當年西方知識分子認為史達林與毛澤東是「講道理的偉大導師」，本質上並無二致。
而在台灣，這種現象更轉化為一種極具迷惑性的「文化上的政治朝聖」。這群知識分子多半擁有極為深厚且美好的「大中華文化鄉愁」。在他們的心靈圖景中，中華文化的源遠流長、反資本主義的左翼理想，構成了某種知識品味與身分認同的核心，並且將「文化上的中國」與「政治上的中共」曖昧地混淆在一起。
為了維護心中那個充滿社會主義烏托邦與歷史情懷的「文化中國」的完整性與神聖性，他們在潛意識裡極度抗拒與現今實體存在的「政治中國（中共）」徹底決裂。於是，我們看到了一種極為扭曲的心理防衛機制：論述者透過「文化同源」、「血濃於水」、「兩岸一家親」等充滿溫情主義的抒情詞彙，來模糊極權與民主的界線。在這種「大中華文化」的宏大敘事下，中共體制對新疆維吾爾族的集中營迫害、對香港自由的血腥鎮壓、對國內維權律師的殘酷抓捕，以及對台灣實質的軍事威脅，都被悄悄地淡化、折抵，甚至被隱蔽在「民族復興」或「文化交融」的巨大布幕之後。
正如保羅．荷蘭德在《政治朝聖者》書末所言，這些知識分子也許初衷並無惡意，甚至他們之中有許多人確實充滿了悲天憫人的反戰情懷，以及對文化傳承的真摯熱愛。但悲劇恰恰發生於此：當知識分子將政治視為解決個人精神危機、尋求生命意義、安頓文化鄉愁的工具時，他們的理智便會被情感綁架，批判能力就會徹底癱瘓。
他們沉醉於自己所構築的道德高地中，孤芳自賞地扮演著「和平使者」與「文化傳承者」的角色，卻拒絕面對現實政治的鮮血與殘酷。這種脫離現實、只顧自我心靈滿足的道德純潔感，使得他們在面對極權主義擴張的歷史關鍵時刻，不僅無法發揮知識分子應有的警世作用，反而藉由嫻熟的文字修辭與社會影響力，在客觀上瓦解了民主社會抵抗侵略的意志。最終，這些滿口和平與文化的文人，淪為了極權主義擴張時，最精明、擁有最強大論述能力，卻也最可悲的幫兇。歷史的荒謬與無情，莫此為甚。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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