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在網上貼出一篇〈停運啟事〉。文字極短，語氣卻出奇地平靜。它說，自去年九月兩度公開招募新一屆編委而不果，學苑即日停止運作；它又說，學苑在社會中所擔任的歷史角色已走到盡頭，「然而，這並非令人惋惜痛心之事，只是歷史洪流自然的潮漲潮落」。讀到最後一句，我停了很久。
一份成立於一九五二年、走過七十四個寒暑的刊物，向世界告別之際，竟特意叮囑讀者不要惋惜，不要痛心。這份從容，近乎體貼的克制，才是整張啟事裏最叫人不寒而慄的地方。一個會哭的人停止了哭泣，未必因為傷痛消失了，更可能因為他已經學會：在這個時代，連哭也是一種需要付上風險的行為。不過我相信，最後一屆學苑的編委，肯定是在最不願意的情況下，才決定讓學苑停止運作的。
我想起二〇〇五年的中文大學。那一年，一群中大師生校友寫下〈哭中大〉，為劉遵義治下的「國際化」、母語授課傳統之崩解、大學理想之被官僚吞噬而悲憤聯署，一千多人具名。我剛寫過一篇文章，問為甚麼今天再沒有人「哭中大」[1]。今天輪到了港大。可是當我翻遍網絡，卻一直找不到一篇〈哭港大〉，除了在某些校友臉書寫了憤慨話語，至今還沒有一紙廣為傳誦的文章，沒有一場像樣的聯署，學苑就這樣靜靜地停了下來，身後一片沉默。我無意責怪誰。在今天的香港，要為一份曾被官方公開點名的刊物致哀，本身就要冒上不小的風險，許多人的沉默，實在是形勢使然。我寧願相信，這片靜默裏，話只是還沒有說出口，在乎卻一直都在。我也仍然期待，終有一天會有港大人，有以筆為劍的學苑編委、老校友，重新提筆，為母校、為學苑，好好地哭一場。
一、學苑是甚麼
學苑成立於一九五二年，是香港大學學生會轄下唯一的官方文字媒體，亦曾經是港大校園裏唯一的文字傳媒。它最初以英文出版，名為 Undergrad，內容不過是報道學生活動的小報。一九五九年改以中文出版，易名《學苑》，自此走上一條與港英官方語言截然不同的路。在學生會的架構裏，學苑屬於掌管「第四權」的監察者，獨立於掌行政權的幹事會，總編輯與兩位副總編輯由全民普選產生，其他編委由三位總編任命。它的位置本身就是一種宣示：在一所最講實用、最看重出路與名次的殖民地大學裏，竟有一群學生願意拿出時間與心血，去辦一份只問是非、不問前程的刊物。
學苑的會訓是「慎思敢言」，後來又添了「無畏無懼，擇善固執」八個字。這些並非漂亮的口號。在很長的一段歲月裏，這幾個字是用行動、風險、甚至前途換回來的。它的版面分新聞、專題、文藝與專欄，既報道校園瑣事，也直面社會大問題，鼓勵同學從關心身邊的小事出發，一步一步把目光推向整座城市，再回過頭來叩問自己：身為一個大學生，我在這所大學、這座城市裏，究竟扮演甚麼角色，背負甚麼責任。
所謂第四權，在一所大學裏聽來或許有點誇張，卻一點不假。學苑監察的，是學生會的幹事會，是校方的決策，是一切以權力之名作出的、可能損害同學乃至社會的安排。它不隸屬於行政，不向權力效忠，它效忠的只是真相與良知。一份願意調查自己同學會、敢於質疑自己校長的學生報，培養出來的不只是會寫稿的人，更是一種公民的品格：相信權力需要被監督，沉默會養大不義，哪怕人微言輕，也有開口的責任。香港這座城市曾經引以為傲的那點公民精神，有很大一部分，正是在這樣的學生報裏，一屆一屆地練習出來的。
一所大學的良心，往往不在它最體面的地方。港大的良心，多年來很少現身於陸佑堂的典禮，在校長的致辭中。它真正棲身的地方，是學苑那一疊疊尺寸特別大、油墨未乾的紙張之間。
二、一份檄文的家譜
要理解學苑之死意味着甚麼，必須先把它一生寫過的那些文章，一篇一篇數出來。這份家譜，本身就是半部香港戰後思想史。
一九六〇年代，港英政府仍以英文為唯一法定語文。學苑率先提出，中文應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文，掀起了香港當代史上第一次「中文運動」。 [2] 一群大學生，在一座以英語為尊的殖民地學府裏，公開為自己的母語討一個名分。一九六八年，學苑更與《盤古》雜誌在港大明原堂召開全港大中學生刊物研討會，把這場運動推向校外。今天回望，這是香港人第一次集體地、自覺地追問：在這座城市裏，我是誰，我說的話算不算數。香港主體意識的種子，就埋在這裏。
一九七〇年代是香港學運的「火紅年代」，學苑是這團火的思想中樞。一九七一、七二年的保衛釣魚台運動，學苑提供論述與動員；一九七二年港大學生代表團首次訪問內地，學苑一個月內兩期出版專輯報道，公開發售，一天之內賣出四千八百份，全城震動，「認中關社」由此而起。[3] 其後的「反貪污、捉葛柏」運動、一九七八年聲援金禧中學師生的事件、校政民主化的爭取，學苑無役不與，為學運提供指導思想。
那是一個學生敢於相信思想可以改變世界的年代。校園裏有「國粹派」與「社會派」之爭：前者把目光投向社會主義祖國，後者把目光收回香港本土，主張反資反殖。兩派路線之爭，說到底，糾纏着一個更根本的問題：我們應該以中國為本位，還是以香港為本位，來思考自身的處境？一九七六年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的精神支柱一夕崩塌，香港為本的意識，反而在灰燼中悄悄站穩了腳跟。學苑見證並記錄了這整個轉折。
一九八〇年代，香港前途問題壓到每一個人頭上。學苑沒有迴避。一九八三、八四年間，港大學生會去信戴卓爾夫人，趙紫陽，為香港人的前途與民主討一個說法。[4] 學苑當年曾以悲觀的論調指出，倘若中國大陸的政制發展看不到光明，香港的民主終將沒有出路。三十多年後再讀這句話，竟像一則準確得叫人心痛的預言。同一時期，學苑為同性戀議題辦研討會、做專題，為一群在社會邊緣噤聲的人爭取平等。一份學生刊物的視野，早已越出校園的圍牆。
一九八九年的血，學苑沒有忘記。一九九六年，學苑出版六四特刊《五彩石》，詳實記錄八九民運始末；其後又有《悼亡書》，在校園報架與維園燭光之間派發。[5] 而在港大校園裏，那座一九九七年運抵、翌年經港大學生會公投通過永久豎立的「國殤之柱」，每年六四由學生親手洗刷，學苑年年記錄在案。記憶，是學苑最執着的工作。
然後，是二〇一四年。這一年，學苑做了一件足以載入香港思想史的事。二月號的封面專題是〈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同年九月，學苑把專題文章結集，再加上練乙錚、孔誥烽、徐承恩、吳叡人、蘇賡哲五位學者評論人的文章，出版《香港民族論》。梁繼平、王俊杰、曹曉諾、李啟迪這幾個當時還是二十出頭的學生的名字，從此與一整套香港主體論述綁在一起。[6]
這本小書，把「香港人是不是一個民族」、「香港人有沒有自決的權利」這些原本屬於思想禁區的問題，正式帶進了公共辯論。次年一月，特首梁振英在《施政報告》裏點名批評學苑與《香港民族論》是「錯誤主張」，要求政界人士「勸阻」。[7] 一份學生刊物的文章，竟驚動到一座城市的最高長官，要在最重要的官方文件裏專門申斥。結果適得其反，全城搶購，學苑加印，全書賣出一萬二千餘本。
《香港民族論》的真正份量，與其說在那本薄薄的書，不如說在它替一整代人的鬱結找到了語言。在它之前，香港人對自身處境的不安，大多只是茶餐廳裏的牢騷、移民潮裏的嘆息；在它之後，「本土」、「主體」、「自決」這些詞，開始進入嚴肅的公共討論，論壇、選舉與街頭。一群二十出頭的學生，把一座城市說不清楚的焦慮，提煉成可以辯論、承傳、也可以被打壓的概念。無論你是否認同他們的結論，都得承認：他們改寫了香港人談論自己的方式。這是思想的力量，也正是當權者最害怕的地方。
學苑並非只有這些驚動全城的大事。更多的日子，它做的是些不起眼的工作：報道宿舍的伙食，追問巴士的加價，訪問退休的老教授，刊登學生青澀的詩與小說。一份好的學生報，本就該如此，既能在大時代裏挺身而出，也能在平常日子裏，安靜地替一群年輕人保存他們的喜怒與徬徨。正是這種日復一日的記錄，讓學苑成為港大幾代人共同的青春檔案。如今檔案停在二〇二六年，再沒有新的一頁。
二〇一五年，學苑出版《學苑六十》，重修自己六十年的歷史，像是在亂世到來之前，先替自己立傳。雨傘運動之後，校園裏掀起退出學聯的爭論，學苑也在這場關於本土與大台的辯論中持續發聲。回看這條長長的脈絡，可以清楚看見：過去半個世紀，香港政治文化裏那些最尖銳、最危險、也最具原創性的問題，許多都是先由學苑這群年輕人問出來的。香港人究竟是誰，香港這座城有沒有自己的主體與命運，這些問題在成年人都學會了沉默之後，仍由一屆一屆的學生，固執地問下去。
他們未必都答對，但他們敢問。在一個連大人都學會了閉嘴的社會裏，敢問本身就是一種了不起的德性。
把這份家譜從頭讀到尾，會浮現一條清晰的線索：從六十年代為中文討一個名分，到七十年代追問以中國還是以香港為本位，到八十年代叩問前途與民主，到二〇一四年索性把「香港民族」四個字端到檯面上，學苑其實一直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替香港人尋找並鍛造一個「主體」。它問的始終是那個最根本的問題：香港人是不是自己命運的主人？這個問題，曾被無數港人在心裏偷偷想過，卻是學苑，一次又一次，把它大聲說了出來。香港政治文化裏那份不肯認命、不肯被代表、堅持要自己決定自己的脾性，學苑是最早、也最持久的鍛造者之一。明白了這一點，才明白為甚麼當權者非要它死不可：殺掉一份學生報不難，難的是殺掉它七十四年來反覆問出的那個問題。
三、殖民地大學裏長出的異數
這裏有一個值得深思的弔詭。
中文大學有它的〈哭中大〉，是因為中大有一個可供背叛的理想。錢穆、唐君毅、那一代人創校時，是要在殖民地的夾縫裏，為流落南天的中國文化保一線血脈，以中文教學，人文立校。所以當劉遵義以「國際化」之名行英語化之實，學生才哭得出來：他們所哭的，是一個被明文寫進校史的承諾之淪亡。哭，是因為心裏先有一個值得守護的東西。
港大不一樣。港大生於一九一一年，是一所徹頭徹尾的殖民地大學，以英語為尊，以培養為港英政府與商界服務的專才為務。它的基因裏，本來就寫着實用、效率、出路與名次。若論「知識工廠」，港大才是香港最早、最純粹的那一座。它從來沒有給過自己一個像中大那樣的人文承諾，所以嚴格說來，港大這座機構本身，也沒有一個寫進創校章程、可供背叛、可供痛哭的「理想」。一座本就以生產人才為業的工廠，失靈了，停產了，誰會為一條停轉的生產線落淚？
我曾在別處寫過，知識工廠最深的危險，並不是它生產不出知識。恰恰相反，它能高效地生產出大量有知識的人。真正的危險藏在更隱蔽的地方：源源不絕地生產出有知識卻無道德判斷、有專業卻無人文關懷、精於計算成本效益卻不再追問是非對錯的人。這樣的人，是最稱職的僱員，聽話的專才，也是極權最樂見的順民。學苑所要培養的，偏偏是另一種人，那種明知無用、明知有險，仍要追問一句「這樣對嗎」的人。當一所大學只剩下工廠，這種人便再無容身之所。一座城市最稀缺的良知，正是在這種無聲的汰換裏，一點一點流失掉的。
正是在這個背景下，學苑的存在才顯得如此珍貴，甚至近乎奇蹟。它是在一所最不該長出良心的大學裏，硬生生長出來的良心。香港主體意識，從來不是港大的高層、課程或校訓培育出來的。它是由一代又一代學苑編委，在建制的縫隙裏，逆着整所大學的實用主義基因，一個字一個字寫出來的。學苑之於港大，從來是一個異數，一個體制容忍卻不擁有的異數。
我這些年在流亡之中，反覆思量香港知識人的處境，越發覺得，香港主體性從來不是一份現成的標準答案。它更像一種姿態，一種敢於把「我是誰」這個最危險的問題攤在陽光下追問到底的姿態。它真正可貴的地方，與其說在於它最終主張了甚麼，不如說在於它始終肯把最危險的問題追問下去。學苑七十四年來做的，正是這件事。它把一座城市追問自身的能力，一屆一屆地傳下去。
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明白學苑之死的真正份量。當學苑停運，這座大學不會痛，因為它從未真正擁有過學苑；真正失去東西的，是香港。失去的，是一種可能性的證明：證明哪怕在一座最冷的知識工廠裏，仍然可以有一群年輕人，選擇危險地思考，做一座城市的良心。如今，連這個證明也被悄悄收回了。
一所大學是否偉大，向來與它的排名升了幾多位、論文發表了幾多篇、大樓蓋得幾多高，沒有太大關係。這些東西，錢可以買，時間可以堆。真正買不到的，是一份肯為是非賠上前途的學生報，一群在無人逼迫之下仍選擇慎思敢言的年輕人。港大可以憑着全球排名向世界誇耀自己，卻再也買不回一份學苑。把一所大學最值錢的東西親手丟掉，去換一些用錢就能堆出來的數字，這筆帳，管理者算得很精，骨子裏卻蠢得可憐。
四、陰乾
學苑不是壽終正寢。它是被慢慢陰乾的。
二〇二一年七月，港大學生會評議會因一項涉及七一刺警案的動議，被校方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全體請辭，時任會長與三名學生代表其後更被控「宣揚恐怖主義」。[8] 一個運作了上百年的學生自治組織，就此被連根拔起。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港大趁黑夜以白布圍封，把屹立校園二十四年的國殤之柱拆件搬走，理由是「法律風險」與「雕像老化」。[9] 諷刺得近乎殘酷的是，那一夜把這場拆除完整記錄下來、引述消息來源向外報道的，正是學苑。它一直在見證它所屬的這所大學，如何親手交出自己的脊骨。
學生會沒有了。學生會的會址，在二〇二三年初被校方收回。學苑失去了組織的母體，沒有辦公的空間。到了二〇二六年初，連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也宣布展開解散程序。[10] 一座又一座的學生組織，在這三數年間相繼倒下，像骨牌，像退潮。
把鏡頭拉遠一點看，學苑之死並非孤例。這幾年裏，香港的報館關門，公民團體解散，工會、教協、支聯會、區議會，昔日那些讓普通人得以聚合、發聲、彼此守望的組織，幾乎被清拆殆盡。陰乾針對的，從來不止學苑一家。它只是一整套讓公民社會慢慢窒息的系統工程裏的一環。學苑不過是這條長長的名單上，較晚、也較不起眼的一個名字。正因為它不起眼，它的死才更該被鄭重地記上一筆：當一座城市連最末梢的神經都被逐一剪斷，剩下的，便只是一具還會呼吸、卻再也感覺不到痛的軀體。
於是我們回到那篇〈停運啟事〉。它說，連續兩次公開招募，都組不成新一屆編委。這句平淡的交代背後，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事實：在國安法之後的香港，學生會已被取締、前輩編委或流亡或入獄的白色恐怖之下，還有哪一個港大學生，敢於、能夠、願意去承擔一份學生報的責任？辦學苑，曾經需要的是熱血；如今需要的，是準備好賠上前途乃至人身自由的覺悟。當一件事的代價被抬高到這個地步，無人接莊，表面看是冷漠，底下卻是一種被精密計算過的結果。
陰乾之所以比明殺更狠，正在於它不流血，不留下兇手。它讓死亡看起來像是自然老去，讓窒息看起來像是無人問津。那紙啟事說這是「歷史洪流自然的潮漲潮落」，恰恰落入了陰乾者最希望我們相信的那套敘事：沒有人扼住它的咽喉，它只是自己累了，走了。把他殺說成自然死亡，是這個時代最擅長的修辭。
五、哭是甚麼
容我在這裏，岔開一筆，先談談哭。
哭是一種承認。人不會為與自己無關的事物落淚。眼淚的出現，本身就在宣告：那消逝的東西，於我曾經是重要的，是我所愛、所繫、所不捨的。哭，是愛的回聲，在失去的那一刻響起。一個人若能為某物而哭，至少證明他與那物之間，曾經有過真實的牽連。
所以，一個禁止哭泣的社會，要禁止的其實不只是眼淚，更是眼淚背後那層牽連與在乎。當哀悼被視為可疑，悼念要被報備、被審查、甚至被入罪，真正被摧毀的，是人與人、人與這座城之間那些深而無法量化的連繫。極權最深的工程，與其說是要讓你恐懼，不如說是要讓你麻木：讓你慢慢相信，那些消逝的東西本來就不值得在乎，學會在喪禮上微笑，把「請勿惋惜」四個字，誠心誠意地說出口。
我研究死亡哲學多年。海德格說，人是「向死的存在」，唯有真切地面對死亡與失去，人才可能本真地活着。一個逃避哀悼的人，也在逃避自己的有限與真實。對一座城市而言，同樣如此。一座不肯為自己失去的東西哀悼的城市，正在喪失它分辨輕重、記取得失的能力。哭不出來，未必是堅強，更可能是一種更深的失去：連失去都感覺不到了。
哀悼還有一重更實在的作用，那就是記憶。人為甚麼要在喪禮上致辭，立碑，寫訃聞，年年掃墓？因為哀悼的儀式，本身就是一種把逝者刻進集體記憶的工程。一個民族如何對待它的死者，往往決定了它將如何記得自己的過去。倒過來說，禁止哀悼，便是一種最徹底的遺忘工程。把國殤之柱連夜拆走，六四的燭光逐年掐熄，一份學生報的死訊輕描淡寫成「潮漲潮落」，做的其實是同一件事：讓人慢慢忘記曾經發生過甚麼，有人怎樣活過、又怎樣死去。當哀悼被禁止，記憶便失去了盛載它的容器；而一個失去記憶的民族，是任人擺佈的。
明白了哭的份量，我們才回得到那個問題。
六、為甚麼沒有人哭港大？
為甚麼幾十年來那麼多學苑編委，今天還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港大痛哭一場？我想，沉默至少有三種，每一種都通向不同的深淵。
第一種人，是哭不了的。
香港主體論述最盛時的那幾位學苑編委，如今散落天涯。梁繼平在二〇一九年立法會一役之後流亡海外，有家歸不得。另一些當年敢言的學生，身陷囹圄，或在保釋與審訊之間消磨歲月。在《港區國安法》之下，公開為一份被官方定性為「鼓吹港獨」的刊物致哀，本身就可能構成一條罪。對這些人而言，沉默稱不上是甚麼選擇，那是刀架在脖子上逼出來的。我們不能、也不該，要求一個被噤了聲的人開口痛哭。要求受害者在加害者的注視下流淚，是另一種殘忍。
第二種人，是不願哭的。
七十年代國粹派的故事，早已給過我們答案。當年那些在校園裏高舉理想、落區訪貧問苦的熱血青年，四人幫一倒，精神支柱一塌，不少人轉眼就走進了商界、政界、體制。當年的學運領袖，有人後來做了財政司司長，有人去了新華社當文教部副部長。從批判者變成當權機器的一部分，往往只在一念與一個位置之間。歷史總是重演。即使在編過、寫過香港主體論述的那一代人裏，後來也有人公開與舊日的莊友割席，向政商界鄭重表態自己「不是港獨分子」，盼着在新秩序裏謀一席之地。對這些已經把自己安頓進知識工廠、已經進新秩序的人而言，學苑之死談不上傷痛，那只是一段最好被忘記的青春史。他們不會哭，因為哭，等於承認自己背叛了曾經的自己。當然，這不會是全部國粹派的故事。直到今天，仍有不少當年的國粹派元老，永不放棄，與極權對抗到底。
我說這些，並非要站在道德高地上審判甚麼人。流亡這幾年，我越來越明白，一個人的轉向，往往並非一夜之間的決絕背叛，更多是無數次微小計算與妥協的累積：升遷的機會，不忍放棄的薪水，養妻活兒，年邁需要照顧的父母，一種「我一個人反抗也改變不了甚麼」的疲憊。每一步單獨看都情有可原，合起來卻足以讓一個曾經慷慨陳詞的青年，慢慢磨成沉默的大多數。我無意苛責他們。只是想指出一個冷峻的事實：正是這千千萬萬個「情有可原」的轉身，彼此疊加，才織成了那張讓學苑無聲死去的大網。陰乾一份刊物，靠的從來不只是當權者的鐵腕，還有許許多多旁觀者的別過臉去。
第三種沉默最深，也最值得我們警惕。那是大學自身的沉默。
校方不會哭，因為對一所早已把自己定義為知識工廠的大學而言，學苑從來只是一個麻煩，礙事的異數，影響「整體利益」與排名的變數。它的消失，於管理者而言，甚至是一種解脫。一所只關心國際排名、研究經費與生源的大學，怎麼可能為一份學生報落淚？它連自己校園裏的紀念碑都可以連夜拆掉，又怎會為失去良心而心痛。問題的真正可怕之處在於：它早已不知道自己曾經有過良心，於是也就感覺不到失去。
蔡元培當年執掌北大，留下八個字：「囊括大典，網羅眾家」，又揭櫫「思想自由，兼容並包」。一所真正的大學，本該是這樣一個地方：容得下異見，護得住那些不合時宜、甚至冒犯權力的聲音，因為它深知，今日看來離經叛道的思想，明日或許正是照亮一個時代的火光。學苑就是港大校園裏那一點離經叛道的火光。一所大學若連自己校園裏一份學生報都容不下，把學生的慎思敢言視為負資產、視為排名路上的絆腳石，那麼它縱有再高的排名、再多的經費、再新的大樓，也已經背棄了「大學」這兩個字最起碼的意思。它或許還算是一流的工廠，骨子裏卻早已不再是一所大學。
把這三種沉默疊在一起，學苑之死的全部荒涼便顯露出來：能哭的不敢哭，敢哭的不願哭，該哭的不懂得哭。於是這個城市最該被鄭重哀悼的一場死亡，落得無聲無息，被一句「潮漲潮落」輕輕帶過。
七、流亡者的哭
那麼，誰來哭？
讓我在這裏，先交代一點私人的因緣。一九六九年，我考進香港大學，唸的是建築。只讀了一年，我便漸漸明白，自己心裏真正放不下的，是人為甚麼活着、為甚麼思考、為甚麼非追問意義不可這一類問題，而建築的圖則與設計，始終安頓不了這份不安。於是第二年，我離開了港大，轉到剛在沙田山上立校不久的香港中文大學唸哲學，從此走上一條與繪圖板全然不同的路。
離開港大之前，我在《學苑》上留下過一篇英文短文，題作 Adieu Architecture，中文不妨譯作〈告別建築〉。那大概是我這一生第一次認真地、公開地，向一種人生的可能鄭重告別。那年我二十歲不夠，怎麼也不會想到，半個多世紀之後，竟輪到我提筆，為《學苑》本身寫一篇告別。說這些，是想讓讀者知道，我與港大和學苑，並非全無瓜葛的過客。我在那座校園裏待過，在那一疊紙上留過字。如今這一場為學苑而發的哭，裏頭也有一份屬於我自己的、遲了五十多年的回望。
我想，哭港大這件事，或許恰恰要由像我這樣的人來做。一個離開了香港、失去了校園、卻也因此暫時失去了那把架在脖子上的刀的流亡者。流亡有它的剝奪，也有它殘酷的自由：當城裏的人被迫沉默，城外的人便有了替他們開口的責任。這算不上甚麼悲壯，只是一種分工。能說話的人替不能說話的人說話，記得的人替被迫遺忘的人記得，如此而已。
作為一個研究哲學、又被迫流亡的人，這些年我漸漸把「記得」看作自己餘生的一份本分。流亡剝奪了我的講堂、城市、與舊友圍爐夜話的尋常日子，卻也留下了一樣東西，那就是記憶，以及把記憶說出來的自由。當城裏的記錄者一個接一個被消音，城外總得有人接過這枝筆，替他們把來不及寫完的句子寫下去。我不敢說這是甚麼使命，那兩個字太沉重了。我只把它當作一個半聾老翁對一群後輩、一個哲學人對一座養育過他的城市，最起碼的一點交代。學苑七十四年來替香港人記下的那些事，不該隨着它的停運，一併沉入無人記得的黑暗。
所以容我在這裏，替那些哭不了、不願哭、不懂哭的人，補上這一場遲來的哭。
我所哭者，從來不是港大這座機構。知識工廠的興衰，不值一滴眼淚。我哭的，是學苑這個異數曾經證明過的那種可能：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仍有年輕人選擇慎思敢言，做一座城市的第四權，用一疊紙去頂住整個時代的傾斜。我哭的，是「香港人是誰」這個問題，從此在它最初被問出來的那座校園裏，再也無人敢問。我哭的，是記憶本身正在被陰乾：當記錄者一個一個消失，連那段曾經滾燙的歷史，都將慢慢失去見證。
哭，從來不是軟弱。在一個把哀悼都要禁止、眼淚都要付上風險的時代，哭是一種抵抗。〈哭中大〉的那群人之所以哭，是因為他們還相信，理想值得守護，淪亡值得被記住。今天我們為學苑而哭，也是同一個道理：哭，是為了不讓這場死亡被輕輕說成「潮漲潮落」就算了；哭，是為了在那句「請勿惋惜」之外，固執地、清醒地，惋惜下去。
學苑那啟事的最後一句是「珍重」。我想把這兩個字，連同一句它沒能說出口的話，一併還給它。那句話是：我們會記得。記得你問過的問題，你不肯閉的嘴，你七十四年來慎思敢言的樣子。哪怕全世界都選擇相信你只是自然地、平靜地退潮了，我們也會記得，你是被一寸一寸陰乾的，而你直到最後一刻，都還在見證，還在記錄。
張燦輝
流亡哲學人
二〇二六年七月，於聖奧爾本斯
[1] 二〇〇五年初，香港中文大學師生校友就校方推行核心課程英語化發表〈哭中大 ──致中大師生的公開信〉，抗議「偽國際化」與母語教學傳統之崩壞，聯署者逾千人，史稱「哭中大事件」。參看追光者，二〇二六年七月二日。
[2] 一九六〇年代，學苑首倡中文應與英文並列為官方語文，引發香港當代史上首次「中文運動」；一九六八年並與《盤古》雜誌在港大明原堂召開全港大中學生刊物研討會。
[3] 一九七二年港大學生代表團首次訪問內地，《學苑》一個月內兩期出版專輯報道，公開發售，一日售出約四千八百份，由此推動全港「認中關社」運動。
[4] 一九八三至八四年間，港大學生會先後去信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及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反映港人對前途之憂慮，並爭取回歸後普選。
[5] 學苑於一九九六年出版六四特刊《五彩石》，詳實記錄八九民運始末；另有六四特刊《悼亡書》於校園及維園燭光晚會派發。
[6]《學苑》二〇一四年二月號封面專題〈香港民族 命運自決 〉；同年九月，學苑將專題文章結集，另邀練乙錚、孔誥烽、徐承恩、吳叡人、蘇賡哲撰文，出版《香港民族論》（香港大學學生會學苑編）。
[7] 二〇一五年一月，行政長官梁振英於《施政報告》中點名批評《學苑》專題與《香港民族論》為「錯誤主張」，並要求政界人士「勸阻」；事件引發搶購潮，全書銷量達一萬二千餘本。
[8] 二〇二一年七月，港大學生會評議會通過一項涉及七一刺警案的動議後，校方宣布不再承認學生會；成員全體請辭，時任會長與三名學生代表其後被控「宣揚恐怖主義」。
[9] 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深夜至二十三日凌晨，香港大學移除豎立校園二十四年的「國殤之柱」，校方稱出於法律風險與雕像老化，創作者高志活公開批評此舉。
[10] 二〇二六年二月，成立六十八年的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學聯）宣布展開解散程序。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