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逊：桑伟川挑战“丁学雷”对文艺评论的话语垄断

【 “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几十年后，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桑伟川和丁学雷辩论的意义，不在于对周而复这篇小说的评价，也不在于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这场辩论的核心，是民间思维对主流政治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丁学雷”当时是上海文学评论的权威，代表着主流话语，几乎是真理的解释者。桑伟川代表着民间思维。主流话语对任何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观点，从来就是批判打压，不允许存在。桑伟川却敢于公开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遭到高压批判，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将每次的批判会变成辩论会。看起来是对“丁学雷”文艺评论话语垄断权的挑战，但实际上已经是对执政党话语垄断权的挑战。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少见的。桑伟川明知会遭镇压，却仍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勇气，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让许多人佩服。”】

桑伟川挑战“丁学雷”对文艺评论的话语垄断

李逊

1969年7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学雷的一篇批判文章《为刘少奇复辟资本主义鸣锣开道的大毒草——评〈上海的早晨〉》。

《上海的早晨》是周而复撰写的一部长篇小说。周而复是共产党作家，1951年曾作为“五反”工作队员，在上海一个棉纺厂和一家商店全程参加 “五反”运动。后担任上海市委统战部副部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这本书就是他写的共产党执政初期对上海私营工商业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过程。1958年在《收获》杂志发表，同年下半年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丁学雷的文章正是批判这本书的。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又在一个月中连发五个整版，都是批判《上海的早晨》的文章。丁学雷的文章不但对着刘少奇，而且对着陈毅等当年主持上海工作的干部们。文章分析了工商业者被革命剥夺财产时的心态，以及执政党对私营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得出结论：《上海的早晨》是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工人阶级、鼓吹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

丁学雷的文章遭到上海煤气公司管线所助理技术员桑伟川的质疑，他化了两星期时间，写了篇商榷文章：《评〈上海的早晨〉——与丁学雷同志商榷》。文章认为：“作为小说《上海的早晨》 是如实地反映当时阶级斗争，阶级矛盾，并描述怎么以无产阶级的路线政策改造资产阶级，解决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作者是站在保护工人阶级的立场歌颂了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胜利。这是作品的主流方面。由于小说在塑造英雄人物方面有错误，对资产阶级形象刻划上有所描写，对中间人物工人汤阿英也着重刻划，陷入了修正主义创作路线。即使如此，我认为不应该一棍子打死。”1969年9月初，桑伟川将自己的这篇文章寄给《文汇报》社，还具上自己的真名，要求发表：

编辑同志：

中央两报一刊重要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 一文的发表，又一次吹响了文化思想战线上进击的战斗号角。对于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革命者来说，必须立即拿起大批判的武器，继续革命。毛主席说：“文艺界的主要的斗争方法之一，是文艺批评”。也说文艺批评与反批评是文化思想领域里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毛主席又说：“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所以，我写《评〈上海的旱晨〉》一文，参与战斗，以引起争论，为落实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与怎样才算得是一个好的党的领导者等方面，得出符合毛泽东思想的统一认识来，并为繁荣无产阶级的文艺，占领上层建筑作出努力。希考虑刊载。

   致继续革命的敬礼！

 桑伟川

《文汇报》收到桑伟川的稿件后，以《一篇为〈上海的早晨〉翻案的毒草》为题，写了一份内参上报。徐景贤看到后即转张春桥，张春桥批示：桑文可以考虑发表，报社要写编者按语。先把文章打印出来，讨论一下，有准备地打好这一仗。几天后，张春桥看了《文汇报》社报送给他的批判桑伟川计划后，又指示：“把桑伟川的文章打印出来，多找一些人看一看，甚至可以考虑，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在上报以前演习演习看。”徐景贤也批示：“准备工作做得充分一些，找对立双方开座谈会，把有些论点‘放’出来。”

10月13日晚，《文汇报》举行“座谈会”，桑伟川赴会。他在会上坦然道出自己的看法，包括对其他文革前文艺作品的赞扬。这个“讨论会”马上又被写成内参报张春桥和徐景贤等。几天后，《文汇报》社组织了几个版面的文章，大样送徐景贤。徐景贤非常仔细地审阅了每篇文章，精心修改每个版面，还具体指定哪篇先发，哪篇后发。11月20日，《文汇报》整版刊登桑伟川的文章和附信。在桑伟川文章的上方，是通栏的字号大得出奇的“编者按”。这个按语是由张春桥和徐景贤亲自修改定稿的。按语将桑伟川的文章定为“毒草”，号召对它开展批判。 接着，两个月内，《文汇报》以“彻底批臭反动小说《上海的早晨》”为通栏标题，发表了整整十一个版面的文章；《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也相继刊登有关批判文章。

之后，桑伟川便被“隔离”，失去人身自由，遭到一次又一次批斗。桑伟川辩护说：“观点不同是客观存在”，“我写的这篇文章，我认为观点是对的。各种意见可以争议嘛，要摆事实，讲道理”。但他还是遭到拳打脚踢。桑伟川在批斗会上大声疾呼:“我写了一篇文章就拿我当敌人看待，对吗?要好好区别两类矛盾。我是人民的一员，我的观点应允许保留”。在“隔离室”中，他提出：一.批判会应采取和风细雨的方法，使人口服心服；二.不要人身攻击，不要将对方推到对立的立场上去；三.暂时不能口服心服，应允许我保留观点，不要乱上纲；四.对我的批判，只要不动手，我还是愿意听的。1970年1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学雷的又一篇文章：《阶级斗争在继续——再评毒草小说〈上海的早晨〉，并驳为其翻案的毒草文章》，这篇文章是姚文元修改定稿的。桑伟川看后表示：“我要再写一篇批判丁学雷的文章。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有些东西，现在看是庞然大物，但终究是要完蛋的。我要再写文章批判丁学雷，这次直截了当地就是批判。”

桑伟川争取的是言论自由，是发表与主流政治不同看法的自由。但这样的要求显然是与虎谋皮。在接下来的16个月里，这个仅仅因对一本小说的评价与主流政治有不同看法者，被游斗290余次，参加的人数70万，最多的一天游斗7次，其中规模最大的“批桑”拉线广播大会， 60万人被组织参加。桑伟川被整得病倒在床，一些人便将桑伟川抬到会场继续批斗。桑伟川就这样被逼疯。但1975年，他还是被以“反革命”的罪名，判刑七年，押送外地劳改农场。桑伟川工作的煤气公司以及管线所，因为同情和支持桑伟川的观点，四十多人受到株连。

对于“社会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几十年后，学术界有不同的评价。桑伟川和丁学雷辩论的意义，不在于对周而复这篇小说的评价，也不在于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这场辩论的核心，是民间思维对主流政治文化霸权主义的挑战。“丁学雷”当时是上海文学评论的权威，代表着主流话语，几乎是真理的解释者。桑伟川代表着民间思维。主流话语对任何不符合自己意识形态观点，从来就是批判打压，不允许存在。桑伟川却敢于公开自己的不同意见，即使遭到高压批判，他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将每次的批判会变成辩论会。看起来是对“丁学雷”文艺评论话语垄断权的挑战，但实际上已经是对执政党话语垄断权的挑战。这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是少见的。桑伟川明知会遭镇压，却仍坚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的勇气，在万马齐喑的时代，让许多人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