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档案馆 2026-6-23
今年4月，中国《三联生活周刊》旗下的“三联生活实验室”推出纪录短片《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采访了穿梭于北京大街小巷的多名外卖员，记录当下这一群体的生存境况。随后，《生存报告》被勒令全网下架。
外卖员是中国城市中再常见不过的群体——是什么让这样一个劳动群体的生活记录，在中国也变成了禁忌？6月12日，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全球首部有关平台经济体面劳动的公约，中国代表团投下了赞成票。在缺乏劳工对话机制的中国，这对中国外卖员的生存状况，会产生正面影响吗？
1. 外卖员收入在下降，超时劳动和对健康的摧残依然
外卖行业是中国人灵活就业的“新铁人三项”（即“快递、外卖、网约车”）之一。媒体近日报道，中国灵活就业已到关键的规模拐点，2025年从业人员2.8亿，预计2026年将达3.2亿人。这个数据来自“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上周发布的一个报告——《2025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
近年来，“中国经济低迷”成了很多人的共识，而《生存报告》聚焦外卖行业从业者的就业、收入等具体状况，可以看作是中国经济境况的一个切片式呈现。当下的外卖从业者是否还能“生存”？《生存报告》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就如一位受访者所说：“外卖还是可以赚钱的，只要你愿意付出体力和健康。”
受访者中，有一位“单王”，在2025年11月曾拿到一个月17000元的“高薪”，但这是极其个别的现象，其他受访的骑手，最高月薪七、八千元，最低则只有三、四千元。这些数字和中国总人口的收入相比较并不算低——国务院前总理李克强曾在2020年的全国两会上称，中国有6亿中低收入及以下人群，月人均可支配收入仅约1000元人民币（不过这里的收入并非单指个人工资，而是指”可支配“的钱），但考虑到北京的高生活成本，外卖员的这个收入，对普通蓝领劳动者来说，只能是“还过得去。”
同时，中国外卖员这份并不高的月收入，付出的代价是超长时间的劳动，以及对健康的摧残。受访的全职外卖员，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大部分人，每周连一天的休息时间都没有。虽然有的外卖员提到了“灵活就业”的自由，但对大部分外卖员来说，这份收入是全家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所谓的“灵活性”，其实不是外人理解的“自由”，而是为了生存，在激烈竞争之下，不断无休止地“超时劳动”。
另外一个真相是：外卖员的收入，几乎必须依靠在路上的冒险。《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晚在《生存报告》中接受采访时说道，“但凡是一个送外卖的，基本上都会闯红灯。”为了生存，为了多挣一点，外卖员为什么宁愿冒违反交通规则可能带来的生命危险？事实是：骑手们看起来是自主选择接单，但其实都是被外卖平台的算法控制的，包括接单、送餐路上的时间，精确到每一分秒。而关于平台的算法，早在2020年，《人物》的深度报道《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一文，就提到：外卖平台严格限时，使得外卖员不得不抄近道、逆行、闯红灯，许多外卖员由此付出了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如今，六年过去了，平台算法对外卖员的压迫，不但没有解决，较几年前，反而变本加厉。
《生存报告》中受访的外卖员，也普遍指出，现在的收入不如以前。一位做了八年的外卖员说，新冠疫情前（也就是2020年前）他跑一单可以挣十几元，而现在很多时候只有三、四块一单，“明年打死都不干了”。多名外卖员表示，激烈的竞争下，订单“辛苦又不挣钱”。一个外卖员的一个订单显示，一小时的车程，只有6.5元的收入。
外卖单价的减少，一方面是由于外卖行业的竞争——选择灵活就业的外卖员越来越多了——为什么灵活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这将需要更详实的经济分析，但肉眼可见的是，更多人没有工作了——那些十年前在工厂和建筑工地上干活的农民工，和如今一些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们，都转去了外卖。而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伴随着人们消费能力的下降，选择外卖服务的顾客也在减少。
在竞争激烈、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外卖行业的劳动权益保障这个老问题，似乎更加无解：作为低门槛的“灵活就业”，外卖员没有劳务合同，也几乎没有任何集体协商的渠道。如今的外卖平台，往往也并不是直接的雇主，外卖员实际上是被层层外包的——这使得外卖员如果遭遇了工伤，连自己与平台的劳动关系都无法证明，基本上得不到有效的赔偿。
据中国劳工通讯的《中国外卖行业研究报告》称，一位在网络上发声，为骑手们争取权益的“盟主”，此前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拘留。在中国高度管控言论的背景下，这是一个清晰的现实——外卖员根本没有和平台议价的任何能力——他们没有发声渠道，也没有自主成立的工会，以及参与集体谈判的机制。
2. “流动性很强，但一直在底层流动”
《生存报告》中的一位外卖员说：“吃饭都是问题了，还担心命呢！”这位外卖员居住的地方，是位于北京昌平区城乡结合部的“外卖村”——于辛庄村。于辛庄村正是北京市政府前些年重点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区域。《生存报告》指出，虽然人们经常能在媒体上看到高学历白领人士送外卖的新闻，但是绝大部分外卖员，依然是教育程度有限的农村外来务工人口。
如果说，以前的外来务工者，和城市人群之间有着较深的隔阂甚至不可跨越的鸿沟，如今，随着网络经济和外卖行业的兴起——这些与城市中产的生活也息息相关，外卖行业在社会中的可见度其实在不断提高。中国的公共话语里，对外卖员的生存困境和系统性压迫，近些年已经不属于边缘的话题——从《人物》和《三联》的报道，到社会学的学术研究，再到几本有名的畅销书——如胡安焉的《我在北京送快递》，参与“新铁人三项”的打工者，已是中国城市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2023年出版的《我在北京送快递》，是近年打工者自述中的代表作。作者没有做过外卖员，但他讲述了自己十几年来辗转全国多个城市打工的经历（“我在北京送快递”只是其中的一章）。他曾经做过便利店店员、保安、自行车店销售员，还做过服装店导购、加油站加油工、夜班拣货工人、快递员……《我在北京送快递》之所以能够登上各大畅销书榜，成为豆瓣2023年年度图书榜单第一名，并且出了英文翻译版，正是因为作者长期在社会底层打工的经历，就是亿万中国人在底层打拼的真实体验。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白领工作并不那么容易找到。《生存报告》在北京一所大学的校园中，采访大学生对外卖行业的观感，有的学生甚至认为外卖是“非常有前景的行业”，可以让面临“毕业即失业”的自己“至少不会失业”。这体现的不仅是年轻人对外卖行业的某种误解，也有大学生对自身就业前景的担忧。
外卖作为一种“过渡性”工作，是一小部分大学毕业生骑驴找马的选择。然而，对于大部分外卖员来说，外卖或其他形式的体力劳动是永久性工作，他们无法通过这个行业向中产跃迁，向上层流动几乎只能指望下一代，但外卖所得又很难支撑下一代所需的教育资源。正像曾经做外卖骑手的王晚所说：“底层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但是他一直在底层流动，干的永远是体力活。”
《我在北京送快递》封面
3. 平台经济的体面劳动，离中国还有多远？
外卖员困于平台、困于底层的现象，其实不仅限于中国，这也是“零工经济”时代下许多国家的“灵活就业”工种面临的挑战。然而，在中国，为什么单单讨论外卖员的困境，就能成为了一种禁忌？
近几年，对于中国经济，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论调。一方面，中国科技发展卓越，最富裕的城市和省份人均GDP与西欧发达国家不相上下；另一方面，“躺平”、“内卷”、“卷不动了”等词汇在中国流行，再加上肉眼可见的中小企业的萧条，还有焦虑、失望的社会情绪，又反映着人们对经济状况的悲观。
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企业发展叙事背后，隐藏着更多中国人的现实——即“灵活就业”者们的困境。《生存报告》的全网下架，表明了外卖员真实的生存处境，仍然是中国官方“脱贫”、经济发展乃至民族复兴等宏大叙事中，一股不和谐的存在。
乐观的态度——即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的“动物精神”——也许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帮助扭转中国经济的颓势，但悲观是《生存报告》的基调，这种悲观和官方主旋律先入为主的基调不同，是许许多多个劳动者，在最真实的经济生活中，自我经历、讲述并得出的结论。
《生存报告》中的一位外卖员说：“只有很勤劳的人，他才能干得下去这个外卖。”然而，中国人的勤奋、肯干，与中国所处的制度——政治制度、经济制度、社会制度——越发不匹配。一群群勤奋、实干的中国人只能永远被困在固定的系统里和固化的阶级中内卷——看不到游戏的尽头，看不到出头的希望，看不到上升的空间，但必须不断地参与到抢单的游戏中，才能不失去自己仅有的一点财富。
《生存报告》以集体性的叙事呈现出了与官方叙事的龃龉，这种龃龉因为互联网的扩音效果，引起了官方的警惕而被消灭。然而，已经有足够多中国人的切身经历，反映出了经济下滑的现实，人们甚至不需要媒体的报道，去接触到这种所谓“唱衰”中国经济的悲观态度。在中国的人工智能和高科技企业发展叙事背后，隐藏着更多中国人的现实——即“灵活就业”者们的困境。
中国劳工通讯2023年的《外卖行业研究报告》，记录了自2021年来十余起快递员、外卖员的罢工维权事件。近几个月，网络上也流传着东北的出租车司机大规模罢工，以及长沙外卖员集体示威的视频。可以看到，中国“灵活就业”的从业者们，也是对整体经济下滑最敏感的人群。
2026年6月12日，国际劳工组织通过了《2026年平台经济体面劳动公约》（第193号公约），中国代表团投下了赞成票。但正如人权观察家王松莲撰文指出，中国数以亿计的零工工作者，能否获得保障，关键不在于官方承诺，而在于他们是否有能够组织起来、表达和追责的权利。
而这个追究的对象，不仅包括平台，更包括政府。而在一个不到半小时的外卖员纪录片都会被下架的地方，这种追责的权利，看起来还遥不可及。
本期推荐档案：
三联生活实验室：《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2026年4月）
中国劳工通讯：《中国外卖行业研究报告：政策难追平台侵权速度 官方工会仍陷形式主义》（2023年4月）
《人物》：《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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