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观潮钱江 钱江说历史 2026年6月19日
今年是文革爆发60周年，也是文革元年——1966年领袖检阅上千万“红卫兵”惊世骇俗之举60年。当年的《人民日报》对每次“阅红”至少连续报道4天，足见重视程度。亲身参与采访的记者，算得上躬逢其盛吗？
1966年8月18日首次检阅红卫兵时的场面，照片中的人群来自北京大学，他们簇拥聂元梓等7人签名的大字报接受毛泽东主席检阅。 人民日报记者王景仁 摄
1.林晰前辈感悟的“缺失”是什么
检阅红卫兵首月即“红八月”刚刚结束，9月3日，报社“文革小组”编印的活页《文化革命动态》记载：“最近，报社广大革命职工就当前文化大革命形势和进一步贯彻十六条的问题纷纷进行了学习讨论”，“同志们称赞广大红卫兵充当了这个运动的急先锋，说红卫兵上阵以来，时间虽然不久，但却无坚不摧，震撼了整个旧世界”。
如此盛赞，当然是要与报道“检阅红卫兵”相匹配的，那些报道白纸黑字，肯定是“重头戏”，但又是有套路、有框架的——极力推崇个人崇拜，将成就归功于一人。在严格的“程序”和框架内，奉命撰写“阅红”报道的记者不敢越雷池一步，除歌颂之外不能多置一词。
“阅红”报道是怎么采写出来的。亲身经历的老资格记者林晰留下了若干文字记述：
每一次领袖检阅红卫兵之后，我们要连夜赶写第二天见报的长篇通讯，执笔的人也无不对毛充满了淳朴的感情，否则这种歌功颂德的文章怎么写得出来呢？这种写作往往是由记者分头写自己采访的一个片段，然后有几个人统一串在一起，形成一篇长文，我是这几个人中的一位，往往要工作到天亮。
他写道，若干年之后，特别是离休之后，回顾几十年往事，“才感到自己曾经干过许多愚蠢的事”。
身为当事人，他落笔写了一些检阅红卫兵的文字，有登上报纸的，也有记载于回忆录的。他对笔者说，记下来的太少了，是明显的缺失——一个记者的缺失。
林晰前辈为何有如此感慨？做一番比较才发现，他的一些同事也采写了“阅红”报道，除了报纸刊登出来那几行难以查考作者名字的颂扬文字，他们没有为岁月留痕，哪怕是留下不多的记述——这些文字要经得起时光检验的。
唐平铸是当时的人民日报代总编辑，两个儿子唐炎明、唐亚明完成了对父亲的长篇著述《唐平铸文革实录》，其中记录了一句话：“有个闯进人民日报的红卫兵高兴地说，让全中国上千万的红卫兵白吃白住，白坐车，这得有多大气魄！……谁能想得出这个。”这段话可能引自唐平铸所述，现在看来，能留下这点滴记录也很好了！
这样的记述，在今天往往要通过沙里淘金般的努力去发掘和收集，哪怕是片言只语，也可以作为窥全豹之一斑。
1966年10月5日的天安门广场 李振盛 摄，取自他的著作《红色新闻兵》。接待红卫兵总站站长吕鸿心痛的地方
今天的人们很难理解，那年8月到11月，上千万大中学生和学校的老师，免费乘坐火车从各地来到北京，免费食宿，还有专门组织安排他们游行、等待觐见，只为这千年一回的际遇。
1966年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高等学校革命师生、中等学校革命学生代表和革命教职工代表来北京参观文化革命运动的通知》，明令开展全国性“大串联”——这是一个特有的“文革词汇”。
确切的统计是没有的。“阅红”4个月，耗费了巨大的国家资源、民众财力，却是为了推动“文革”这样一场民族灾难。
当年置身于“检阅红卫兵”队列里、今日已经白发满头的人们，其自身也付出了巨大代价，有些人带有一生伤痛，还有若干人在这个过程中付出了生命，对这些人的名字，看来历史已经失于记载。
对这个情况，当年检阅红卫兵的重要组织者吕鸿写有专门的回忆文章，他写道:“令人痛心的是，在大串联、大接见中，总是出现一些伤亡事故，特别是在大接见中，由于人们都希望更近一点看到毛主席。而不顾一切地向前拥挤，结果使一些年幼体弱的学生被挤倒挤伤，甚至个别的死亡。”
吕鸿写道：大检阅中，“有由于拥挤被挤倒挤伤致残，甚至当场死亡的;也有南方来的红卫兵小将。由于来时衣着单薄，在途中冻伤冻死的。”
他还写道，“阅红”中的伤亡发生后，他代表国务院和北京市委去看望在广场检阅中因伤残住院的学生，“看到这些因伤截肢的少男少女，我的心疼得都要碎裂了。但这些受伤的少男少女们，不但没有一点怨忧之意，相反地还兴高采烈地大谈参加文化大革命受毛主席接见的光荣。”（吕鸿《我任红卫兵接待总站站长的日子》，见<炎黄春秋杂志>1989年第12期）
吕鸿（1915—2022）原名吕儒琦，湖北武昌人，1915年11月生，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9月参加八路军，1938年11月入党，先后担任八路军115师连文化教员、支队宣传科科长。该部挺进山东后任教导团政委；冀鲁豫军区随营学校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中，他是晋冀鲁豫野战军11纵31旅政治部主任，二野17军49师政治部主任、师副政委、政委，1955年授予大校军衔。后任武汉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六院政治部主任。“文革”全面爆发前改组北京市委时调任北京市委第一副秘书长，由此成为首都接待红卫兵总站负责人，经历了“检阅红卫兵”的全过程。后来他返回部队，曾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总参纪委副书记。2022年6月于北京逝世，享年107岁。
3 张辉灿的历史记述
可与吕鸿记述并称的是张辉灿口述、慕安整理的文章《 《毛泽东八次接见红卫兵内情》，这篇万字文章刊于《炎黄春秋》杂志2006年第4期》。作者是当时总参作战部参谋，参与组织红卫兵游行和集会的全部过程。
检阅红卫兵的集会和游行，是由担任“首都工作组”组长的周恩来负责的。在这个工作组下，设立了8个联合指挥所，简称“八大联指”，由首都工作组办公室主任、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具体指挥。其中通过“部队组”调动卫戍区部队参与维持游行和集会秩序。
这年10月18日第5次检阅，采用红卫兵列队主要大道两边，毛泽东乘车驶过的方式检阅。此次受阅红卫兵达150万人，为维持秩序，“北京卫戍区4个师中的机动兵力全用上还不够，又从驻京军兵种中借用了部分力量。”
1966年10月18日，北京东三环大街，红卫兵列队道路两旁等待毛泽东接见，坐在前面的是维持秩序的军人（图片引自陆伟国《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民大学》书稿）
张辉灿叙述说，即便这样，还是出现了险情。当检阅车队西进到大钟寺东侧时，数百名红卫兵蜂拥而上，围堵了主席座车。这时，卫戍区在北太平庄的4个机动连迅速赶到，化险为夷。
张辉灿记录了检阅红卫兵中发生的伤亡。11月26日最后一次检阅，数十万红卫兵安排在北京西郊机场等候，待检阅车离去，散场时的红卫兵发生了踩踏，死数人，伤十几人。
事后，张辉灿受命，为检阅红卫兵过程“撰写了一个很长的总结报告”，“报总理并转报主席”。看来这个报告就是他日后作长篇口述的基础。这篇文章最后写道：“接见近1200万红卫兵，消耗的财力物力无计其数，负面影响不可估量。”
吕鸿和张辉灿的回顾文章，是了解“检阅红卫兵”的重要文献。
检阅红卫兵的个人微记录也是历史的一个画面
检阅红卫兵达到千万人规模，世间空前，内情曲折，非若干篇万字文章所能详述。从决策指挥层面像吕鸿、张辉灿这样写下亲历所知固然难得，众多亲历者留下个人记录同样是历史的佐证，有益于当今和此后的认识。简言之，写下来就是朝着真相迈进一步。
记录历史就是面对岁月河流的吟唱，有曲调之分，既有黄钟大吕，震撼人心，也要有江南丝竹，丝丝入扣。记述历史需要细节，将个人经历汇集起来构成完整画面，那就是历史。
笔者前次文稿推出之后，有友人孙伟林发来一段检阅红卫兵的回忆，征得他的同意，引录如下：
当时每年“十一”广场上都要举花组字组标语图案，通常都由小学生来承担。1966年10月1日国庆节，我正在天安门广场组字。
我当年12岁，站在广场最前列举花组图案花边。
这次国庆游行比较特殊，“文革”爆发后学校校长靠边站了，进校的工作组“犯错误”，于是红卫兵掌权，所以这次“十一”游行由上级指挥部直接召集相关小学红卫兵头头开会，直接交付排练和到时候正式列队组标语组花边。
以往的国庆游行照例是100分钟，但是1966年国庆正逢检阅红卫兵高潮，工农兵游行队伍加上各地红卫兵，从上午10时开始一直走到下午4时才结束。
按规定，组字的中小学生清晨5时前进入广场。但当时我们这些小学生也是革命热情上头，头天晚上9夜我带队从学校出发，步行两个多小时，12点前到达天安门广场。
因为年龄小没经验，我和同学们在广场水泥地上坐了一夜，到夜晚很冷，没有食物供应，到早晨就饿了。第二天，我们在曝晒下举花组图，半天多下来精疲力尽。我身在红海洋中无论怎么念毛主席语录，也无法产生“精神原子弹”消除饥饿和疲惫。
下午4时，最后的检阅队伍走过天安门。按照排练规定，这时小学生们欢呼着奔向金水桥。
我欢呼着奔向金水桥是拼了小命的。
我冲在最前面必须快跑，必须冲在最前面。要跑到最前面去看看毛主席。
快跑到金水桥了，我的体力几乎全部用尽了，眼看要跌倒了，身前的一个值勤解放军跑来，一把抱起我扛在肩上。人群从身边涌了过去。
我要感谢这位解放军，他抱起我，免除了一场灾难。
有一位署名“牧童”的读者发来他记忆的一段往事：
1966年11月26日，毛泽东和林彪第8次检阅红卫兵，把我们安排在西郊机场。早上5点起床，洗漱完毕，吃完早餐，在食堂领了馒头鸡蛋，然后整队从北京工业学院出发前往西郊机场。到了机场，在机场跑道边坐好，前边三排是解放军，宣布纪律:毛主席车来的时候大家原地坐好，不要站起来。
下午4时许，人群开始骚动。一辆开道吉普从我们前面驶过，这时人们纷纷站立起来，解放军极力劝大家坐下，但是没人理会。很快，人群向主席座车驶来的方向涌去，解放军也拦不住，这时，主席的车加快了速度，很快驶过队伍，许多人还没有看清主席，就把机场塔台围住反复高喊:我们要见毛主席！
我看到这混乱的场面，心里想到，毛主席绝不会再出来了，就一个人默默地走回北工院……
默默感叹消失的记忆和记录
毋庸置疑，对当年“阅红”经历留下最多记述的当属彼时的红卫兵们。如上所述，即便是小学生，也有人写下了自己的深刻记忆。林晰前辈感到遗憾的是，很少读到当年同事写下的“检阅红卫兵”记事。
这些当年同事，有的上了天安门，听到了检阅者的对话；有的在城楼下和红卫兵比肩而立，感受到他们的狂热和悲喜。他们有条件看到了大事件发生的那一刻，或是读到了重要的文献。这些，是不是被轻轻放过了？
延伸下来说，像“检阅红卫兵”这样的旷世之举，在今天还缺乏系统的、有较多数据支撑、包括了一系列细节的记述。这个责任，已经从前人转肩给今天的人们了。
一个民族需要记忆，新闻记者就是记忆的执笔人。留下记录是尽到了努力，缺失记录是对历史失责。
（2026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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