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客來
被出賣的台灣：經典譯校版
Formosa Betrayed
內容簡介
台灣人的悲劇
在於這座島嶼離大陸不夠遠
▍這是一場跨越半世紀的覺醒工程
1970年代，在白色恐怖、校園間諜橫行的年代，一群留美學生冒著生命危險，秘密翻譯了Formosa Betrayed，讓許多台灣人第一次從「被騙了」的歷史中醒來。
這一代人，曾感嘆被「騙了」太久。一旦歷史真相被揭穿，就是台灣人追尋「我到底是誰」的開始。
▍作者葛超智：一位見證台灣悲劇的「美國外交官」
葛超智不僅是二二八事件的現場見證者，更是終其一生支持台灣獨立的「台灣專家」。
目擊者的哀傷：葛超智曾目睹被繩子綑綁的青年，在刺刀威脅下，向在掛著美國國旗的吉普車的他，致上的敬禮，用眼神控訴著「出賣」。
出賣的真相：他痛心記錄下美國政府如何為了反共利益，資助中國國民黨武裝，進而忽視台灣人的自決願望。
▍本書的重要性
《被出賣的台灣》的重要性在於其作為二二八事件的第一手歷史證詞。作者葛超智以美國外交官視角，詳實記錄台灣人從期待「回歸祖國」到絕望受難的轉折，是研究該時期歷史的權威史料。
許多被中國國民黨黨國教育蒙蔽的台灣菁英，在國外閱讀此書後覺醒，轉而追求台灣政治主體性，支持台灣建立獨立的民主國家。
本書原文本在美國出版後，中國國民黨當局曾經企圖全部買斷，阻絕本書流傳。但台灣菁英不屈不撓地透過集體翻譯成中文本，在台灣人社團廣泛流傳。中國國民黨政府更以國安局「拂塵專案」，由林衡道、鄭喜夫化名蘇僧、郭建成出版《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一書，試圖掩蓋二二八事件的真相。另外資助美國學者馬若孟（Ramon Myers）召集魏萼、賴澤涵撰寫A Tragic Beginning: The Taiwan Uprising of February 28, 1947一書，希望取得二二八事件詮釋的話語權。
在白色恐怖時期，本書在台遭到長期查禁，但透過黨外雜誌轉載部分內容，逐漸為台灣人所知。漢文翻譯更透過黨外運動的場合，廣泛流傳，見證了台灣民主化艱辛過程。
經典譯校版則透過嚴謹學術接力，修正時空誤差並還原真相，以海洋史觀重新定義台灣定位。
作者介紹
作者：
葛超智，George H. Kerr，美國學者，美國國防部「X島計畫」的「台灣專家」。
戰前曾於台北高校等處任教，戰後徵調任美國駐台副領事。以親身經歷寫下《被出賣的台灣》（Formosa Betrayed）一書，翔實地記錄二二八事件以及戰後接收的過程，並指出1941年至1960年間，被視為戰利品的台灣如何被美、蔣秘密聯手擺布、出賣的真相。
譯者：
詹麗茹（導言、第一至七章）
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畢業
專事翻譯
柯翠園（第八至二十二章）
堪薩斯大學（University of Kansas）英語教學碩士
專事翻譯
校註：
蘇瑤崇（導言、第一至七章）
日本京都大學文學博士
靜宜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教授
何義麟（第八至十一章）
日本東京大學院總合文化研究科博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教授
陳翠蓮（第十二至十六章）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張炎憲（第十七章、全書審訂）
日本東京大學文學博士
國立台北教育大學台灣文化研究所前兼任教授
國史館前館長
陳儀深（第十八至二十二章）
國立政治大學政治研究所博士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員
國史館館長
全書校註：
薛化元
國立台灣大學歷史學系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教授
台灣教授協會會長
許文堂
法國巴黎狄德羅大學（Université de Paris Diderot VII）博士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長
林逸帆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博士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史研究所兼任助理教授
台灣教授協會秘書處主任
序
經典譯校版 序
葛超智撰寫《被出賣的台灣》，與他個人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戰前在台北的任教生涯，使他有機會認識不少台灣菁英，對台灣有較一般外國人有深入的瞭解，戰後來台擔任副領事後，他得到一些台灣菁英的信任，對台灣菁英的境遇與改革訴求，也有深刻的瞭解。而他在美國軍方與外交部門的工作，提供了從內部瞭解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因此，《被出賣的台灣》不僅翔實記錄了其對戰後美國對台政策之敏銳觀察，更留下了二二八事件中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見聞與歷史證詞。在台灣人政治意識覺醒之歷程中，本書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戒嚴時期，許多赴美留學的台灣學子透過閱讀此書，首度接觸二二八事件之真相，進而解構了當時國民黨政府教育的神話，並促進他們對台灣政治主體性之認同。1974年，陳榮成博士等有志之士將此書翻譯為漢文，在威權統治時期秘密傳入台灣，並廣泛流傳，對當時的台灣社會產生了相當的啟蒙效果。
儘管早年譯本貢獻甚大，在海外從事翻譯工作的先進們，受限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空間阻隔，對書中提及之部分地理景觀與歷史背景，難以進行精確之考證，致使部分譯文出現落差。此一翻譯的侷限，日後竟成為部分意識形態不同的學者不友善批評的理由，甚而有人指控葛超智為「美國間諜」。基於對原著內容的考證與深化推廣之目的，台灣教授協會於陳儀深館長擔任會長期間，積極籌劃並啟動了重新編譯之工作；其後於張炎憲會長任內，進一步籌組專家學者團隊，針對譯本進行全面的校註與增補作業。本書出版後，對二二八的認識與推廣，發揮了相當的效果。
不過，由於內文格式、譯名仍有不一致的情形，新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補充註釋的基礎，而政治大學圖書館建置的職官資料庫，則提供了考證的便利，前版校對時難免有疏誤之處，也有待修正。因此，在許文堂會長任內，即邀請我一起進行將本書進一步修訂的工作。原本只是希望根據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作譯校註釋的補充，經讀者提出內文有錯或手民之誤，部分名稱也有混用的狀況，最後決定組成工作小組，做全書校訂，修改之處不多，但查對工作相當繁瑣，加上我兼任的行政工作比預期繁重，導致延宕再三。而這次在許文堂教授和秘書處林逸帆主任的大力協助下，才完成階段性的校對、補註的任務。
本次新校本的重點，除了補充一些新的學術考證成果，對格式與名詞統一方面，則做了全書的修訂。首先，作者原本的註釋，有些出版項不夠完整，這次儘量補齊，以利讀者參考。基於內容長度或是有新的考證結果，除了新的必要補充外，少數的譯校註也做了刪減或修正，格式也儘量使用國內一般歷史學的用法。
其次，由於作者原文的使用並不一致，影響翻譯使用的名詞有出入的狀況。而俄羅斯與俄國；華盛頓、華府與華盛頓當局混用，有時容易混淆。因此這次針對比較常用的名詞，做了全書的查對。基本上尊重作者的原文，雖然本書指涉的是同一個國家，如Russia除非文脈的考量，都翻譯為俄國，不譯作俄羅斯，而Soviet Russia或是Soviet Union則翻譯為蘇聯。另一方面，同一個英文字詞，有時指涉的內容有差異，如全書普遍使用的Washington一詞，基本上如果是地名則維持原翻譯，如果指涉的是美國政府，則使用華盛頓當局，而不使用華府。比較特殊的是文脈的考量，考量國際政治對等詞彙如台北與華盛頓、重慶與華盛頓或是北京與華盛頓，指涉雖然是政府/官方，仍維持原本的翻譯。
再者，有部分官員的職稱或政府機構的名稱，乃至地名的所在，在可能的範圍內，也做了考訂。如鐵路局，在改組前是鐵路管理委員會；官員由於職務調動頻繁，則使用當時的職銜。台灣與中國英語相同譯音也做了考證、修正。如，原譯本中提及中國共產黨訓練相關人士之「新莊」，經考證後，修正為原上海郊區的「莘莊」，而不是原台北縣的新莊。
最後，原書有部分中文文獻的英譯，考量葛超智撰寫時有加以整理，甚至提出他對文獻內容的註解，因此，決定將附錄部分也做中文翻譯，再附上中文原文，提供讀者參照。這包括二二八事件〈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吳國楨〈致國民大會函〉等。
而與之前自力出版考量不同，台教會希望藉此機會與社會有更多的互動，因此決定透過flyingV募資平台，在出版過程中亦尋求社會的支持和參與，這也是台灣教授協會出版工作的新嘗試。由於社會的鼓勵和負責行銷單位的支持，使原本考慮先印500本，增加到2000本。
《被出賣的台灣》新校本之問世，是學術界與公民社會共同協作之成果。特此感謝秘書處林逸帆主任於校註期間之行政統籌，以及許文堂前會長、現秘書長共同組成工作小組的投入，前述提及工作小組檢視原有的譯文及註釋，針對葛超智的作者註釋格式的一致，增加原書沒有的出版資料，乃至提及的外國人名及職稱的考訂，也盡力做了處理，是本次新校本得以完成的最重要助力。同時感謝稻鄉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以及前衛出版社在銷售管道上的推廣協力。期盼透過此一考證、修訂之新校本，能使更多讀者認識葛超智著作的歷史價值及現實意義，持續深化台灣社會對歷史的反思，加強對台灣主體性及與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認同。
葛超智撰寫《被出賣的台灣》，與他個人的經歷有密切的關係。戰前在台北的任教生涯，使他有機會認識不少台灣菁英，對台灣有較一般外國人有深入的瞭解，戰後來台擔任副領事後，他得到一些台灣菁英的信任，對台灣菁英的境遇與改革訴求，也有深刻的瞭解。而他在美國軍方與外交部門的工作，提供了從內部瞭解美國對台政策的演變。因此，《被出賣的台灣》不僅翔實記錄了其對戰後美國對台政策之敏銳觀察，更留下了二二八事件中極為珍貴的第一手見聞與歷史證詞。在台灣人政治意識覺醒之歷程中，本書扮演了重要的推手角色。戒嚴時期，許多赴美留學的台灣學子透過閱讀此書，首度接觸二二八事件之真相，進而解構了當時國民黨政府教育的神話，並促進他們對台灣政治主體性之認同。1974年，陳榮成博士等有志之士將此書翻譯為漢文，在威權統治時期秘密傳入台灣，並廣泛流傳，對當時的台灣社會產生了相當的啟蒙效果。
儘管早年譯本貢獻甚大，在海外從事翻譯工作的先進們，受限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與空間阻隔，對書中提及之部分地理景觀與歷史背景，難以進行精確之考證，致使部分譯文出現落差。此一翻譯的侷限，日後竟成為部分意識形態不同的學者不友善批評的理由，甚而有人指控葛超智為「美國間諜」。基於對原著內容的考證與深化推廣之目的，台灣教授協會於陳儀深館長擔任會長期間，積極籌劃並啟動了重新編譯之工作；其後於張炎憲會長任內，進一步籌組專家學者團隊，針對譯本進行全面的校註與增補作業。本書出版後，對二二八的認識與推廣，發揮了相當的效果。
不過，由於內文格式、譯名仍有不一致的情形，新的研究成果提供了補充註釋的基礎，而政治大學圖書館建置的職官資料庫，則提供了考證的便利，前版校對時難免有疏誤之處，也有待修正。因此，在許文堂會長任內，即邀請我一起進行將本書進一步修訂的工作。原本只是希望根據新的史料和研究成果作譯校註釋的補充，經讀者提出內文有錯或手民之誤，部分名稱也有混用的狀況，最後決定組成工作小組，做全書校訂，修改之處不多，但查對工作相當繁瑣，加上我兼任的行政工作比預期繁重，導致延宕再三。而這次在許文堂教授和秘書處林逸帆主任的大力協助下，才完成階段性的校對、補註的任務。
本次新校本的重點，除了補充一些新的學術考證成果，對格式與名詞統一方面，則做了全書的修訂。首先，作者原本的註釋，有些出版項不夠完整，這次儘量補齊，以利讀者參考。基於內容長度或是有新的考證結果，除了新的必要補充外，少數的譯校註也做了刪減或修正，格式也儘量使用國內一般歷史學的用法。
其次，由於作者原文的使用並不一致，影響翻譯使用的名詞有出入的狀況。而俄羅斯與俄國；華盛頓、華府與華盛頓當局混用，有時容易混淆。因此這次針對比較常用的名詞，做了全書的查對。基本上尊重作者的原文，雖然本書指涉的是同一個國家，如Russia除非文脈的考量，都翻譯為俄國，不譯作俄羅斯，而Soviet Russia或是Soviet Union則翻譯為蘇聯。另一方面，同一個英文字詞，有時指涉的內容有差異，如全書普遍使用的Washington一詞，基本上如果是地名則維持原翻譯，如果指涉的是美國政府，則使用華盛頓當局，而不使用華府。比較特殊的是文脈的考量，考量國際政治對等詞彙如台北與華盛頓、重慶與華盛頓或是北京與華盛頓，指涉雖然是政府/官方，仍維持原本的翻譯。
再者，有部分官員的職稱或政府機構的名稱，乃至地名的所在，在可能的範圍內，也做了考訂。如鐵路局，在改組前是鐵路管理委員會；官員由於職務調動頻繁，則使用當時的職銜。台灣與中國英語相同譯音也做了考證、修正。如，原譯本中提及中國共產黨訓練相關人士之「新莊」，經考證後，修正為原上海郊區的「莘莊」，而不是原台北縣的新莊。
最後，原書有部分中文文獻的英譯，考量葛超智撰寫時有加以整理，甚至提出他對文獻內容的註解，因此，決定將附錄部分也做中文翻譯，再附上中文原文，提供讀者參照。這包括二二八事件〈三十二條處理大綱〉、吳國楨〈致國民大會函〉等。
而與之前自力出版考量不同，台教會希望藉此機會與社會有更多的互動，因此決定透過flyingV募資平台，在出版過程中亦尋求社會的支持和參與，這也是台灣教授協會出版工作的新嘗試。由於社會的鼓勵和負責行銷單位的支持，使原本考慮先印500本，增加到2000本。
《被出賣的台灣》新校本之問世，是學術界與公民社會共同協作之成果。特此感謝秘書處林逸帆主任於校註期間之行政統籌，以及許文堂前會長、現秘書長共同組成工作小組的投入，前述提及工作小組檢視原有的譯文及註釋，針對葛超智的作者註釋格式的一致，增加原書沒有的出版資料，乃至提及的外國人名及職稱的考訂，也盡力做了處理，是本次新校本得以完成的最重要助力。同時感謝稻鄉出版社的鼎力相助，以及前衛出版社在銷售管道上的推廣協力。期盼透過此一考證、修訂之新校本，能使更多讀者認識葛超智著作的歷史價值及現實意義，持續深化台灣社會對歷史的反思，加強對台灣主體性及與自由、民主、人權價值的認同。
薛化元
2026年5月30日
2026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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