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2026-6-23
【按：今天油管上《王丹學堂●讀書時間》，貼出對拙著『雨煙雪鹽』的評介視頻，因在流亡境遇之下，更在簡體字中文圈內，對這本書的評介極少，然而王丹這則評介，不僅來自大陸人，更來自「六四流亡者」，我視之殊為珍貴，因為我在上則臉書『流亡敘事的哀愁』說過，這本書就是「專門寫給今天越來越多的海外流亡者的」，今得流亡領袖的評介，自是榮幸，因為王丹是最有資格評說這次流亡的人，他也不是泛泛而谈，而是歸納出「四大特徵」：宏大敘事的文學化寫作、個人病痛與社會病痛的交織、跨越時間和空間的廣闊視角、歷史見證，其見識真可以比肩任何文評家，而他也給了我一次再談報告文學的機緣。】
—、被滅掉的一個文種
德國人說，奧斯維辛以後，寫詩是野蠻的。
若以中國的經驗，我可以補充一句：天安門屠殺以後，不知道還有沒有文學，但是確有一個文種被滅掉了，那就是報告文學。
前幾年我在美國遇到老朋友胡平，江西報告文學作家，就是他的《中國的眸子》，寫了兩個姑娘，其中一個被處死的廣播員鍾海源，遭活體取腎（給一位大區空軍副司令的兒子），而今中國人诘問「活體取器官」的源頭在這裡。報告文學曾經比小說、電影更真實、嚴酷地揭示並非歲月靜好的中國，可是今天她已經滅種了。2013年夏我受邀「台北住市作家」期间，恰逢印刻出版社有一個文學營，邀我在散文組講大陸「報導文學」，我特意準備了一個講稿《大陸報告文學的命運及其采寫樣式》，講了一個鐘頭，但是文學營的成員都是台灣九十年代的大學生中學生，對我所講的背景、人物、歷史皆不熟悉。
1、「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
2009、2、26，盧躍剛致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各位會長、理事”：
『這次報告文學評獎活動規模宏大，涵蓋了1978年至2008年三十年中國大陸發表的所有報告文學，獲獎的三十篇報告文學代表了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同時我被告知，「可以理解的原因」，新時期報告文學最重要的兩位作家劉賓雁、蘇曉康的作品不在這次評獎之列。因此我有疑問︰如果剔除了劉賓雁、蘇曉康，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歷史是完整的和真實、客觀的嗎？獲獎作品能代表三十年報告文學的「最高成就」嗎？
我始終以為，評價二十世紀中國報告文學，書寫新時期報告文學的歷史，繞不開劉賓雁、蘇曉康，他們是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標誌性的人物。這個意見，九年前兩位會長主編「中國二十世紀報告文學重要作家大系」時，我就專門致函闡述過。由於二位主編堅持繞過劉賓雁、蘇曉康的「大系」編輯意圖，我拒絕了參加「大系」的邀請……』
這一次他也拒絕「配合」。
盧躍剛寫了很厚一本報告文學《大國寡民》，講的是陝西農村一個惡霸丈夫對妻子用硫酸毀容的故事，那張慘不忍睹的臉上了美國《時代週刊》的封面，配有這樣的一行說明文字：「一個失去良知的民族將是一個沒有未來的民族。」
在陝西咸陽一個村子裡，妻子不堪忍受丈夫的毒打，逃跑鬧離婚遭雙方家庭反對，最後丈夫用硫酸將妻子全身毀容，妻子告了八年沒有著落。1996 年盧躍剛調查了這個發生在1988 年的事件，認為硫酸毀容是集體謀劃、yih集體作案，重要的參與者卻因為有權有勢，根本沒有被列入起碼的司法偵查。盧據此寫成長篇報導《蹊蹺的特大毀容案》發表在當年8 月8 日的《中國青年報》上，報社和自己都隨即捲入一場長達四年的官司。盧就這一事件的長期調查完成近四十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大國寡民》於1998年出版之時，《中國青年報》和盧本人被訟侵權的案子尚處於撲朔迷離中。直到2000 年11 月16 日，陝西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中國青年報》名譽侵權成立，整個過程引起了司法界有關司法隨意性等問題的討論。盧不僅對這起硫酸毀容案背後的權力糾葛大量取證，而且追溯了這個村莊從大躍進開始近半個世紀弄虛作假的歷史和當權者依靠弄虛作假玩弄權術的發家史，「劣跡斑斑的人，仍在陝西叱吒風雲，不以為恥，反以為榮，可見是非不清，黑白顛倒……結果就是道德淪喪，斯文掃地。「法律」也不能倖免」。
2、批判現實的報告文學
A、劉賓雁的「一人一事」式，即通過典型的中心人物與事例來對現實政治進行干預。
劉賓雁去世後，我寫過一篇紀念的文章：
『劉賓雁在中國共產主義幻滅的時代，當了一次天字第一號的大記者，無人可以望其項背。他在最新型的極權底下喚醒了古典的與民伸冤的「青天」文化，他給了沒頂深淵的中國人虛幻卻無以替代的一個希望，他在文字獄世界裡創造了一種新的抗爭文體，他頑強地維繫著、宣示著某些最基本的倫理規範。他的人格和文字，是他的時代無以磨滅的一個標誌。
他自己也帶上了難以磨滅的時代印記，不巧又配上他性格的耿介、尖銳，也留給中國一點典型的「劉賓雁爭議」，比如關於「忠誠」、關於馬克思主義等等，這些仿佛老掉了牙的概念，讓快速西化、自由化了的中國異議陣營嗤之以鼻，也不會再引起新一代中國人的任何興趣，但我想賓雁的問題會一直頑強地留在中文語境裡，甚至，今天的中國人有沒有資格來討論「忠誠」究竟是什麼東西，我都深表懷疑。劉賓雁身後的寂寞，將是長久的。
解讀劉賓雁，估計將是當代文學史上的一個空白，因為在中國當代史被厘清之前，劉賓雁的文學含義也不會清晰起來，而他所代表的那種文體也只有被忽視的份兒，這種文體轉瞬即逝，太短命，是文學和政治的雙重緣故。我想賓雁的意義更在當代思想史上，他以一生的代價丈量了共產黨的言論政策，他是當代中國言論自由的一塊尺碑，言論尺度乃是中國全部政治的基準線。雖然，言論空間的拓展並非從無到有，但以極權政治的全能特徵來看，自由與權威的博弈常常始之於說破真相，即哈威爾洞見的謊言成為權力運行的本身，劉賓雁是一個撕開口子的人，他從懷疑細節開始，懷疑整個龐大的烏托邦；他也最先開始講真實的故事，講得全中國如夢初醒；他獨領風騷，撩起一場暴露文學、揭短新聞的風潮，竟無意間賦予記者職業一頂「為民請命」之冕，在沒有法制的中國，曾將傳媒業的社會干預功能最大化，可謂「無權者的權力」風光一時。』
B、1986年出現的《唐山大地震》這部作品和蘇曉康這個作家，因而評論界將此概括為「大地震」熱和「蘇曉康年」——這個概括，是後八九時代極少數報告文學研究者的話語，我也是從網絡上讀來的。
《唐山大地震》的意義在於：第一，在題材的拓展上，它開了寫“冰凍新聞”的先例，此後的《南京大屠殺》、《志願軍戰俘記事》和《西路軍女戰士蒙難記》等歷史反思型作品無不受其啟發和影響；第二，在方法的革新上，它將李延國《在這片國土上》以來的“全景式”、“集合式”與社會學、心理學、人類學和統計學等方法相結合，發展為新的“大而全”式的寫作方式。它與蘇曉康的《陰陽大裂變》等作品一道，共同形成了問題報告文學最具“革命”性的文體特徵：宏觀綜合與學術性。
蘇曉康的創作除文體上的這一特徵外，其內容可分為兩類：一是以批判封建主義、官僚主義為基礎，熱情呼喚“法治”，如《洪荒啟示錄》、《自由備忘錄》等；二是“在大的文化和社會背景下，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佔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如《陰陽大裂變》、《神聖憂思錄》、《最後的古都》和《活獄》等。
在1986年以後，以蘇曉康為代表，很快形成了一個問題報告文學作家群體，其骨幹有趙瑜、賈魯生、麥天樞、胡平和徐剛等。
與劉賓雁《人妖之間》選擇單個人物／事件典型的「事實演繹」進行社會現實批判不同，這一時期的問題性報告文學，其典型選擇往往是更具普遍意義的行業性、領域性、社會性問題等。這類「問題事實」搭建文本架構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將歷史文獻、學術思辨和政論結合在一起，既有對歷史的重新評價，也有對現實政治的反思。與1970 年代末期知識份子題材報告文學作者多為專業作家不同，這些「記者型報告文學」在文體氣質上大多是「硬碰硬」的重大題材（盧躍剛，2000）。
在這一群體中蘇曉康被認為與劉賓雁在精神氣質上具有某種傳承性（謝泳，1988），但在對屬性事實的編織和意義昇華的維度方面，兩人卻大相徑庭，「劉賓雁喜歡將自己的思考與激憤集中溶注於一個具體的典型事件或人物身上，而蘇曉康則善於通過對非典型事件的集中處理來達到與劉賓雁同樣的目的」（謝泳，1988）。蘇的文本寫作方式一度被稱做「蘇曉康體」，即「全景式」、「集合式」、「立體式」的「宏觀綜合與學術性」（章羅生，2005），以及「站在哲學、歷史的高度觀照和思考當代現實生活，廣泛佔有和綜合材料，作出深刻的社會研究」（安哲，1988）。蘇對屬性事實的意義昇華被認為既包含「政治學的思考」，也有「人道主義和科學主義精神」，「接近于現代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感和批判精神」（謝泳，1988）。
與〈人妖之間〉按照時間順序展開的文本結構不同，蘇曉康的〈洪荒啟示錄〉用「主題＋個案」的結構方式，全篇為「豐年的災訊」、「天災與人禍」、「州官與蔡民」三個主題展開。作者用第三人稱和第一人稱兩個視角，結合當地歷史，上下千年，縱橫萬里，將河南駐馬店地區水患帶來的饑饉貧困及背後一系列問題的現狀描摹，與他的採訪現場實錄及個人觀感交替呈現，對每一個小故事作者都直接進行意義提升，並在結尾處不無嘲諷地表示：
『我的初衷，原本實在是想去那洪荒之中尋覓解民於倒懸的感人事蹟。可讓我撿到的，盡是些令人痛心的事情，堆在一起，真叫我難以下筆。如實寫出來，同大多數地方那溫飽有餘、小康在即的景象相悖，頗不合時宜，很怕被抓了只看支流、大唱反調、「抹黑」「歪曲」一類的小辮子。然而，夜深人靜之際，枯坐燈下，眼前就會浮現出朱灣村姑娘那悲戚的眼神、彌陀寺三青年的慟哭、溫家老母廢墟上的庵棚、邵家老爹絕望的呼救……於是，終於按耐不住，決定如實寫來，算是給我們這個正在擺脫貧困的時代，再唱一支貧困的挽歌。』
3、隕落
蘇曉康以及同時期的問題性報告文學之所以在1980 年代中後期短暫地獲得較大的話語實踐空間，與國家政治的「改革開放」訴求對思想觀念先導的迫切需求有關，也與知識份子與國家權力「既緊密又緊張的複雜關係」（莫之許，2007），“一方面持不同理念的知識精英從官方獲得了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特權；另一方面相當一些知識份子的思想主張已經大大超越了主流政治當中保守勢力所能夠容忍的尺度，因此籠罩著某種「民間」和先鋒文化意味的光環。這種雙重優越感在國家高度統合社會的架構中輕易地因現實政治需要的變化而喪失殆盡“”
1989年在天安門學運被鎮壓後，意識形態倒退，對報告文學的影響是兩方面的：一是一批主將“落馬”，如蘇曉康、錢鋼、戴晴，聲勢大減，社會影響萎縮；二是後繼有人，掙扎生存下去。生存到“六四”以後仍有作品和影響的作家，趙瑜和他的體育題材，是一個奇跡；最有影響的後繼者是盧躍剛。但是報告文學的衰落已成定局，盧躍剛說：
『七、八十年代讀者對報告文學作家的尊敬、信賴、支持，一篇報告文學發表後對社會的震動，今天是難以想像的。劉賓雁、蘇曉康等作家開創的批判現實主義創作態度和立場，以及堅持這一立場顯示出來的作家的人格魅力，是七、八十年代中國報告文學的基本特徵，正是這個基本特徵掀起了一場持續了十年左右的報告文學風暴。
我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開始，連續七、八年擔任中國作家協會報告文學類新會員入會審批專家，我的印象中，有批判現實主義精神的作品鳳毛麟角，一兩部而已。這個情況說明，從九十年代末開始，報告文學的真精神在退化，作家、作品出現了巨大的斷層。有作家公開在媒體上理直氣壯地宣稱，自己“首先是黨員，其次是作家”。這種工具論、喉舌論的獻媚，文革後，連那些最左的作家、評論家都不好意思說，而且許多中國當代文學的過來人，特別是像陸定一、胡喬木、周揚等“文藝沙皇”級別的人對此都有檢討、懺悔。』
2008年秋，我聽說盧躍剛來美國了，於是非常想見一見在報告文學全軍覆沒後又異軍突起的這位優秀後繼者，輾轉聯絡，終於在新澤西見到他，一個留著長髮的四川雅安人，我跟他聊了些海外故事，他聽得出神，卻一言不發。有人私下告訴他受託趙紫陽家人，正收集素材寫趙傳，他閉口不談。後來聽說這部趙傳在台灣出版，但是盧躍剛卻從此不見蹤影。
二、百天逃亡
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號李鵬下了《戒嚴令》，我告別《河殇》導演夏駿，鑽進翠微路地鐵口，但是我到崇文門站下車了，沒出站，因為站台上有個人在等我，那是傅莉。
她把我藏在地安門一個朋友家裡，自己去安排下一步。從鑽進北京翠微路地鐵站開始，我實際上已經從「人間」消失，一百天後從東莞虎門鎮逸出中國，安排這個逃亡旅程的不是別人，正是傅莉！
那幾天地安門路口又圍著幾千人，人們把巴士推過來橫在路口；有學生站在交通島上演講、鼓動，說張愛萍、楊得志七上將給軍委寫信要求軍隊撤走，群眾熱烈鼓掌。一會兒，又傳說地安門這裡抓住一個奸細，正用步話機聯絡，他承認自己是總參的，12人一個小組，專門探聽城裡情況，並坦白說，天亮五點軍隊要攻進來。學生要求市民不要鬆懈，要同他們一道堅持到底。
幾天后傅莉再來，匆匆收拾離開朋友家，一路穿小胡同走，所有路口都不見交通警，據說是故意撤走，讓全城陷入混亂，以便找到軍隊進城的藉口。九時抵北京站，乘九次特快赴鄭。
鄭州連夜下雨，我心急如焚。早晨打開收音機，果然傳來凌晨北京血腥屠殺的兇訊，數万軍隊封鎖天安門廣場，從西邊開來的軍隊，用衝鋒槍掃射，見人就殺，婦孺不避，士兵站在軍車上，向路邊走路的群眾掃射，坦克開進廣場，推到民主女神像，再把帳篷連同裡面的學生一道碾死……很奇怪，外電稱國際廣播電台英語廣播有一男播音員突然向全世界報導，凌晨中國軍隊漫無目標地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掃射，不止千人被打死。整個中國傳媒只發出這麼一個聲音。
外電稱，王丹已死，是被士兵用刺刀挑死的。這個瘦弱的、見人話不多的孩子，看上去同時下大學生沒有半點異樣，五月十日我們遊行那天，他坐在一輛平板車上跟在後面，我至今還記得他坐的那輛平板車經過復興門立交橋時翻車，他從車上滾下來的情形。
傅莉則隻身南下廣州，去為我探尋離境去香港的門路，當時還沒人知曉港支聯的黃雀行動，傅莉黯然北返，怕有跟踪，不停鄭州直接飛回北京，然後開始悄悄安排我往南中國瓊粵一帶轉移的計劃。
我在岳母家待到第二十天，便對老太太說：我走了，有人來問，就說我回北京去了。岳母也不多問一句。那天我離開岳母家，並沒有離開這座城市，而是有個叫譚龍的人（自然是化名），騎著自行車把我馱到另一個住處。
「六四」後我的秘密逃亡，曾在一間黑屋裡躲了四五十天，人都接近瘋了，就是想活下來。可是，當覺得活下去都是恐懼的時候，你才會有撒手的衝動。這大概就是黑洞。
窗戶都用黑布蒙上的那間黑屋，其實在鬧市中很普通的一棟居民樓的三樓，人跟外界隔絕，處於時空全無境地，懷疑和恐懼兩種心理最活躍，極易產生幻覺，比如有一個夜晚，我在黑屋中忽聽外面有狗吠聲，馬上覺得是警察牽著狗搜查到這棟樓來了，我必須當機立斷：要不要推門離去？可是我暴露到外面以後怎麼辦？這兩個念頭在我腦中狂烈地爭辯著，我緊握住門把的手也在出汗，幾秒鐘後理性佔了上風，我鬆開門把，退到窗戶前，稍稍撩起黑布，這才看到樓下街邊，有幾個小孩在逗一條小狗玩！我廢然倒在地上，一身釋放的大汗。
⋯⋯百天后的一個暮色中，我抵達一個小鎮，然後在一家餐館裡等候，須臾，便另有幾個人走進餐館，我一眼認出孔捷生也在其中。這裡就是東莞的虎門鎮，不久我們便上了高速快艇 。
我把傅莉甩下只顾自己逃了。
三、回北京獨自面對警察的是她
兩周後長安街血肉橫飛﹐夜裡傅莉摟著蘇單驚恐不已﹐他們在家可以遠遠聽到天安門那邊的槍聲。
天一亮她還得去醫院上班，她走過東單過街橋，那裡壞掛著燒焦的屍體。
她們醫院就在崇文門大街上﹐病房樓朝街一側被衝鋒槍掃射過。接著﹐軍警就開始挨門挨戶抓「要犯」。
警察到医院﹐找保衛科的一間屋子﹐讓她坐在中間﹐七八個人圍住她一個﹐
傅莉很鎮定的第一句話就是：今天我在這兒的身份，是受審查嗎？
警察馬上否認，只問她苏晓康的去向；
傅莉說：不是被你們通緝了嗎？我還朝你們要人呢！
後來又通知她要去家裡搜查﹐她說﹕「可以。但必須是我兒子不在家的時候。」
全院的醫生﹑護士都看著她被一群警察帶走。
這邊我先在巴黎、後在美國普林斯頓，都跟傅莉約好，我往我父親家裡打電話，她帶著兒子到那邊去等，有時候等不到我的電話，兒子會生氣，她還得寬慰兒子。
接下來，她就是死命地拼出國，一次次到公安部的出入境管理局去奮鬥，弄得那邊的人都很同情她。
一九九一年秋，傅莉帶著兒子，到普林斯頓找到我，一年多後我們就遭遇了車禍，她頭部重創，半身癱瘓⋯⋯。
四、一本書包涵著环环相套的双重性
3024 Peck Rd, El Monte, CA 91732
出現一個「六四博物館」
6-8pm 2026年4月19日，有一個《雨煙雪鹽》新書發布會
那天我去講了一通“雙重性”
第一重：兩大敘述手法
一、「為民請命」亦稱「大骨架」，或時代文化大敘述，
二、車禍、離魂、劫難，則是一種個人情感題材，亦稱「私人心境」；
上述兩種手法的交替，形成「十二年九書」，2013—2025：《离魂历劫自序》，《寂寞的德拉瓦湾》、《屠龙年代》、《鬼推磨》、《西斋深巷》、《瘟世间》、《晨曦碎语》、《海恸》、《雨煙雪鹽》。
第二重：書寫的循環
1、《雨煙雪鹽》恰是《离魂历劫自序》的重寫，
九一年終於出來伴我流亡的傅莉，一年多就遭遇了車禍，
十九年後她又在樓梯上摔倒，
我們倆其實是一個憂鬱症患者照料一個癱患者；
二十三年前我曾悲傷地告別了普林斯頓，
又十年後告別德拉瓦，也是悲傷的；
2、《屠龍年代》是我在救治傅莉的五個月裡，不知不覺寫成；傳統是一條衰龍，毛澤東是一條人龍；
3、我因《河殤》而被中國通緝，流亡海外三十年；
流亡三年後又遭遇車禍，妻子傷殘，哈金說我“為命運之無法宰制留下最佳註解”，
其實我靠書寫渡卻心靈煎熬，吞嚥血淚，可是寫出來的哀痛，也得有人幫你出版呀，
一家台灣的出版社，承接下我的傾訴，一個海島上的讀者，隔著太平洋陪我垂淚，陪我伴妻療傷，出版我的“一把辛酸淚”，還有比這更幸運的作家嗎？
第三重：歷史的圓圈遊戲：新舊交替出現的另一種雙重性：
「歷史的重複」，也即李澤厚一再感慨的「中國近代歷史的圓圈遊戲」，
習近平不正在從思想上回到毛澤東、從制度上回到文革以前、從經濟上回到大鍋飯嘛，
這麼明顯的一個大圓圈，不是被李澤厚又一次預言到了？
第四重：歷史事件與人物的兩次出現
老佛爺——邓小平
紫禁城乾清門西側路北，有個養心殿，著名的「垂簾聽政」遺址。
八○年代末期那一幕「垂簾聽政」，在趙紫陽口述實錄《改革歷程》中，有清晰的敘述，他用了「常委之上的婆婆」一詞，非常傳神，在年齡和性別上，「婆婆」都跟「太后」近似。「現代養心殿」，就是鄧府。
光绪——胡锦涛
依照权力结构来看，「海派」经营了二十五年，期间甚至可以操控一个「儿皇帝」十年之久，
江泽民的逻辑是，你们野战军开进京师杀人，要我来「挽回合法性」，那是容易的吗？我不要说什么礼义廉耻了，流氓特务黑社会都使上也不管用，所以才重用周永康这种肆无忌惮之徒嘛，但最终还得你们来埋单呀——这是他一开始就从「八老」那里领到的「免死牌」。
百年首尾——嗣同鮑彤
鮑彤是當代譚嗣同，因為鄧小平是想殺掉鮑彤的，由此八九六四這場溫和改革，又因為遭到鄧小平血腥屠殺，完全是重複一百年前的戊戌維新，遭到慈禧的血腥鎮壓，六君子斷頭菜市口。
人物群像
學人、領袖、神棍在天使與魔鬼間幻化著百態，也在無數極端之間擺盪游弋，
遠離故土的建制拓荒者⋯⋯
五、中國政治，至今還在一對老朽鑄成的僵局中腐化糜爛，它就是杨继绳所说的「双峰」现象——
事实证明，对胡耀邦与赵紫阳而言，这终究是一个难以克服的问题——持续恶化。就许多方式来说，邓小平/陈云的关系是一种间接沟通与默认的对话。两人似乎都知道自己该遵守的分寸与规矩。邓小平说，他与陈云不能经由对谈达成协议，所以邓小平拒绝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两人都曾公开表示老一辈干部需要让位，但两人似乎都不愿率先让位，生怕对手的门徒会取得党的主导权。其他元老似乎也了解，一旦邓小平与陈云让位，他们也只能照办，别无其他选择。胡耀邦经常表示，希望邓小平与陈云能率先让位。但由于他与陈云的关系很僵，胡耀邦没办法对陈云开这个口。不少人士曾表示，胡耀邦确实与邓小平讨论这个议题，但相关讨论细节有各种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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