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大巍 印象与逻辑 2026年6月26日
西方文明现在就像一辆奔驰在悬崖边的列车，车里坐着的乘客却浑然不知，还在为谁该开车争吵。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列车正在自己驶向深渊。这或许就是今天英美社会最真实的一幅写照。
如果觉得这只是危言耸听，那么看看今天美国社会的现实，就知道这种担忧并非空穴来风。
美国建国250周年，本应是一个凝聚全国共识的时刻。
根据埃隆大学2026年的全国民调，在被问到“哪个词最能描述你现在对美国的感受”时，只有18%的民主党受访者选择了“自豪”，共和党则达到68%。
AP-NORC同期调查也显示，共和党人更多对美国建国250周年感到自豪，而民主党人则更多表示矛盾或冷淡。
纽约民主党初选，又把另一种变化摆到了台面上。传统工薪阶层更多支持建制派，而不少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城市选民，则越来越倾向社会主义和激进左翼理念。这反映出民主党内部正在发生一场深刻变化，曾经代表工薪阶层利益的政党，正在被新的意识形态重新塑造。
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生于苏联、成长于英国的评论家康斯坦丁·基辛，在2026年ARC大会上的开幕演讲，引起了广泛关注。
他讲的是英国，却几乎句句都能让人想到今天的美国。
基辛说，英国就像一艘泰坦尼克号。船上的人不断更换船长，却从来没有讨论过航向。从两党制逐渐演变成五党竞争之后，政治越来越碎片化。基辛甚至用了一个颇具讽刺的说法：工党已经从代表工人的政党，变成了代表不工作的人的政党。整个西方社会似乎一直在换人，却没有改变方向。
作为成长于社会主义环境中的移民，他比许多土生土长的西方人，更懂得自由社会的来之不易。很多来自俄罗斯、东欧，以及曾经社会主义阵营的知识分子，都有一种相似的感受：他们曾经拼命想进入西方，而今天，却眼看着西方一点一点拆掉支撑自己文明的根基。
这种变化已经渗透到社会的许多层面。从学校教育，到媒体文化，再到政府治理，人们越来越习惯用身份政治取代共同价值，用结果平等取代机会平等，用情绪表达取代理性讨论。
英美命运相连，面对的问题也越来越相似。
基辛在演讲最后说，历史常常会经历这样一个循环：艰难的时代，造就坚强的一代；坚强的一代，创造繁荣的时代；繁荣的时代，又培养出安逸的一代；而安逸的一代，最终又会把社会带回艰难的时代。
过去几十年，英美社会享受了自由、法治和市场经济带来的繁荣。这些曾经需要几代人努力建立起来的制度和文化，渐渐被视为理所当然。奋斗精神慢慢淡了，一些过去被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如今也开始不断受到挑战。
附录：康斯坦丁·基辛 ARC 2026 演讲（节录）
关于英国政治，其实只需要知道两件事。
第一件事，如果你关注新闻的话，英国就像泰坦尼克号，乘客们坚信拯救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不断更换船长。我们试过男船长、女船长、聪明的船长、不那么聪明的船长，甚至小丑船长。我们几乎什么都试过了，唯独没有试过改变航向。这就好比不停地弄脏裤子，然后只顾着换一件干净衬衫。
英国政治的第二件事是，我们早已告别保守党和工党两党制，进入了五党时代。现在有了绿党，那是一个由泛性恋共产主义者和铁杆伊斯兰主义者组成的和谐联盟。然后是工党，它曾经是劳动人民的党，如今却成了不劳动人民的党。保守党理论上站在工党右边，但真正执政时，往往立场模糊。
接着是改革党，它前身是脱欧党，再之前是UKIP。他们改名的次数，恐怕比吹牛老爹还多。改革党被贴上极具争议的标签，但他们其实只是认为托尼·布莱尔毁了一切，想回到三十年前。
最后是Restore党，和改革党差不多，只是他们想回到三百年前。哦，我差点忘了自由民主党，不过大家早就把他们忘了。
其中最让我牵挂、也是在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大陆面临最大危险的，就是自由（liberty）。
今天，许多人认为，对自由的追求造就了一个充满疏离、脱节、原子化的社会。他们说，自由本身就埋下了自我毁灭的种子。自由正在变成左派和右派共同的禁忌词，因为很多人错误地将它等同于自由主义那些 grotesque 的过度，它早已从摆脱暴政的追求，变异成了摆脱现实的放纵。
后果触目可见：我们的公共财政是一个连山姆·班克曼-弗里德都会脸红的庞氏骗局；我们的能源政策仿佛由被魔鬼附体的傻瓜制定；我们的社会公开偏袒某些群体、歧视另一些群体，却美其名曰“平等”；而曾经以“统治海洋”闻名（尽管充满争议）的英国，如今连几艘橡皮艇都拦不住。
但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今天文明的核心早已不在伦敦，而是在华盛顿特区。这多少有些令人沮丧，因为那里被称为“沼泽”。不过也有积极的一面。我们喜欢嘲笑美国人不会“正确”地说英语，这个笑话背后隐藏着一个事实：今天的美国英语，其实比我们现在的英语更接近祖先的发音。美国人保存了祖先的语言，而我们作为发源地，却在不断“实验”它。
这不仅仅是语言问题。我们也该诚实地承认，并非所有实验都带来了进步。当大西洋对岸的朋友批评我们欧洲已变得威权、军事上自我削弱、为意识形态毁掉经济时，我们必须有勇气承认，他们说得对。
他们说的其实不是什么新话。1978年，也就是差不多五十年前，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哈佛演讲中就曾警告：
“那么今天的欧洲呢？它只不过是一堆纸板舞台布景，彼此讨价还价，看谁能在国防上少花点钱，以便把更多钱留给生活的舒适。欧洲大陆，经过几个世纪的准备要承担引领人类的使命，却主动放弃了自己的力量和对世界事务的影响力。不仅放弃了物质的影响力，也放弃了智识的影响力。潜在的重要决定、重大运动，已经开始在欧洲边界之外酝酿。这一切多么奇怪！强大的欧洲什么时候需要外来帮助来保护自己了？曾几何时，她有如此过剩的力量，以至于在自己边界内打仗、自我毁灭的同时，还能夺取殖民地。转眼间，她突然发现自己虚弱得无可救药，却并没有输掉任何一场重大战争。”
索尔仁尼琴有很多天赋，但外交显然不是其中之一，他毕竟是俄罗斯人。
我的意思是，向美国学习没什么可耻。我们只是在向我们自己学习。别忘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们生于英国、长于英国，受英国法律和政治哲学熏陶。他们用来证明独立正当性的论据，正是英国的论据。他们相信英国王室违背了英国原则，而他们为捍卫这些原则而战。
我无意冒犯我们的美国朋友，但我想说的是：开国元勋们其实并不是“美国人”。
今天很多人担心跨大西洋关系的强度，我并不担心。因为把我们维系在一起的，不仅仅是共同的历史，还有共同的命运。罗马的使命是传播希腊的思想，而美国的使命是传播英格兰的思想。自由就是其中之一。
但我们要精确地说清楚自由到底是什么。这种混淆，我认为是我们很多问题的根源。
自由之所以重要，并不是因为它能最大化个人愉悦，那是自由主义的错误。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如果你不自由，就不可能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公民。一个因为国家强迫才做正确事情的人，不是有德行，他只是顺从。而正因如此，他是危险的，因为当国家强迫他做错误的事情时，他同样会顺从。
美德需要选择，责任需要自由，而自由需要责任。它们不是左派和新右派越来越认为的对立面，而是从不同角度看到的同一件事。
没有道德责任的自由市场，会给你带来一切的金融化；没有说出真相的勇气的言论自由，会给你带来一片噪音却没有信号；没有理解“自由是为了什么”的个人自由，就会带来原子化。
我们保留了自由，却丢掉了目的。我们绝不能再犯下更大的错误，把自由也一起丢掉。
我们今天为什么来到“负责任公民联盟”（Alliance for Responsible Citizenship）？
我们聚在一起，并不是因为我们对未来有一个清晰、僵化的愿景。我们聚在一起，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看到，我们的社会和文明正在漂移。无论我们看向哪里，都看到士气低落、衰落和绝望，这些只是我今天从东伦敦开车过来时感受到的情绪。
简单地说，我们在这里，是因为我们观察到，我们实际上并不是一个由负责任公民组成的社会。
我们不会在接下来三天内改变这一点。更糟糕的是，我不知道我们能否在在座大多数人有生之年改变它。这需要几十年，因为几代西方人被教导要仇恨他们自己的文明，被教导是非颠倒、善恶混淆。
大家现在都很熟悉那句名言：艰难时代造就坚强的人，坚强的人造就好时代，好时代造就软弱的人，软弱的人又造就艰难时代。软弱的人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艰难时代已经到来。
如果你留意，就能听到呼唤力量的声音越来越响亮。我们在这里的人，可能正是回应艰难时代的坚强男女，正在反击。我希望这是真的。
但还有一种不那么 flattering 的可能：我们这一代人其实就是那些软弱的人，而艰难时代才刚刚开始。
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谈到我的孩子们。如果真是这样，他们将不得不承担重任。他们被不负责任的父母和祖父母留下了巨额债务，面对人类历史上最大、因此也最具破坏性的技术变革，处于不断恶化的地缘政治环境中，我们的孩子将面对艰难时代。
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他们培养成能够重建文明的坚强男女。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教给他们最困难的事情：如何做到激进而不极端。
我拒绝接受这样一个未来：我们的女儿为Zara Mamdani和Zach Polanski工作，而我们的儿子整天看Bonnie Blue和Nick Fuentes。
今天的Z世代相信政治暴力有时是正当的，其比例是婴儿潮一代的七倍。
最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教导孩子们区分令人舒服的谎言和令人不快的真相，并给他们想要这样做的勇气。
现在，这一切只有一个小问题，这些东西是教不出来的，只能通过榜样来灌输。
因此，归根结底，一个由负责任公民组成的社会，只能由那些决定去做这件事的个体来实现，也就是乔丹·彼得森来到世上要提醒我们所有人去做的事：承担责任。
不是通过政府的命令，不是通过武力，而是出于自愿的选择，不仅为了你的家庭和社区，也是为了你自己的灵魂。
我们能够这样做，正是我们文明的美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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