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明
一九八九年十月德共建国四十周年大庆，面对这个国庆周必然出现的莱比锡民众“每周一游行”，东德当局下令“以中国六•四模式解决问题”。 但是枪声自始至终没有响。即便各项部署提前就绪，只差扣动扳机，但事到临头开枪令竟然彻底失效。
●东德开枪令被废弃的两个特征
一，是自下而上做出的；
二，是每个机构临时、分别、独立做出的。
按照十月九日周一游行的路线和时序，历史记录如下：
下午六点左右，队伍在马克思广场聚集后，逼近军方戒备森严的莱比锡火车站。那里一万三到一万五千军人严阵以待，却没人枪。更有一些军人放下武器，而且接过了游行人群手中的烛火，加入了游行队伍。
六点过，队伍行进带莱比锡消防总队所在地。消防总队在以往历次游行中是冲击、控制、逮捕、标记游行队伍的特别工具。这一次当游行队伍走近时，没有出动。
七点左右，队伍经过莱比锡东德市政府和秘密警察总部。尽管有令，市委书记哈肯伯格在游行开始后就连续电话请示柏林中央是否开枪；在游行队伍临近时，他再度请示，依然没有答复。眼看游行大队迫近大楼，他征询现场全体政治局委员和部长们的意见，并做出决定：遵循下属们的建议，不能开抢，并撤下军队。
七点三十分，东柏林德共中央最高权力中心：克伦茨在堕此接到请示电话不作答复之后，终于做出决定并电话通知莱比锡市政府：避免冲突，撤离军队武警。七万人的游行平安结束。
至此东德民运凯旋大局初定。
●传统价值是柏林墙倒塌的内驱力
柏林墙倒塌后不久，莱比锡秘密警察总部改为博物馆，向公众开放。那里展示着一排排的步枪和当年示威者在那里发现的物品清单，其中包括上百万发子弹，机关枪等。可见当时形势真是千钧一发。游行队伍手无寸铁，唯有烛光，实际上是一次又一次踏入死亡之地。几个月前的的中国八九民运同样主张并奉行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同样采取了不退让的方式——(面对严重警告和军事戒严，不取消游行，不撤离广场)，对手同样地奉持既定的开枪令，为什么德国人竟然从下到上不开抢？这种不约而同的反应是偶然的吗？他们与我们究竟有什么不同？
最直观的解释是，人们心中那道良知底线，起了的作用。行政命令一般情况下指挥行动，而道德律令在特殊情况下作用于良心，并影响行动。开枪杀人，杀平民百姓，杀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这样的命令为常识和良知所不容。
如果以良知抗命是个别现象，不足为论，如果绝大部分人都按照内心的良知选择抗命，这就不能不说是一个社会普遍的文化现象。这里的所谓“文化”是广义的，它是行动的开关器，由一套价值体系和民族传统精神资源构成，类似于托克维尔谈论“美国的民主”时反复强调的“民情”。
●东德莱比锡民情最重要的特征是基督教信仰
回顾这座城市的历史，十六世纪马丁•路德在那里传过教，十八世纪巴赫的《马太受难曲》从那里传向世界。整个德国作为二战的策源地，也是基督教最终未被彻底征服的欧洲国家，产生过参与刺杀希特勒的朋霍费尔牧师、狱中写下著名忏悔文字的内莫勒牧师，起草《巴门宣言》的巴特神父、在盖世太保眼皮底下组织营救犹太人的考夫曼法学家兼基督徒……。
基督教传统土厚水深，即便冷战时期德共统治的四十年间，依然未能摧毁德国传统的价值体系，虽然保持宗教热情的人大为减少，每周至少去教堂一次的人只占人口的5%，但在德共垮台的一九八九年，东德依然拥有约五十座教堂，其中最著名的就有四、五个，点燃莱比锡每周一烛光游行的圣尼古拉教堂是其中之一。
东德八九民运期间、呼吁双方“非暴力”的“六君子”中，至少有两位与上帝关系密切。一位是莱比锡大学研究并教授福音的神学家彼得•齐默尔曼Peter Zimmermann，另一位是著名音乐指挥家、基督徒库尔特•马祖尔Kurt Masur。而德共总书记昂纳克，批准为东德交响乐打造豪华的音乐中心，其条件只有一个：乐团必须每年做一场青年作曲家的交响乐的首演。——这位马克思故乡的共产党总书记显然热爱并支持德国传统音乐，没有砸烂旧艺术。
其实不只东德八九民运得益于本土民情，波兰、苏联和平转型势如破竹，在深层背景上，均是土厚水深的信仰文化起了作用。（篇幅所限，此不详论）
文化-民情，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存在，它是一个民族共同体的软实力，通过人心规范人的行为，具有政治超越性。当外在的行政命令触及人心中基本价值底线——比如不杀人，不欺负弱小——的时候，这种命令就会遭到破解。
●文化中国破产——国家未亡天下亡（兼说儒家“慎独”思想）
整体而言，当代中国社会缺乏这种文化软实力。
自上世纪二十年代起，中国就在共产党人陈独秀领导下对这个民族的正统文化大开杀戒，四九年后再对承载这一文化的独立的民间社团斩草除根，随后更是针对传统价值展开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所谓“破旧立新”，破的是中华文化正统价值之旧，立的是外来邪教马克思主义之新。
文革中遭受重创的是中国儒家文化。儒家思想开创了人类文明范式，因此孔子被西方学者雅斯贝尔斯列入人类“轴心时代”大思想家的行列，与同一时期印度的释迦牟尼、希腊的苏格拉底、中东的犹太先知平并列齐名。这一定论已成西方学界的公论。
儒家学说在强调个人修为方面独树一帜，“为仁由己”，“反求诸己”，“返身而诚”，在传统士人君子志业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中，“修身”第一，没有修身养成的道德自觉和操守，受封之地必然管理不好，更谈不到治国，平天下。
子欲为事，先为人圣，这是一个被证实的真理：举凡众望所归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是出以公心、克己复礼而奉公的。
而“修身”是一门《大学》功课，“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修身涉及端正思想、真诚、丰厚学养、通达认知。
孔孟之学以“仁”为人内在的、最高道德价值，强调“仁、义、礼、智、信”五大德行，用现代白话就是：行仁爱、主公义、守秩序、辨是非、讲诚信。其中仁爱第一。
“天生德于予”，此乃“天理”，用西方法学语言解释，这是“自然法”，它超越世俗权力和法规。而修身也并非只是士大夫和统治精英的特权，“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以修身为本”，中国民间自古就以“仁”确认“人”的价值：不识一字，也要堂堂做人（南宋哲学家陆九渊）。从前，长辈叮嘱出远门求发展的晚辈，是说要“好好做人”，而不是“好好发财”。所谓成己，仁也。
这些中国传统思想的核心观念，塑造了传统中国的民情，一直延续到民国时代。
但是经过几十年持续的诋毁，不仅“孔孟之道”在现代汉语中变成了一个贬义词，其价值更在十年文革的批判中彻底破产。民族立世之根由此被斩断，中国沦为一个没有传统价值体系和正统信念依托的国度。民国时代的过来人，为披露中国血祸而流亡的高耀洁老人曾经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回答我说：中国人的道德沦丧始于文革。
关于这一结论，可以在前不久在大陆盛传的一篇五万字纪实散文《我与他的十年》——描写作者庞涓与刘少奇之子刘丁文革期间的交往经历——可以再度获得证实。
这场由一千五百名台湾文化界、教育界、政界、法学界等知名人士联名倡导的文化运动，以伦理道德为立世之本，以“仁”为哲学基础，强调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从基础教育入手，以整理国故、出版古籍、白话注释为开路先锋，以文化研究为文化复兴之起点，从国民生活一点一滴做起，全面开启了光大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道路。
当五、六十年代出生的大陆人，在小学课堂里学写第一个句子“共产党好”，“毛主席万岁”时，台湾六十年代小学生在学校学教的是《生活与伦理》和《中华文化基本教材》，学生们还要背诵《论语》。在社会上，“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即后来的“中华文化总会”）颁发了《国民生活须知》、《国民礼仪范例》，以指导民众行为，弘扬礼仪之邦的文明。
遗憾的是，大陆人只是从台湾的街头巷尾强烈地感受到那种温文和善礼貌儒雅的民风，却很少几乎没有人知道台湾当年这场针锋相对的文化之战。如今的中国，
“善良”等同于“愚蠢”；
忘我助人被认为另有所图而招致攻击；
冷漠自私被贴上“独处”的高雅标签；
“聪明”是对人的最高赞赏；
唯利是图成为行事的通则。
只有熟悉中国古代经典和价值的西方汉学家，在目睹当代大陆民情普遍堕落时，才会感慨一句：“这可是孔孟之道的国家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思想界对文革的批判已经家喻户晓，但是人们依然未能走出文革的泥淖，对中华传统文明与价值不涉猎、不学习，更不研究，多数人连《论语》也没读过就敢开口批判儒家，人云亦云地将马列主义传入中国归罪于儒学，孔夫子成了中国当代苦难的源泉，而真正的罪恶渊薮中共党人和苏共教唆犯，因此逃之夭夭。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可以尽弃本土传统价值，重打锣鼓另开张。
日本在二战结束后进入西方文明体系，说明借助军事压力，东方文化国家可以接纳西方价值。但日本的经验证明，要保持接纳之后的社会稳定，除了外在的军事压力，还有三个条件必须满足：
第一，充分尊重并保留本土文化主要命脉与传统；
第二，对外来民主政治的要义有充分的理解和认知；
第三，在本土的改造与实践中，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三者缺一不可。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是上述二战后的日本，而失败的例子是二战前的德国。
德国一九一九年通过的“魏玛宪法”（Weimarer Verfassung）“在纸面上，是二十世纪所见过最自由、最民主的同类文献……充满了巧妙且令人称羡的设计，看似能保证近乎完美的民主制度运作。”（美国史学家威廉•夏勒William Shirer《第三帝国的兴亡》）然而这部最初由德国自由派政治家雨果•普鲁斯（Hugo Preuss）起草的宪法，并未经过公开的讨论，而且完全脱离德国文化背景，如此求变求新，难以切实实施，最终导致纳粹乘机崛起，酿成人类灾难。
●中国内毁本土文化传承，外无西方文明基石（兼说台湾中西合璧）
六十年代中华民国台湾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并不排斥西方文明，而是要促成中华文化的持续创新与发展，要与现代西方思想融合起来。
1966年冬，蒋中正先生发表《中山楼中华文化堂落成纪念文》，其中明确指出“余笃信伦理、民主、科学乃三民主义思想之本旨，亦即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基石。”台湾的“中正纪念堂”内部，正面墙壁最高处，镌刻的正是这三个核心观念及其意义。三个观念首当其冲的是伦理，其次是民主，然后是科学：
“伦理：我们为了充实生命的意义，进而至于国族的繁荣发展，所以要以伦理来实践民族主义。
“民主：为了要这个国家真正以民为主，进而至于每一个个人都能够贡献其能力，‘以行主权在民之实’，所以必须以民主来实践民权主义。
”科学：为了要解决民生问题，进而至于‘以裕民生’，‘以充国力’，所以必须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为实践科学的民生主义。“
这是对孙中山先生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经典解读，它融会贯通了东西方文明之要津，与美国先总统林肯关于政府职能的“三民主张”：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一一对应，不谋而合。
回看大陆，我们除了百年来不分优劣地斩伐本土文化传统，也未能深入理解西方文明。即便是备受当局打压的自由派，也未能充分理解西方文明的本质。
例如“民主”本是手段或方式，是实现人之自由的一种手段或方式，但大量崇尚西方文明的国人把“民主”作为价值来信奉。
而针对“自由”这个价值，其理解和追求也仅限于人身自由与言论的无边界，却对自由的背景和基础（如自然法／天理天道的绝对律令）、自由的前提与条件（如责任与义务）、自由的高级特征（不受生物欲望支配的自由，不犯罪的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自由）并无确切的认知。
此外，对西方政治制度所依托的文化因素，即历史实践、哲学思想、尤其是举世公认的西方文明基础——基督教，认同者寥寥，多数自由派不仅对之反感，避之唯恐不及，有些甚至以“政教合一”为武器进行批判。（这也导致中国自由派们误认为民主制度如“三权分立”一旦建立，便可永恒，看不到西方文明的现实危机，也无法辨别西方文明由于基督教信仰的衰落所导致的自由的滥用、民主的脆弱、政治文明的衰落。）
此隔空牵牛，是难以见到成效的。
通观百年“进步”史，在文化-民情这一软实力上，中国大陆内毁本土文化传承，外无西方正面价值之基石，真正是两手空空，一无凭藉。
其结果，应了顾炎武关于“亡国”与“亡天下”之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国家亡了，可以改号重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事多不胜数；然而仁义为邪恶取代，暴政肆虐，秩序崩溃，人民互害，道德沦丧，则是“亡天下”。我理解这里的“天下”即是文明。亡天下，即是民族文化、风俗、习惯、价值体系的衰亡，民族特性的消亡，这是比亡国更深重的灾难。
建立一个“动物庄园”并不可怕，只要人还在，推翻这个奴役人庄园只是时间问题，但是假如庄园里的人，包括庄园的建造者和管理者，都被改造了基因，毁灭了祖先的历史，磨灭了自己文化与价值，失去了自己的身份认同，变种成了动物呢？它们当然会在动物庄园如鱼得水，并在关键时刻，选择捍卫动物庄园的篱笆，而不是拆毁它。
需要說明，这里所说的是整体一般状况，不能否认我们的民族面对邪恶时，依然有个人敢于站出来反对，比如八九民运军队戒严时，三十八军军长许勤先将军之抗命。然而这位孤胆英雄，事后遭到了中国军事当局的审判，恰好從反面说明这个国度整体上文化与良知的缺失。
●中国“政治决定论”屏蔽了文化超越性
政治以文化为深层基础。东德八九民运的血祸危机被临阵化解，不是偶然的。戈尔巴乔夫按兵不动这一重大信息，并未能及时传到军队和莱比锡市政府。东德的传统文化与民情——基督教信仰及其价值体系——在东德八九民运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这是“文化超越性”在社会变革中起作用的典型证明。
政治直指党派，而文化－民情则跨越党派、覆盖所有人。中国八九民运最终导向中共六•四血腥屠杀，是中国社会良知文化破产，传统民情缺席的结果。没有良心约束，没有道德底线，文明基础崩塌，抵抗者无论如何和平理性非暴力，权力集团以暴力取胜都是难以避免的。
就如同在盐硷地里播撒种子，无论何等良种，无论怎样精心耕作，肯定长不出庄稼。即便以革命手段偃苗助长，也难以维持长存。也正是这个原因，中共内部，最高境界可以产生一个赫鲁晓夫式的赵紫阳，却无法产生一个戈尔巴乔夫式的总书记。
文化式微的另一个结果，是为自由奋斗的人们普遍只认同“政治决定论”，认为政治决定一切，制度统一切，而忽略文化的超越性。
不可否认，“政治决定论”比起清末时期的“洋务运动”与器物革新，是了不起的升进，但是由于文化—民情在后来的岁月长期遭到诋毁，并被排斥在社会视野之外，人们几乎失去了对文化的感知力，也就是说，在政治变革中，几乎意识不到文化作为背景、动力或阻力的存在。
假如这一欠缺发生在矢志改革的民主人士身上，是情有可原的，毕竟他们是行动者，在中国人生命题中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中，他们属于“立功”者，是致力于济世功业一列人；然而很多当代的“立言”者，即倡导自由与民主的知识人，其知识结构也严重缺乏文化-民情的框架，并因此失去了思考这一问题的维度。
这种情况绝非简单的认知缺憾，这是一个国家文明的严重残疾。
思想塑造民情，甚至一言可以兴邦。这方面，坏的例子是马克思的思想最终导致共产主义全球化运动，一亿人死于政治屠杀，中国至今依然深陷其中；好的例子，是耶稣诞生，他的故事和思想写成《新约》，改变了人类历史。
如今中国的自由派以政治挂帅，却忽略文化建设；只呼吁“民主”方式，不研习“自由”精义；只讲求制度设计，而无视民情准备；只要硬件工程，而放弃软件基础。这样的转型何以成功？
这就如同你住在黄土高坡上，洪灾季节，洪水从门前顺沟而过，你拼力在前院堵门固窗，防止水进家门，但洪水已经从屋后的山上冲决而下，房子就要被席卷而去，前门堵水固窗，能够挽救房子吗？
我们面临的不只是政治攻坚，类似挡住门前的洪流，更至关重要的是文明再造，类似修缮生态环境，也就是复兴与重建中华良性传统文化，打造与汇通中土与西方文明的基石。
●中共当局比民运人士和自由派懂得文化与民情的重要性
权力当局对社会正统价值的倡导者从不手软。无论对法轮功还是基督教都是如此。甚至对头脑清醒的文化人也不放过。
2014年，董桥先生的三本新书在大陆出版，但不到半个月就被全部下架。董桥是纯粹的香港文化人、汉语世界的散文家，他从不公开议政，甚至不谈民主，竟遭此待遇，惊讶之余，港台多个媒体推测，是因为他针对港人当年上街行动，向壹传媒集团创办人黎智英强调：
“我們要鼓吹的不是香港要民主，我们要求鼓吹的是香港的价值不容共产党摧毁”。
“香港的价值不容共产党摧毁”。
——香港作为英国殖民地，核心权力掌握英国政府手中，并非完全的民主政体，但是香港的自由与秩序、法治与公正举世瞩目。以自由为基本价值的香港文化-民情一旦毁掉，这个美丽富饶的东方明珠将不复存在，而且以后翻身也将失去精神资本。
中共当局要蚕食和最终消灭的，正是香港的文化-民情。在这方面，他们比抵抗他们的民运势力要清醒得多。假如致力于中国政治转型的人们对本土与外来的“文化-民情”重要性的认知都不及自己的对手，人们有什么理由相信中国的民主运动是有本之木，是覆舟之水，是文明之未来的希望？
此文反思八九民运失败的原因，不是对八九中国民运之伟大性质的质疑。恰恰相反，笔者写过专门的文字，论证中国八九民运是中国一次罕见的“精神日出＂，是民族自由意志的强力爆发，是国人自我冲决奴役之耻的伟大洗礼，是人民良善英勇、精诚团结的品格的表征，无论当局如何诋毁，如何避讳，它已经长入中国抵抗奴役的历史，不可磨灭。
追求自由而归于失败，既不是自由的错误，也不是追求的错误，是我们的整体文化-民情、心灵-道德、人性-价值悉数破产，在关键时刻不能满足政治变革的需要。如同播撒良种，精心耕作，却长不出庄稼，不是种子败坏或耕作错误，而是土质污染，植被恶化，无法孕育秧苗。
遥想当年，楚虽三户，可以亡秦；忍看今日，民众万千，不能倒共。北明的上述思考未必成熟，不过这是一件需要高瞻远望、纵横比较，古今求索的课题，是没有疑问的。
北明
2025年11月24日截稿
12月6日修正，时第一场冬雪降临
——转载自北明的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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