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发自北京、贵州
南方人物周刊实习记者 田璐铭 陈怡雯 王梦源
编辑 / 周建平 rwzkjpz@163.com
一个人和一群人，如何能穿过50年沧桑，跨越京黔两千公里的距离，以及年龄、身份、境遇的种种差异，相知至今？这是钱理群与其“精神兄弟”的半生故事，也是一群“脚踏大地，仰望星空”同道人的心灵史。
“我cos（扮演）沈从文。”“我cos张伯苓。”“我选许渊冲。”“我……李霖灿。”
在2025年的春秋两季，教育创新学习社区“群岛大学”的成员参考非虚构作家杨潇所著《重走》的路线，以骑行的方式重走了西南联大从长沙到昆明的西迁之路——这个项目被叫做“西南联岛”。在下半年的旅途中，骑行者每人cosplay（角色扮演）一个所选的联大师生人物，带着他/她的视角骑行。一路上，他们在山野田埂和民宿灯下讨论、阅读，思考“大学何为”。
行至贵州安顺时，骑行团成员从《重走》中看到本地文化志愿者陈文杰的名字，想约他见面交流。不巧陈文杰有事，他为青年们推荐了他熟知的地方文化研究人士、民间思想者杜应国。
从正午到黄昏，六位青年与杜应国对谈了五个多小时。有人问：“为何蔡元培校长和一些师长既鼓励学生培养独立自主的意识，又不主张他们过多地卷入政治？一些重大的社会变革，不就是在有了思想觉悟后，要用行动去推动改变吗？”
年过七旬的杜应国突然哽咽了。他分享了学者钱理群当年如何希望帮助学生，又为自己力有不逮而备感歉疚的经历。
“杜老师的情绪一下就进入了，我们都沉默下来。”骑行团成员丁丁记得，杜应国抛出了问题：“像我这样做教育的，给人启蒙，最难的是，被启蒙的人后面怎么办？我们怎么去支持他？”
那日的杜应国之于骑行团，恰似百年前的联大先贤之于学生，以及半个世纪前的钱理群之于他身边那群亦师亦友的“精神兄弟”。
自1970年代初起，孙方明、罗布龙、杜应国等一群二十岁上下的工人、学生、职员、代课教师，常会沿着娄家坡（后改名娄湖）水库边的山间小路，翻过几道高而且陡的土埂，前往安顺师范学校教师钱理群的小屋，就着烧饼和菜汤，从白天聊到深夜。那段风雨如晦的日子，他们不仅是思想上的同频人，亦是共担磨难的生死之交。学者朱学勤后来用“民间思想村落”来形容这类人群，钱理群则称他的这群朋友为“我的精神兄弟”。
▲1976年，钱理群(后排右三)与年轻朋友在安顺师范学校宿舍前面斜坡之上的一块怪石下留影 图/受访者提供
在钱理群看来，这样的启蒙不是灌输和说教，而是保持独立思考的自觉，又互相给予和成就。
安顺等地的民间思想启蒙如何发生，又怎样塑造和改变了身处其中者？是否随着人员分离而断裂？在今天这样一个信息芜杂、社交日益原子化的时代，还有可能和必要去寻求精神共同体吗？宏大命题与切身之难，又该如何对接？
上下求索
耳聪目明，能吃能睡，这是钱理群的生命状态。1939年出生的他，曾在1950年代初度过无忧的“金色童年”，性格中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大抵脱胎于此。
大半生“拿得起放得下”、不为时势所困的底气，则来自贵州——尤其是安顺。
1960年，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本科毕业的钱理群，因为家庭出身问题失去继续深造的机会，被分到贵州安顺卫生学校教语文，12年后，他又被调到安顺师范学校（今安顺学院），一共在安顺待了18载。
那些年，因各种运动，不时停课。小城的学校间，传闻有一个“会教书，讲课有热情，会演戏”的老师，外号叫“钱大头”。“从城里到学校要经过一块田坎，远远看见一个挺大的脑袋，就知道是他了。”当年安顺师范的同事袁本良笑着回忆。“钱老师个性鲜明，特别有感染力。”
只是，学生没书读或不爱读，山雨欲来又陡转的局势，总会令人感到无助。不教课时，钱理群、袁本良和更年长的夏其模，经常绕着娄家坡水库散步。夏其模曾言：“这种日子不会太长，总有一天要改变。”钱理群因而多了些鼓舞。
何况他还有制胜法宝：读书。不只自己读，也带动了一群同好。卫校时的读书成员主要有孙方明、罗布农、赵建中等；到师范学校后期则加上杜应国、张嘉谚、田制平、何幼、朱伟华、刘丹伦、廖志强等人。有人酷爱俄罗斯文学和法国文学，有人醉心思想理论，有时两拨人也会转换和交叉。
书从哪儿来？除了少量“破四旧”“抄家”中漏网的书籍，主要是当时民间流传的一些“灰皮书”“黄皮书”，以及可以从新华书店买到的马列著作和鲁迅著述的单行本。廖志强读了两遍《新华字典》，做了几百张卡片，用线串起来挂在家中；杜应国啃列宁著作和《资本论》，孙方明读《资本论》《联共（布）党史》《政治经济学读本》，钱理群读了四卷本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也仔细研读了毛泽东的著作。
读完，写心得，有人提出问题，便要回应。于是，专题性的讨论和无主题的“漫谈”成了钱理群宿舍的周末常态。
屋主不擅烹饪，资源也紧缺。每次去他那儿，学友们先要“找关系”弄一堆5分钱一个的烧饼，整点白菜，到饭点再做个西红柿蛋汤，一谈便到晚上，再就着汤吃饼子。漆黑的夜里，一群人跨过田坎，回城。深深浅浅的脚印，时常伴随着手风琴声和歌声。
后来，这样的对谈从小屋延伸到了野外，山巅或湖畔的僻静处。1976年元旦，钱理群领着大家在雪中爬山，一行人登顶后齐声朗诵新发表的毛泽东诗词“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那时的他们并不知道，那一年将给他们的命运带来重大转变。
已故学人朱正琳也曾有类似的经历，“我们关心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前途，相信只有首先从理论上认清历史的进程，才能在实践上辨明我们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固然是我们所受的教育和那个‘血色浪漫’的时代氛围使然，但也许被忽略了的一点是，我们每个人的‘个人出路’也都取决于‘中国向何处去’。”
“最关键的是，我们这群人在思考重大的时代命题，而且把这个命题转变成一种理论命题，同时把这种理论变成实践。”采访时，钱理群一再强调。
匮乏带来专注，长久而频繁的自学和探讨培养出了不轻信和不盲从。在何幼眼里，钱理群善于抓住问题的关键，淡化一切枝蔓，捕捉他人思想的闪光点，从不排他。“钱老师常提‘有缺憾的价值’，就是我说的第一不是真理、第二不圆满，任何人都可以从这里面找到缺陷、错误。”廖志强说他们由此学会独立思考、捍卫个人和尊重他人的观点，并受用终身。
只是，除了读书笔记和少量文章手稿，那些激烈的辩论和交锋未曾留下什么记录。直到1988年，钱理群重返贵州，与多年未见的故交们对谈了三天二十几个小时，录音被杜应国整理成《历史与选择》一文（收入杜应国《奔突的地火》一书）。其中的片段可作为当年小屋“漫谈”的某种佐证：
罗布农：我想提醒一点，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有新教作为它的基础，中国搞商品经济拿什么作基础，拿什么当精神支柱？我并不反对搞商品经济，关键是怎样搞，怎样选择？不管怎么说，要完全把西方那一套搬过来，最终还是搞不成。
顾健：你也不可能完全搬过来。
朱伟华：搬过来也不怕。就像一个人生下来，外来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会改变你的相貌，改变你的遗传基因。人类自有一种调节机能，再开放也不会全盘西化。
钱理群：老实说，像我们这些人，过去是接受不了商品经济的。我们今天之所以能够讨论这个问题，是历史发展已经成熟到了这个地步。现在搞商品经济不是哪个人强加的，是大家都认识到的。
杜应国：现在不是有几种选择摆在面前如何去选的问题，而是如何为一种较优的选择创造条件。应该打开国门，让东西文化去自然碰撞，交融，然后整合。
……
——摘自《历史与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李浴洋曾跟随钱理群去安顺，他惊叹：“那么一个偏僻的地方，你听着一帮人讨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何去何从，很魔幻。”
对参与者而言，这些场景就是他们的日常。
钱理群之外，孙方明和杜应国渐成这群人中的核心。
在旁人看来，孙方明儒雅、从容，善于审时度势，关键时刻血气方刚。钱理群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时，小他9岁的孙方明曾贴大字报为之辩护，他也因此被打为“反动学生”。1968年，两人一起外出“串联”。面对茫茫长江水，航船上的钱理群突然高呼：“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孙方明接着加上“在命运面前，碰得头破血流也绝不回头”。钱理群想到鲁迅所言“永远进击”，再做修改，形成了“上下求索，永远进击，绝不回头”的12字箴言——这被他视为个人与这个群体的生命信念。
1970年代中的一个夜晚，一群人聚在钱理群的小屋里。他们朗诵了高尔基的《海燕》、郭小川的《青纱帐》和罗莎·卢森堡的《狱中书简》。最后，钱理群意犹未尽地拿出孙方明刚寄来的一篇文稿读起来：“不立大志，不焕发出全部聪明才智，心胸不宽广，眼界不开阔，难道能够干我们前人没有干过的事业吗？”
杜应国的“大志”在彼时已经立下：做一个工人理论家。1974年，还在安顺电机厂当工人的他，把自己撰写的第一篇“理论文章”《马列主义国家原理学习——兼评苏联“社会主义”》，托人捎给钱理群指正，二人由此结识。两年后，经过通信结识的孙方明来到安顺，与杜应国在杜家的小阁楼上聊了近两个通宵，从此将对方引为“肝胆相照”的知己。孙杜二人加上罗布龙，分别在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和哲学三个领域展开各自的研究。同一时期，孙方明经人介绍认识了罗小朋、陈一谘、邓英淘等人，与他们畅所欲言，被安顺友人戏称为“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他之后的人生道路，就此埋下伏笔。
▲杜应国在书房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蜕变
在安顺的教学岁月里，鲁迅和毛泽东的理论成为钱理群世界观甚至性格的一部分。鲁迅作为“民族英雄”的榜样作用，以及毛泽东“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给困境中的他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动力。但孙方明提到：“保持精神独立，本是鲁迅的特质，钱老师当作重大发现。原因是在此前，他把鲁迅和毛泽东的所谓‘心灵相通’过度浪漫化和诗意化了。”
“他认为，当时正在经历的时代，是历史上少有的一个伟大时代，因为我们正面临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通过这场革命来解决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都无法解决的问题。”杜应国回忆。这些说法很快征服了学生们，却也曾带给他们疑惑。
罗布龙在当时写的一出短剧中引用了雪莱的经典诗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钱理群劈头一句：“雪莱是资产阶级反动诗人。”“他也怕我们的思想偏离了轨道，呵呵，一下把你的文学梦给打碎了。”
那几年，何幼的内心颇多悲愤，总是难以找到让自己信服的理由，去解释自己和他人因出身之累所受的苦难和屈辱，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许多困惑。她曾写过一篇文学习作给钱理群，希望得到指导，得到的点评却是“你的心理太阴暗了”。何幼为此颇受打击，后来写的文字，几乎不敢出手。
数年后，钱理群多次表达他的歉疚——为自己的笃信和认知曾限制友人们对时代的反思和批判，也令他们在文学创作上受挫。
经过伏案钻研和直面现实后，杜应国等人才意识到，他们煞费苦心地从原典中挖掘出一些重大命题，可能从起点便有偏差。“不用说突破，连任何一点小小的推进，都要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和激烈的争论。”犹如老皮破裂，一点点脱开，翻起，再长出新皮。
窗外，冰面的龟裂早有迹象。钱理群来到安顺师范学校那年，在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出访北美的纪录片中，国人第一次看到摩天大楼和广告牌。钱理群、杜应国二人结识那年，邓小平已经复出，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会议重申中国要在20世纪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空气不再紧绷，钱理群和学友们的研究和学习在为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做准备。
▲1978年9月，钱理群(后排右二)考取北大研究生后，赴京前与部分安顺朋友在娄家坡水库留影 图/受访者提供
风流云散
阳光初露的时刻，岔路口也在眼前。
1978年，钱理群以高分考上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罗布龙考取贵州大学哲学系，廖志强和张嘉谚考取贵大中文系；刘丹伦考上贵阳师范学院历史系，何幼读了师院外语系。一年后，贵阳的朱伟华也考取了北大图书馆系，并在若干年后考上钱理群的现代文学硕士。
因为种种主客观因素，杜应国和孙方明皆未在1970年代末恢复高考时进入大学。
在袁本良看来，钱理群目标感、规划感极强，“他这一生绝大多数想做的事都做成了。”
但在不惑之年成为“青椒”的钱理群，也会苦于研究点的突破、职称晋升和人际纷扰。为了专注学术，读研后，他有意识地减少了与安顺老友的联系，但与袁本良、杜应国等人仍保持着通信。他勉励杜应国“坚持自学、研究，学好外文，于孤独中获益；不要纠缠，贻误时机、青春，辜负时代”。
带着对“继续革命”的向往和前几年的反思，杜应国在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成为当时受到民间认可的理论写手，也经受了风雨洗礼。1980年代中期，杜应国以工人身份，经公开招聘调入安顺财政学校任教，给中专学生讲授政治经济学。后来，他到贵州教育学院进修，解决教师资格所必需的文凭问题。直至受聘为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他大半生未曾离开安顺。多年后，他写下回忆录《奔突的地火》，典出鲁迅的《野草》：“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腐朽。”
有段时间，杜应国与孙方明曾在一些问题上产生分歧。钱理群感受到“卷入时代漩涡”的诱惑，又希望能保持观察审视的独立。他为不能与友人并肩而内疚，曾在给杜应国的信中自责“不配当你们老师”。
杜应国在那时的日记中写道：“钱老师拿我们做精神支柱，而他不又是我们的支柱吗？我们处在不同的地位，不同的环境中，却有着共同的痛苦、苦闷。这种苦闷不是消极因素，而是积极因素，是一种前进的动力。”
孙方明的反应更为理性和冷静。在四十多年后的回忆文章中，他这样评述：“独立思考者的选择，就是最合适自己的路，这是他用自己生命的历程证明了的路。完全不需要任何自责。”
1981年初，孙方明加入刚成立的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自此，他与陈一谘、张木生、王小强、邓英淘、陈锡文等人携手共进，成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农村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智囊团的重要成员。孙方明很早便意识到：向现代文明转化，必须靠不断积累的渐进的革新来推动。
“不管是1970年代还是1980年代，面对那么多博学又懂国情的高人，我从来没觉得自己比他们矮一截。”孙方明说，青年时期的自学、与钱杜等人的共学经历和情怀，成为其思维和行为的基础。
▲2025年11月，孙方明于北京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那段时间，他也萌生了在贵州组织各种专业的中青年做省情研究和发展改革研究的想法。罗布农、孙兆霞、田安生、黄永一等人用五年多的心血，写成了一部十多万字的课题报告，只是因时势变化，报告被搁置。
1990年代初，孙方明受邀参与海南三亚亚龙湾开发。几年过去，他认定自己“非经商之材”，一面做咨询和策划，一面继续进行关于改革的研究和思考。
如今，罗布龙因腿脚不太灵便，较少出门。谈兴浓时，他依然意气风发。采访时，众人皆道罗布龙脑子活，演讲口才是一绝，在贵大读书时竞选人大代表，名震一时。1990年代初，罗布龙曾停薪留职，到广西北海从商。“折腾”两年后，他回到安顺师范学校从事教学，直至退休。
钱理群曾感慨，1979年到1980年代末，安顺的友人几乎参与了中国这一时期的全部大事件，“这是一个奇迹。”他和孙方明、杜应国、罗布龙分别走上学术启蒙、体制改革、民间思想与实践的道路，彼此互为参照，殊途同归。
在友人皆进入高等学府或体制内的那些年，杜应国如何度过？在他与罗布龙、廖志强围炉对谈的间隙，我问他。
他忽地沉默，点上烟。“很孤独，1990年代是最苦闷的，时间很长。”他几次用“风流云散”来形容。
“怎么排遣？”
“每次钱老师来，我们都会长谈。我跟他的交流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感觉。”
钱理群不在的日子，杜应国有过强烈的想法，“在我们这样的小地方，人的精神追求很容易被生活冲淡、消解。要保持精神生活不被平庸化，就要自己创造机会。”他组织过类似当年安师小屋“漫谈”的活动，地点在自己家和廖志强家，力争一两个月一次。“最后还是抗拒不了生活的压力，过去那种精神交流越来越少，大家都必须面对世俗生活，不太容易往深层次走。”
朱学勤曾在河南兰考插队，在工厂做工。多年后，从亲身经历出发，他将在这些场域进行非体制化思考的群体命名为“民间思想村落”。考上研究生后，他发现，某些从本科考上来的科班出身者，比他那些尚在工厂的“业余思想伙伴”并未高出多少。他因此更怀念当年散播在乡野小城的“思想村落”，并为此撰写了一篇在文化界引起强烈反响的文章《思想史上的失踪者》，文中写到部分民间思想者在进入学院后失去批判性、渐成“失踪者”。
“民间思想村落”一词后来常被引用。钱理群回应：在20世纪初的中国，毛泽东等组织的“新民学会”、周恩来等领导的“觉悟社”、恽代英等创办的“互助社”等，在一定意义上都可以视为“民间思想村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还有河北的白洋淀诗歌群体、河南兰考和巩县读书圈等多个类似的存在。
许多安顺的“村落人”认为，在他们分开后，这个共同体并没有就此消散和解体，而是以不同的方式转向地方文化研究。杜应国念兹在兹的理论研究从未停止。孙方明说：“有天他的一些深度著作出来，世人当刮目相看。各种形象组合起来，才是真实的杜应国。”
“那你呢？是否会为自己的价值在壮年时未全然施展而遗憾？”
孙方明磕掉烟灰，抬起头。“后来会有一些局限，但我一直还在思考这些问题。有些问题会看得更透更深了。1980年代，我们做了一些事，有些愿景没有完成，这不是个人力量能够左右的。即使有遗憾，心态也平衡，有些事需要几代人不断地努力。”
回顾那段岁月，杜应国这样写道：“我们并不知道，当从各自的起点出发时，历史早已背着我们，悄悄将那些分散、孤立的轨迹捏到一起，使我们仿佛都在被一个无形的东西驱赶着，早早就踏上了那条背负着沉重，并注定要在某一个岔口、某一段行程相遇聚合的旅途。”
认识脚下的土地
采访时，我住在安顺古城边，经过纵穿贯城河的儒林路，安顺书画家戴明贤的题字不时跃入眼帘。
戴家旧宅就在儒林路附近。童年时，他夜里常听到“炒米糖开水——”的叫卖声。那并非甜品，而是瘾君子们的心头好：膏精（海洛因）。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安顺曾是烟土集散地，曾成就石城一时的“繁华”。戴明贤目睹过富家子的败落，见识过手工匠、土匪头、江湖人的厉害，听过美国军车穿街而过，也为抗日歌曲而动情。
如果说，明初中央政府的屯军移民给小城带来了江淮气息，在固守与对撞间形成了自成一统的“屯堡文化”；那么到了1940年代，俗称“下江人”的日占区难民涌入贵州，则像一股文化劲风，吹进了安顺的街头巷尾。
92岁的戴明贤，耳力略失，精神矍铄，如今安居贵阳。问他少年时下江人留下的什么最让他难忘，他眯眯眼笑起来，“说起来有点时间穿越嚯。自由恋爱——这是最大的冲击。那时来的有内迁的学生，有些在学校就已经有恋爱关系的男女生，有些是下江过后发生的新的爱情，主要是他们挽起手就在街上走，后面一群小孩呼啸而行，有些还嘘口哨。好玩得很。”
师范教育、职业大学、话剧、音乐会、画展，在当地哗哗办起，好不热闹。戴明贤一生的艺文基底，都在那时打下。民俗、乡人、奇谈怪事，也如浮世绘一样，刻进他的血液里。
本世纪初，刚与戴明贤相识的钱理群，读到戴写的《一个人的安顺》，被深深触动。戴明贤笔下对故土文化和人情世态具体而微的呈现，特别是对普通人的生动描写，钱理群自认“多年追求而不得”。在关注地方文化研究时，钱理群提出一个多年萦绕于心的问题——我们或身为贵州人，或自称“黔友”，真的认识脚下的这片土地吗？
2002年，钱理群在北大上完他退休前的最后一课，宣布了他的三个回归：回归家庭、回归中学、回归贵州。最后一个回归，成了他兑现承诺的第一站。年底，他来到贵州，邀约戴明贤、袁本良、杜应国、王尧礼等“黔友”共同编写《贵州读本》，并藉此提出“自己描写自己”“重新发现贵州”“认识脚下的土地”等一系列命题。
▲贵州古汉语研究专家袁本良 （左）、钱理群 （中） 和书画家散文家戴明贤 图/受访者提供
在那段时间，安顺师范学校的青年教师吕燕平、田景星找到罗布龙，提出想做屯堡文化研究。罗布龙表示支持和鼓励。后来，吕燕平约同事吴羽，加上罗布龙，到九溪村参加民俗活动“过河”，看到一个几千人的村子在老年协会和村干部的组织下井井有条，惊讶不已。“到底是军屯后裔，组织和魄力都很强。”罗布龙提出“校村挂钩”，学校师生来村里培训村民，帮助当地发展经济，创建旅游公司，获得了村民的信任和尊重。后来，学校派师生在安顺的屯堡村寨做了广泛的田野调查。“这些年，贵州的许多中青年学者都是从学术出发，走出学术，参与到乡村建设中，激发了屯堡的活力，也加深了对屯堡的体认，出了很多成果。这是一个良性的互动。”钱理群由此而振奋。
45岁以前，杜应国甚少接触地方文化，“进入不了视野。”但跟随钱理群进行“认识脚下的土地”巡讲回来，他好像天远地宽了。他主持和参与编辑了多部有关地方文化的书籍，最重头的当数担任《安顺城记》的总纂。
《安顺城记》本是钱理群的一个“大梦”：2004年11月的一个早晨，他躺在床上，如往常一样展开遐思，忽然觉得地方志的写作沿着老路“实在没劲”。要不，以《史记》的体例和有质感的文本，来写一部特别的安顺地方史？他立刻从床上起来，联系杜应国。
“开始是他一个人的梦，然后变成两个人，再发展到我们四个（钱杜戴袁），最后变成几十个人的梦。”袁本良谈到，立项前，他们找到省文史馆，一些老先生都不太相信能搞得出来。“要发动这么多人一起编，还要按照《史记》的体例，没这么搞过。这些人有没有这个水平，也有人怀疑。”
从酝酿到最终出版，六十多人参与编写的七卷本、两百万字的《安顺城记》，一共花了十七年。除常规分类外，《安顺城记》还专为凡人列传，如以身殉职者、孝奉友母者、摆渡救人者、从野猪口中舍身救婆的女子等等——“为传统方志中偶或一见的草根小民造一座雕像”。
学者王德威说，这是一部城史，也是一部心史。“因为它蕴藏了安顺作为一个‘民间思想村落’的前世与今生。地方困守者以集体的方式，别无选择、无可违拗地进入命运预定的角色，却在痛苦与失望、庸俗和琐碎的生命中，锻炼沉着与平静。”他把这群人的气质和努力概括为“脚踏大地，仰望星空”。2021年，在北京召开的《安顺城记》研讨会上，听到这位哈佛大学教授从大洋彼岸传来的视频发言，钱理群潸然泪下。
▲由钱理群、戴明贤、袁本良、顾久主编，杜应国总纂，六十余人花费多年心血编撰的七卷本 《安顺城记》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邓郁
残碑
在安顺，我见到了两位志愿加入《安顺城记》编纂工程的编写者：“70后”的陈文杰和张厚林。
小城里，陈文杰最早用PS技术为顾客做老照片修复。在残缺而斑驳的照片中，有着一个个家庭的苦乐酸甜。
一次，一位老先生见陈文杰忙碌，怯怯地不敢上前。过了大半天，他才走近，掏出一张损坏严重的黑白照片，说自己是国民党士兵的遗腹子，希望能修复父亲的照片。过了几天，老先生搀着步履蹒跚的姑妈来店里。老奶奶一见修复好的照片，掩不住激动：“我大哥就是这个样子！合（像）得很！日本兵来了，大哥一去（参军）就再也没了音信……”从老奶奶的讲述中，陈文杰得知，她的大哥和三位黔籍战友都在1938年的武汉会战中牺牲，唯有另一位战友活下来，保存了几位战士的家信和照片，并且信守承诺，托后人把遗物送到战友家里，代逝者向对方父母磕头。
老奶奶又说，因为嫂子家里成分不好，大哥又有这样的过往，侄儿没念过书，也没正式工作，胆子小小的。陈文杰恍然大悟，为什么老先生时常佝偻着身子，头也低垂着。即便陈文杰告诉老先生，现在他可以申请抚恤金，对方只是木讷地笑了笑：“算了，都过去了。”
这样的故事听多了，陈文杰记录下来，加上常去档案馆搜集历史资料，他在报纸上开了专栏，后来结集成书。
相比温和的陈文杰，供职林场的张厚林嗓门大、性子直，更“快意恩仇”。1990年代初，他加入刘琼华、朱发猛等人创办的青山文学社，写诗作文，维系至今。某年，他在儒林路上见到一块铺路石，已被踩得光滑圆润。但石上有字，似乎是为逝者刻的墓碑，不知因何只余下半块。凭字迹，大抵能辨认出逝者是参加过抗战的陶姓驾驶员，卒于1944年，湖南祁阳人，其他信息不详。他和朋友们四处反映，石碑终于被安顿在安顺武庙一隅。“好歹不会再被人踩了。”他愤愤地说，“这种事总得有人管，不然良心哪里能安？”
九年前，陈文杰和张厚林加入“文化安顺”公众号编辑团队。编辑主力为“60后”和“70后”，没有任何报酬。编辑部设在创办人、安顺蜡染博物馆负责人洪惊涛家中，平时大家各忙各的，需要时才聚拢议事。
公众号的主旨是宣传安顺文化，钩沉和厘清史料。做安顺士绅阶层消亡的课题时，一位叫陈贻荪的先生进入了他们的视野。抗战中，任部队要职的陈贻荪在撤离浙江永康时遇到日本军队，被俘，半个月里被反绑双手、审问、利诱，目睹战友被枪杀，最后逃离虎口。他将那段经历写成《半月历险记》，1942年出版，被作为激励国人的典范，后来渐渐消失在公众视线。陈文杰和张厚林从陈贻荪后人处得到该书的复印本，他们识别内容后在公号上连载出来。“他是一个安顺人，你接触这些史料时就会有一种穿越感，跟着他的记录，如何跟那些日本人周旋，历险，被老百姓营救。到后来家族的跌宕起伏，映照的是整个大时代的变化。”陈文杰说。后来《半月历险记》被收入当地政府所编的《安顺文库》。
▲《文化安顺》 成员合影，后排：洪惊涛、张厚林；第二排：陈文杰、杜应国与地方文化学者李晓、伍永红；前排：作家杨汝祥与轿子山镇两名工作人员 图/受访者提供
听说《安顺城记》的编撰项目，张厚林和陈文杰找杜应国报名加入，一人写《工商志》和《名树志》，一人写《店铺志》和部分人物列传。杜应国也跟这群文化志愿者成了忘年交，他建议陈文杰注重凝练文字，把文章写得再严谨些；给张厚林等人出选题，给资源。在他们身上，他似乎找到了些许当年的活力。
2018年5月，杨潇在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时，经过安顺，与陈文杰有过一面之缘。陈文杰对杨潇说，希望他能记住安顺，“虽然他们（湘黔滇旅行团）经过只是一两天，但80年过后，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人记得他们，还在搜集他们的足迹。”从陈文杰和其他当地文化工作者身上，杨潇感觉到某种骄傲，“你未必同意他们的所有叙事，但你尊重他们的努力。”
公众号渐渐积累了一些固定读者，《往事追忆》栏目上大部分都是读者来稿：有人回忆半辈子开商铺的艰辛；有人写参加湘黔铁路修建；还有人因为想写父母和姐妹的故事采访亲人，写成颇有世相感的《顾府街往事》。至今，“文化安顺”已经推出了一千余篇编辑和原创稿，编委们也开始受地方委托，撰写行业史志、整理古籍文献、参与文物普查等。不过陈文杰偶尔也会有苦闷：做地方文化，没有向外推广的展示方式，“永远是窝在里头自己做，再被一个很小的群体阅读，满足感有点少。”他总想能多做些什么，让平时的闲谈不止于清谈，“而是能有所沉淀，付诸文字，甚至形成理论。”
▲安顺地方文化研究者陈文杰在讲述老照片修复背后的故事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皓黯与传承
比起公号和照相馆的维持，陈文杰更难把握的是下一代的成长。
在儿子陈子鉴眼中，从他小时候起，父亲便与其他人的父亲很不一样。陈文杰从不以父亲的权威来告知儿子是非对错，而是引导儿子生出自己的想法，甚至常刻意持相反的观点与儿子辩论——语气是平等的。
“看我爸和叔叔伯伯们一起做公号，听他们聊天，会觉得他们并没有因为条件所限就退回所谓世俗生活，而是把价值观融入到史学研究里。”成为像父亲一样的独立撰稿人，渐渐成为陈子鉴的理想。长大后，他又看到亲人在这种特殊教育里隐藏的不安：既希望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和思想，又担心由此带来某种风险。陈子鉴称之为“嫡亲家庭启蒙者的困窘”。
他常去学校图书馆找鲁迅的书来读。发现每本鲁迅的书上都有一个印章，印着“钱理群赠”。为何这位钱老师会送鲁迅的书到安顺？陈子鉴由此了解到钱理群与安顺的关联，但并未想过自己会与之发生交集。
读高二时，他跟几位同学在校内创办了学生刊物《皓黯》，内容包括哲思、小说、散文、时评等。刊名两字寓意“思维的对抗、冲击”。在陈文杰的资助下，油印了150份，有同学反馈“自己的高中生活因此没那么单调和压抑了”。
2023年，钱理群来安顺小住。陈子鉴和几位《皓黯》的编委拜访了这位长者。收到纸刊的钱理群“若获至宝”，评价这群年轻人“面对挑战所展现的反应、思考与抉择，既独特，又弥足珍贵。”
那份创办于2022年的纸刊只做了一期。2025年4月，微信公众号《皓黯》上线，征集同龄人的虚构和非虚构作品。
中间的三年发生了什么？
陈子鉴说，当初一起编纸刊的同学考上大学后，纷纷陷入了迷茫。青春期质疑和对抗的东西好像变了，又好像没有根本的变化。大家不愿回到过去，却又难以融入新环境。有人不知如何在科研圈获取资源，在人际交往中拓展有助学业的可能性；有人要在自己热爱的游戏制作比赛与学业之间挣扎；还有人焦虑于身边没有能够交流和产生共鸣的对象。
他和刘钊江、吴阔兴想建立一个社群，能够吸引更多人跟他们一起去抵抗那种孤独和迷茫。陈子鉴还提出如何“带走脚下的土地”的问题，与大家讨论，希望以他们这一代的方式回应前辈的呼唤。
我们聊起钱理群提到的“精致的利己主义”，《皓黯》曾经就此做过一次专题讨论。有好些成员说，身边便有这样的现象。“类似保研公示的时候，忽然一张什么（举报）截图或者文字出来，就把一个人弄下去了，另一个人的名次上升一位。”不过也有一位女生是在这次讨论中才得知这个词，像忽然被“点醒了”。“她说进大学时就想沿着保研、考公的路径走，按部就班，从没想过别的。在我们沙龙里，她发现原来读大学可以追求的东西有很多，不只是一个所谓的前途。”
《皓黯》的编委张旭几乎每天都在群里发送他认为有价值的时事和信息，穿插介绍和点评。尽管回应者不多，但他并不气馁，“哪怕有一个人点开，看进去一段，也够了。”
张旭是安顺某高校中文系的大四学生，来自河南，喜好钻研历史和政治。阅读钱理群的著作时，他好多次看到“篮子”这个名字，产生好奇。在网上搜索到原来是杜应国的笔名，便又搜了他的书来看。
2024年年初，安顺市博物馆对外开放。参观时，张旭看到一位长者有几分面熟，想跟他搭话，又有些犹豫。杜应国问：“你是……”张旭笑笑，壮着胆问：“请问您是不是那个‘篮子’？”
从此，他不时去拜访杜应国，请他释疑解惑，也分享自己的阅读体会。“杜老师让我有了一个比较高的思想起点，对各路学者现在都能比较平视，掌握了一种进入他们的角度。而且我对社会的运转也有了更清晰的理解。”
在纪录片《解释鸿沟》里，学者陈嘉映问钱理群：“你的学生中有没有那么一两个，能够继承你的精神、学问，甚至可以比你做得更好的？”钱理群回答：“能够在精神上继承我的，是贵州的学生。但他们也有弱点，命运不行。这是让我非常痛苦的。”
张旭认为，越在大城市的高等学府，诱惑和限制越多，不一定能按自己的想法去研究。这让杜应国有些惊讶。张旭没有名校情结，高考之后便下决心，大学四年要尽可能多读书。结识杜应国后，他认识了《文化安顺》的编辑们，从陈文杰那儿了解到《皓黯》，于是加入其中。
▲2025年11月15日，《文化安顺》 编辑张厚林 （左） 和朱发猛 （右） 带本刊记者探访安顺九溪村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在陈文杰看来，钱理群和杜应国等人编撰《安顺城记》，是在做一种构建式的努力。陈子鉴和张旭也是如此。“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有对现实的关怀，只不过关注点和做事方式会不同，但我们没有他们这种锐气了，好像找到了一种所谓‘安放自己’的方式吧。”
心有不甘，却还背负着一些加诸自身的包袱前行，思虑重重，这是陈文杰这代“70后”的特质；“50后”杜应国适时地给年轻人一些可操作的建议；“30后”钱理群兴奋地总结：如果说他和杜应国算“民间思想村落”的第一代，以《文化安顺》和安顺学院为中心的地方文化研究志愿者群体算第二代；陈子鉴、张旭他们则算第三代，薪火相传。
果然如此吗？那天，被定义为“第二代”的部分成员在杜应国家里，就这样一个传承谱系是否成形展开了激烈讨论。张厚林快人快语：“现在谈谱系或许尚早。只能说‘兄弟爬山’，各自努力，路上协作，最终会于山顶。”
谈到“传承”，难免会掺杂对前人的崇敬、追随甚至仰望。采访的后半程，不断有人对此提出警醒。
孙方明指出：“‘村落’是后人的说法，当时我们是在特定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下，自由组合，自然生成了这么一个群体。没有人是始终高擎火把的人。导师是不存在的。大家是靠群体智慧，加上每个人自己的努力，去一点点突破思想的桎梏。”陈文杰也感到，过度依赖“精神导师”可能导致思想僵化和传承的断裂。钱理群认为，他们说出了目前这个群体的关键问题：“是要建立精神共同体，不是谁指引谁，谁归属谁，而是要各自寻路。”
▲安顺古城一角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空隙
六年前，老伴崔可忻去世。独居于泰康养老院公寓的钱理群摔倒过三次后，出行必须以轮椅代步。糖尿病、高血压这些老年病常规处理，控癌针每季度打一针。抛开这些，他讲话中气十足，思维活跃。
2025年10月10日，北大举行了以“文学史的可能性”为主题的首届“北大—哈佛现代文学论坛”。那天，钱理群、洪子诚、黄子平、王德威、陈平原等学者到场并发言，现场座无虚席。社交平台上，有人咋舌道：“这可是现代文学王炸天团！”
近年来，钱理群接受《十三邀》访谈、上B站讲鲁迅，还有一些关于他的视频节目播出。诸如“人不能世故，但必须懂世故”“彼岸的关怀”“狡兔两窟”等词句被摘取，与他吃雪糕的画面一样被广为传播。
他明白，在公众面前的自我总免不了要变形。他也在与信息瞬时更新、扭曲、消逝的时代进行试探和对弈。
“大家容易把钱老师背后更关心的社会、国家、理想的东西悬置起来。这不是钱老师的问题，也不是其他人的问题。”李浴洋指出，“有人说，钱老师老讲要关心大问题，不要把学问做得太精致，很多青年学者觉得，做得精致有错吗？好像它变成了一种加码，就是说你不批评那些差的，但你对好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钱老师并不把自己绝对化和真理化，‘我只是若干选择中的一个’，我只需要把我这些真诚的总结呈现给大家。”
书斋是钱理群最重要的精神出口，在北大中文系交往了一辈子的“同时代人”是他学术和心灵的知己。回到安顺，钱理群得以完全地尽性而为。“他们把我当凡人看，我也可以放下所有在外面不得不戴上的面具。别处不可说、不便说，或者说了也不能理解的话，在这里可以畅怀一说，说得眼湿润、心滚烫，说不出的舒畅，豁亮！”
2025年11月13日，当年小屋的“学友”又陆续来到西秀区郊野杜应国的绿隐山房。他们步子缓了，白发上头，酒杯满上，一切仿佛回到50年前。
▲2025年11月13日，钱理群与老友们合影，前排左起：贺坚、杜应国、钱理群、田制平、罗布龙；后排左起：刘丹伦、朱伟华、何幼、杨若敏、廖志强 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大食
朱伟华说起，她与何幼结识后第一次来安顺，何幼带她到虹山湖水库游泳，结果她的脚被水下的网缠住。
朱伟华：我越踩越往下坠，她（何幼）就往水下面钻，钻了三次，才把网解开。我们俩当时还不知道怕嘛，回来游到岸边坐那儿，呼哧喘气，脸色惨白，后怕得很。哎，她真救了我一命！
钱理群：有弥勒佛保佑。如果那次不救过来，你们怎么能够？怎么能够？“现世的弥勒佛”你都见不到。（朋友们戏说，红光满面的钱理群越来越像弥勒佛）
朱伟华：那时候我俩都不到20岁咧。
钱理群：年轻真好啊。
“我们这些人之间，是过命的感情，你知道不？”廖志强指着自己布满烧伤的疤痕的脸，转向我。1976年的某天，廖志强在工厂里看书，车间火药因故爆炸，他被炸伤，送到医院，命悬一线。
廖志强：我当时全身烂的呀，外面一个布罩子给罩着。刘丹伦每天下班后就来病房探望，给我最多安慰的就是他。朱伟华一到周末，就从贵阳坐公交来看我。还有钱老师、杜应国，都来看过。因为母亲看护我很累，何幼让我母亲回去休息，自己在病室里边通宵守候，一晚上就看书来熬夜。我还记得朱伟华朗诵过郭小川的《团泊洼的秋天》。
何幼：他全身烧坏了，那么大个脑袋，成了紫色的，根本认不出来。
廖志强：何幼还把家里的唱机、音响弄到病房里边去，就为了从精神上给我鼓励。我还记得何幼写过一首诗，那个诗的结尾，“抬头仰望层层岭，哪座山峰是火口？”当年，我们就有这种质问，也是期待。
钱理群：这是我们生命的血性和野性，其实一直保留到现在。
朱伟华：来，干杯，为我们曾经洋气的青春！
还是在《解释鸿沟》里，陈嘉映追问钱理群：“年轻人也许会问，除了你们爱说的那些理想主义的回忆之外，你们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呢？”
“确实不应该（对过去）理想化。”钱理群回答，“但那个年代可贵的就是，大家非常自由地交谈和争论。今天最大的问题就是二元对立，每个人都自认为是真理的垄断者。”
我想起一位“西南联岛”骑行团成员的总结：“无论临大（西安临时大学）还是联大，学生们都明白，高等教育不仅仅通往一个学位。它意味着把自己暴露于全新的、多元的思想中，参与开放的讨论，由此获得智识与为人的双重技能——所谓‘作人’。”
▲2025年10月9日，群岛大学组织的重走西南联大西迁路骑行团，在离开曲靖前往马龙的248国道上 图/受访者提供
选cos的对象时，丁丁曾想“放弃”她不太了解的李霖灿，查阅资料，方知这位后来的台北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当年与沈从文曾在生活和创作上互相滋养。从画家走上后半生的学术调查之路，湘滇黔的旅程对李霖灿起了关键作用。丁丁没想到的是，拜访杜应国时，居然在他家墙上看到了画作《安顺牛场》的照片——那幅画是当年北京故宫文物西迁至安顺时，文物典守人员黄异所绘。后来，黄异将翻拍的一张照片送给李霖灿。李先生故去后，其子李在中把照片传给了朋友，朋友又发给了杜应国。
如此因缘际会，让丁丁觉得“好神奇”，又带给了她更多往深里探求的欲望。在这以前，历史对她而言不过是书本上的名字和数字——背过，但全无痕迹。她问杜应国，如何能接触到更真切的历史？
“你们这样的重走就是最近距离的接触。”杜应国对她说起钱理群如何与他们一起学习、讨论。“他（杜应国）说，其实就有点像我们今天的相遇，大家原是不同年龄段的人，可是一点也不妨碍我们一起讨论当下正在经历的问题，我们看了什么书，有什么想法，我们一起看看怎么做。虽然那时候条件艰苦，但这种文化是很活跃的，大家总会找到这种思想的空隙。”
绿隐山房的聚会从中午持续到夜里八九点（晚餐后接着畅谈）。对于中年的焦虑、青年的悬浮感、某些社会新闻里暴露出的人性的恶，大家议论纷纷。钱理群仍然觉得，在这个“历史大变动”的时代，充满了机遇，“总会向着光明的方向，我们要学会的就是观察，等待，坚守。”
“钱老师，你还是好乐观。”“50后”们回应。
从杜应国家出来，我和同事坐廖志强的车回住处。黑黢黢的夜色中，汽车的前灯照出一片光亮。
廖志强边开车边说：“钱老师不知道问题在哪儿吗？他是要顶住，给其他人更多信心和希望。就像鲁迅说的，不怕的人的面前才有路。”
（参考资料：钱理群《认识脚下的土地》《我的精神自传》《他是谁》（初稿）《书不尽言：钱理群书信集》，杜应国《奔突的地火》，王德威《脚踏泥土，仰望星空》《作为通关密码的“钱理群”》，戴明贤《一个人的安顺》，李浴洋《钱理群的“幸存者言”》等。感谢所有受访者。）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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