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瑜 2024年9月18日
文化大革命中一个著名的红卫兵宋彬彬在美国去世。成为网络热点。她的著名有三点：
一，1966年8月5日，北京师大女附中高一（3）班红卫兵带头批斗学校“黑帮”，直接打死了党总支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是北京市第一个被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宋彬彬是该校红卫兵的大头目。
二，13天后，她作为红卫兵的代表登上天安门，接受毛泽东“八一八“的接见，她亲手给毛泽东带上红卫兵袖章，成为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纪录片中突出情节。 《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报》立即发表了献袖章时毛泽东与宋彬彬的谈话：毛问宋彬彬叫什么名字，当他听说是“文质彬彬”的“彬彬”，毛泽东说：“要武嘛。”宋彬彬改名为“宋要武”，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也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光明日报》发表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红袖章》，人民日报转载，立即扬名全国。
三，她是开国上将宋任穷的女儿。
关于一：卞仲耘校长之死
宋彬彬1966年在北京师大女附中读高三， 6月1日北京大学贴出被毛泽东称为“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攻击了北京大学负责人，号召“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第二天中午，师大女附中也贴出了第一张大字报，宣称要“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对该校领导也作了猛烈攻击。三名署名的学生之一就是宋彬彬。
6月3日工作组进驻女附中，宣布对宋彬彬等人的支持。学校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工作组长担任主任，宋彬彬三个最早写大字报的学生成为副主任。
革委会将女附中定为“四类学校”，在该校工作17年的一把手卞仲耘被定为“反毛泽东思想”的“四类”干部，可以不经批准进行揭发批斗。
7月30日工作组被毛泽东撤出学校，31日师大女附中红卫兵成立，接管学校，宋彬彬是头头之一，同时是学校“文革筹委会”负责人。
8月5日晚，死去多时的卞仲耘遗体被送进邮电医院。 女附中的“权力当局”与卞仲耘悲痛欲绝的丈夫王晶尧见面，王要求他们写下名字。这张有七人名字的纸片，第一个名字就是宋彬彬。
2014年初，已经加入美国籍的宋彬彬回到母校与老师见面。还写了一封1600道歉信。她写道“女附中的文革，是从1966年6月2日我参与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的，大字报不仅破坏了学校的正常秩序，更波及并伤害了许多老师。所以，我首先要向当时在校的所有老师和同学们道歉。”对于“8.5“事件，她写道：“担心别人指责自己’反对斗黑帮’，所以没有也不可能强势去阻止对卞校长和校领导的武斗。”她向卞校长和其他没有被保护好的校领导，向他们的家人表示深深的歉意。
三个月前，八中老三届同学会会长陈小鲁与其他14位60岁左右年龄的校友，在八中对面一间茶社，向8位80岁左右高龄的八中当年的老师正式鞠躬道歉，为他们文革期间批斗和残害校领导和老师的行为谢罪。陈小鲁作为为文革造反行为真诚道歉的第一个红二代，广受好评。而效仿陈小鲁的宋彬彬却遭到不少讥讽。
卞仲耘是北京文革的第一命案，宋彬彬亲自向北京新市委第二书记吴德汇报，吴德的官腔 “死了，就死了。“让人至今不寒而栗。 2002年宋彬彬还结伴专此回国调查，但是至今隐瞒真相和直接肇事者。学者朱学勤评论：“少年时吸吮的狼奶，那是开口奶，不会那么容易吐尽。无论是倒逼，还是等待，这个国家一定要吐尽这口狼奶、开口奶。”
当时已经93岁的王晶垚发表声明，指责宋彬彬等人掩饰当年恶行，强调在妻子卞仲耘死亡真相大白之前，“决不接受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虚伪道歉。”
关于二： 向毛泽东献袖章
宋彬彬给毛泽东献袖章的社会影响当然超过女附中的红卫兵打死校长卞仲耘。毛泽东的“要武嘛。“更是掀起全国红卫兵运动的风暴，人道灾难席卷全国。
“八一八”之后，北京的校园暴力全面展开，从打老师，到打出身不好的学生。暴力急速伸向校外。 1966年8月20日至9月底，当时“内部”的统计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1，772人。红卫兵的杀戮方式包括用钝器打死、勒死、用铜头皮带抽死、踩死、开水烫死。
红卫兵在社会上的“打砸抢“，被标榜为”破四旧运动“。短时间内就发展成大范围破坏文物古迹、打人、抄家，把”地富反坏右 “驱逐出北京的暴力行动。
8月23日下午，北京的红卫兵等从北京市文联、文化局揪出老舍等约30人，用卡车运至国子监进行公开的暴力批斗。
受红卫兵影响，北京大兴县从8月27日至9月1日爆发了“大兴事件”，先后有325人遭屠杀，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38天，有22户人家被杀到绝户。
1985年11月5日北京市核查工作会议的工作报告，红八月期间的实际死亡数为10,275人 ，还不包括像老舍那样自杀的；另有92,000户被抄家、125,000户被驱逐出北京。
全国又是何等的天文数字！抓捕“四人帮“之后，拨乱反正时期，叶剑英内部讲话：文革死了2千万人。
关于三 ：宋彬彬是宋任穷之女
宋彬彬文革能够成为北京红卫兵中的不同寻常的人物，起了那么大的反历史的作用，自然是因为她的高干出身。她进入师大女附中也是再正常不过。
当年女附中和北京男四中一样，是高干子女首选之校。毛泽东的两个女儿李敏、李讷都是女附中的毕业生。当年江青因为李娜高考填志愿，还约见过卞仲耘。 1965年招收的新生，一半都是高干之女。文革期间刘少奇和邓小平各有一个女儿在该校。宋彬彬因为写了大字报成为革委会副主任，每个年级还都有一名学生委员，都是当时父亲地位最高的，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女儿都成为年级代表。
卞仲耘被打死后送到医院，文革史专家王友琴有过这样的叙述：
王晶尧和他的大女儿见到了师大女附中红卫兵的负责人之一邓榕。邓榕身穿军装，裤腿和袖子挽得很高，腰系皮带，臂缠袖章。这是当时红卫兵的典型装束。邓榕要邮电医院的医生作尸体解剖。她的用意在于要医生证明卞仲耘死于心脏病而非被打死。这是北京红卫兵打死的第一个人，所以当时还有所顾忌，不愿意承认卞仲耘是被打死的。
王晶尧反对解剖尸体。死亡原因如此明显，他不要让妻子这样惨死后还遭受这样无理的切割。邓榕转而很凶地责问卞仲耘的大女儿：“你们什么态度？”她的大女儿说：“反正这不能由我们负责。”邓榕没有再说什么就离开了。结果，尸体没有被解剖。但是由于红卫兵负责人的要求，在医院开具的为火葬用的卞仲耘的死亡证书上，死因一栏，填的是“死因不明”。
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活了100岁，为了给妻子讨回公道，从北京西城法院一直告到最高法院，无果。 55年前，他倾囊而出买了一架照相机，拍摄了妻子伤痕累累的遗体和家人哀痛场景，使之成为“文革”受难者铁证。很多年后，他对采访者说：“我就是要让后来的人看看，这是人类历史上多么黑暗的一页！”可悲的是，他等了55年没有等到这黑暗的一页过去。因为他的妻子是被自己的学生打死，她的学生的父亲都能出入中南海。
何家栋先生有一句话：“红卫兵是识字的义和团，义和团是不识字的红卫兵。”这是近代到现代，发生的两场大动乱。
1989年邓小平把中共建制史上一场规模最大、和平理性的民主运动，诬蔑为“动乱、暴乱，“用野战军进行血腥镇压，正是文革的继续。
今天地方政府出台“砸锅卖铁“的政策的同时，一手抓税收，一手抓罚款；人大常委会刚刚通过了延迟国民（职工）退休年龄的决定；海外的许成钢博士说“金融危机国内和财政危机一起来了。”国内央行前行长易纲警告中国陷入严重通缩陷阱。企业破产和外资撤离都形成了浪潮，股市一直在跌，房地产继续成为烂尾行业；失业大军在扩展，35岁就成了招工底线；小学生却增加了政治课。
这不能不让人回忆文革砸烂教育，学生造反、老师被批斗的场景，今天的中国正是文革的后果。
原载：光传媒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