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中日兩國外長和副外長的先後見面，深圳殺童案件算是告一段落，一樁在中國外交官口中被稱作「偶發的個案」，沒有繼續發酵成嚴重外交事件。這要歸功於日本國內輿論的強烈反應，也與中國國內中產階級民眾對死難者的普遍同情和對極端民族主義的反感有關。
但是，與中國官方的輕描淡寫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今年先後在吉林、蘇州發生的數起針對外國人特別是日本兒童的刺殺案件所表明的，中國人的反日情緒已經發展到了一個危險的小高潮，正在嚴重撕裂中國社會，也將中國執政集團反日、反西方主義的笨拙和失敗暴露在世人面前。
中國領導人通過建構反西方民族主義穩固權力
只要稍有政治記憶的人都能記得，雖然改開後第一波民族主義浪潮發端於1999年「炸館（中國駐前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後的反美動員，但是當下中國這股反西方、反改開浪潮卻是2012年的「915」反日示威的繼續。一方面對內煽動反日民族主義，一方面鼓吹亡黨論，中國領導人通過建構一個反西方的民族主義運動穩固了自身權力，也逐漸引導中國與世界脫鉤，進入與俄結盟、與美、日對抗的新冷戰軌道。
只是，就像中國官方從來不肯承認單方一手操縱導入與西方的冷戰對抗，口頭上卻反對新冷戰。這種雙重話語的偽裝和欺騙同樣存在反日、反美的宣傳中，耗費了大量資源進行反西方、反民主、反普世主義和所謂反分裂的煽動，其中，對日的仇恨教育居於其中。換言之，深圳發生的刺童案，正是北京當局十數年以來精心策劃和轉型的結構性暴力的最新個案。
因為，從2011年初茉莉花革命爆發以來，中國的統治集團就如驚弓之鳥一般，認定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有一個在中國進行顏色革命的陰謀，其代理人正是全球化以來形成的全球公民社會，任何超出單純貿易的思想、文化的開放、交流甚至公民流動本身，都成為中共眼中的潛在威脅。這些威脅，即後來被系統化成「四個自信」所對應的四種恐懼，堪比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在二戰之初所談的免於「四個恐懼」（的自由）的反身性所指。而對北京領導人來說，所有這一切，千言萬語都歸於鏗鏘有力的黨內四字真言——「堅決不改」，以此對抗外部世界並重寫歷史，為追求「前後三十年一致」的最新一波民族主義建構服務。
其中，對日仇恨的國民宣傳居於這種歷史虛無主義的中心，而非美國。畢竟，如王岐山十二年前作為黨鞭反覆批判的崇美主義，在黨內外還有巨大影響，中國體制內幹部和中產階級們對美國還是普遍有著制度的敬意和歷史的好感。但是日本，對於信奉世界叢林法則、且一向以大國沙文主義的態度對待其他國家的中國民眾來說，今天的日本仿佛回到了「倭寇」時期的刻板印象，一如昔日從「一邊倒」地形成的親密中蘇關係在短短十數年之後即轉向分裂和兵戎相見。
中國否認舊金山合約和戰後秩序訴諸民族仇恨
在過去十幾年，中國對日關係經歷了同樣的背叛。宣傳部門迅速掩蓋了1972年以來中日友好、日本對華援助對中國改革開放起到巨大作用的歷史，不僅繼續打歷史（道歉）牌，甚至發展到打沖繩地位未定論的牌，繼續否認舊金山合約和戰後秩序，而且訴諸民族仇恨牌。
由中宣部鼓動、市場資本注入所支持的反日民族主義變成了過去十幾年的一樁巨大生意，每天的地方電視台都充斥著橫店出品的、胡編亂造的抗日題材電視劇。任何試圖釐清歷史或者在政治上講清楚中日關係的學者都可能陷入親日「漢奸」的羅織罪名。普通人如果在公共場合穿著和服更可能遭到暴民和警察的糾纏。無論從甚麼角度看，在中國體制內和普通民眾眼裡，日本幾乎等同於敵國。
這就是深圳刺童案前的中日關係的民眾認知，也是遭遇經濟蕭條、沉淪底層痛苦生活的中國人民以日本兒童為社會報復和殺戮對象之際的中國社會氛圍。中國是否存在敵人，到底誰才是敵人，對他們來說，或許並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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