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念的Life and Death in Shanghai（中譯《上海生死劫》）出版於一九八六年，時隔卅五年，想介紹這本書並非偶然──時下愈來愈多人開始思考普通人在極權之下究竟該如何自處。在文革敘事中曾一度流行這樣一種看法，在正面直接的對抗之外，堅持屬於舊世界的優雅體面、善良高貴的日常生活，是小人物抵抗極權的方式。類似上海「老克勒」（上海俗語，指四九年前受過良好教育，在洋行任職的白領，以堅持西式、洋派的品味和生活方式著稱）在物質缺乏時期仍掘地三尺找食材，堅持每天做英式下午茶；在萬馬齊瘖的文革年代，每年平安夜仍悄悄地齊聚老友家，慶祝聖誕。然而這些奇聞之所以引人入勝，正因為它過於稀罕，卻也因此遮蔽了現實中的慘淡血色和一地雞毛，模糊了焦點。
於是我想起了鄭念的《上海生死劫》。鄭念出身優越，年輕時留學海外，認識同樣家世顯赫的鄭康琪結為夫妻，四九年與丈夫留在紅色中國，被稱為「最後的貴族」、「上海名媛」。六六年文革開始時，已經寡居的鄭念與女兒梅萍獨自居住在上海，她被控間諜罪，被投進看守所關柙六年半，期間遭審訊刑求，挨凍挨餓，因病危數次入院，卻始終不曾向莫須有的罪名低頭。釋放後，她才得知一直牽掛卻杳無音信的女兒早在她入獄第二年就已經死了。文革後，她被平反。她不僅挺過了道路以目的高壓統治環境，也沒有被至親的枉死摧垮意志，更經過不懈努力，查找到了女兒被紅衛兵活活打死的真相，以及真兇的名字。了卻心願，她與這片大陸再無牽掛，於八〇年移民海外，並將這段經歷寫下，出版成書。
《上海生死劫》的震撼不僅在於它來自鄭念的真實經歷，更在於字裡行間體現出的鄭念的傲骨，實在叫人敬佩。六年半的牢獄生涯中，她從沒放棄自己對黑白是非的信念，堅持自己的清白，無論是利誘、威脅或是情理，都無法讓她妥協。相反的是，她的弟弟卻在運動中選擇了屈從，甚至出賣過姊姊，鄭念對此耿耿於懷。文革後，姐弟重逢提起舊事，弟弟說這樣做是因為從自身經驗中悟出的處事道理，大家都這樣，早晚會對暴政順從妥協，「反抗頂甚麼用」。他以為吃過牢飯的鄭念也一早學會，但鄭念卻表示無論如何都無法「像精明的中國人那般，學會了『逆來順受』這套本事」。
鄭念的不順從，不僅是針對獄卒政權，更是針對那種所謂符合國情的生存智慧，也許至今仍有不少「識時務者」會認為這是天真幼稚，不了解中國。但事實恰恰相反，鄭念正是憑藉對中國的了解和自己的智慧，才得以存活了下來。她不僅防範獄卒的監視，更倒過來監聽獄卒以判斷形勢；她熟練運用毛澤東文選，在審訊中屢屢佔上風；她細讀官方報紙，竟然比牆外的自由人更早更準確地推算出文革和發生在她身上的慘劇的原因；身體羸弱時，她自發明一套體操鍛煉身體；思維退步時，她依靠記誦唐詩訓練大腦；因單獨囚禁而意志渙散時，她就算挨打，也會故意激怒獄卒以獲得和人交流的機會。她的不順從，不是因為天真幼稚，而是扎根於信仰和價值觀，經過深思熟慮而做出的選擇。
鄭念並不大肆標榜自己基督徒的身份，但在書寫之中，不難看出是上帝和信仰承托著她渡過劫難，更支撐著她絕不彎腰的脊骨。在這裡我不得不重述在不同場合我都分享過，書中最令我感動的片段。鄭念住院時遇到一位對待政治犯很溫柔友善的女醫師，後來從病友口中得知這位醫師也曾是政治犯，獲釋之後主動回到監獄醫院義務工作。兩年後，鄭念再次因病入院，又是這位醫師為她診斷，並懷疑她患上癌症。想到自己可能蒙冤而死還不能見女兒一面，鄭念幾乎崩潰，那位醫師輕輕安慰道：「願上帝保佑你」。這位被無產階級專政過的無名醫師，顯然是清楚這一句安慰可能讓她陷入怎樣的地獄，但她還是選擇冒風險安慰哀慟的人。就算是絕境，人總是有選擇，而選擇的背後，是真實的信仰。
《上海生死劫》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總是封面上鄭念那自信、明亮而不失溫柔的微笑。如此優雅的笑容，不是養尊處優便可以得來，而是遭遇酷刑卻絕不投降、面對絕境依舊堅持原則、苦難四圍仍然持守信念、未來無望仍不放棄希望所錘煉得來的。對鄭念最常見的評價是優雅二字，在運動中一度也曾出現「和理優」的口號，如今我們更需要梳理「優雅」的定義。優雅，不只是傅雷夫婦上吊自殺前，特意在地上鋪上被子，以免踢倒椅子的聲音吵到樓下鄰居的那種體貼；也可以是對極權「隨時悠然自得地表現出滿不在乎」，卻堅定如芒刺般存在的鄭念。
也許我們都不是鄭念這樣純粹的強者，但她的故事在當下能給我們一些激勵和啟迪：「那殺身體，不能殺靈魂的，不要怕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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