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緬懷香港文化興旺發達的黃金歲月
因為寫禁書出版，不免又想到我親身經歷的﹑香港文化最鼎盛的那些日子。
多年以後我才明白，香港之所以有過引領亞洲文化的高峰期，主要得益於港英政府的大社會小政府的施政方針。港英治下的社會政策，一向都是能不管的盡量不管，在法律範圍之內，市民想怎樣過日子，就由著他們自己去過日子。犯法的就法辦，不犯法的做什麼都可以，如此自由自在地建立起一個相當和諧的社會。
香港本一個小漁村，受益於國共內戰後從大陸流落下來的大批文化人，大學者﹑大作家﹑大藝術家都在這裡找到安身立命之地。錢穆﹑勞思光﹑唐君毅﹑林風眠﹑劉以鬯﹑查良鏞等等，這些知識精英為香港鼎定了豐厚的文化基礎。
隨後，大饑荒年代流落下來的，也不乏個性倔強敢於冒險的難民，文革後流落下來的，又是一批桀傲不遜追求自由的紅衛兵。這三代大陸移民，改變了老香港的居民結構，提升了漁村的文化根基，使香港具備文化騰飛的能力。
每個地方的文化都需要肥沃的土壤與陽光雨露，需要長時間的滋養，香港有英治的自由環境，又恰逢經濟起飛帶來民間的溫飽，市民生活無憂之後，追求精神上的富足，那時香港文化就蓬勃地發展起來。
當我初臨貴寶地，那時大部份香港文化都還在草創時期，金庸梁羽生已經開闢江湖，成就新派武俠小說雙峰並恃的局面，倪匡蔡瀾亦舒李碧華也都已成名，劉以鬯編副刊寫連載，純文學的西西也斯等人，正興致勃勃試探現代文學。那時的電影界還在從國語片過渡，電視上開始有家喻戶曉的長篇連續劇，香港文化披荊斬棘，面前有無限可能性。
隨後的二十年，一切都豁然開朗，只是順其自然往前走，人才不斷湧現，精采的作品陸續有來，各行業的精英深耕細作，優秀作品井噴一樣出現。不同的文化門類之間，有競爭也有合作，靈感互相激發。通俗文學與純文學並行不悖，電影與電視各據地盤苦心經營，每年有香港電影節﹑日本與韓國電影節，有不同流派的畫展與攝影沙龍，有各種流行與藝術歌曲的演唱會。香港人各適其適，選擇自己鍾意的文化消閒品，去豐富個人的精神世界。
文化的積澱是一個連綿不絕的過程，有開拓必有傳承，有個別也有整體，當中西文化自由自在在這裡交接碰撞，互相刺激生發，人們的創意無限度被開掘出來，再加上社會財富的積累，為文化的發展提供厚實的物質基礎，那時的香港文化，不發達都幾難。
歸根結底，一切都來自無限廣闊的自由環境，沒有自由什麼都不是，再有錢都白搭；有自由什麼可能性都有，沒有錢也能苦中作樂。回顧香港這四十年，你不得不相信，沒有比自由更寶貴的了，人身需要自由，精神需要自由，應了一句老話：不自由勿寧死。
香港文化在新世紀後開始走下坡，九七後大概還有十年榮景，那是一個時代的背影。那時中共正為自己的生存掙扎，沒有餘力來管香港，因此香港文化在這十年間，尚有一點生存空間。可惜，中共的陰影徘徊在上，即使表面繁榮還在，但內裡已經空上來了。
二十三條五十萬人大遊行，溫家寶親臨深圳就近觀察，中共緊急煞車撤了二十三條，順帶撤了董建華以取悅香港人，但那已經是中共最後一次讓步了。文化上的緊箍咒時緊時鬆，但還有節制，不至於窮凶極惡。這一段過渡期有點尷尬，彼此坐立不安，偶爾清風朗月，隨即陰雲密佈，舊日的興旺氣象日漸消磨。
及至本世紀二十年代，香港氣數已盡，文學藝術領域一片凋零，再沒有整個社會生氣勃勃萬象日新的榮景，也沒有頻繁出現的新作品新明星，一切都歸於沉寂。即使偶爾還有零星作品令人眼前一亮，但與其說那是眾星捧月，不如說是彩虹乍現。
近日話劇界頒獎禮因為請來尊子作嘉賓，竟被藝術發展局取消合約。藝術發展局是納稅人的錢成立的，用意在資助有益有建設性的文化活動，現在政治凌駕一切，連尊子去頒獎的自由都沒有了，還談什麼藝術創作？
當我們緬懷香港往日文化的黃金歲月，要記得自由不是上天賜予的，自由是要爭取的，有時甚至要用熱血與生命去爭取。
（作者臉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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