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評毛文字汗牛充棟，毛卻依然是中國人的「上帝」，這個現象，也不是有了一個毛孫（習近平）可以解釋的了，毋寧中國人內心都有一個「小毛澤東」，才是根源，這就好像老毛喜歡的孫悟空，拔根猴毛一吹，就变出无数「小孙悟空」来，「小毛泽东」遍布域中，这反倒可以解释为什么习近平越渾越坐得牢，所以余英时妙解毛泽东总是躺在他那張大床上亂天下，真是神來之筆，所謂「載舟之水亦覆舟」在當代中國不靈了，那是這水有問題。
沉浮之道，唐魏征曾引“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之明鉴，传诵千古，“夫君者舟也”，也是中国帝王一向如履薄冰的所在，千年“封建主义”哪里有过毛泽东这麼個「游泳迷」？我讀到過一位汉学家描绘毛如何是一个“游泳迷”：
再往下的描述，可以读得出来，是引自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里的一个典故，这里权且转为中译原文：“水流缓慢，水可真脏，水色污浊，偶尔有粪便从身旁流过。毛躺在水中，大肚子成了一个气箱，全身松弛，两腿微曲，仿佛睡在沙发上。他随水流漂浮，只有时用手臂打水，或摆动两腿。毛见我游得很用力，他叫我游到他旁边说：「身体要放松，手脚不要经常划动，只在变换位置时，划动一两下，这样既省力又持久。你试试看。」我试了试，不得要领。毛又说：「你大概怕沉下去，不怕就不会沉。越怕越紧张就要沉。」』
耶鲁教授史景汉（Johnthan Spence）为《时代》周刊“二十世纪百人系列•领袖与革命家”写的“毛泽东”小文里，如此说毛在“如何不下沉的方面”是个天才，而“只有他的敌人下沉，……（历数党内对手、国民党、日寇、美帝、苏修）……，在自己治下又唆使骚乱，他也不会下沉”。史教授特别把毛传授的这句游水秘诀，作为全篇的点睛之笔，囊括了毛的个性、处世之道，直到政治谋略，这句秘诀很容易让熟悉毛泽东语言的人联想到他给自己贴的许多著名标签：“猴气”、“虎气”、“和尚打伞，无法无天”等，这类泼皮的狠话，中国人大凡也知道是枭雄们爱说的。
“不怕就不会沉”，成为一个领袖的座右铭，其实很可怕，我想此乃史教授着墨之意。在后文他写道：“1957年2月毛在一篇散漫谈话《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开始把他的思想贯彻于中国，显露出乌托邦式的滑稽与残忍的怪诞混合，以及狭隘的感知力，那才是横卧在他性格里的东西”，并提到毛明知饿死了许多老百姓，却强词夺理驳斥香港媒体透露的数字，反唇“我们怎么可能饿死两千万人？”到此，那“不下沉的天才”已成一句反讽。
人们常说毛“帝王思想浓厚”，其实他从来瞧不起“帝王将相”；毛钟情的是中国历史里另外一股术道，博学的史教授点出，那是“公元四世纪可怕的法家商鞅。毛视商鞅经验为中国危机历史的一种象征”，商鞅酷法峻律，窥出人性“好利恶害”之弱点，“民之性，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毛蹂躏中国二十余年，其“不沉”之术，全在于利用和驱使人性的弱点，说他是一个这方面的“天才”，大概更为恰当，“饥劳苦辱”四端，又以“辱”字最折服中国人，中国曾是“礼仪之邦”，即使礼崩乐坏之后也还是一个面子社会，“树有皮，人有脸”，而毛于侮辱之术，最为精通。
早在延安整风，毛以“惩前毙后，治病救人”整治文人，便从摧毁他们的自尊开始，颠倒鲁迅“疗救”文学所界定的“医生”（知识分子）和“病人”（民众）的位置，重新诠释“干净”和“肮脏”的含义，毛说：“拿未曾改造的知识分子和工人农民相比，就觉得知识分子不干净了”，所以要“脱了裤子割尾巴”，要“脱胎换骨”，白区来的文人们一旦失去尊严，就什么都丧失了，不仅对王实味被砍头也认了，还在陕北开始为毛泽东“造神”，这个“奇理斯玛”出自丧失尊严的中国知识分子之手，实在是一桩奇事。
大而言之，毛是瞅准了中国士大夫阶层于近代“亡国灭种”忧患中积累起“国耻”感，而可以置私人荣辱于不顾的文化心理，大施淫威，又辅之以唯物史观和民粹主义，便荡涤了士大夫心中的那点浩然之气。他早就对斯诺说，那些惧怕商鞅的秦国人其实很愚蠢。“侮辱”之术到文革达到极致，“牛鬼蛇神”、“黑帮”、群众批斗、“戴高帽”、坐“喷气式”等等，目标都是凌辱、摧毁人的自尊，置人于“另册”“不齿”之境，并使挨整者与整人者的位置不断互换，人人自危，于是毛自然可以“不沉”。文革过来人皆可记得，六六年夏天红卫兵暴力泛滥时，多少人都是因了“士可杀不可辱”的绝望而自尽的，著名的如傅雷、邓拓等，平民百姓特别是教师，更不计其数。
毛不仅喜欢利用人们的不齿心态，他还有一种欣赏的雅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文革中奉命拍摄中南海里对刘邓的每一场批斗会，高度绝密，只送最高层，自然是毛；李志绥在回忆中也提到，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的第三天，毛远在杭州，就叫李乘专机前去向他面陈批斗情景。还有一个细节，刘少奇子女的回忆中提到，六九年九月，王光美被捕、子女被赶出去之后，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宅被“连夜筑起一道高墙”，王友琴在她的新著《文革受难者》刘少奇条目中引入这个细节并问道：“连夜动工构筑一道紧闭墙，一座监狱，一方面当然是毛泽东等人可以为所欲为的，虽然听起来就像春秋战国篡位和夺权的故事，另一方面，难道也是他们喜欢就近欣赏刘少奇的悲惨境况？”
“水可载舟亦可覆舟”，实在只是一种前现代的故事，甚至更早的希腊罗马人可以”和平撤离”迫使独裁者让步，这些在现代社会反而是不可能的了，所以二十世纪才会出现亘古未有的极权制度，从法西斯到共产党。
关于这种暴政产生的因由，汉娜•阿伦特对德国纳粹的分析阐释至今首屈一指，即在民族国家、帝国主义的形成过程中，公共领域、公民社会的丧失、退缩、瓦解，而在此过程中窃得国家公器的则是Mob—被社会各阶层排泄出来的边缘人物，汉娜特别以“基本恶”（radical evil）概念来分析这类边缘人物；后来她在评价以色列审判纳粹灭绝营头子艾克曼一案中，又提出“平庸恶”（banality of evil，对康德“基本恶”的延伸）才是极权主义的基础，在分析艾克曼辩解“没有看到犹太人反抗”（一般民众也听之任之）才造成了大屠杀，她指出纳粹曾折磨起来反抗的荷兰犹太人，叫他们生不如死，阻嚇了其他犹太人，为此她得罪了大部分犹太人。我则对她后面的这个看法更感兴趣，这是否暗示对人性而言，“折磨”实际上比“灭绝”有效？毛在中国构筑的以羞辱为核心的“恐怖平衡”式压制，跟斯大林在苏联搞的“大清洗”和“古拉格集中营”式的压制相比，对人性的阻嚇效果是很不一样的，是不是因了这点差别，而叫中共专制在“苏东波”大坍塌之后依然不倒？
诠释“毛泽东如何这般”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却依然贫乏，还不要说西方的“新马”至今仍供着他。上文提到的那个“奇里斯玛”（Charisma），八十年代流行过的韦伯此说，时至今日似乎仍是很到位的一种诠释，不过以“奇理斯玛”光环解释老百姓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而使中国革命及其”新政权”获得合法性，则显然将边缘人集团浴血暴力夺取政权，及其后粉碎原有社会结构之专制忽略不提，这是在一个原无宗教根性的文明里过度夸大了“造神”的作用。毋宁韦伯关于“奇理斯玛”与“常规化”（routinization）之间的张力问题，确在毛泽东的个案上得到极为生动的印证，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皆属Mob式人物窃得神器，而希斯二魔尚且舍弃大部分奇理斯玛以换取常规化的独裁权力，毛则大异其趣。
余英时教授在《榻上乱天下的毛泽东》一文中，抓住在许多回忆文字中反复出现的毛的那张大床，对此有归纳性分析：
『拒绝奇理斯玛权力的日常规范化是一九四九年以后毛的整个生命中的核心问题。抓住了这一核心，毛在一九四九—七六年间的每一个重大举动无不可以得到顺理成章的解释。』
这里显然是指诸如大跃进、人民公社、文革等狂暴荒诞之举，然而问题的另一面又在于，为何毛的荒唐每每得逞？于是我们依然面临汉娜•阿伦特的问题：一个Mob的“基本恶”需得无数“平庸恶”来配合方能得逞，这便令人又想起鲁迅深恶痛绝指斥的“国民性”，于是我们又回到了“五四”；其实也是回到了商鞅，民皆有“饥劳苦辱”，若任由一个枭雄摆弄，必定极端不堪。我们也许并不比犹太人更犬儒，又毕竟，未曾有外族人要来灭绝我们，糟踏我们的是自己的枭雄。我们还没有自己的手段解构这个枭雄，連汉娜•阿伦特关于极权主义的诠释，在中国也不大够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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