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改會日後受到的批評：技職教育與大學教育
現在有一些批評是人云亦云，並不在諮議報告書裡面，也根本不是當時的建議，卻算在教改上。比如說，現在有些人說碩士博士滿街跑，都是李遠哲的錯，就是因為廣設大學。其實廣設大學跟我們是沒有關係的。大學的容量要適度的增加，我們是這麼講。我也有點怪黃榮村，他當過教育部長，是有機會講清楚的，但他只是在辯護，而沒有把事情澄清。他沒有說，像建構式數學，不是我們建議這樣教的。建構式數學，三乘三是三種東西各有三個，全部合在一起就是九個。我們九九乘法表大家都會背的，不是臨時說二三五乘上八一，就把二三五種的東西八一個疊起來，不是這樣子的。他們常常走偏了。九年一貫也是以前就訂下的。
另外一個是技職教育的問題。有人說是我希望技職高中變成一個歷史名詞。你如果看技職教育的畢業生，在工研院或科技園區，他們多半不會請高職畢業的人，他們都希望要大學畢業，有一般通識教育水準的人。比如說車床，很多學校都教車床操作，高職他們學是學黑手的車床操作。或者說學電子，考試的時候都用背的，並不真的了解電子線路的原理。隨著我們受教育的年限增加，現在幾乎沒有人考不上大學了，想考大學都可以考上。所以技職教育其實是最後的一個階段，我們在中學的階段，應該對核心教育要做得好，像數學、英文，才不會說後來車床變成數位控制的，高職畢業的學生不會操作。如果知識根基比較好的話，面對技術的進步，都是可以跟上的。
因此我們說，在高中這個階段，一般的高中生也應該學會一些技術，木工這些都會動手才可以。現在一般高中生都不會動手，高職的學生則去當黑手，沒有能力再提升。那時候我說過，如果一個博士學位的人願意當幼稚園老師，不是很好嗎？很多人覺得莫名其妙，博士還不去當教授，觀念是很讓人錯愕的。
後來很多專科學校都變成科技大學，一個是政策的力量，另外一個是吳京的兩條高速公路。他那時候對教改會的人說，高中教育希望是比較普通的教育，要與技職體系分開。
因為我們人均年齡增長，接受教育的年限也從以前的九年義務教育提高到十二年，現在很多人是經過大學畢業、碩士，才出去工作。所以要把技職體系留到最後一段，高中也應該學一些跟技術有關的課程才對。像暑假北一女的學生到實驗室來，她們沒有學過，不曉得用的電是60cycle。例如，陽光發電是直流的，為了要送出去變成交流，將電壓弄高，交流送出去之後，用電才變成直流，變化很多次。現在陽光發電用得越來越多，很多東西應該直流電就可以做，就沒有需要這樣的轉換。不過一般高中生並不知道這些跟技術有關的事，這是不對的。
像周昌弘擔任屏東科技大學校長時（2002-2006），他也說，變成科技大學之後，教育部對老師的升等要看發表多少論文，結果做實務的人就吃虧了。
我們中央研究院有一位研究員鄭明修（1957-），他以前常常潛水，做一些水底的研究。他的一個發現是，在宜蘭東部龜山島附近有怪方蟹，這種蟹都在海底溫泉噴水孔附近。很多人以為這是因為噴水孔溫度比較高，周遭培養了很多浮游動物，螃蟹就吃這些浮游動物，形成這個生態鏈。他在那裡潛水做研究，才發現完全不是這樣子。溫泉的噴水孔附近，有很多浮游動物因為熱被煮熟了，漂浮下來。漲潮的時候海水在流動，退潮的時候海水也在流動，所以這些被溫泉煮熟的浮游動物就飄進去或飄出來，螃蟹吃不到。只有滿潮的時候海流才停下來，噴口處被煮熟的浮游動物就會沉澱下來，螃蟹就出來吃，一開始退潮，螃蟹就不見了。到了最低潮的時候，海水又不動了，螃蟹又出來吃噴口的浮游生物。他做了很多這樣的觀測研究，這些研究不是理論性很高，他寫的論文不常被國際期刊接受。他做了很多環境有關的工作，但是未能發表在Nature、Science，所以他的學術成就不太受尊重。其實他在東沙等地方做了很多觀測的研究工作，這些對他的評鑑和評價有需要探討的地方。今年大專聯考之後，有些學生聯署，就說不要誇讚分數考得高。一個人的評價要從多方面進行。
我們的理想是，每個大學有不同的教育理念。有些大學是研究型大學，做尖端研究的，有些大學是比較實務性的，讓不同的大學有各自的理念。評鑑是看這個大學是否實現其教育理念，是否培養了他們想培養的學生，而不是每個學校的升等都要看發表幾篇論文，畢業的博士要發表幾篇論文，然後大家回答的問題，都是人類已經知道的問題。像中學老師最糟糕的是，沒有一個考試題目是問人類還不知道的問題，或者是做假設。例如，假設成吉思汗成功打到英國，歐洲現在會怎麼樣。大家會說成吉思汗沒有打到英國啊，但要回答這個假設，你可以去思考比較蒙古當時打到匈牙利、日本帶來什麼變化。這些假設性的問題的答案老師不好改，沒有標準答案，所以不會問，這是限制了學生的想像空間。
到了研究所，要做的研究不會是人家已經做過的東西，一定是要走入未知的世界裡面探究新的東西。現在看到的東西，或者是要找出的東西，根本是書本上沒有的。這時一些學生，才會發覺我們這套不行，我們這套都是查資料學了些東西做結論而已。很多實驗室裡面做了些奇怪的東西，不能夠用現有的理論解釋，你可能是看到一個新的現象，那就要好好探究新的現象。像我們說比較制式性的教育，看到了奇怪的現象，他只覺得今天運氣不好，得到的結果不是預想的，就不會再進一步探索。
教改會日後受到的批評：考招問題與社會心態
教育改革審議委員會只是提供一個大方向的建議，例如教育鬆綁，重視教育體系的建立，或者是要把所有的學生培養上來。這些理念都需要好好去推動。
目前大家熱烈討論的一綱多本，批評主要是說這會造成孩子更大的負擔。因為台灣的家長會怕孩子輸了，一綱多本他就要把多本都買了。這就是我們的考招有問題，考試招生的問題。家長都怕輸。我高三的時候，母親要帶我到城隍廟去拜拜，我說為什麼，她說怕我考不上。我跟媽媽說，「如果今年有一千個學生考上台大，我沒有考上，表示台灣有一千個學生比我好。」接著我問媽媽說，「你對我不滿意嗎？」她看著我說，「不。你很聰明很認真，而且是能夠挑起責任的人。」她把我稱讚了一番。我就說，「如果台灣有一千個學生比你的孩子好，應該為台灣鼓掌才對，您為什麼怕我考不上？」我媽媽看著我說，「你講得有道理，但是你這個人很奇怪。」我媽媽的結論就是我這個人很奇怪。家長怕小孩子考不上，是因為孩子沒有考上好的大學，就不能找到好的職務，這就是他接受的教育訓練，都是要靠學位找到好職務。
「教育大家談」的時候，有家長說，「李教授，你們講說條條大路通羅馬，每個行業都是很好的工作。不過你知道，我兩個女兒，一個是當護士，是讀了專科學校畢業的，另外一個女兒也在醫院做護士，後來做護士長，因為她有碩士學位。在護理學校畢業的，她先出來工作，經驗也比較好，做得也更好，但是薪水永遠跟不上另一位有碩士學位的女兒。」職務跟學位是掛勾的，家長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我們的社會不是看能力。一些私立公司，像台積電、聯華電子，他們薪水很高。他們要的員工都是大學畢業，都有大學文憑，就要看哪個做得好。私立企業，還不是那麼重視你碩士考多好。我們的社會財富分配不均，不是很公平。你到挪威或者是北歐國家，他們社會裡面，向高收入的人抽八○％的稅做公共設施，所以他們教育是免費的，而且很多公共設施大家都可以用。在挪威貧窮的人、富有的人都住在同一個社區。老師的薪水也很高，不管是學藝術、學科學的、做勞工的，都一樣過得很好。如果在挪威，你告訴年輕人說，喜歡什麼就去做，他們真的是會去做些將來會享受的事，社會確實是這樣。台灣的家長就會說，「李教授，你講的這個在台灣是不一樣。」家長有這樣想法，是因為我們社會的現實是這樣。如果社會要改變的話，就要做到條條大路通羅馬，或者是行行出狀元，至少要把生活的保障做得比較好。我們老師們都說家長不好，家長一定說我們社會不公平。
在教改會時，大家也討論到，不要只用一次考試來評鑑學生。很多中學老師說，「我跟這些學生已經相處三年，難道我們不曉得哪一個學生適合做研究工作，哪個學生有很多藝術天分，難道我們不了解嗎？為什麼我們寫的推薦信不被採受？」現在大學有一個是推薦甄選入學方式，是我們建議的，多元化慢慢在走，只是還要走得更寬更好。
監察院調查報告
後來監察院要調查教育改革（二○○四年發布報告），他們問了以前所有的教育部長，或是那時候的行政院長，最後監察院說要調查我，要我到監察院，但我沒有去。錢復（1935-）當監察院院長的時候，他說監察院教育小組在調查教育改革有關的事，要我接受調查。那時候我說，「我是審議委員會的召集人，兩年之內寫了諮議報告書給行政院，就解散了。我們不是教育部的單位，也不是教育部本身或執行的人，我們只是把諮議報告書交給行政院，也沒有經過任何金錢的支付，不應該接受調查。」我說，「如果教育小組要來請教我有關教育的問題，歡迎他們到中央研究院來。」錢復說好，就回去了。過了一個多禮拜，他又來說，「我們的教育委員會非常堅持你去接受調查。」我說不。
後來我去找大法官王澤鑑（1938-），他是我們法律學研究所成立時設所諮詢委員會的召集人，很受尊敬。我去找他，說要我去接受調查，有沒有道理。他就說，「院長，你如果去的話，是一個憲政大笑話，絕對不能去。」監察委員調查一個諮議報告書，哪有這樣的道理。後來他們調查問了很多部長，寫了一本報告，他們也送一本給我看。
監察院的事，後來就不了了之。那時候政黨輪替，我支持陳水扁，國民黨裡面的人就排山倒海要打擊我，要毀滅李遠哲。他們去找中央研究院，看我有沒有什麼貪汙的把柄，都找不到。後來就有人提到教改，說教改是失敗的，要李遠哲負責，這樣說一定會打擊到我，到現在為止，二十幾年過去了還在講。九年一貫、建構式數學，這跟我們完全沒有關係的，我們也沒有要廣設高中大學。那時候我們檢討民間教改團體提議的廣設高中大學，覺得很多大學都是私立的，國家應該多投入經費，辦幾所好的國立大學，增加大學的容量，當時我們指的是國立的，跟後來的情況並不相同。。我們教育改革談到關鍵的事情，就是教育要鬆綁，不能夠控制，然後要把所有的學生帶上來，不能夠只關心前段班的學生，後段班的學生、放牛班的就不管，不能夠這樣子，要把所有的學生都培養上來。
從教改會思考到台灣的結構性問題
我們談教改會那兩年的歷史，但是如果要討論到整個教育的問題，我們就不能不討論目前社會的情況，這可能要花很多的時間去改變。譬如說幾年前翁啟惠當院長時，在院士季會裡說要討論教育，我跟翁院長說，我們常常討論到家長的觀念，很多學校的老師會責怪家長，家長就責怪社會。如果不把社會變得更公平，那教育的分化就跟財富分配不均一樣，一定沒辦法辦好的。所以我說先討論財稅劃分法，為什麼政府的預算是GDP的一三％，挪威是超過三○％，我們如果有人不納稅，很多企業有特殊的條例不納稅，只有領薪水的人納稅，這是不行的。中央研究院曾經組織一個財稅改革的小組，但是他們做了些改革的建議，總共的稅收還是在一三％左右，沒有大幅度的增加，還是改不來。台灣薪水很低，一個原因就是稅交的少，所以公教人員的薪水很低。整個結構性的問題，要不斷提出來改。
在二○○○年我提到我們的社會要向上提升或往下沉淪，就是希望看到政府的改變。當時希望改變的人非常廣泛，像張榮發和許文龍，他們都參加國政顧問團，支持陳水扁帶動改革，高鐵的殷琪他們也都參加。
要立法院修法，如果我們老百姓選出的國會議員，站在老百姓立場的話，就可以做得到，這是對整個社會有利的。但是我們現在的選舉花很多錢，往往是企業在後面支持，所以選出來的人都是為他們的企業講話的。
假如問說，「如果二○○○年大選，沒有選擇支持誰或不支持誰的話，教改的推動會不會比較容易一點，或者少一點批評？」用了兩年的時間交出教育改革諮議報告書，後來政黨輪替，有人用教改來打擊我，然後把教育搞亂，這是很不幸的事。但是我剛才也講到，教育改革是社會改革的一環，如果社會不改革，教育也是不會改革的。另外也可以說，教育不改革的話，社會也是很不容易改革的。所以還是面對同樣的問題，對社會的公平合理，這點我是會一直奮鬥的。如果民進黨執政之後，用了很多資源只為了保持政權，而不是真正為人民的福利，那也一樣是不對的。
參與教改會後看到的社會問題與思考
參與教改會，這一生有機會參與這件事，對我來說，是很有意義的。那時候我走遍台灣，更了解台灣，而且和很多人討論，對我的成長很有幫助，對整個教育界的互動也有幫助。
參與教改兩年之後，我有幾件感受很深的事。一個是社會的腐敗。那時候常常在鄉下走動，有人到韓國考察，他們說，「韓國是一百塊撥到村，他們就用一百塊。我們只能用五、六十塊，剩下的到哪裡去了？」就是層層的剝削，可能是立法委員、地方角頭拿掉了，到地方上只能有五○、六○％。所以教改這兩年看到了社會的腐敗，這個腐敗的現象，尤其在一九九九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後，我看到的真的是很多很多。另外一個是前面提到的，我也看到城鄉差距、貧富差距很大。
第三個看到的就是我們的家庭教育慢慢變得不理想。台灣輕工業開始發展，勞動人口開始移動之後，以前是農業社會的大家庭，變成大都會裡面的小家庭，問題很多。以前在農業社會裡面，小孩子長大，不只是父母親，大家庭裡面還有叔叔、阿姨等，都會帶你，你也可以帶領更小的孩子互相學習。到了小家庭，回到家裡沒有幾個人有兄弟姊妹，因此小家庭是非常有問題的。那個時候我們也談到家庭跟社區的關係，後來在教改會結束之後，就成立了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討論台灣以後的發展，社區如果不健全的話，家庭教育是會有問題的。
很多做城市研究的學者，像陳亮全，還有台大的城鄉所，都強調社區營造的重要性。原先社區營造已經有人認真在做，後來他們就成立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邀請我做理事長。我答應的一個原因，是因為我知道家庭教育在社會工業化之後慢慢出現問題，如果社區變成一個大家庭，才是比較理想的。當時出版的《新故鄉》雜誌，有很多理想可以在裡面看到。那時候希拉蕊（Hillary Clinton，1947-）也寫了一本書It Takes a Village，講教育要靠整個村莊合作，才能夠把一個人帶好，不只是靠一個家庭。她用的話是非洲部落的話，“It takes a village.” 不是有父母親就能把小孩子帶好。所以社區營造學會的成立，跟教改會是有關係的。教改會的時候，我跑了整個台灣，後來社區營造學會成立，開始推動不久就碰到九二一大地震。
我的辦公室原來有一個雕塑，現在不在這邊了。「台灣山豬不怕虎」，這是一位埔里的農民雕刻的。他五十歲就不種田了，每天就雕刻，雕出很多東西。我昨天把那隻山豬送回到埔里，那是埔里的黃炳松董事長送我的。我告訴黃董事長，我每次看到山豬，山豬好像在告訴我說，「我要回埔里。」今年是豬年，所以我昨天就把它帶到黃董事長那裡還給他。我在埔里認識很多人，地震之後，那些朋友的房子，很多二樓變成一樓，他們從樓上的窗口跑出來。牛耳石雕公園的黃董事長，是因為他弟弟黃炳煌是教改會的委員，我們才認識的。黃炳煌是埔里的人，他哥哥黃炳松在埔里，有個牛耳石雕公園。石雕公園的成立是因為雕塑家林淵（1913-1991），他的作品都收藏在那裡。那個時候，黃炳松的牛耳石雕公園，地震之後，沒有人來參觀，很多替他們工作的人都要離開，他們也沒地方去。黃炳松的夫人在那裡哭，她說，「李院長，你們要救我們。」很淒慘的。我記得那時候我跟我太太就借給他一百萬，這樣把人留住了，石雕公園就慢慢從地震恢復過來。一百萬對他們那時是很大的數目，她說沒看過這麼大筆的錢，到現在他們一直心存感謝。另外有一位說，「李院長，那時候我們在義賣碎布做的棉被套子，一件賣十萬塊錢，沒人買，是你替我們買走的。」在那裡流眼淚。那時候廖嘉展在那裡建埔里的紙教堂，他們在做桃米社區的營造，我也借給他們五十萬。後來他們五十萬、黃炳松的一百萬都陸陸續續還給我了。我給的時候，是沒想到會收回來的。現在紙教堂在桃米社區做得不錯。我昨天去那裡，非常高興，在很大的九重葛圍繞的庭院裡，風吹動九重葛，看花瓣飄飄地掉下來，在外面喝咖啡，很有一番風味。一大堆那時候參加社區營造工作的人朋友，以及地方上的人，都很高興我們又重聚在一起。
口述
李遠哲，一九三六年生，臺灣新竹人，臺灣大學學士，清華大學碩士，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博士，曾先後擔任勞倫斯放射實驗室和美國哈佛大學博士後研究員。一九六八年任教芝加哥大學化學系，一九七四年轉任母校柏克萊加州大學化學系教授暨勞倫斯柏克萊國家實驗室首席研究員。一九九四年回國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二〇〇六年十月卸任後，受聘為中央研究院原子與分子科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二〇〇八年當選國際科學理事會會長(Presid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cience) ，二〇一一年至二〇一四年出任會長並領導理事會實踐「促進國際科學合作，造福人類社會」之宗旨；並與卅一個國際學會會員和一二二個國家會員攜手推動人類社會永續發展相關工作。
主要研究領域包括化學動力學、反應動態學、分子束等。目前為中央研究院、美國藝術科學院、世界科學院、梵蒂岡宗座科學院等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瑞典皇家工程科學院、德國哥延根科學院等海外院士，日本科學院、匈牙利科學院、印度國家科學院、馬來西亞科學院等榮譽院士。榮獲的重要學術獎項包括一九八六年獲頒之諾貝爾化學獎，以及美國國家科學獎章、英國皇家化學學會法拉第獎、美國化學學會的哈里遜•豪獎、彼得•迪拜物理化學獎、美國能源部勞倫斯獎。除上述之外，還曾獲得其他多種榮譽，包括四十二所大學頒贈的榮譽博士學位（二〇一五年十二月止）。並獲法國政府頒贈之國家功勳勳位——大軍官勳章（French National Order of Merit, Grand Officer）等數國勳位。他也參與各種國際學術諮詢與社會服務工作，長期關心並致力於科學及教育發展、兩岸關係、全球急速減碳以遏制地球暖化等問題。
訪談
黃進興/中研院院士
李有成/曾任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特聘研究員兼所長
林易澄/中研院博後
書名：《返鄉記──李遠哲口述傳記》
作者：李遠哲
出版社：允晨
出版時間：2024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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