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上官乱
歪脑 02/19/2024
过去一个月发生的事，可能是前央视记者王志安永生难忘的经历之一。
一切源于他在2024台湾总统大选期间的争议言行。王志安从日本来到台湾后，就在自己的YouTube频道上事无巨细地报导大选。离开台湾的前一天，他上了自己唯一接受邀请的脱口秀访谈节目——《贺珑夜夜秀》，在节目中他批评民进党的造势活动像“作秀”，还不适当地模彷助选的身障不分区立委候选人，引起轩然大波，很快被台湾移民署以违反观光签证目的为由，禁止入境5年。虽然他事后发视频向身障人士道歉，但是他对反对者的回击和对台湾当局执法公正性的质疑并没有止息。当然，铺天盖地的讨伐声也没有止息，很快，他的公司和个人信息被“人肉”，并受到死亡威胁，他不得不搬家，躲进酒店，随后生病住院⋯⋯但同时，他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史无前例的抖内金额——大部分还来自台湾人以及并不赞成他观点但是同情他遭遇的华人，此时他谷底反弹。截止本文完稿，他的粉丝从报导大选时的118万涨到近125万。
有评论者认为，王志安就像一只鲶鱼，搅动了整个台湾本已在变动的政治板块，和大陆境外各种反对势力的既有格局，为早已半放弃和躺平的反体制力量注入了一剂猛药。
而几乎与此同时，台湾又发生了移民署遣返意图跳机台湾，然后到第三地寻求庇护的中国异议人士田永德等三人。看起来是巧合，又似乎是大势所趋。很多人不免将其和王志安事件结合起来，不由得感到灰心：原以为两岸同文同梦（追求民主），没想到终究渐行渐远。回溯台湾当局和中国海外异议者几十年的互动，似乎这早已不是新鲜事。但是经此之后，很多海外华人开始重新审视对台湾民主的期待。
一“禁”激起千层浪：外国人来台参加政治活动的“红线”到底在哪里？
王志安在一个月前踏上台湾的土地那一刻起，他就好像回到了无比熟悉的场景：在中文人群里做采访。在观光签证期限的14天时间里，他一共发布了50多条视频，采访对象涵盖各个年龄和身分，包括出租车司机、造势活动支持者、不同阵营的志工、在台港人。他遍尝各种口味街头小吃，也去吃台北市政府食堂，买了蔡英文形象公仔，还探访了三个政党的竞选总部。他和这次来台做大选报导的每一个外媒记者一样，不放过任何一个管窥台湾社会的细节。
【图略】王志安去当地诊所看病（截取自YouTube/王志安）
在这个过程中，网络上始终充斥两方面声音：一面来自他的支持者，认为他把新闻专业性和实事求是、言行合一的态度带到了鱼龙混杂的墙外舆论场；另一面则来自他的反对者，他们认定王志安是“大外宣”、“特务”、“间谍”，尽管王志安的影片大多都在批评中共，但是他偶尔的独断和去脉络化的论述，又让人怀疑他造成了“模糊中共邪恶本质”的客观结果。
对于他此次台湾系列报导，收到批评比较多的地方在于：很多采访还是带有先入为主的印象和预设答案的提问；喜欢去脉络化地理解台湾选举文化；把不具备样本意义的采访作为主要判断依据，轻率下结论等等⋯⋯尽管他似乎并没有明显的恶意，但这些表现都为他后来的“残疾人争议”埋下祸端。
在王志安活跃在各造势活动现场的同时，也有不少海外华人观选团光临台湾。其中，两岸信民协会组织的全球华人自媒体观选团，由数十位华人自媒体大V和学者构成，因为被媒体集中报导，而且去参观了总统府和立法院，并和立法院长游锡堃共进午餐，加上成员频繁上台湾政论节目，从而备受瞩目。就在数月前，法轮功团体内部出现争端，王志安对此进行了预设强烈立场的报道，导致双方互相讨伐，至今战火未停。而这个华人自媒体观选团中恰好有相当部分成员被认为有法轮功媒体背景，双方同在台湾时，依然在网上隔空交战。
在王志安被禁止入境之后，他的反对者们无不拍手称快，甚至觉得惩罚不够痛快和彻底。但是更多的声音开始为他打抱不平：一部分人认为王志安的行为谈不上歧视残疾人，倒像是因为批评民进党“作秀”而被“报复”；一部分人质疑其他观选团大V们上节目的合法性，认为台湾政府选择性执法；还有一部分人，原先严厉批评王志安的轻率狂慢，对台湾的民主化和选举文化非常无知，但是看到台湾祭出的惩罚和大众“痛打落水狗”的形势后，也开始担忧台湾此举会伤害这片土地的民主和言论自由，从而削弱海外华人对台湾的好感。更重要的是，大家普遍对于非黑即白的舆论习气十分厌倦：很多异议者习惯性给不同意见者扣“大外宣、特务、间谍”的帽子，不仅是王志安本人头顶多帽，甚至那些不拿王志安当敌人的网友也被扣帽子。所以，与其说很多人在支持王志安，不如说大家在一吐对意识形态斗争乱象的不满。
自从去年9月台湾开放了第三地大陆客观光签证以后，有不少热爱台湾的海外中国人来到台湾，期间也有一些接受过台湾自媒体和传统媒体的访问，大家似乎都没有觉得不妥。虽说自媒体大V们大多数是美加澳籍，不受大陆客观光签证的约束，但是他们上媒体接受采访到底合法吗？
在王志安公布的视频中，有网友电话移民署和劳动部，得到两个答案，一是大V们上节目不合法，二是因为王志安的案件是瞩目事件，由上级下达指令，所以执行得很快。
历史的重现？台湾与海外中国异议者的“爱恨纠葛”四十年
中国海外异见者派系众多，以民运圈来说，大家从1982年就和台湾政府多有互动，在民主中国阵线的现任主席秦晋的著作《我所经历的中国海外民运三十年》中，管窥这40年来双方的“爱恨纠葛”，就会发现今天的局面并不意外。
中国当代海外民运最早可以追溯到1982年王炳章在海外建立的中国民主团结联盟，简称民联。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后，大量运动参与者逃到海外，和高度声援天安门事件的海外留学生群体合作，形成了第二波民运力量。当时西方国家也对海外华人极具同情，给予了很多华人海外永久居留权。但是没过几年，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西方觉得共产主义的威胁不再严重如昔。老布什改变冷战策略，希望用“牛仔裤”和“麦当劳”改变中国，促进中国的自由化，因此逐渐抛弃了海外民运。
台湾则稍有不同。在王炳章成立民联之初，蒋经国出于反共需要，曾给海外民运很多经费支持。但是李登辉政府时期，台湾开始走本土化路线。李登辉不再有反攻大陆的诉求，而且还需要带领台湾走出大中国，对于支持中国民运无心也无力。
1998年12月，中国大陆公开镇压中国民主党组党行动。王炳章再度到台湾，向国、民两党力陈时机有利，呼吁台湾支持大陆民运。但是不久后，他却被李登辉政府禁止入境。据王炳章的陈述，是因为，台湾有人说：“我们不能用台湾纳税人的钱，来支援你们推翻贵国政府。”王炳章十分生气，称国民党中央来台时携带大量黄金，因此大陆人民向其要钱是天经地义的。这番话在台湾媒体引起轩然大波，王炳章随后被禁止入境。
王炳章后来撰文陈述：这是因为李登辉开始走“情报路线”，即用有限的金钱﹐将大陆民运人士变成“情报分析员”。以他为首的民运人士不愿配合，从此，中国民运和台湾当局彼此不再信任和合作。但据秦晋的记载，民运跟台湾当局也并非完全切断联系。后来，他还见过李登辉，大家依然坦承讨论过台湾和民运的前途。
到了陈水扁时期，一开始是直接斩断对海外民运仅有的经援，但是随着台湾在国际上处处被中国打压，他改变了想法。2003年，随着台湾民主基金会成立，陈水扁开始以民主基金会为桥梁，以海外民运为先锋，高举民主人权的旗帜，走向国际，突破被对岸封杀的外交空间。这一点在马英九时期依然延续着，2012年起，台湾民主基金会每年有小额支持中国民主论坛。2014年，台湾民主基金会就邀请民运参加九合一大选观选，由此，海外华人观选团逐渐成为一个传统。
2016年，蔡英文执政，2017年，川普开启中美对抗。海外民运开始认为，能对中国局势产生影响的最大力量，就是民主台湾。因此2017年在台湾举行的中国民主论坛，被看作是民运从欧美转向台湾的起点。海外异议者力量和台湾再次进入蜜月期，但是很快，大家就发现，台湾似乎并没有能力承担大家如此重大的期待。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在冷战时期，台湾当局因为要承担反共桥头堡的角色和“正统中国”的形象，对于很多因为政治的原因投奔台湾的大陆人，都一并视为“反共义士”，并给予政治庇护。但是随着中国迅速壮大，台湾不再想加剧两岸关系对立和紧张；其次，政党轮替后，台湾的国族诉求从大中国变成本土化，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寻找反共盟友。慢慢地，这些想奔投台湾的异议人士成为了台湾不可承受之重，其跳机后果充满不确定性。
2023年9月，湖南异议人士、60岁的陈思明从泰国经由台北桃园机场转机时，在台湾跳机寻求政治庇护。后来加拿大政府决定接收陈思明前往该国生活。此前在台湾跳机的异议人士刘兴联、颜伯钧（本名颜克芬）等人也获准前往加拿大。不过，2023年1月从厦门偷渡到金门，寻求前往美国政治庇护的肖育辉却没那么好运，至今仍然滞留在台湾。此外，来自大陆的异议人士龚与剑、留学生李家宝目前在台湾无合法公民身份，难以正常就业。
台湾至今未对如何处理难民问题进行立法，对此华人民主书院理事长曾建元说：“联合国难民公约定义的难民是指‘其他国家’，但（对台湾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不算‘其他国家’，（未对难民问题立法）以避免触碰到国家定位的争议点。”许多大陆人往往把台湾作为投奔西方民主国家的捷径，但忽略了台湾的特殊地位，和现今的优先诉求——台湾本土利益。另外，随着中美对抗之后，台湾的国际能见度提高，中国海外异议者的支持似乎变得没那么重要。
当然，台湾对海外华人异议者的疑虑也由来已久。王炳章就曾写到： 一九九六和一九九八年他访问台湾时﹐台湾独派朋友们不止一次地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假如﹐将来你们中国大陆民主人士掌握了政权，台湾宣布独立。你们会不会像中共一样用武力攻打台湾？”王回答：“将来，大陆民主了，按照我的意见，将实行中华民国宪法。大家在一个宪法下，成了一家人，共同选总统。哪里还有什么打不打的问题？”他的回答未必说服了独派，但这也意味着，其实在台湾本土派和海外华人异议者之间，并没有一以贯之的共同利益，也并没有完全的互相信任过。
知名媒体人范琪斐（她也参加过新民协会观选团在圆山饭店的欢迎晚宴）也在2月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了自己的调查：他们跟劳动部通了三次电话，得到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次，对方说免签来台的外籍人士，只要是在台湾有从事工作，就必须要帮他申请工作许可。第二次，承办人员搬出一个函释：非属带状谈话性节目，而是参与新闻访问或者是发表意见，这种属于临时性的、一次性的活动，因为“尚无影响国人就业机会”，所以不用申请工作许可。第三通电话，承办人员说“只要有工作事实的话，就要申请工作许可。”由此可见，大V们到底能否接受采访，就连官方也莫衷一是。她由此怀疑，王志安遭到区别性执法是因为他发表了批评民进党的言论，并对台湾的民主和言论自由空间表示不安。
在信民协会观选团的日程安排表上，则清楚地写着：1月14日，成员可以“自由参与自媒体节目录影”。这似乎意味着，主办方早确认了大V们接受自媒体采访的合法性。那么，为什么移民署和劳动部又有不同说法呢？其实，台湾移民部门禁止外国人入境参与政治活动并不是第一次，争议也不是第一次。
马英九政府时期，一名热爱台湾的日本青年田边宪司在2010年5月12号来台登上最高峰玉山，并高举“日本支持台湾独立建国”的标语，之后被禁止入台5年。当时台湾内政部回应，根据规定，在台持有居留证的外籍人士可以参加政治活动，但是田边宪司是以90天免签证入境观光的方式进入台湾，不能参加与入境目的不符合的政治活动。此事之后，有民进党立委痛批移民署，而移民署回应：如果要解套，只能修法。
蔡英文政府时期亦有类似事件。2016年10月，美籍华人曹长青因为持有免签上了政论节目，虽然没有被驱逐出境，但是仍然被视为违法，随后台北市劳动局对其罚了款，并补办了工作签证。
而在王志安被驱逐后没两天，又发生了一个插曲。1月30日，三名中国维权人士田永德、韦亚妮和儿子黄星星，自马来西亚吉隆坡飞抵台湾桃园机场，跳机寻求台湾政府准予紧急避难。此前，异议人士陈思明以同样方式，成功获得加拿大政府的庇护。不过这三人却没这么好运，24小时后的1日上午，三人已经被遣返回马来西亚。虽然这个节点上，三人的遭遇可能只是巧合，但是已经被很多人看作是王志安事件的外溢效应——那就是，对台湾民主抱有好感和期待的中国海外异见者，如今不一定会得到台湾的同情和帮助。“违法”上节目的红线不知道在哪里，台湾庇护异议者的线同样不知道在哪里。
两岸都进入了民族主义疲劳期 意识形态之争让位于“专业主义”
在这次事件中，很多人还发现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就是两岸都进入了民族主义的疲劳期。在中国大陆，由于经济陷入困境，民族主义热情开始退潮，前不久因为A股大跌，股民到美国大使馆微博“保护长颈鹿”的文章下公开批评中共政府，就是一例证。同样，在台湾，由于长期的政党恶斗，忽略内政问题，台湾的民族主义也进入短暂疲劳期，2024年大选结果就是一个体现：赖清德以史上倒数第二的得票率当选，民进党失去国会多数席次。在真切的现实生活面前，意识形态武器不再百试不爽。
所以，在支持王志安的声音里，有一些比较具备代表性，比如网友 “Double live”说，“同样为自由主义者的他（王志安）和民运的区别在于，王志安不搞宏大叙事和意识形态。”网友“东京温哥”甚至认为，王志安事件让反体制力量空前统一：“公开骂王局的人不少，默默支持他的人更多”，“‘夜夜秀事件’以后，王局的粉丝群体，已经从墙内外的理中客，扩大到了反支黑群体/中华民国派/改良派爱国者，甚至包括一大票立场不够坚定的粉红。TW（台湾）当局，亲手把王局打造成了，过去10年以来最大的‘统派’功臣。”
其实这个“统派”的总结过于武断，因为，这次为王志安鸣不平的人群中，还有很多台湾的独派和反对王志安观点的群体。很多人发现，把不同意见者打成“间谍、特务、大外宣”，并不能解决问题，也不能服众。
很多人把王志安在过去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对反共没兴趣”引申为王志安不反共，等同于是中共同路人。在秦晋的归纳中，海外的异议力量的光谱其实很广泛，包括民运、藏独、维吾尔人、台独、法轮功，加上现在的港独，大家的诉求都是不一样的。民运的诉求是推翻中共极权统治，实现中国民主化和自由化。而其他组织的首要诉求是达到自己族群的目标，中国是否民主转型并非一个充要条件。而还有一部分人，可以被归类为广义的异议人士，这些人喜欢坐而论道，用自己的言行促进自由、理性的讨论风气，但是并不积极在行动上促进革命或转型，而且不喜欢意识形态斗争，王志安算是其中一个。而且， 早期民运由于人员构成复杂，不安全感很重，但凡心中不悦的都给一顶“特务”的帽子，这在今天的异议者群体中，依然处处可见。
王志安有新闻记者的基本素质，但是看问题缺乏脉络化，这在他2月8日的视频“台湾，请走出孤岛意识”里也有体现。他批评台湾媒体的两极化，却没有追溯其形成原因，甚至倒因为果。但是在总结台湾孤岛意识的部分，却得到了很多人的认可。他表示，理解台湾长期以来被中共打压、威胁，而产生出的民族主义和过度的自我保护，以及对中国大中华意识的警惕和反感。但是，这种意识也同样造成了台湾普遍的保守意识和孤岛意识，以及媒体的分裂和故步自封，大家幻想只要台湾独善其身（只要“台独”而不反攻大陆），就可以安全自保。但是，台湾之所以被全世界同情和支持，正是因为大家认为它是华人之光，如果台湾切断与“华人”的联系，也不想承担“之光”的责任，只想以民主自由人权之名义接受全世界的支持，却不想担践行民主自由人权之责任，那么全世界又为何再支持台湾？这一点切中了很多台湾人和海外华人的痛点，很多人在评论中表示赞同。
最近，在台湾的谈话类节目员工告诉笔者：自从王志安事件之后，“上面”对外国人身分谈话嘉宾的资格查得相当严，哪怕是持居留证，无需再申请工作签证的台湾人配偶，也会被反复确认。
王志安事件虽然告一段落，但是在复杂的的历史脉络里，这件事带起的影响可能还很长。在国际政治的夹缝中，台湾人和海外华人异议群体虽分分合合，却也在庞大而封闭的中国之外，形成了难得的探索和讨论空间。如何在找到自身主体性的同时调整彼此的界限和期待，形成有意义的连接，仍是进行中的功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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