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操 丧钟为谁而鸣——读《中南海日记——中共两代王储的陨落》

（佚名）

       吴稼祥从1982年北京大学毕业到1989年因支持学潮系狱，在中共中央书记处做文秘，日常为最高领导人写讲话稿，曾参与十三大政治报告之起草。游曳于邓小平、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赵紫阳、胡启立、胡乔木、邓力群之间。这本书选取他1986 年 1 月25 日至 1987 年 8 月 18 日的日记，536个页码40多万字。昨天早晨7点50朋友发给我，在一天一夜24小时中，睡觉吃饭合计6小时，用18小时许读竟，至此，我长长嘘了一口气。

     呜呼哀哉，我的国——病态的国！(哭)岂能久乎(再哭)?

     这本书与毛泽东保健医生李志绥、林彪元帅四大金刚之一邱会作父子对话录、罗瑞卿大将的儿子罗宇回忆录、赵紫阳回忆录……，对照着读，就会对中南海运作机制，对中国人民为什么多灾多难有一个大致地了解：

    中南海就是上海滩——威虎山——风波亭，中国的政治中枢完完全全是一个恐怖阴森的江湖，遵循的是丛林法则。我一边读，一边一身一身地出汗。

     作者认为，毛泽东时期的中国是“疯人国”。整个国家全部疯狂，一无是处，一无所成，一无所言；

      邓小平时期的中国是“老人国”。邓小平与胡耀邦、赵紫阳是一派，陈云与邓力群、胡乔木是对峙的一派；李先念、薄一波、彭真、王震……这些白头翁，游弋于白头翁之间，见风使舵，左右逢源。邓小平像伊凡雷帝杀子一样，亲手溺死俩太子王储，预示着中国走向文明社会步履维艰。后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发展将会更加步履蹒跚，看不见任何希望。回归猫时代，不是大概率事件，而是历史的必然。

      其实，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西方舆论就认为，中国在进行一场毫无胜算的所谓“改革开放”。“改革”是利益重新分配，伤及既得利益集团，肯定遭遇强烈狙击，导致改革在最后一公里前功尽弃；“开放”是对异质文化的吸收，必定诱发国内左派，打着“马列主义”与“传统文化”两面旗帜左右出击，双拳打击，最后不得不把打开的国门，重新关上。

      失败，彻底失败，回到毛泽东时代，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这个逻辑也说明，猫时代中国为什么会发生文化大革命那样荒谬绝伦的事情的原因：太上皇总是不放心太子皇储，只要我没死，就得让你死。其他人，也想做太子皇储，会不断地制造机会，是太上皇与太子皇储之间产生不信任，一遍自己上位。王莽、胡太后、隋文帝、武则天、宋太祖、宋高宗、康熙大帝，有自己的孩子或近宗，尚且犹犹豫豫，优柔寡断，何况中国政府是“党缘”而非“血缘”，那么，“二把手”往往是中国最具有危险性的职业。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小心谨慎，战战兢兢。诚哉斯言呐。可是，一旦上位，就是“新权威”，而且必然要“关停并转”一批人，杀人树威。令人恐惧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上海复旦大学一个青年教师王沪宁，就提出中国改革开放，必须实行“新权威主义”，由最有一锤定音资质的人做最高负责人，翻过来说，到了最高位置的人，必须大权独揽，卧榻之侧，不容他人鼾睡。杀伐决断，令行禁止，来不得丝毫民主。德国的希特勒、意大利的墨索里尼、韩国的朴正熙、菲律宾的马科斯、新加坡的李光耀、台湾的两蒋父子，哪一个不是以“新权威主义”而强行把国家带入现代化行列的?

       作者在那个时候，就预见“王沪宁的新权威主义”将会实行于中国。可见，作者着实有两把刷子。

      作者认为，后邓小平时代的中国是“病人国”。因为这个国家好比一个人，平时没有防病体制，有了病，没有纠错机制，只能长期带病运转，直到把自己耗死。

       作者写到西方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什么在接班人问题上没有问题?是因为他们的制度设计是这样的：

       所有到最高位置的人，不能由你决定你的继任者，而且他们铁的认定，到最高位置的人都是恶人，哪怕是人世间第一恶人，只要你有本事，那就上位。可是，一旦到了最高位置，你就会发现，这个位置是只笼子，而且是铁笼子。钻笼子是你唯一的选择。你在笼子里面，只能做好事，不能做坏事，至于你以前那么能做坏事，俱往矣，且看今日。你不是有本事吗？一个国家就这么一个位置，你不是争夺去了吗？好，你就在呆在笼子里，以恶人身份好好地做好事吧。所以，即就是囚犯，也可以选举总统。如果选上，那就上位，任期结束，回牢房继续服刑。可是，在中国，必须把服服贴贴听我话，完完全全没有自己见解的道德楷模选拔出来，对现任皇帝来说，是最头疼的事情。对太子皇储来说，是最难熬的日子。

      我操，娘希匹；我操，娘希匹。

      作者在 1980 年代的經濟改革和政治改革中，最早從理論上和政策上提出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並因此被調入胡耀邦智囊班子工作；1989 年發表《新權威主義述評》，討論了中國的政治改革道路問題。“六四”時因支持天安門廣場的學生被迫辭職，被囚禁于秦城監獄 3 年。出獄后，作者總結改革派失敗教訓，著有《智慧算術─加減謀略論》一書。2000 年赴美，完成了思考多年的政治學著作：《頭對著牆─大國的民主化》，于 2001年在台湾出版。2002 年 2 月由明鏡出版社出版《角力十六大─未來中國控制權》。

      通过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一切大機構，不是為它的任務而存在，而是為了它的人員而存在。”诚哉斯言呐。中国有教育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大家知道不知道?各部门、各系统竟然都有“教育部(局)”，例如中共中央宣传部·教育局；中国人民银行·教育局；反过来，也一样：教育部里也有教育部·宣传局；中国人民银行·宣传局。

      所有机构，就像一堆螃蟹纠缠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剪不断，理还乱。不是事情需要，而是安排人员。本朝建立之初，为了安排人员，设立莫名其妙的部委，例如森林部外在设一个“森林工业部”，工业部下分设“第一工业部”“第二工业部”“第三工业部”、、、在商业部外再设“全国供销总社”，，，作者说，中国官员每年以100万的速度在增加，过几年就“精简”一次，每“精简”一次，呼啦就增加一次。可不是嘛，1950年全国干部800万，现在是8000万，增加7200万，实实在在每年增加100万。

      为什么这样?就是开头这句话：不是为事而设，而是为人而设。作者举了中央机关都是如此，地方机构，无不如此。中共中央有宣传部、统战部、农工部，，，那么，重重叠叠各级党委都设立。要做官的人太多咋办?设副职，一个部门有10个或以上副职司空见惯，还有什么协理员、调研员、督察员，除了司机，都是官。官员待遇好嘛。

       作者认为，邓小平是灵，陈云是魂，二位是神仙，针锋相对。神仙打架，小鬼受累；天下晃荡，百姓遭殃。胡耀邦、赵紫阳两个皇储被太上皇自己掐死，由不得他邓小平啊。陈云那边频频出招，攻击得太厉害了，只能舍太子保自己。作者日记只写到1988年8月18日，离次年4月的胡耀邦之死与6月六四运动，还有8-10个月，已经预见到胡耀邦、赵紫阳2人不得善终。保守派必定上台，文化大革命必定重来。除了对手攻击，太子皇储自己，想有所改变，有所作为，这也引起太上皇不悦：嘿，你翅膀硬了?想自己飞了?看我不收拾你。这也是太子皇储被废的原因之一。胡耀邦失宠于“乱讲话”插手经济；赵紫阳失宠于在香港发表与陆铿谈话，惹得邓小平大怒。

 

    140年前，严复就认为，英国文化必定大行于世界，因为英国社会生活的一切，都遵循程序，也就是法律。英国法律总是维护公平正义；康有为逛了一圈上海租界，大呼“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昔日夷狄视之”。可是，通过日记，我们可以看到，中南海至今没有“议事规则”“办公程序”，也就是没有“法度”。中南海的运转，完全靠计谋，背靠背地暗中运作，完全是用“潜规则”处理国家大事。扣帽子、打棍子、绕弯子、设绊子、挖陷阱、织罗网、投门子、站队伍，，，作者写到，胡耀邦是中国的良心，谋事不谋人。不拉关系，必定失败；赵紫阳是中国的头脑，既谋事也谋人。明明想走三权分立之路，偏偏高举四项基本原则。弄得好，两面可以通吃，弄不好，里外不是人；邓力群是中国的手段，心狠手辣，觊觎皇位，无所不用其极；王震是棍子，薄一波是子弹，李先念是滑头，胡启立模棱两可，王兆国没有能力，，，你心黑，我比你更心黑；你脸厚，我比你更脸厚。。。

     呜呼哀哉，这不是上海滩，胜似上海滩；不是威虎庭，胜似威虎庭；最后只能是风波亭。

      我操，娘希匹；我哭，大中华！

      作者写到：“在中國，反動是有利可圖的事情。”他说的“反动”就是所谓的“保守派”“老左倾”“毛分子”。就是在改革开放中，踩刹车、拉后腿。胡乔木写文章江郎才尽；邓力群算计人黔驴技穷。可是，牠俩上窜下跳，什么手段都有，捞足了利益。越坏越得利，我本非佳人，为何不去做贼?为什么不坏呢？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不坏，哪来利益?

     毛思想对中国人民，是挖心猛鬼，毁灭灵魂的存在，改革开放把毛不彻底否定，完全没有任何指望。可是，你能否定得了?所谓的改革开放保守派死死抱着牌位不松手，所谓激进派，也盯着这个牌位，背着身子倒回走，算是前进。都必须打太祖旗号才能否定太祖事业，否定得了吗？答案早已得出：失败，更大的失败。黄钟大吕，瓦釜雷鸣。只有山崩地裂，一切从头再来。作者简直是巫师，预计到了30多年后的今天和40-50年后的明天。我操，娘希匹；我哭，大中华。

     作者写到老百姓对未来不要过度憧憬，他借电影《芙蓉镇》主人公的话“活下去，像牲口一樣活下去。”读到这里，我泪水淙淙。因为，小说《芙蓉镇》差不多40年前，我趴在架子床的被窝就读过，后来拍成电影，我也看过。那时候，我就泪眼婆娑。俗话说得好：“没有丫鬟挨的好毬”。不管文化大革命，还是改革开放，老百姓只求活着，像狗一样活着。这是宿命。

     作者写到：“蘇聯一位經濟學家形容蘇聯的經濟改革走在胡同裡，只有這一條路，別無選擇。”其實，與這條胡同相連的還有一些死胡同，而這條大胡同的終端，則是私有制，只有私有制。但是，这对于在公有制下作威作福、为所欲为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在每一個路口指向終端的路牌上，都给你寫著“危險”“懸崖”“深淵”“萬劫不復之地”等等“提醒语”“指示灯”。“我們沿途一定要把所有的死胡同都走一遍，每走一條死胡同，就向所謂“墳墓”靠近一步。直到最後有一天，我們走通了，我們钻进的是自己的墳墓。”作者没有提到这位苏联经济学家是谁，笔者孤陋寡闻，也一无所知。

      不是戈尔巴乔夫葬送了苏联，而是苏联就是苏联人的坟墓。改革就是出埃及，奔向迦南，寻找蜜和牛奶流淌的地方。戈尔巴乔夫是摩西，不是叛徒。不改革就是坐等死亡，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坐等死亡。可是，他带领大家出埃及，他却渴死在奔向蜜和奶的路上。赫鲁晓夫是这样，胡耀邦、赵紫阳何尝不是这样。只有坚持守在埃及，反对奔向迦南的人，才在沙漠中吃蜜喝奶。

      中国有过戈尔巴乔夫，渴死在路上。现在，没有戈尔巴乔夫，没有摩西，所以，中国出不了埃及。坐等死亡吧！(哭)

      我操，娘希匹；我哭，大中华。

      作者写到：“人類沒有宗教，能不能活下去？”作者自己回答：“不能！”巴爾扎克說：“一個無神者的社會，很快就会创造一个人间神，宗教就出来了。人類的悲劇就是：少數人爲了自己绝对美好的生活而創造教條，多數人爲了实现这些教條，犠牲自己美好的生活。”作者认为，中国人没有固定的国家宗教，但存在百姓宗教。在过去还可以信仰自由，我喜欢什么就信仰什么。可是，现代中国，少数人创造对少数人自己当下有利的教条，用许愿的乌托邦愚弄人民“为了教条而牺牲美好生活”，这些人还打着一切为了人民幸福的旗号，用虚无缥缈的“未来”，换去你实实在在的“现在”。

       作者写到：“有一個百試不爽的定律：整天高叫社會主義優越性的人，一定是他自己的社會地位優越。”中国社会就是这样。在所谓社会主义做为“人上人”的人，成天喋喋不休地呐喊“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共产主义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物质极大丰富，应有尽有，无所不有”。这分明就是欺骗，可是，老百姓不能不相信。老百姓不能不失去幸福，不能不拥抱痛苦。老百姓到头来，还要对那些用几句乌托邦教条，换去自己幸福的人说感恩。世间最痛苦的人，往往说自己最幸福；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常常说自己没有生活压力。他们最懂得的是感恩。

      作者写到：“ 美國幽默作家羅伯特·本奇利說過，‘人人都很容易成爲自己最討厭的那種人’。”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中的中南海，所有人必将成为他自己“讨厌的人”，为什么？改革没有达到他想达到的目标。改革开放的失败，使他追悔莫及，他讨厌自己。

      天明好大一会儿了，我也该忙正经事了。老婆早就把饭煮好，再不下床，我就得挨骂，尽管我的“感想”才开了个头，却不得不就此打住。

       ……

       丧钟为谁而鸣?为人民吗，人民就是大地，大地不死。究竟丧钟为谁而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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