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夏念梓
原文刊载于歪脑 12/07/2023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台湾译为季辛吉）11月29日在美国康乃狄克州的家中离世，享年100岁。他的个人官网已上载悼词，称基辛格为“一名持久和平、稳定、繁荣和全球秩序时代的‘建筑师’”，且对从美国到欧洲和中国的几代人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战后的半个多世纪里，基辛格一直是国际政坛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是学者，亦是政治家，他是一名外交家，更是纵横捭阖的战略家。人们赞颂他是一个为美国利益重塑外交政策的终极现实派，却又谴责他为所谓的“国家利益”背弃美国传统的价值观。
这名百岁老人的一生充满着两极化的评价。在一些人看来，他是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曾在1973年盖洛普民意调查中被评为“美国最受钦佩的人”之一，但另一些人却视他为“战争犯”、践踏人权者，认为他应接受审判。
他效力过两届美国政府，为12任美国总统（超过美国迄今为止总统总数的四分之一）担任顾问，有人说他是忠实的爱国者，他的地缘政治战略卓见助力美国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确立、巩固全球领导地位。但也有人认为他是彻头彻尾的生意人、所设立的咨询公司有着最臭名昭着的客户名单，充当的是国际政治掮客的角色。
在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历史时刻，基辛格被喻为“打开中国大门”的关键人物。他被几代中国领导人盛赞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美中关系的“活化石”，但也被外界批评为“中国影响力的代理人”。以他为代表的对中外交路线被称为“知华派”或“拥抱熊猫派”，与之相对的则是趋向对中国采取强硬和遏制姿态的“鹰派”，或“屠龙派”；后者近几年逐渐占据上风，压制美对华外交延续数十年的“基辛格路线”。
无论如何，他从未停止过工作。哪怕在100岁高龄，基辛格仍活跃在世界舞台上。在2023年他离世之前，基辛格参加会议、出版书籍（他最后的著作是告诫人类社会警惕人工智慧的兴起），赴美国参议院委员会就朝鲜构成的核威胁作证，突访北京——显然是去为白宫带话，但却告诉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我作为中国的朋友而来”。
逃离纳粹 随家人移民美国
1923年出生于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基辛格，在纳粹反犹气氛下长大。一直到他15岁，基辛格才随家人举家逃离纳粹德国，于1938年来到美国。
作为德国犹太裔移民，基辛格抵达美国时已近成年，说英语带有浓厚的巴伐利亚口音。为帮补家计，他白天工作，晚上上夜校。成年后，他应召入伍，并在美国陆军服役三年，赴欧洲击退纳粹，因会说德语而加入反情报兵团（Counter Intelligence Corps）服役。
战后，基辛格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之后留校教授国际关系。他因主张在常规战争中可有限度地使用核武器而受到关注。1969年，时任美国总统尼克松（Richard Nixon，台译尼克森）任命他为国家安全顾问。1973年，深受尼克松信赖的基辛格担任国务卿，创下美国政坛“一人双职”的历史纪录，令他即是外交政策的制定者，也是执行者。
水门事件后，尼克森被迫下台，但继任的福特仍保留了基辛格国务卿的位子，不久后福特在1976年总统大选输给卡特，基辛格因此卸任，转而成立基金会及顾问公司继续活跃于国际政治舞台。
统领白宫 施展外交才能
尼克松政府时期，美国身陷越战泥淖，国内反战气氛高涨。与此同时，美苏在冷战阴影下持续对抗，从亚太、中东、非洲，到中南美洲，处处可见代理人战争，宗教与种族冲突亦不时爆发。
基辛格统领白宫后，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挥了巨大影响力。最重要的当属“低荡”（Détente）政策。由于美苏双方都面临军备竞赛和军费开支带来的巨大经济影响，加上苏联与中国交恶，华府与莫斯科都有强烈的动机缓和局势，讨论军控问题。在基辛格安排下，尼克松和勃列日涅夫破冰相见，成为铁幕降下后首次会面的美苏领袖，两人更三度互访促进关系。美苏随后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系列军控和核不扩散协议。美苏关系和缓，避免了两强擦枪走火，保证了一定程度上的和平和全球安全。
在那一个运筹帷幄、纵横捭阖的年代，基辛格频繁到访中东，开创了着名的“穿梭外交”（shuttle diplomacy）。他自夸：“下周不可能发生危机，我的行程都已经排满了。 ”那是一个单凭个人之力就能扭转大局、改变世界历史轨迹的年代。在基辛格的斡旋下，1973年以色列与诸邻国的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即第四次中东战争）得以结束。
1977年1月，基辛格卸任国务卿时发表告别演说，他将自己八年白宫生涯的个人成就，归功于美国这一个能实现梦想的国度。从犹太移民到美国国务卿，这真是美国梦的样板戏。他说：“身为一个美国人意味着什么？ 我想，这是一个人人可以昂首挺胸过街的国家。
告别公职 遭遇恶评如潮
2015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会议上，反战组织示威者要求逮捕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 （ REUTERS / Gary Cameron ）
基辛格在华府八年公职生涯在他卸任后遭进一步披露和解密。不少外交决策背后的操弄被剥离精英政治的光环，曝光于公众的视野中。
其中最大的负资产，当属尼克松政府在越南战场上为打击北越共产党的活动，对当时保持中立的柬埔寨进行秘密轰炸，以图削弱北越共产党的供给。
1969年起，基辛格帮助制定并负责执行了这项被称为“菜单行动”（Operation Menu）的计划，用早餐、午餐、晚餐、零食、甜点等来指代各个袭击目标和行动项目。根据五角大楼的一份报告，1969至1970年间，基辛格批准了对柬埔寨的3875次轰炸，并对公众和国会隐瞒了这项缺乏正当性的行动。
这一行动造成了至少5万名平民死亡，更催化了残暴的红色高棉（Khmer Rouge）在金边掌权，为更惨重的人道灾难埋下伏笔。
1973年美国与越南达成停火协议，基辛格同年因此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决定遭到了和平活动人士的猛烈抨击，更有两名诺奖委员会成员愤而退出。基辛格最后“怀着谦卑之心”接受了这一奖项，并将奖金捐献给冲突中阵亡的美军亲属。两年后，当北越共产党军队推翻南越时，他试图将奖金退还。
除此之外，基辛格还被抨击支持智利军方发动军事政变阻止左翼候选人阿言德（Salvador Allende）上台。皮诺契特（Augusto Pinochet）军政府夺取政权后，对智利实行了长达数十年的独裁统治。
同一时期，基辛格还默许当时美国的盟友——时任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Agha Muhammad Yahya Khan）在孟加拉镇压独立运动、进行导致数十万人死亡的种族屠杀；以及在福特总统在位时期，支持了印尼前总统苏哈托（Suharto）入侵东帝汶（East Timor）的行动。
2001年，英裔美国记者希钦斯（Christopher Hitchens）出版著作《亨利·基辛格的审判》(The Trial of Henry Kissinger)，认为基辛格应就“战争罪”接受审判。而当年基辛格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时，美国音乐和作曲家汤姆·莱勒（Tom Lehrer）就直言：“政治讽刺已经过时了。”基辛格和尼克松政府这一系列负资产不但遭自由世界的左派及自由派人士大加鞭笞和唾弃，更被国际社会斥为“伪善”和“霸权”。
美中关系的“超级开路人”
今年7月，刚过百岁生日的基辛格再次访华，恰好是他第100次到访中国，受到了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高规格接待，远超前后脚访华的美国气候特使克里、财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的礼遇。
基辛格是中国领导人梦寐以求的美中关系超级开路人。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0月出席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为其颁奖的晚宴。 席间他不忘重提，“ 我相信美中之间的和平与合作至关重要，符合两国自身利益、符合世界的利益。”难怪驻美大使谢锋要说基辛格“永远活在中国人民的心中”。
1971年，基辛格两次出访北京，在冷战的铁幕下主动寻求与中国修好，期望将外交压力释放到苏联身上，由此开启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进程。1972年，尼克松历史性访华，美中结束了23年的外交孤立和敌对状态。1979年，两国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
而基辛格代表尼克松政府释出的第一个筹码就是“台湾问题”，华盛顿最终同意承认“一个中国”，台湾因此失去了联合国席位，美国亦至此开启了近半个世纪的“战略性模糊”：华盛顿承认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但同时承诺会在台湾受到攻击时给予军事支持。
美中关系正常化后，基辛格多次支持对中国的技术输入，包括提供北京最先进的科研成果（超级计算机）和军事武器（罗罗动力喷气发动机）。哪怕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基辛格也未失去对邓小平等中国领导层的信心，游说美国政府不要放弃与北京接触。
在基辛格88岁出版的《论中国》（On China）一书里，他分析并梳理了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交史，以及中共建立政权之后外交战略特点，记录了他与毛泽东、邓小平等几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历程。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基辛格赞赏老布什总统的作法，认为他比克林顿总统更为“明智”，“熟练而又优雅”地行走在“钢丝”上，一方面在天安门事件后通过制裁惩罚中国，同时又通过私人信函并派特使表达歉意，“合理平衡战略重点”，克服了“美国传教与务实两路径之间的历史矛盾”。
正因有基辛格和老布什、以后的克林顿这样的美国政客，中国才能在1989年后逐步走出西方世界的制裁，甚至被允许进入世贸，成为世界工厂，从而开启发展的“黄金十年”。在基辛格为首的“知华派”心中，将中国扯入国际社会，而不是“孤立”、“封锁”，才能运用自己的那一套游戏规则，控制政治议程和事态发展。
亲中路线被批为“中国影响力代理人”
今年5月，基辛格在百岁生日前接受《经济学人》八个小时的采访，他先是抱怨“有中国经验的官员都被美国国务院淘汰了”，再指责华盛顿对中国的严重误判。基辛格认为，中国不想要统治世界，只是‘想要强大”，“对中国来说，最大的恐惧是国内动荡”。而中国的儒家思想，“影响着他们不会像纳粹那般发动战争，比起战争，中国人想要的是尊重”。他最后奉劝政界后辈，要给中国“尊重”；可能就像他当初以“一中”原则为筹码，弃台保中一样吧。
基辛格的“亲中路线”在近十年来，不断被持相反意见的人拿出来批评。特别是他以自己的名字成立商业咨询公司，为国际大公司提供政治风险咨询，也被批评靠中国生意赚钱，甚至被指责为“中国影响力的代理人”。
前驻华记者记者石宇（Isaac Stone Fish）在2022年写了《美国第二：美国精英们是如何让中国强大的？ 》(America Second: How America's Elites Are Making China Stronger)一书，直接把基辛格冠为“中国影响力的代理人”（An agent for Chinese influence），认为基辛格是“那个不断倡导与中国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最重要的美国人”，并质疑他这样做是为了迎合中国、基辛格协会以及基辛格自己的利益。
不过基辛格在对中方面从未因利益冲突陷入重大丑闻。尽管美中商业交往中，有他频繁出现的身影。
较少人知道的是，基辛格早在美中建交初期，就已经预测到中国会在未来成为新兴的大国。这位百岁老人并非盲目地看不到中国崛起所带来的现实。 他在今年2月的一次演讲中明确指出：“在亚洲，中国作为‘中央王国’的野心构成了对美国建立的世界秩序的挑战。”2007年到访北京时他说： “我们无法阻止它（中国崛起），也不应该阻止它。”
在基辛格看来，中国的崛起并不代表美国无法抑制一个新兴霸权，并保持国际政治体系的平衡。一个合理的中国政策应该是“斗”与“和”的兼收并蓄，就像老布什的“优雅走钢丝”，或者用北京的话来说就是“和而不同、斗而不破”。
也是因此，在中国问题上，基辛格有着几乎盲目的自信，认定靠自己的那一套，美国有政治空间、能凭借外交手腕和政治操弄与共产政权和独裁者打交道，正如同他在苏联、智利、越南所做的那样。这完全是从他个人的经验出发，基辛格善于、更乐于与中国的政治强人打交道，明白如何运用权力获得更多的权力。
无情的现实主义政治外交
在他重塑和影响美国外交机器运作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基辛格一直被同僚、反对者和外界反复强调为一个“现实派”、“务实派”。
在基辛格的国际政治哲学里充满着粗暴和直接的现实主义（Realism）。他笃信欧洲外交传统，推崇黎希留（Duc de Richelieu）、梅特涅 （Metternich）、俾斯麦等保守派元老。他相信国际政治是一场权力斗争（Power Struggle)，而和平的缔结需要实现权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
一个建基于强权、对抗和制约基础上的国际政治，不需要也没有空间留给道德和价值观。道德主义成为了无谓的幻想，基辛格因此认为：“一个在外交政策上要求道德完美的国家，将会既得不到完美，也得不到安全。”
国家利益应置于道德之上，那么为了实现均势，就需要考虑到各方的利益，但不一定要考虑那些无权者的利益。因此，势弱言轻的一方是可以被牺牲的——他也是这样做的。
在《重建的世界：梅特涅、卡斯尔雷与和平问题1812-1822》一书中，基辛格说：“衡量外交政策制定者的标准是，他们是否能敏锐地觉察国际体系中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变化，然后令这些变化对本国有利。 批评者指出，在这种外交政策模式中，政治价值——民主、人权等——没有任何作用。”
这种无情的、缺乏道德主义的实用主义在他施政、甚至是为人处事中，都能体现。1973年，基辛格凭借穿梭外交为中东地区带来了和平。根据尼克松在白宫的秘密监听系统的记录，当时任以色列总理梅尔夫人（Golda Meir，台译梅厄）衷心感谢尼克松和基辛格善待她的国家后，尼克松和基辛格在她离开后的会谈中却表明没有打算向苏联施压，让那里的犹太人可在以色列过上新生活。
“让犹太人从苏联移民不是美国的外交政策目标，”基辛格说，“而如果他们在苏联把犹太人关进毒气室，也不是美国关心的问题。它或许是个人道主义问题。”要知道，基辛格的家庭就是为了逃离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才举家迁居美国。
与他共事过的福特总统称基辛格为“超级国务卿”，并指出他的易怒和自信，或许可被解读为偏执和自负。 福特说：“在亨利（基辛格）的心里，他从来没有犯过错。”
慕强、精英政治和犬儒主义
不得不说，基辛格有迁就独裁者的往绩，更是强人政治的信徒。不论是智利的军头、埃及的独裁者，或者如今俄罗斯的普京。2022年，基辛格曾发言指乌克兰应该以土地换和平，向俄罗斯让出克里米亚和乌东地区，以避免核战争的爆发。
若从心理学的角度为他辩护，有人认为目睹德国纳粹如何透过民主制度掌权的基辛格，可能因此产生了对民主制度的怀疑。而他一生的努力，都在试图证明精英政治比单纯的民主制度更有优越性。在他看来，强大的领导人需要做出艰难的选择，来防止更坏情况的发生。
因此，基辛格创造且化身为了一个复杂的外交决策和国安权力机制的有机体，以作出缺乏公众支持但却符合国家利益的战略性选择。在这里，他青睐通过“秘密管道”与政治强人以及菁英直接对话，并做出必要的牺牲，不论是身处白宫还是他自己开的谘询公司。
然而，国家利益在基辛格或追随者的心中，却不是恒定的。此刻抵挡共产主义国家在南美洲的扩张是为了国家利益，但彼时与共产主义中国结盟也是为了国家利益，甚至为了通过巴基斯坦向中国和苏联传话，而放任巴国对孟加拉的血腥镇压，也是为了国家利益。这些外交决策的背后，也隐含着为达目的而不惜一切手段的冷血，甚至是默认“强权即是真理”的犬儒主义。
半个世纪过后，基辛格所留下的政治遗产开始浮现出它深远的影响力。在对华政策上，“基辛格路线”成就了中国跃升为当今美国地缘政治一大挑战，而台湾地位至今仍然悬而未决，同样也是拜基辛格所赐。
在他离世后，国际关系舞台会不会再出现第二个“基辛格”呢？
只要还有人相信“非常时期要有非常手段”、或是“一部分人的牺牲能换来更大的成就”，默认“国际政治中道德的最高形式就是本国利益”，那么政府和掌权者仍会想法设法绕过民众的意见和监督，以损害普世价值和道义为代价，来换取当下利益的最大化。
只要国际社会还有国家不遵循国际外交准测，走双边谈判和协商的路径，基辛格这样的代话人就有市场，毕竟他为民主政治服务，也与独裁者做交易。就像基辛格本人所说：“政治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对邪恶的控制，而是对道德正义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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