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刚
来源：人神共奋（ID：tongyipaocha）
上海两大租界：百年前的一场“大政府”与“小政府”的制度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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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租界
1848年，法国首任领事敏体尼把法国领事馆安置在上海老城厢和英租界之间的一所教堂里。随后，他以法国商人要求买地建房子为由，提出设立法国租界的要求。
上海道台宫慕久并不觉得这是个什么大事儿，但为了少惹麻烦，还是建议敏体尼把法国领事馆建到英国租界。这位法国外交官顿时感到羞辱：“我堂堂法兰西外交官，你居然让我买属于英国的土地？”
麻烦既然躲不开，那就只有用老办法了。宫慕久将上海老城和洋泾浜之间近千亩的土地划成了法国租界。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妥，按清政府的政策，既然赶不走这帮蛮子，理也讲不通，不如划一块地方，让他们自我管理。
而且，租界的意思是允许你住下来，但这些地方现在只有一些破草屋，其余都是有主人的农田，你怎么活下去，我就不管了。
今天被认为是丧权辱国的“治外法权”，在当时看来，仅仅是一种传统的、针对蛮夷的“羁縻”政策。
从此，上海有了两个一南一北两个比邻的租界。从地域经济的角度看，两个比邻的城市相互之间，必然既有竞争，又有合作，这两个租界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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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政府”与“小政府”的理念之争
年代剧里的“老上海”其实有两种：
一种是南京路上的老字号，外滩的银行大楼，代表了原英租界的风貌；
另一种是武康路、思南路上的老洋房、一大会址、复兴公园、瑞金宾馆，则是法租界给我们留下的回忆。
即使是初来上海的游客，也能一眼分辨出其中的差异，这种差异正是因为两者选择了不同发展道路所致。
首先是这两个租界与本国政府的关系。
1863年，英、美租界合并成公共租界。很多人可能要问，为什么这也可以合并？这归哪国管呢？英女王和美国总统谁说了算？
答案是“谁说了都不算”。按照《上海英美租地章程》的城市宪章，公共租界是各国商人的自治领地，其权力属于纳税人会议，由其投票选举出七名董事，组成“工部局”，这就是租界的“政府”。而英国的领事只有司法裁判权，不得干涉“工部局”的决定。
“自治”是公共租界的灵魂，租界有自己的税收，“工部局”除了搞城市建设之外，大部分职责都是维护治安。
英政府并不反对这种“自治”，当商人们想扩大利益，希望通过英国领事、国会向清政府施压时，英政府又反过拿“自治”堵他们的嘴：
“在华英商应该自强自立，要懂得依靠自己的力量。一旦放弃了这种态度，过多地依靠国家帮助，他们就不再是企业家；事实上可以说，他们就不再是英国人。”
历史课本中对于租界的描述，其实更近似于“法租界”，这里更像是一块由法国政府管辖的“殖民地”，甚至还能得到政府的财政拨款。
虽然法租界也有纳税人选举产生的“公董局”，但法国领事有权解散公董局。
（公董局总董官邸）
为什么法租界的“自治倾向”并不强烈呢？首先是法国商人太少，法国租界成立之后几年，竟然没有一个商人买地。后来也只能依靠“烟馆、妓院、赌场”的三大支柱产业。产业少，税收就少，怎么自治啊？
其次，法国人一向有“大政府”的倾向，相信依靠国家实现人的权利与社会价值，所以非常乐于在海外开一块“制度实验田”。
正是因为法租界保留了“法国大革命理念”，后来成为清末革命党人搞暗杀的大本营，也是黄金荣、杜月笙等青帮势力的基地，中共一大在法租界召开，“孤岛时期”的抗日份子子也在大多在法租界活动。
（中共一大会址）
可以说，商人是公共租界的灵魂，所以成为上海工商业摇篮，而法租界的核心是政客、官僚、传教士，所以成为上海的高档住宅区、革命策源地。
一边是寡头商人统治下的“小政府”倾向的自由资本主义，另一边是技术官僚控制中的“大政府”倾向的国家资本主义。
两种制度，本可以各自发展，怎奈它们靠得太近了，往来也不需要任何签证护照，法租界晚上开了一盏路灯，公共租界第二天就会有人用脚投票。
竞争便不可避免，你说你的制度好，我说我的制度好，那咱们就来比比，其中最重要的指标就是人——谁能留得住纳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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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英租界是商业中心，
法租界成了高尚住宅区？
1862年公共租界实现了煤气灯照明，1882年通电，1883年通水，但建设费用都是由道路两旁的业主承担。
一个由企业家主导的公共租界，市政基础建设也由私人投资，目的就不是为了造福大众，而纯粹是满足上流社会的生活品质。比如，英商上海自来水公司，仅仅把水管通向买得起的顾客家中。
用的人少，导致价格极其昂贵，只有极少数富商才能享用。
与此鲜明对照的是它的“法国邻居”。同样以供水为例，法租界是向英商买水，自建公共供水系统，免费向全体居民供水——包括中国居民在内。
上海公济医院（第一人民医院前身）本是由天主教在法租界创办，公董局资助，后来迁到了公共租界。没想到，工部局一开始却拒绝承担这家医院的费用。
（上海公济医院）
其实，法租界比公共租界“穷”多了，但有限的税收中还是挤出一大块用于公共服务，这就是“大政府”的好处。
这既是管理理念的差异，也是竞争的需要。租界的财政来源是税收，而税收不但要有企业，还要能留得住人。缺乏企业法租界自然要建立自己的优势。
法租界与公共租界几乎同步搞“现代化建设”，而且更注重“创建文明卫生城市”工作，改造沿河堤岸，建了大量的公园绿地。当公共租界的公园还禁止华人游玩时，法租界公园很早就采取了全民共享的开放政策。
（法式园林风格的复兴公园旧照）
公共租界的繁荣提供了大量赚钱的机会，法租界的优美环境又吸引了有钱人在此置业，成了高档居住区。直到今天，上海最贵的房子不在陆家嘴，而是原法租界的花园洋房。到了20世纪，法租界的人口密度已超过了公共租界。
法租界的竞争压力，使得公共租界的工部局不得不越来越像个政府了，“财政支出”也从以“治安”为主，发展到“市政建设”占大头。
因为租界人口绝大部分为中国人，“服务型政府”就意味着要为中国人提供服务，所以，促使洋人改变态度的，是中国人的税收开始超过外国人。
4
中国居民成为竞争的焦点
如果政府是一门生意，它的产品就是公共服务，很明显，纳税人就是它的客户。
城市之间的竞争，首要的目标就是人——穷人带来劳动力，富人带来产业、带来税收，带来消费，人和人的关系又创造新的文化，使之更有魅力。
两个租界之间竞争的，正是他们当年想赶走的中国人。
最初，租界当局并不关心居住在这里的上海本地人，因为他们既没有消费力，又没有足够的产业容纳这些劳动力。他们就好像住在本国的“外国人”。但太平天国运动改变了这一切。
为了逃避战火，江浙一带的地主富豪、卸任官员纷纷来到了上海，其中一部分人在租界置业，举家定居了下来。这些人的社会影响力，使得租界当局不得不正视中国人的存在。
（永安公司创始人与其家庭成员在上海的私人花园里）
首先是纳税比例发生了变化，到了1890年，来自中国人税收超过了50%。
纳了税，就有权享受公共服务，这个道理，走到哪儿都不会输。税收的暴涨也使得工部局被迫改善租界内中国人的居住条件，创办接收中国人的公立学校、收治中国人的公立医院。
1900年，工部局总董F．Anderson在纳税人会议上表示：要“公正和均衡”， “要像对待我们自己那样对待中国人”。
而隔壁的法租界则走得更远，1914年，两位中国士绅代表进入公董局，担任咨询董事——虽然只是一个象征的职位。
在中国的土地上，听到这样的话、这样的事，是不是有点讽刺呢？但中国人之所以愿意留在租界做“二等公民”，也确实也是因为这里的生活条件好于“华界”。
当然，“华界”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
5
两种理念对华界的影响
提到自治的传统，中国人并不陌生。清政府的正式官员最低就到县，乡镇一级完全靠“乡绅自治”。同样，各行各业在上海“讨生活”的人也拥有各自的同乡会馆和行业公所。
过去这些传统社团的作用主要是互相提供帮助，但在目睹租界事务的新式管理方法之后，这些传统团队也在往服务型组织的方向转型，开始修路、修路灯、建学校、医院、组织治安警察、救火队、清洁队……
上海地方政府起初是习惯性地把这些事务交给民间社团处理，设立了负责协调经济的商务局，和负责修路的马路工程局。
但时间一长，这两个机构也学到英国人的那一套，“自治”色彩越来越浓，前者被宁波会馆的富商所主导，后者则被江苏的企业家所控制。
而法租界的“大政府”的管理模式，则得到了知识界的推崇，因为它看起来很像是儒家的“贤人政治”。
（教会学校的中国学生）
当然，中国人并不甘心在自己的国土，只当一个“学生”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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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何处不知上海
经济体之间竞争的诸多要素中，物产、地理、政策、人口、经济发展、这些都是浮云，归根到底是制度之争。
清政府设立“租界”的初衷是想把洋人“圈”起来，但他们不知道，洋人带来的，是一种先进的管理制度，对人有着先天的吸引力。租界很快就超越了曾经繁荣的上海老城厢，吸引了广东、江浙一带的人才与资金。
幸亏中国人有一项无人可比的天赋——学习。
1909年，“华界”长期积蓄的改革愿望终于得到释放，在总工程局的基础上，新的市政机构“上海城自治公所”诞生了，60名董事会成员经由纳税人会议选举产生。公所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建立一支800人的巡警队伍和一个法庭，以及拥有独立司法权的法官。
事实上，“自治公所”也是一个民族色彩很强的组织，它成立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与租界当局竞争，希望介入更多市政工程，以阻止租界不断扩张的势头。
这些最具眼光的中国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牢固的信念：只有向西方学习，才能战胜西方。
学习的内容，当然也包括现代城市建设与服务理念。
至于学谁，不重要。环境提供选择，文化决定导向。没有完美的制度，能吸引人来就是硬道理。在这个不大的“制度实验场”里，“吸引富商银行家的制度”和“盛产流氓与革命家的制度”，最终都走向了能发挥自己最大地缘优势的定位上。
1893年11月17日，在庆祝上海开埠50周年的庆典上，出现了一幅标语：“世界何处不知上海？”
是年，上海人口近100万，到了1941年上海沦陷前夕，增长至390万，真正成为最有吸引力的远东第一大城市。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法国人白吉尔所著《上海史：走向现代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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