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序（余英时）

 余英时

《费正清论中国：中国新史》是费正清生平最后的一部著作。一九九一年九月十二日上午他亲自将这部书的原稿送到哈佛大学出版社，下午他的心脏病复作，两天后便逝世了。

从五○年代开始，费正清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取得了领导的地位。关于这一方面，我已在〈费正清的中国研究〉（收在傅伟勋、周阳山主编的《西方汉学家论中国》一书，正中书局，民国八十二年）一文中有较详细的分析，读者可以参阅。在这篇短序中，我祇准备略谈费氏晚年写此书的背景，以为中译本读者之一助。

费氏的史学专业限于中国近代史的对外关系方面；他在哈佛大学的教学工作也以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史为断。那么他为什么在垂暮之年集中精力写出了一部新的中国通史呢?这里必须指出，早在三十多年前，他已与日本史权威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 ）合写了一部两厚册的东亚文明史——伟大传统与现代转变。其中有关中国的部分后来又单独合为单行本。这是他们在哈佛本科每年合教东亚文明概论一课的结晶。这是一部有深度而且流行很久的教科书，但是其中古代至唐宋各章是由赖世和执笔的，费正清则负责明清以下的近代和现代部分。这一背景大概也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契机。

其次，费正清的专业虽是中国近代、现代史，但是他一向承认中国文化不但连续不断而且自成一独立系统；如果不对中国的传统有所认识，便不能清理它的现代变迁。因此他对近代以前的中国史确有求了解的意愿。

最后，这部书是他接受哈佛大学出版社的邀请而撰写的，按其时间，则正在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天安门屠杀之后。「六四」对于整个西方，特别是美国，是一幕惊心动魄的悲剧，几乎在一夜之间动摇了他们对于中国大陆的认识，美国人一向信任专家，他们对中共政权的理解是通过中国研究者的解释而得来的。一般而言，美国的中国研究者解释中共的兴起与发展都或多或少带上一层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色彩。天安门前的枪声彻底惊破了这种理想和浪漫，一般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因此而有重新认识中国历史和文化的要求。出版社约请费正清撰写新史便适应这一要求而起。

「六四」屠杀对于美国的中国研究者原是一当头棒喝。不少以前相当同情中共政权的人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暴政的谴责者和人权的维护者，费正清也不例外。他的书名叫做「新史」，这个「新」字恐怕在潜意识中含有「觉今是而昨非」的意思，特别是有关中共政权的历史论断。我曾指出，他以前把中共的兴起定性为「不可能被压制的」一种「革命运动」，因为它体现了「农民解放和五四以来所楬橥的民主和科学种种理想」（见他在一九八二年出版的回忆录：《Chinabound．A Fifty -HearMemoir 》，页二八六）。但在这本《新史》中，他已把中共政权看作是专制王朝的现代翻版了。他也承认，如果不是日本的侵略，南京政府也可能逐渐导使中国现代化，而中共的兴起也并不是「不可能被压制的」了（见本书英文原本，页三一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根本的改变。以前他对中共的一切倒行逆施及其所导致的灾难都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例如他在一九八三年《美国与中国》第四版修订本中，对于「大跃进」的三年（一九五八～一九六○）灾害，祇说：「营养不良广泛流行，也有些饿死的人。」（页四一四）但在《新史》中，他有专章（第十九章）讨论「大跃进」，而且开宗明义即说：「由于中国共产党所强行的政策，在一九五八～一九六○年，两千万到三千万人民死于营养不良与饥饿。」（页三八六）这也是「觉今是而昨非」的一个显例。最有趣的是他公开表白过去为中国讳饰的心理。他说，西方汉学家有一种职业病，大概出于「第二爱国」或「爱中国」的心理，即不肯暴露他们所研究的对象的坏处。他特别在附注中加上一条「夫子自道」：我在一九七二年十月号《外交季刊》（《Foreign A ffairs 》）的一篇文章中竟说：「毛泽东的革命」对于中国人民而言，是数百年来仅此一见的「最好的事」（页一七六）。这样公开的自责，确表现了学人的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