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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罗基 |
【郭罗基（1932年- ），江苏无锡人，前中国共产党党员。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历史系。1958年，提前毕业并留校任教。在反右运动中，被指为“右倾”。1975年，抵制“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1977年，当选北京市人大代表，在北京市第七届人代会上批评北京市委。1979年，郭罗基在《红旗》杂志第3期上发表《思想要解放，理论要彻底》。6月24日，在《光明日报》上发表《谁之罪？》，探讨张志新案件。10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1982年，被调到南京大学。1989年事件后，被拒绝党员重新登记，教授资格被取消，也不能上课、出国。1991年，郭罗基通过法院提出起诉。1992年5月，当选“中国人权”组织理事。11月，应哥伦比亚大学之邀，郭罗基前往美国，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所作研究。1995年，转至哈佛大学法学院，任资深研究员。同时为纽约科学院院士、中国人权理事（2005年退出中国人权）。后中国使领馆拒绝为其护照延期。2005年5月，获得赫尔曼・哈米特奖。现旅居美国。 】
按：德国第二电视台正在制作一部人物传记片《毛泽东》，德国笔会主席团成员史明先生应邀为顾问兼编导。本文是根据与史明先生的谈话内容以及录像采访整理、扩充而成。
怎样认识毛泽东，可能是几个世纪的课题。
《东方红》的歌词中说：“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是人民大救星”。当时的中国，人民苦难深重，盼望“大救星”。人们没有想到，“大救星”也可以成为“大灾星”。认识毛泽东就是要从根本上研究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我们不妨作一种设想，假如毛泽东和尼克松互换一下位置，毛泽东到美国当总统，尼克松到中国当“伟大领袖”，结果会怎样呢？在美国当总统的毛泽东，免不了也会像尼克松一样，黯然下台。而在中国当“伟大领袖”的尼克松，不必搞什么水门事件了，可以放手地搞他的天安门事件，那必定又是另一个毛泽东。毛泽东之所以成为毛泽东，并不完全决定于他个人的因素。如果仅仅以性格、心理、道德情操等等解释历史人物，并不能说明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毛泽东只能出在中国；中国必然出毛泽东。
毛泽东的同时代人以及他身后的两三代人，有些人是他的受益者，有些人是他的受害者，两者都很难平静地谈论毛泽东。一边是毛泽东热，一边是非毛运动。有些人把一切功劳归于毛泽东，有些人把一切罪错归于毛泽东，褒贬两极同样都是夸大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只有在将来，毛泽东和他的受益者、受害者都进入了历史，在那个时候，也许毛泽东才能得到恰当的评价。但就在现在，无论是他的受益者还是受害者，无论是颂扬他的功劳还是谴责他的罪错，都有必要讲出自己所认可的毛泽东。这些对毛泽东的评价，同样也将为后人所评价。已有的关于毛泽东的著作和影视不计其数，它们的价值很不相同。希望德国人比中国人的态度客观，由你们制作的《毛泽东》人物传记片，能够成为传之久远的文献。
认识毛泽东主要是根据千百万人的亲身体验和人所共知的历史事实，不是探寻“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编写“不为人所知的故事”所从何来？既然不为人所知，作者如何得知？事实上，“不为人所知的故事”的材料，都是别人已知的，只是作者自己先前不知。如果老老实实地题为“不为作者所知的故事”，那就失去了卖点。故标榜“不为人所知的故事”，只是满足人们猎奇的爱好，无非是追求商业价值而已。
一、毛泽东在中国扮演了什么角色？
如今，我们还生活在毛泽东的巨大的阴影之中，需要在现实生活中清除他的消极影响。
清算他身后的直接的有害遗产，与评定他的一生，两者虽然相关，并不完全等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需要全面的、系统的分析。
毛泽东自己坦率地说：他是“马克思加秦始皇”。这种说法倒是很形象。认识毛泽东就从这里开始。
毛泽东自称为“马克思加秦始皇”是进了北京坐在中南海的宫殿里的说法，当年住在井冈山的茅棚里、蹲在延安的窑洞里就不会这样说了，应当说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他不是说嘛：“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这就是陈胜、吴广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包含了“造反有理”，但不能归结为“造反有理”。因为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造反成功，马克思主义就没有剩下什么了。马克思是近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陈胜、吴广是古代被压迫阶级的代表，虽然时代不同，在一定程度上总还有某些共同点，勉强可以结合。秦始皇是压迫阶级的代表，与被压迫阶级的代表马克思怎么能结合？准确地说，“马克思加秦始皇”只能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为什么不说是“披上秦始皇的外衣的马克思”？因为在二十世纪，马克思根本不需要秦始皇的外衣，而秦始皇却需要马克思的外衣。
所以，历史上有两个毛泽东：前一个毛泽东，在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时期是“马克思加陈胜、吴广”；后一个毛泽东，在革命成功运用政权的时期是“披上马克思的外衣的秦始皇”。有人只看到后一个毛泽东，认为他从来就是专制魔王。这不符合事实，前一个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是反对专制魔王的。有人只看到前一个毛泽东，又认为他是革命元勋，无论他后来有多少罪错，总是功大于过等等。在他的身后，遗害犹在，如何体认功大于过？总之，仅仅用一把尺子来衡量毛泽东难以周延。毛泽东矛盾的一生，前后扮演了两个的不同的角色，一个反对另一个，一个否定另一个。
中国领导人谈论对毛泽东的评价，总是说三七开，七分功三分过。这是一种不科学的评价方法。有人又提出两个三七开：夺取政权时期是七分功三分过，运用政权时期是三分功七分过。除了不准确的量化比例以外，对前后毛泽东作出不同的评价，还是符合实际的。
认识毛泽东现象，必须把它放在历史的框架中来研究。史明先生，你提出的有关毛泽东的种种问题是经过深入思考的，但不能把所有的问题都放在一个平面上来考察，还要进行纵向的分析。
比如，你提到毛泽东与群众运动的关系问题。掌控群众运动是他的拿手好戏，群众路线被称作毛泽东思想的三个基本方面之一。但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作用和意义是不同的。对于前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发动下层对抗上层的运动，是发动被压迫者对抗压迫者的运动；对于后一个毛泽东来说，群众运动是从权力中心发出指令运动群众，结果就成了整人运动。两个毛泽东的两种作为，从自下而上的群众运动变成自上而下的运动群众。基本关系颠倒了，运动的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前一个毛泽东的群众运动强调三个要点：第一，一切从群众的利益出发。以满足群众的切身利益来吸引人们跟着共产党走；第二，一切为了群众，仅仅是主观上为了群众还不行；所以第三，要强调一切对群众负责，必须注重客观效果，好心办了坏事也不行。后一个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与此相反：第一，不是从群众的利益出发，而是从政治的需要出发；第二，不是为了群众，而是为了上级。每次运动都下达指标，以完成上级的指标为任务；第三，最终当然也不会对群众负责，运用政权运动群众，每次都伤害了群众，而且没有一次不死人的。
再举一例。你还提到“洗脑”。西方人叫“洗脑”，毛泽东、共产党叫做思想政治工作。洗脑是否成功，不是取决于洗脑者，而是在于被洗脑者是否接受；出于自愿，才能接受；符合切身利益，才能自愿。在夺取政权时期，为了团结奋斗，总是从工作对象的切身利益出发，进行思想启蒙，提高阶级觉悟。最突出的是对国民党的俘虏兵的教育。往往在战场上就地召开诉苦大会，诉阶级苦，诉当兵苦。国民党的兵都出身于穷苦人家，是被抓壮丁抓来的，在军队里又受长官的打骂。经过诉苦，认识到为何受苦？为谁当兵？马上掉转枪口去打国民党，甚至制服都没有换，只是摘掉了帽徽。打过长江以后，在新解放区没有搞过参军运动，兵源都是来自俘虏兵。把枪交给原来的敌人，多么危险，战争史上从未有过。而且，当国民党的兵常常打败仗，当共产党的兵就不断打胜仗。你说，是不是神奇的“洗脑”？运用政权的“洗脑”，即改造思想、统一思想，就大不相同了。共产党自以为垄断了真理，强行思想灌输，钳制舆论。所谓“统一思想”，就是精神上的强制。内心实在不服怎么办？只能虚假表态，阳奉阴违。所以运用政权的力量统一思想，实际上是强迫的说谎机制。
为什么会出现两个毛泽东？因为毛泽东的身上体现了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一条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一条是中国的传统在近代的演变，在这两条历史线索的相交点上，同一个人，在夺取政权和运用政权的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就扮演了两个不同的角色。
二、马克思主义分裂为两种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怎样来到中国遇上了秦始皇？马克思主义在传播中发生了问题。
马克思生活在十九世纪的西欧。他的学说──马克思主义反映了十九世纪的时代精神，它包含两个方面：革命精神和人道精神。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马克思主义传遍了全世界。在人类历史上，除了宗教，还没有一种理性的思潮产生过如此广泛的影响。
十九世纪，即使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还是一个需要革命的时代，一八四八年、一八七一年的欧洲都发生了革命。马克思不能不面向自己时代的迫切需要，由研究革命而形成革命的理论，指导革命的运动。但革命不是目的，马克思的终极关怀是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为此目的而研究社会发展的规律，探索走向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途径，提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创造，自古以来人们就向往大同世界、千年王国，马克思的贡献是在于以唯物主义历史观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作了论证。在马克思主义中，革命精神是短暂的时代的烙印，而基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人道精神才是长远的超越时代的人类理性。
二十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分裂，分裂为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第二国际强调人道和民主，第三国际强调革命和专政；第三国际批评第二国际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第二国际批评第三国际是极权主义、独断主义。组织上的分裂，同时发生思想上的分裂。马克思主义也分裂了。一种硕大的思想体系在它的继承人那里发生分裂，在历史上是常有的事情。孔子的儒家学说在后来分裂为孟子学派和荀子学派。黑格尔的学说在他身后分裂为老年黑格尔学派和青年黑格尔学派。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二十世纪分裂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和人道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会发生分裂？
马克思主义的分裂，与其他思想体系的分裂一样，都是同一思想体系内在矛盾的外在化。在马克思的学说中，人道的方面和革命的方面没有达到有机的统一。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朝着不同的方向传播，与不同的历史条件相结合，分裂成为事实。
马克思主义从俄国开始向着不发达国家传播，继承了它的革命精神；马克思主义在发达国家的传播，继承了它的人道精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还是在列宁之前由普列哈诺夫提出的，后来为第三国际所坚持。人道的马克思主义则为第二国际所坚持。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两者虽然各自片面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但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同的。因为对现代社会来说，革命越来越不需要了。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不革命正好符合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所主张的“资本主义和平长入社会主义”，曾经被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批判为“修正主义”，如今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是鲜明的现实。西欧、北欧和北美等地区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比起所谓的“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的因素更多，社会公平、人民福利的程度更高。西方的反共人士不知道，他们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比“共产主义国家”更接近共产主义。当代世界所盛行的社会民主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就是人道的马克思主义的流变。
对于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渐渐成为过去；对于不发达国家来说，革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不发达国家的需要，凸显出革命的精神，成为这些国家发动革命、夺取政权的武器。俄国的“十月革命”成功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传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即使是片面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还不是原版，而是经俄国人转手的，通常叫做“马克思列宁主义”（简称“马列主义”）。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是列宁主义，两者并不完全相同。把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焊接在一起是斯大林的手艺，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解释实际上是斯大林主义。所以，将毛泽东的“马克思的外衣”揭开来一看，里面藏着斯大林，“马克思加秦始皇”实际是“斯大林加秦始皇”。
马克思主义分裂以后又发生变形。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在两个主要之点上违反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在资本主义的母体内孕育、脱胎，成熟的资本主义才能诞生社会主义。落后国家的人民在被压迫、受奴役走投无路的境况下，革命是有理由的。但这些国家都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阶段，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后却立即发动革命、进入社会主义，而且，越是落后进入社会主义的步伐越快。落后的俄国取得政权之后不过十九年，斯大林宣布“建成”社会主义了；中国比俄国更落后，毛泽东取得政权之后不到七年就进入社会主义了；到了最后一个柬埔寨，虽然比其他国家还要落后，波尔布特取得政权之后的第二天就进入社会主义了。二十世纪的革命马克思主义这一分支，以为凭借革命的手段，可以超越资本主义阶段实行社会主义，而且把它说成“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这是不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缺乏相应的政治、文化条件的主观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就是不以客观的必然性为依据人为地制造出来的社会主义。主观社会主义当然是出于空想，但它与马克思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又不同；空想社会主义只是停留在空想，而主观社会主义则是运用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推行一套空想，于是产生了灾难。搞了几十年的主观社会主义，最终不是崩溃就是变质，回过头来还要补上资本主义这一课。所谓“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被证伪了，原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更显示出它的真理性。
马克思还认为，社会主义必须在先进国家联合的条件下才能实行。在十九世纪直到二十世纪上半叶，人们还很难相信为了边界纠纷连年打仗的欧洲国家会实行联合。现在马克思的预言越来越清晰了，欧洲国家已联合成为欧盟，在欧盟之内社会主义因素正在不断增长。俄国人以“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论”取代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在先进国家同时胜利论”，又认为这是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列宁主义。实际上是斯大林强加给列宁的。列宁本人认为，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政权在先，但进入社会主义可能是德国在先，因为德国比俄国先进。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以后又一国接一国胜利，虽然一度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并没有出现国家的联合，相反，发生了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以至兵戎相见。中国又发展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变成“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大会，彭真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我们的伟大首都北京首先进入社会主义了。“社会主义在一国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在一市首先胜利”统统都是违反马克思主义的。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不人道，它的消极作用与历史的发展成正比。戈尔巴乔夫企图将苏联转向人道的马克思主义，为时已经太晚。
社会主义国家的主观社会主义终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因素正在展示蓬勃的生机。历史证明，马克思确实揭示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不因为有人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就能制造一种社会主义，也不因为有人反对马克思主义就能阻止社会主义，这一切都是不依人们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三、毛泽东将现代的革命接续中国的传统
再说另一条历史线索──中国的传统。自从秦始皇建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后，两千多年以来就是王朝专制和农民起义交替的历史。在王朝专制的压迫下，被压迫的农民活不下去了，不得不揭竿而起。从陈胜、吴广反对秦始皇开始，中国的农民起义轰轰烈烈、连绵不断，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起义农民推翻了专制王朝后，又建立起新的专制王朝，或者为建立新的专制王朝创造条件。所以，中国的传统就是农民起义的传统和王朝专制的传统，以及两者之间的转换。
历史一轮又一论地循环。到了近代，传统的农民起义也在寻找新的出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借鉴西方的基督教，没有成功。毛泽东领导的农民革命，借鉴西方的马克思主义，成功了。
五四运动时，各种西方的思潮涌入中国，五花八门的主义，什么都有。先进的中国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救民的理论武器，决不是偶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适应了中国社会变革的需要。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早期模仿西方和俄国，主要是从事工人运动，在上海还发生过三次工人武装起义。但都不成气候。毛泽东比其他共产党领导人高明的地方在于，他看准了中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他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失败，就因为没有发动农民。现代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因而他专注于农民运动。是他克服了现代的革命与中国的传统的脱节。一九二七年北伐途中，蒋介石翻脸屠杀共产党人。共产党举行南昌起义，进行反抗。稍后，毛泽东发动“秋收起义”。这是与南昌起义不同的典型的农民起义。“秋收起义”的规模比南昌起义小得多，但它上了井冈山，站稳了脚跟。南昌起义失败后的残部，也来投奔毛泽东。到后来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都无法待了，迁往江西。从此中国共产党潜心在农村扎根几十年，才走向胜利。毛泽东最得意的一个口号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分支与中国的农民革命相结合。
现代的革命毕竟与传统的农民起义不同。五四时代，人们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的任务是反帝反封建。马克思主义传入以后，人们又向往社会主义。某些共产党领导人提出，等待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完成以后，再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另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又提出，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毕其功于一役，两步并作一步走。这就是历史上发生的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两者使共产党遭受惨重的损失，其实背后都是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毛泽东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彻底清算了右倾机会主义和左倾机会主义，解决了在落后国家进行人民革命与实行社会主义的衔接问题。
毛泽东认为，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是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是社会主义革命。旧式的民主主义革命已经过时，故应代之以新式的民主主义革命。民主主义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就新在由无产阶级来领导，完成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胜利后，只能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向着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社会主义是新民主主义的前途，新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准备。新民主主义是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他认为，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既不是资产阶级专政，也不是无产阶级专政，而是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后来毛泽东明确地提出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允许资本主义有广大的发展，以弥补中国经济落后的缺陷。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毛泽东解决了一个大问题。既然落后国家的革命是难以避免的，革命胜利后又不能立即进入社会主义，如何从前者过渡到后者？从社会性质来说，只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无产阶级又必须去领导。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却不是消灭资本主义，相反，还要发展资本主义。这些，都是马克思没有遇到过的问题。从来都是说无产阶级要埋葬资本主义，毛泽东的理论却说无产阶级在一定的历史阶段还要发展资本主义。新民主主义理论确是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补充。可是，后来他抛弃了自己的理论。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有如下几个主要的不同点：
第一，提出了新的社会理想，最低纲领是新民主主义，最高纲领是共产主义。传统的农民起义的政治诉求不过是改朝换代，从来没有追求一个新社会。新民主主义是具体的，而共产主义则是虚无缥缈的。究竟什么是共产主义？中国的农民也不甚了了。后来出现了“窝窝头共产主义”，连赫鲁晓夫的“土豆烧牛肉”的共产主义都不如。
第二，改革土地制度。传统的农民起义从来没有触动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太平天国提出的“天朝田亩制度”是改革土地制度的初次尝试，但流于空想，从未实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切实进行了土地改革，将地主所有的土地无偿地分配给无地、少地的农民。
第三，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古代还没有工人阶级。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以农民为革命的主力军，还是承认近代的工人阶级是先进阶级，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工农联盟。由于中国产业工人的弱小，而革命又长期盘踞在农村，工人阶级的领导也只具有理论意义而已。
第四，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建立革命阶级广泛的统一战线。这就与传统的农民起义单打独斗的格局大不相同了。
第五，建立革命根据地。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农民起义的流寇主义。也不同于俄国的中心城市起义，而是经长期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虽然只是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初级真理，以此指导中国的农民革命，使得传统的农民起义别开生面，在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问：有人认为，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主要是号召群众报仇雪恨，于是造成不可控制的暴力血腥。您怎样分析这种看法？）
毛泽东和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既继承了农民起义，又改造了农民起义。传统的农民起义主要是依靠勇敢分子打天下。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了农民起义，革命的任务是推翻阶级统治，具体来说，就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为了推翻统治阶级，就需要唤起被统治阶级。中国的农民把革命叫做“翻身运动”。追求被压迫阶级的翻身，就不是向某些具体的人报仇雪恨。但在革命中，暴力血腥的行为是难以避免的。法国大革命的暴力血腥比中国革命严重得多。革命群众狂呼“革命不需要科学家”，把伟大的化学家拉瓦锡也送上了断头台。最后，连革命领袖罗伯斯比尔都丢了性命。
说到报仇雪恨，要问仇恨从何而来？有人认为，仇恨是共产党制造出来的。这不符合事实。第一，人与人之间的仇恨是几千年历史积累下来的。首先是掌权者施行暴力血腥，才引起无权者以暴力血腥进行反抗，你来我往，仇恨越来越加深。在没有仇恨的地方，不可能制造出仇恨来；如果能制造仇恨，等于制造一部产生仇恨的历史。第二，因果关系不可颠倒。国民党以暴力血腥来对付共产党是因，共产党以暴力血腥反抗国民党是果。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并没有立即进行暴力革命。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事变，共产党才被迫拿起枪。第三，近代中国的暴力革命也不是共产党发明的，而是从孙中山开始的。辛亥革命后，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没有一次不实行暴力血腥。在这一点上，不能仅仅责备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反省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变革的道路。但毛泽东和共产党应当受责备的是掌握政权之后的镇压反革命。镇压反革命不能说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国民党留下的几十万特务还在进行破坏捣乱。一九五零年，上海的杨树浦发电厂被炸毁，顿时陷入一片黑暗。另有一些国民党的官僚和军官并没有触犯现行法律，只因为历史上有罪恶，也遭到镇压。这就是狭隘的报复行为，缺乏马克思主义的解放全人类的胸怀。
四、夺取了政权的陈胜、吴广向秦始皇转化
毛泽东和共产党虽然改造了传统的农民起义，但没有触动一个根本问题，那就是“打江山者坐江山”。一旦“坐江山”，又转而继承另一种传统──王朝专制的传统。毛泽东治国的思想资源，不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而是来自帝王之术。他自称《资治通鉴》读了十七遍，读过的二十四史写满了批注。这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九四九年以后几乎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
因为政权不是人民授予的，而是用暴力夺取的，于是视政权为己有。稍为有一点变化，不过以“党天下”代替“家天下”，以“指定接班人”代替“传位皇太子”。“党”是扩大了的“家”，还是以天下为私。《共产党宣言》是反对“天然首长”的。所谓“天然首长”就是不经选举、毋需授权、无法监督的官僚。掌了权的中国共产党恰恰又成了“天然首长”。所以现代的农民革命最终没有摆脱传统的农民起义的轮回，历史又走了回头路。从夺取政权来说，革命成功了；从实现理想来说，革命失败了。
取得政权以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开始走向反面，而陈胜、吴广又转化为秦始皇了。两条历史线索出现了新的结合。
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只知道革命，革命成功以后还在寻找革命的敌人。毛泽东提出的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被奉为创造性的理论。“文化大革命”就是继续革命的实践，按林彪的说法“革革过命的人的命”，革命者又成了革命的对象。一场吞噬革命者的极端的革命，导致自身走向反革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本来就缺乏人道精神，革命趋于极端，走向反面，连革命精神也没有了。马克思主义徒具躯壳，所以成了秦始皇的外衣。
古代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失败了，亡秦的胜利果实落在刘邦手中。刘邦所建立的汉朝，历史上公认“汉承秦制”。农民起义只为夺取秦始皇的权力，并不改变秦始皇的制度。毛泽东是成功了的陈胜、吴广，权力到手，自身一步一步地转化为秦始皇。因为夺取政权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下进行的，运用政权仍然不能放弃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所以，毛泽东正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掩盖下，从陈胜、吴广转化为秦始皇。这种转化经历了一个过程。
第一，一九五三年，转化开始了。毛泽东提出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刘少奇等人坚持他自己过去的理论，主张“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却被他批判为右倾机会主义。毛泽东所说的过渡时期“是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还说：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结果，只过了三年，过渡时期结束，进入社会主义了。按他自己定的时间表也太“左”了。过了两年，又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了。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内容无非是吃大锅饭、平均分配的农业社会主义。一九四八年，毛泽东的《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批评了“农业社会主义思想”。一九六零年，出版毛选四卷时，把这些话都删去了，回过头去拣起了被自己批评过的思想。更为严重的是，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的手段，这就类似于秦始皇造万里长城了，凡是他认为的好事，就用鞭子把人民赶入天堂。毛泽东所推行的社会主义的内容是陈胜、吴广式的小农空想，推行社会主义的手段是秦始皇式的专制高压。在这一点上，顺利地从前者转化为后者。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带来了祸害。恩格斯在批判蒲鲁东的时候早就说过，厌恶现代工业，热衷公平分配，只能“陷于劳动的奴隶状况”，“饥饿就要成为一种常规”。说得一点不错，毛泽东的农业社会主义饿死的人数以千万计。强制向社会主义过渡，这是中国人民灾难的起点。邓小平只承认一九五七年以后“越来越左”，这是为了维护他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极力保住一个原点。由强制过渡产生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一再用强力来弭平，于是他就越来越像秦始皇了。
第二，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还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割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是为封建主义招魂。中国的历史上从来不曾有过像样的资本主义，不可能复辟过去没有的东西；如果发生复辟，只能复辟封建主义。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其实是对未来可能出现的资本主义文明的恐惧。一九五六年的中国还处在前工业化社会，在生产落后的条件下，消灭资产阶级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为地消灭资产阶级是站在比资本主义更落后的历史阶段上，从背后攻击资产阶级。在一脉相承的邓小平身上，看得更清楚了。邓小平发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提倡封建主义专制化。邓小平就是秦二世。
第三，蔑视知识，打击知识分子，制造舆论一律，实行变相的焚书坑儒。毛泽东强行向社会主义过渡，实在太快了，人们跟不上他的趟。思想不适应，就会有种种议论，知识分子的议论尤其多。彭真批评这些议论，有一个说法：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脑袋还留在外面。脑袋没有想进社会主义，身子怎么会进去的？还不是被生拉硬扯拖进去的。为了压制怀疑这种生拉硬扯的社会主义的议论，毛泽东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又发动“政治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这就是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以往公布的数字，被打成右派分子的是五十五万人；最近解密的档案显示，大有出入，实际是三百十七万人，误差476%。从此，善意批评和不同意见都噤声了。所以一九五八年，毛泽东在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自称秦始皇，他完全具有秦始皇的自我意识了。之后，又说知识分子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让先进向落后看齐，大力推行秦皇的愚民之术。
第四，发动“文化大革命”，在极端革命的口号下转向反革命。毛泽东从一九五三年开始推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民主革命时期，推行错误路线的共产党领导人，总是被赶下台了事。掌握了政权成为秦始皇的毛泽东，没有人能把他赶下台，也没有人能纠正他的错误。而他自己则是制造一个更大的错误来掩盖已经发生的错误。一九五五年的农业合作化高潮，一九五六年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激起人民的不满情绪。一九五七年他就来一个反右派运动。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造成大损失、大饥荒，遭到以彭德怀为首的共产党上层人士的反对。一九五九年他就来一个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他为了防止在他死后纷纷翻案，消除“睡在身边的赫鲁晓夫”，就来一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以打倒一切来掩盖一切。结果，为了维护他自己的绝对正确，不惜毁了共产党。他认为，一生只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夺取政权，另一件事就是搞了“文化大革命”。前一件事是领导革命，后一件事又将革命引向反革命。他的继承人邓小平，一九八九年出动军队镇压人民，最后完成了中国共产党从革命向反革命的转化。
第五，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下实行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取得政权以后，缺乏人道精神的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局限性就暴露无遗了。无产阶级专政被以革命的名义歪曲为暴政。按马克思、恩格斯的意见，如何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恩格斯说，民主共和国就是无产阶级进行统治的现成的政治形式。如果没有这种现成的政治形式，无产阶级马上要建立，而且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完成，可见事情是多么紧迫。所以恩格斯又说，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甚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毛泽东的说法与此完全相反，他说：“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而且，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从阶级社会到无阶级社会的过渡，也可以叫做“消亡中的国家”。毛泽东却一再加强国家机器，不断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完全背道而驰。秦始皇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创始人。毛泽东所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将地方的权力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集中于共产党，共产党的权力集中于他本人。“文化大革命”一来，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都不要了，只要全国人民“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战略步骤”。所以毛泽东最后回归到古代秦始皇式的中央集权。
（问：毛泽东不仅利用群众运动来整人，而且也利用群众运动来反对他自己建立的体制，还要七八年来一次。这是为什么？利用群众运动反对体制，出现天下大乱。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怎样看待一九四九年以后产生的这种治乱循环？）
毛泽东对于一九四九年以后形成的体制是不满意的，他还嫌这个体制不大得心应手。他常常痛斥一些干部是“死官僚”、“国民党作风”。但他把自己排除在外，一切问题都是下面造成的。他不知道，官僚主义体制的根子恰恰就在他自己身上。因为他成了至高无上的权威，人们的眼睛都要向上看，揣摩上意，结果是对上负责，对下不负责。解决问题的正确做法是：取消至高无上的权威，实行民主。首先是以权力制约权力；根本上是让人民来制约权力。由人民进行选举，凭选票上台，人们的眼睛就只能向下看，不会向上看了。
毛泽东的做法却是：在维护自己的至高无上的权威的前提下，来改变官僚主义体制。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矛盾，愈陷愈深。他滥用自己的威望，号召群众，发动群众，冲击权力机构。一九五二年的“三反”（反对贪污、浪费、官僚主义）运动是初次尝试。一九五七年，又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命令主义、官僚主义。在“大鸣大放”中，有人认为，对“小和尚”提意见不过瘾，还要对“大和尚”提点意见（储安平）。这就触犯了毛泽东的至高无上的权威，动摇了他所设置的前提。于是，官僚主义不反了，转为反右派。毛泽东说：这是“阳谋”。此乃掩饰之词，好像他自有神机妙算。从此吸取了教训，“文化大革命”首先订下天条，谁反对“大和尚”就是现行反革命，对“小和尚”砸烂狗头都没有关系。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出现了无政府主义；他又重振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由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结果，新生的权力机构──革命委员会，官僚主义一点也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毛泽东交替使用两手：或者利用群众运动冲击权力机构，或者利用权力机构压制群众运动；七八年来一次反复。目的是使自己成为高踞于两者之上的绝对权威。
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还是同样的思路。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毛泽东那样的领袖魅力，总是一再强调加强中央的权威，来消除官僚主义体制所产生的贪污腐败，就是不实行民主。结果是：贪污腐败越来越严重，中央的权威越来越式微。
暴力革命夺取政权之后，必然是暴力统治运用政权。孙中山所说的“还政于民”，他本人和他的后继者都做不到，毛泽东和共产党当然也做不到。一九八九年的天安门运动中，时任国家副主席的王震说：“我们这个政权是死了两千万人才得来的，你们要？拿脑袋来换！”他说得很明白，暴力夺权和暴力掌权具有相关性。暴力革命需要权威，暴力革命的权威首先是军事强人，夺取政权以后同时又成为政治强人。毛泽东和共产党建立了历史上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这种暴力体系的强大，不仅仅是指武器，而是以暴力为基础的统治机器。辛亥革命以后，一次又一次的暴力革命，也是一次又一次地加强暴力体系。毛泽东和共产党所建立的空前强大的暴力体系，并不仅仅决定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也是中国近百年的历史运动造成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还可以有别样的选择。我们的邻居日本通过明治维新，选择改良的道路，重在改变制度。中国在辛亥革命以后就没有别的选择了，暴力革命的道路，重在夺取权力，至于制度，虽然名目上花样翻新，总是换汤不换药。为什么“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必须反思中国近代化、现代化的道路。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扮演秦始皇，还因为两千多年来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历史传统没有死亡。五四运动是以激烈的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中国共产党是五四运动反传统的产物，但终究又落入传统的窠臼。因为简单地否定传统并不能改变传统。改变传统的根本问题是转换制度，建立新制度代替旧制度。而转换制度又必须相应地改造文化背景和民族心理。人们往往谴责“文化大革命”毁灭了传统文化，殊不知毁灭传统文化的手段也是来自传统文化。什么抄家、酷刑、烧书、灭佛、毁洋教，哪一样不是古已有之？至于“万寿无疆”、“三忠于四无限”等等更是中国才有的劣质文化。中国的大地具有滋生专制腐败的土壤。当年国民党统治大陆，共产党局处一隅。共产党是生气勃勃的，国民党则专制腐败。国民党败退台湾，绝处逢生，逐渐转变为民主政党。现在轮到统治大陆的共产党专制腐败了。中国之所以出现毛泽东现象、共产党现象、“文化大革命”现象，值得进行全民的反思。中国人应当共同努力，彻底改造这一片滋生专制腐败的黄土地。
中国人要向德国人学习。德国人是善于反思的民族。德国为什么出纳粹？德国人进行了全民的反思。与纳粹无关的人，甚至当年反纳粹的人，都勇于向受害国和受害者进行道歉。既然把纳粹看作全民族的耻辱，因而纳粹也就成为全民族抵制和反对的对象。
——读者推荐 / 2012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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