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臉書）
【按：台灣大塊文化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傳記文學《色爾瑪：逃離希特勒魔掌，卻成⽑澤東囚徒》（Selma: aan Hitler ontsnapt, gevangene van Mao），是一個關於中國文革受難者的罕見文本，下引我的一篇書評，刊載於 openbook ，介紹此書很特別的兩點：一是被紅色政權視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的西人中，颇有些人以赞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而误导西方世界，我舉了三例：韩丁、韓素音和斯諾；二則中德文革與納粹之比較，實質乃毛澤東與希特勒之比較。這兩個話題，在今日中文語境之中，皆乃稀少弱音，很象徵性地顯示了中共集權的強大與中國民族主義的發燒。僅引文中此兩點於臉書。】
一、借西人美化中共是從延安開始的成功策略
二戰後，大量西方左派人士來到共產中國，許多人被這個紅色政權視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其中颇有些人以赞扬「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态度和书写，误导西方世界，我僅舉三例：韩丁（William Howard Hinton），1945年以美国战争情报处分析员的身份来到中国，参与国共重庆谈判，结识了周恩来和毛泽东；1947年应联合国徵召到中国担任拖拉机技师，后在山西省长治市附近參加土改，并写成纪实作品《翻身》；1971年他应周恩来之邀重返中国，频频出现在报刊电视上，成为中国人家喻户晓的"老朋友"，回美国后撰写了反映文化大革命历史的著作《百日武斗》和《深翻》。另一位韓素音，英國籍亞歐混血作家，在20世紀冷戰時期多次到訪中國，在西方主流媒體《紐約時報》、《泰晤士報》等發表訪華見聞，赞美中国共产党領導人，深刻影響西方世界，其作品被认为是中国共产党革命的支持者。藉由西人的見聞和書寫美化中共這個暴力集團，乃是從延安就開始的一種成功宣傳策略，最早的一個著名例子，便是愛德加·帕克斯·史諾（Edgar Parks Snow）和他的《紅星照耀中國》，1937年在英國倫敦出版，中譯本改名為《西行漫記》，引起極大轟動，成為暢銷書。
在中文之外的話語和出版物中，揭露一九四九年中共暴政的文字和書寫非常罕見，直到《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在一九九四年出版，但是關於民間和社會生活的真相依然極少。一個曾逃離納粹迫害的猶太人色爾瑪，卻離奇地又生活到共產體制中去，目睹了另一種專制暴政和人道危機，這樣的人生經驗，在東西方都是非常少見的。被周恩來招回中國的心理学家曹日昌，在文革爆发后就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受到隔离审查、接受无休止的批斗，身心俱伤。他的夫人色爾瑪当时正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教书，也被心理研究所造反派抓走关押，受尽虐待，最后自杀。造反派甚至逼迫曹日昌站在色爾瑪的遺體前谴责她的自杀，要他批判自己的亡妻，与之划清界线。1969年1月，关押中的曹日昌被迫害至生命濒危，送到医院不久便死於"肝癌晚期"。
色爾瑪隨丈夫曹日昌去中國，從五十年代初的肅反運動之後，就備受排擠打壓，而曹日昌又劝说她加入中国国籍，取名吴秀明，其实她的荷兰公民资格，在她跟曹日昌结婚后就已经丧失。她经常去荷兰驻中国的代办处交涉恢复荷兰国籍一事，作為補救的舉措，她终于在1966 年得到返到祖國荷兰三个月的签证，而一个月后文革就在中國爆发，她被迫在9月返回中国，這一步，便注定了她的生死，嗣後是抄家、审查与批斗，在無休止的羞辱中，色爾瑪依然与荷兰代办处联系，希望能够返回荷兰，未能成功。1968年3月，她的女儿曹何丽到内蒙插队前，去心理研究所牛棚探望母亲時，色爾瑪已经目光呆滞、沉默无言，不到一月，她就在绝望中自杀。
據不同學者研究估計，文革導致的中國大陸非正常死亡人數，約為200萬到2000萬不等，其中有多少外國人，沒有統計數字，色爾瑪是不是唯一的？一個歐洲人在中國文革的暴力中，跟任何一個普通中國人一樣會遭遇虐待、橫死，甚至作為外國人，如果沒有當局的特別保護，其外國人身份，反而比走資派、反革命、黑幫等身份更危險、更招致迫害，這就是文革跟外國居留者的關係，是我寫這篇書評想到的第一個問題，我甚至覺得，這也可能是文革研究的一個未開闢的面向。
二、毛泽东杀的多是中國人
我想到的第二個問題，是中德比較。色爾瑪是荷蘭人，又是猶太人，具有遭受德國納粹迫害的親身經驗，那麼，同時具有納粹和中國共產黨雙重暴政迫害經驗的人，色爾瑪是不是這個世界的唯一者？由此，經由色爾瑪個案的中德比較，從政治、社會到文化，也許非常有價值的。
此書關於納粹迫害經驗，談得比較籠統：『關於她的母親，早在⼀九四三年五⽉⼆⼗⼆⽇被納粹抓⾛，⼀週後便死於索比堡的毒氣室。⾊爾瑪和⽗親設法躲藏，⼀度躲到恩荷芬，當時⼀同藏匿的還有柯莉，以及她加入抵抗軍的丈夫范德蘭。⼀九四四年，范德倫加入荷蘭軍隊，與英國⼈和加拿⼤⼈並肩作戰，同年⼗⼆⽉⼗八⽇死於德軍之⼿。⾊爾瑪從不在信裡提及當年恐怖，也不和孩⼦們談這些。那可怕歲⽉對她影響太深……』
色爾瑪在中國文革中受迫害的經驗，非常珍貴，屬於私人角度，假如轉向宏觀角度，作中德比較，比如从德国经验看中國文革，就會產生同谋者与受害者、希特勒與毛澤東之類的思想史問題，展現社會、歷史、文化的大視野。
中國民間導演胡杰制作的卞仲云死难纪录片《我虽死去》，被译成德语上了2009年法兰克福书展，由一个小出版社译制，主人叫施威德茨克（Wolfgang M.Schwiedrzik），据说曾经是个"毛分子"，他的妻子则是大名鼎鼎的维也纳大学汉学家苏珊娜·魏格林（Susanne Weigelin-Schwiedrzik），文革期间留学北京，学的是中共党史。据说他们夫妇看了这个纪录片，很震动，找到芝加哥大学的王友琴，联络上胡杰。
魏格林教授写过一篇《如何面对文化革命的历史》，拿德国经验（纳粹）跟中国的文革经验作对比，极有价值，尤其她作的是关于罪与责的对比。我想，没有哪个民族比德国人更有资格谈这个问题。她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希特勒曾使每一个崇拜者获得满足，由此也导致所有德国人都自觉是受害者，而拒绝面对真正的受害者；这种同谋者与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或"两面性"，曾是一个重大障碍。
这种"双重身份"的德国式尴尬，當然也發生到中国共產黨身上——"存活下来"的邓小平为首的整个中共体制，它的全部官员（走资派），当然也包括"保爹保妈"的高干子弟们，既是毛泽东的受害者，也是他的帮凶；更典型的，还要算是"副统帅"林彪集团、"小爬虫"王关戚等，但没能存活下来；不知道"四人帮"和陈伯达是不是也可以算上？其实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是"受害者"——那就要看德国人怎么界定戈林元帅和党卫军首领希姆莱。
但是，中德之間總還隔了一层，由於歷史、文化的不同，首先，主席与元首的区别——德国人跟希特勒的关系，与中国人跟毛泽东的关系，最不一样的地方，是毛泽东从来没有让所有中国人都"自我满足"、自豪过，恰好相反，这位枭雄在每一次不同的政治运动中，依次让不同的社会阶层跌入地狱，饱尝挫折感、罪恶感、"另册"感，他用"运动"群众的这个法宝，变着花样挑动中国老百姓互相批斗，把中国变成一座"古罗马斗兽场"；"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希特勒绝对没有的一种兴趣，西方汉学家不太容易看懂現代中國和中國革命，有些人不是也曾經雾里看花地崇拜过毛泽东嗎？
还有一层不同。纳粹歧视非日耳曼人，专杀犹太人，也有个专用名词，叫着"种族灭绝"（genocide）；可是斯大林、毛泽东杀的大多是自己党内的竞争者、自己民族和国家的老百姓，这该叫个啥，好像还没人发明个词出来。
这个区别，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使"同谋加受害者"的双重身份，更加暧昧，直接影响魏格林说的整个民族的"道德记忆重建"。
至于民间，魏格林认为处于一种"记忆群体"分散、割裂状态，大家各取所需、相互攻讦，因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曾经参加过运动的阶层、每一个政治团体都要从历史经验中寻找出能够支撑重建其自尊的东西，同时又要设法忘却与此目的不相关的东西"。这个观察很准确，但是我不知道她會不会看清楚，这恰好是官方所乐见的一个局面。
中國與德國最大的不同，在现实体制层面，第三帝国彻底崩溃，希特勒没有任何继承者存活下来，这使得德国人的反省没有任何制度的阻力。
这在中国恰好是一个相反的情形。魏格林问道："年轻一代为何不起来强烈要求公开讨论文革的问题，这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现象"。可是，为什么她没有问："中国当局为什么至今不允许公开讨论文革？"
而且，中国当局在"六四"以后所竭力施行的"全民族遗忘运动"，难道是国际社会和西方汉学界视而不见的吗？今天中国的年轻人，除了还知道毛泽东是谁，对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一概闻所未闻，连二十年前的赵紫阳都很少有人知道了。这么一个民族，你还指望她有道德记忆，不是异想天开吗？
毛泽东的画像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他的遗体还躺在对面的纪念堂里——请一个德国知识分子设想一下，假如二战之后希特勒在德国还仍然享有这样的待遇，德国民族还能反省第三帝国对犹太人的罪行吗？他们还有能力认识"为什么大多数人违反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而跟着伟大领袖走"吗？
中国官方在最权威的公共空间保护着这个"象征"，就保护了每一个文革参与者心里的"小毛泽东"——"同谋与受害者"这个双重身份就不会瓦解；毛泽东就依然俯视着中国，而在他的注视之下，人们就不必理会受害者；而且，文革之后的一幕幕历史，又一再加固了必须保住"毛泽东"这块神牌的思路，因为他就是这个政权的来源。其实问题没有那么深奥：德国民族跟着希特勒毁灭过一次，中国则没有。
色爾瑪提供的視角，在今天的最大意義，乃是中國已經出現政治制度上的倒退與復辟，毛澤東也「找到」了他的接班人，習近平與毛澤東沒有血緣關係，其嗜血的遺傳清晰可辯，那上承兩千年前的商鞅秦制，從古至今的歷史脈絡從未斷過，所以至今中國還不是一個現代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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