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英國傳媒人 James Bartholomew 評論一新聞的時候，發明出「virtue signalling」這個新名詞，這是描述社交媒體進駐百家之後的人類行為，他們為了顯示自己合乎主流，會故意炫耀或發出訊號，以顯示自己是一個（例如）仁慈、包容、優雅的人——而他們實際上可能不是。這個字在英美世界迅速進入民眾的政治討論之中，甚至很多商家的策略也被指 virtue signalling，觀眾反應不良。
在中文裡面這暫時譯作「美德訊號」。Bartholomew 後來再去回應這個問題，他表示自己認為真正的美德，其實是例如一個朋友無怨無悔照顧她患病的丈夫，長達五年，而不只是在人前在網絡上表示「我很討厭種族主義」。當然也有很多人會反對，反客為主亦不難，「難道你不是在表示自己比 virtue signalling 的人更高尚嗎？」有意見甚至說，其實 virtue signalling 另一方面也可以是好東西等等。
在以前的中國文化，這可能是類似「知」與「行」的老問題。在以前中國的人文領域，其實也可以找到類似現代的人類行為。傳統中國的政治一向與道德、階級議題相關，導致後世有些國家連中文教育都要與道德教育綑綁。
例如蒙古人大元之後的大明朝，黃仁宇承認中國傳統上是一個「德治」的社會，但這只是因為「中國」在「數目字上」無法管理，只能改為「道德灌輸和道德動員」，所謂「良政不如善俗」，政府是沒辦法管到一切，所以「德治」是中國退而求其次的結果，因為欠缺動員技術，只能訴諸精神。
德治的基礎，是皇帝乃至天下臣民行事的合法性所在。這個系統發展到明末，即是萬曆年間，皇帝因為立太子的問題，與朝臣不合，後來長期不上朝。神宗喜歡鄭貴妃之子朱常洵，但是朝臣團結在一起，要求按祖宗遺訓「立長子」。這場朝廷最高層的內鬨，持續了十五年，加上之後的皇帝不上朝，有時被視為明朝走向煤山末日的起點。
黃仁宇當年用近乎喋喋不休的語氣，仔細地推敲神宗的心理狀態，是為了揭示整個德治結構的結構性問題。坐於帝國最頂點的皇帝，也在德治社會中首當其衝。真實的中國皇帝似乎活得十分委屈，連立繼任人也沒有權。他還年輕就要親自下令興建自己的墓穴，準備成為子孫將來禮拜和維護的祖宗。
「國本之爭」在神宗眼中，可能是一班死讀書人、老腐儒拿祖宗壓我，而且書中真的紀錄皇帝曾大鬧反對自己的朝臣「訕／疑君賣直」，即故意諷刺皇帝、上表求賜死等等，認為文官們用十分誇張、煽情和脫離實質的方法，在文人之間表現自己忠誠為國，博取名聲。他們大多從來不想死，只是希望在立儲問題上展現自己「合符禮教」，「站在正確的一邊」。
神宗並不是個蠢人，他 3、4 歲就能讀書，十分早熟。雖然他用長期不上朝的方法羞辱朝臣，但其實尚算精明，仍將朝政搖控得不錯。他看穿了這些社會賢達的為官之道，大家都喊萬歲，但朝臣也可用各種方法「卡」他。他們各有心思，最重要的是，神宗可能還看到了德治最可怕一面：每個人想為自己謀利益，但聖賢書很少將「私」合理化，即「有私」其實是不德，而在一個德治的社會，沒有德其實就等於沒有面子，地位會下降。
大家唯有假裝無私，總是用孝、仁這類最大的話語去包裝自己的議程。只有假公濟私、營造出「合乎道德」的「人設」，你才能在這個體系合規地獲得私利。那個時候的「朝野」，可說是充滿了 virtue signalling 的比拼擂台。很多人說著最漂亮最純樸的話，卻是精緻而完全的利己主義者。
例如朝臣是以「百行以孝為先」、長幼有序、長子繼任之類的祖訓辯論，成功令皇帝退讓，但也引發了朝廷的內爆。皇帝繼承人也要表現出自己對皇父的「孝」，最大職責是「敬天法祖」。皇帝對外對臣民要表現出「仁」。雖然歷史中的帝皇之家，互相殘殺的時候要多殘酷就多殘酷，但皇室又是最講究「展現美德的訊號」。這事關他們的政治合法性。皇后要幹甚麼？要「母儀天下」。神宗甚至要在「一年之春」跟皇后出來「做秀」，他們要在一塊農田上作狀耕田一下，以示以農立國，鼓勵農民多耕田多生產，求上天風調雨順等等，叫做「帝后親耕」。日本天皇也有類似的「新嘗祭」，感謝「天賜五穀」。
皇帝要做很多儀式性的事情，他甚至可能覺得自己是作秀的演員多於自己生命的主人。當中很多都是虛假的，實質與形式脫離的。在那套規則或社會的政治正確下，百姓乃至皇帝都需要將自己的私利、好惡甚至個性，都融入一個道德上合法合理的框架，人們是不會打開天窗說亮話，但又感到自己的作秀是可悲的虛偽的自我衝突的。而明朝其實也是明成祖這個違背太祖遺訓的亂臣賊子所中途奪嫡，可謂十分諷刺。
這種遺風在當代仍然存在，甚至在新中國亦然。只是仁、孝這些高舉了二千年以上的符號變成了「革命」。「不德」、「不倫」即是「反革命」。奉天承運的大道或天道，變成「毛澤東思想」。毛澤東號召文革，但運動傳得那麼快那麼廣，也是因為各地的低層組織、個人，都習慣借助大義名份去做自己的私人事。
例如說海豐人彭湃是早期的共產黨人，1927 年領導農民暴動，在海、陸豐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當年有幾萬人逃亡，不少來到了香港或廣州。由於殺人極多，彭湃種下了深仇大恨，雖然國民黨 1929 年捕殺了彭湃，但去到幾十年後的文革開始，海陸豐的紅色群眾當然亦是打著支持毛澤東、支持革命的旗號而來，但實際上他們是清算、迫害回彭湃的後人。
在其他地方，政治運動也成為解決私人恩怨的最好方法。大家看來搞同一件事，但其實內裡都是用大道理來互相攻訐。每個人做事都假裝「為公」，真話和個人己見則是絕對不可說出來，人有陰陽兩面，永遠不能調和及承認。這是《萬曆十五年》重新召喚的晚明鬱悶。
這裡也隱隱談論了為甚麼「歐美式資本主義」沒有在中國萌芽，那種法律及社會觀念為甚麼沒發展出來，可能是因為「私」無法被充份討論，不能被「正名」。讀書做官、買田、置產，就是比較好的經濟和地位出路。帝國的上層即文官集團本身，它們就是帝國本身，所以能有力地防止中國變成自由的資本主義社會——雖然明朝有龐大的商業活動。
這種有著復古意味的德治傳統，總是假設皇帝是聖人，要扮演聖人。其權威之維持，在於皇帝在萬民面前完美超凡的形象，他必須向外界釋放自己君德充沛的形象，他凡是行事都要有大義名份去護航。皇帝下的萬民生活亦同，他們慢慢沉迷於追求更高的道德姿態，將人的創造性縮至最少。朝政大事亦漸漸變成一個大臣們刷道德值的 status game ，一個無助於實事推進的「階級遊戲」，而女真人當時講的是兵農合一、弓馬騎射，他們的 status game 更多用戰功來定。
因此以前西方的傳教士入天朝傳教、第一代熱衷「中國熱」的西人，總是驚嘆於中國關於仁義道德、各種 virtues 的討論和學說，簡直浩如煙海，他們和我們都產生了那裡是「禮義之邦」的想法，但中國的德治也是實際的，是統治術的一部份，有著馬基維利的氣質，它追求事功而不是知行合一。
※作者為香港評論者／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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