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很大。曾经，社会达尔文主义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社会法则"深植人心。可是今天来看，对社会领域持续进步的乐观笃信，正在动摇。回归适者生存的原意，用演化，而非进化的思路来解释和理解人类社会，被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
复旦大学的包刚升教授在新著《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中，展现了从演化论角度解释人类政治的学术野心。人类政治从何而来，又将到何处去？此刻的我们，正身处哪里？该书描绘了一幅颇为宏大的人类政治图景，使我们得以在全球政治坐标中定位自身。
《抵达：一部政治演化史》包刚升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学和政治史，曾著有《民主崩溃的政治学》《政治学通识》《民主的逻辑》。日前，南风窗记者在复旦大学，就政治演化、有效国家、当今全球政治面临的挑战等问题专访了包刚升教授。
（1）政治演化的基本线索
南风窗：你在书中提出了一个政治演化框架，那么，在历史上王权、封建、立宪、民主的这条脉络中，政治演化的动力是什么？
包刚升：我以理性人假设作为起点展开论述。在政治场域，理性人会有两个基本诉求，一个是倾向于扩大自己的政治权力，另一个是倾向于保卫自己的基本权利。
这样，在真正的政治博弈中，博弈的结果不是由意愿决定的，而是由相对实力决定的。政治活动中，不同的政治体好比一个个政治物种，它们或许出于自身需要，或许由于资源稀缺，在同一个空间中进行竞争，并遵循适者生存的机制。这是政治演化的基本动力。
当然，政治演化过程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现在回头看，经济社会的进步作为一个长期现象，构成了政治博弈的外部变量，经济上的进步会影响到个体和群体，乃至政治物种之间的博弈方式。还有一些外部的冲击事件，比如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也会影响政治博弈。有些文明兴起了，有些文明衰落了，可能就和地理、气候、环境的变迁有关。
南风窗：政治演化是有方向的吗？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上不同的政治体之间的差异非常大。
包刚升：不仅不同时间维度上的政治体有差异，而且不同空间维度上的政治体也有差异。
今天在撒哈拉以南非洲，还可以看到人均GDP五百美元左右的政治体。我在书中论述的"脆弱国家三角地区"，在地图上看基本是从中亚到西非再到东非的马达加斯加这三个点所构成的一个等边三角形。这个区域里，集中着人类到目前为止发育水平最低的一些国家，国际新闻里的大量冲突暴力事件都发生在这一地区。
它们实际上还面临着初级阶段的政治问题，即能否建立一个有效的国家。跟这一地区相比，其他许多发达地区的政治体早就解决了基本的国家问题和秩序问题，它们甚至也基本解决了立宪和民主的问题。从这个视角看，演化不仅是有差异的，而且长期来看也是有方向的。
但我需要说明的是，政治演化在短期中未必就是有方向的，即人类政治演化未必是时时刻刻向着我们今天认为更文明或更进步的方向发展的。我常常提及的一个案例，就是蒙古帝国对于欧亚大陆广大地域的征服。
南风窗：古希腊的波利比乌斯曾提出政体循环的理论，他认为政体会在王制、贵族制、民主制、僭主制之间循环往复。我们如今看世界的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常常会有一种历史重演的感觉。
包刚升：前现代流行循环论是非常正常的，因为人类当时固然有技术累积，如轮子、马镫、火炮、印刷术的发明等，但总的来说，在工业革命发生之前，人类在经济与技术上的进步是比较有限的。公元500年的一个欧洲人，假如沉睡了一千年突然苏醒，可能发现醒来后的社会和之前并没有太大区别。所以，在前现代，人类可能更倾向于社会是循环的。
但是工业革命之后，尤其是1820年左右开始，世界经济的增长曲线由平缓变成了陡峭，后发展国家甚至可以达到超高速的经济增长，这就使得我们今天更容易认为历史是在进步。所以，现代人更不容易持有循环论的观点。
回到演化论，我刚刚讲到过，从短期看政治演化不一定是进步的。特别是在前现代，在政治竞争中，军事和武力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谁如果能组织起最强的武力资源，谁就会胜出。征服别人之后，这个政治体的政治、经济、观念的特征，就会成为它所征服领域的主导性模式和流行标准。
而这种征服不一定都是进步的。比如，蒙古帝国当时在欧亚大陆拥有最强的武力资源，但如果从文明程度去考量，它相比周围的政治体，特别是相对于中国中原的农耕政权是更为落后的。
从长期看，人类政治演化大体上还是往着进步的方向在发展。比如，国家越来越成为保护公民个体的一种基础制度设施，暴力的运用总的来说是越来越少。尽管有人说两次世界大战还是死了很多人，但如果考虑当时地球人口的总量，那么跟古代社会相比，普通人的非正常死亡率还是大幅下降了。从这些指标来说，人类在政治上还是在不断进步。
我想，这一是因为人具有理性而可以在技术、制度、观念上不断累积，二是因为那些充分发挥个体自由与创造力的政治体借助创新机制，最后赢得了竞争的优势。
南风窗：在你看来，什么样的问题是人类解决了就可以不再遇上的，什么是人类会反复重蹈覆辙的？
包刚升：这个问题蛮难回答的。回看历史，欧亚大陆上兴起过许多古代帝国，而且有些帝国统治时间非常长。奥斯曼统治了600多年，中国的明清基本都在260年以上，按照比较低的标准，它们其实都解决了基本的国家问题和秩序问题，但是它们都面临着阿克顿问题的长期困扰。有了权力之后，权力就可能被滥用；有了国家，国家就可能会异化；有了统治，统治本来应该照顾多数人的利益，但结果有可能只是照顾少数人的利益。
面对这些问题，该怎么办呢？在前现代，许多国家都是通过周期性的王朝更替来克服这些危机的。而对于今天相对落后的国家来说，发达国家已经逐渐演化出来的政治秩序，对它们来说还是奢望。它们可能还需要走一条反复摸索的道路。
（2）从建立有效国家到有效约束国家
南风窗：在书中，你将主要的政治问题总结为四个：霍布斯问题、阿克顿问题、洛克问题、托克维尔问题。它们又可以被归结为两大类问题：如何建立有效国家，如何有效约束国家。在这里，你隐含的意思是，一个有效的国家，和一个理想的国家，是不一样的，你如何理解这两者的距离？
包刚升：当我说有效国家的时候，它主要指一个政治体完成了基本的国家构建。比如它能够垄断武力，建立税收系统，有纵向一体化的官僚制。这样的国家大致都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内部有较长期的和平，没有大规模的叛乱与暴力，国家不会经常被推翻。但是，有效的国家和理想的国家还是两回事。
我在书里专门讨论了君主统治模型，历史上欧亚大陆在绝大部分时间里都符合君主统治模型。而我们今天熟悉的现代政治模型，主要是最近两三百年才出现的—当然，英国拥有现代政体的时间要更长一些。
除了内乱时期，君主统治模型一般就是有效国家，但是君主统治模型很难避免阿克顿问题。没有国家固然不好，因为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和内乱状态，但有了国家就一定好吗？实际上，国家产生以后又会带来很多问题。所以，仅仅有效国家是远远不够的。
为了有效解决阿克顿问题带来的困扰，人类必须在洛克问题和托克维尔问题上有所进展。前者是通过立宪和法治来约束国家，后者通过大众参与来约束国家。从历史演化的进程来看，这两个阶段基本上也是循序渐进、依次推进的。
所以，如果既有有效国家，又能有效约束国家，我认为这样的政治体就拥有了相对较好的、至少是可接受的政治秩序，但它离一个"理想国家"恐怕还有距离。
比如，发达国家基本上解决了洛克问题，也基本解决了托克维尔问题，但它们是否就是"理想国家"呢？恐怕还很难这样说。
南风窗：许多后发国家的问题是如何建立有效国家，比起约束国家，它们更希望找回国家的自主性，发挥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作用。在你看来，这类国家会如何演化下去？
包刚升：如果我们去观察世界版图上的"脆弱国家三角地区"，就会看得比较清楚。这些国家的政治发育还很不完善，比如，非洲的族群政治就是部落社会演化不充分的遗留物，这就容易导致一个国家里几个族群之间互相恶斗，甚至发生内乱。这类政治体的首要问题，是要塑造一个基本有效的国家，建立起武力系统、官僚系统与税收系统，使国家能提供基本的安全、法律和秩序—当然，最好还能拥有相当的合法性和认同。
但是，仅有国家构建也是不够的，因为其他政治问题一定会随之而来。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独立以后，其腐败程度甚至远超独立之前的欧洲殖民统治时期。这是由于原先的宗主国已经基本解决政治腐败问题，而对于这些当时新独立的非洲国家来说，它们还远远没有解决政治演化中的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其实都是这些国家要面对和解决的。
这些国家后续的政治演化，我猜想，可能有两种路径。一种是次序论的路径，即按政治演化的次序先建立有效国家，然后再逐步解决统治不规范和权力被滥用的问题。很多后发展国家都有可能会走这样的路径。
但是，还有第二种路径，就是同时把霍布斯问题和其他政治问题一起解决。历史上就有这样一个著名案例，那就是美国。美国在打完独立战争之后，召开制宪会议，既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又要考虑中央政府和政治家的权力是否会被滥用。所以，美国人早期在构建国家时，同时把洛克问题和阿克顿问题考虑进去了。他们既考虑如何构建有效国家，又考虑如何通过一整套制度来有效约束国家。当然，美国那个时候离民主还有很大差距，投票权也是后来才慢慢普及的。
南风窗：统治者的利益和国家利益不一定重合，对于已经获得权力的统治者来说，为什么会愿意主动约束自己，去解决阿克顿问题，解决洛克问题？
包刚升：从来没有哪一个前现代的统治者，愿意主动放弃权力，所有放弃权力的行为基本上都是被迫的。君主被迫放弃部分权力的逻辑，简单来说，是君主所面对的一个集团或群体的相对实力显著上升，到了君主已经无力实施有效镇压的程度。这样，权力的让渡才成为可能。
我曾与一些法学家交流，他们在论述1215年英国《大宪章》时，聚焦于讨论《大宪章》若干关键条款的文本及其规范意义。而我作为一个政治学教授，更多看到的是《大宪章》背后武力资源的较量与平衡。《大宪章》的诞生，是贵族和国王打出来的，国王打不过贵族，就只好按照贵族的要求签订一份协议，跟贵族们分享权力。但等国王回到自己的城堡，获得自由，实力有所恢复，他又说《大宪章》是被迫签署的，因而是无效的。然后，贵族跟国王又开始发生武力冲突。所以，武力在双方的博弈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结构上看，英国贵族之所以在武力资源上能跟国王势均力敌，主要原因就在于封建主义体制。政治学界之前似乎并没有把封建主义在政治演化过程中置于如此重要的地位，但在我看来，封建主义就是人类近现代政治演化的关键。
我这里讨论的封建主义，不是中国西周时期的分封制或社会发展五阶段论意义上的封建主义，而是西欧中世纪的封建主义，它是国王和贵族、领主和附庸之间根据土地的赐予而形成的一整套复杂的契约关系。君主或领主需要提供土地，并给下面的人提供保护，而附庸或贵族需要向国王或领主表示效忠，同时在战时需要带着自己的重装骑兵，跟随国王的军队一起打仗。当然，他们有时候还需要承担一定的财务或财政义务。
我的分析框架最关心的，其实不是封建主义的经济特征，而是政治特征。封建主义的核心就在于贵族是武装的阶层，这是后来立宪主义的制度起源。正是武装的贵族，使得贵族和国王之间势均力敌，才促成了国王和贵族之间可能的政治协议。所以，这种政治变革的动力，绝不是国王突然发了善心或者觉悟提高了。
（3）当代全球政治面临的挑战
南风窗：民主经过几波浪潮的普及，在价值和实践上都已经被现代国家普遍接受，你也将现在称为民主化时代。但我们也看到，民主在各个国家正受到威胁，民众对民主的信任出现了下降，政治秩序和稳定越来越成为各个政治体更看重的目标。在你看来，秩序的稳定受到威胁是现在主要的政治问题吗？它和民主的普及与变化有什么样的关系？
包刚升：民主从来就不完美，这是我们谈民主的一个基本前提。民主运作的效果到底怎样，取决于精英和大众对于民主的认识。
今天的民主面临着三个比较大的挑战，第一个是不平等的挑战。托克维尔认为，在价值观的意义上，民主基本上等同于平等。而今天的突出问题是，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加剧了，它大体上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全球化不断推进的产物。
因为资本在全世界流动，一定会寻找便宜的劳动力去结合，而劳动力没法像资本那样自由流动，也没有那么高的回报，所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跟资本有关的工商阶层、投资阶层，大公司的股东、董事，获得了更高的回报。但是，发达国家普通劳动者、中产阶级的利益相对受损，于是出现了贫富差距的分化。
现在美国普通中产阶级也和全世界的中产一样，面临相似的问题，要买房，要解决孩子的教育，要解决自己的医疗，但他们跟父辈相比更难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现在西方世界出现了年轻中产阶层比较悲观的社会气氛。美国民主党内激进左派政治家的兴起，其实就是基于这个背景。
美国普通中产也同样承受着生活重担 / 《革命之路》剧照
民主面临的第二个挑战是公债问题。早在2010年代，欧洲一些国家就面临过主权债务危机，但这个危机到今天为止不仅没有解决，而且在数量上还加剧了，只不过现在没有触发。一旦触发，就会导致两个结果，第一会影响相关国家本身的政府信用和财政，甚至会让一些国家的财政面临破产的风险；第二会影响到全球的金融市场，进而引发金融动荡。
今天的OECD（经合组织）国家，政府债务占GDP的比重普遍已非常高。日本最高，可能达到230%~250%，但好在日本的公债以内债为主。美国的公债，就包括了大量的外债。今天，美国政府债务已达到二战以来的新高峰。
民主遇到的第三个问题，和认同相关。如今越来越多的国家遇到了这方面的问题，认同问题往往跟移民问题有关。移民现在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排名前五的问题，因为有大量新的移民来自拉美、亚洲、西亚北非等地。欧洲的移民问题，突出表现为来自西亚北非地区的穆斯林人口。2020年在法国发生的中学老师被杀事件，背后是少数族裔移民中的极端主义，这个问题在马克龙看来，已经上升到对法国国家认同的挑战。
既然民主遇到这么多问题，是否意味着民主已经陷入危机？我认为总体上并没有。西方媒体的特点是容易夸大"天灾人祸"，因为新闻的抽样相对是片面的。目前，发达国家基本上还是稳定而有序的。
前阵子法国发生街头骚乱，我有个朋友是欧洲大学的教授，当时正好在法国旅行。这位教授上传了一张照片，是通过咖啡馆窗户拍出去的。窗户内，许多人在安静地喝咖啡；窗户外，有人在街头抗议。这两个画面同时并存，都是社会的真实。但窗外的情况毕竟只是极少数，窗户里面的情况才是目前欧洲和美国普通人的日常。这方面，我常常提醒不要误判。
南风窗：亨廷顿一个很大的担心就是，主流的盎格鲁-撒克逊族群被颠覆掉。移民和认同问题在今天凸显，也说明民族国家在今天面临不小的挑战。
包刚升：这对于西方国家是一个新问题。在民主政治下，移民一旦获得公民权，马上可以参与政治，表达自己的意志。问题是，移民到底是首先认同他们的移民对象国，还是首先认同他们的母国或是某种宗教所代表的更大共同体？这里就存在不确定性。
保守派非常关心移民能不能被同化的问题。欧洲的保守派思想家在2017年10月发表过一个《巴黎声明》，里头讲到如何保卫欧洲的问题。他们也担心随着移民大规模进入欧洲，欧洲的文明可能会遭到某种威胁。
这个问题直接地看是认同问题，但背后更深层的是全球化所带来的冲击。全球化带来商品、服务、资源、资本，以及技术和信息的流动，有很强的全球融合效应。但现在的世界还是民族国家体系，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张力。于是，我们一方面是经济与技术的全球融合，另一方面却是政治与宗教的全球分裂。
具体来说，我认为这种全球分裂主要有三个维度。第一是国家维度，第二是政体和意识形态维度，第三是族裔、宗教和文明维度。目前，这三个维度的全球分裂都还很强。
这个问题在逻辑上有两条出路，第一个是保卫民族国家，以民族国家为优先，把移民的速度降下来，强化对移民的同化工作。英国之所以要脱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只有脱欧才能控制移民。这也代表英国国内一部分保守派的声音。
但从长远来看，第二条出路是能不能超越民族国家，拥有一个更高级别的世界政府或全球统治体？
我在书里主要讨论了一种著名的模式，我称之为"康德方案"。康德在1795年发表了长文《永久和评论》。他认为，要实现永久和平状态，需要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每个国家都成为共和国，第二个条件是国际体系成为自由国家的联盟，第三个条件是公民超越民族国家公民的身份成为世界公民。
如果从短期来看，康德基本是空想。在1795年之后，欧洲还经历了数不清的战争。康德写完这篇长文不久，拿破仑的军队就占领了他所生活的东普鲁士。
但二战以后，欧盟逐渐成形了。首先每个国家都成为共和国，然后欧盟成为这些共和国的联盟，生活在欧盟体制下的人民也逐渐成为欧洲公民。
欧盟模式的特点在于，它是自由协商型的，按照霍布斯的说法，是按约建立的联盟。今天在全球范围内，恰恰还缺少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治理或世界治理。现在所谓的全球治理还是很表面的，比如连个"气候协定"都难以执行。而要等所有国家都演化到比较高级的阶段，世界再逐渐进化到符合"康德方案"的条件，人类可能没有那么多时间了，因为今天人类面临的共同危机在逐渐变得紧迫。
科学家预测2200年冰岛的冰川将全部消失，留给人类的时间越来越有限 / 视觉中国
所以，有没有一种可能性，未来超越民族国家的道路，不是欧盟模式，而是某种"霸权模式"？这不需要所有国家都演化到相对较高的水平，而是由少数占有优势地位的政治体，牵头来成立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政治体，并"迫使"其他政治体加入。出于审慎，这个想法我在《抵达》中并没有写进去。
但是，这种模式是有可能在重大危机的驱动下形成的。比如，人类再次面临重大战争的威胁，甚至包括核战的实际风险，这就会使全球性危机变得足够严重。如果出现这种情形，整个世界的格局就会完全不一样。我当然不希望发生这一切，但在逻辑上，当危机足够严重时，一种新的超越民族国家的"霸权模式"的兴起，可能就有足够的合法性与正当性。
因为当很多人、很多国家同时面临重大威胁时，对全球暴力资源的垄断化管理，会变得比以往更加必要。从模式上看，这种可能的超越民族国家的"霸权模式"，不会是单纯的霸权，而更可能是霸权模式和契约模式的某种结合。
从长时段来看，我的一个基本判断是，全球化的发展最终需要构建超越民族国家的全球政治秩序。
探讨这些理论并非没有价值，我们作为学者，应该关心长远的事情，特别是那些长期中非常重要的事情。如果能在理论和逻辑上把这些事情论述清楚，或许能给现实行动提供一些方向性的参考。
南风窗：施展老师在他的著作《破茧》里，对各国商人之间的联合寄予了希望，提出了以"新汉萨同盟"这种商人秩序来对现有主权国家机制进行补充，不过目前从现实来看，商人能解决的问题很有限。
包刚升：商人秩序毕竟只是经济的联合，现在看起来必须得有政治和军事的联合。今天的中美冲突等问题，在我看来，根本上都是全球化的深入和民族国家体系之间的不协调所导致的。比如，所谓的供应链是否安全，根本上就是这个逻辑引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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