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按：孙大午的冤屈，抵消了奥运会的刺激吗？我看网络上的幽愤情绪，需要转化成一种思考：该想想中国中产阶级、或者富裕阶层的政治出路了，还来得及吗？去年我跟李恒青曾策划一个研究项目：《中产阶级对中国前途的意义》，我捋了一点思路，
1、中产阶级在中国的暧昧性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直接后果，是产生了一个至少在财富意义上的中产阶级，有一种估计，认为如今中国人里，拥有资产百万至上亿者，近乎一亿；有资产上万至百万者，约三亿，合计这四亿人，对中国的制度、前景意味着什么？
——按照西方传统概念，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经由阶级分化、劳资博弈而产生的中产阶级，反而是在权力资本横行的三十年里，产生了一个与体制媾和、分享的新兴有产阶级；
——这个中国的有产阶级，正在成为国际间不可忽视的最大消费阶层和购买力，对全球经济发展意义非同寻常，因此它对国际贸易、中国与西方的关系均有巨大潜在含义；
2、中国中产阶级的特殊性和困境
——如何界定、描述中国中产阶级的形成、特性、局限？
——中产阶级与权力、体制、市场的合谋与互动；
——中国阶级的先天缺陷及其策略；
3、出路与前景
——消费与购买力的市场和政治意义；
——中国中产阶级的人格、知识、政治诉求；
——中产阶级与市民社会、政党的关系……
没想到中共很快就开始整肃这个阶层，事实上目前没人能够描述这个阶层的状况和愿望，难道他们就这么被历史淘汰了吗？網上有吴强的一個讲話，信手拈來。】
今天我要谈两个问题。一个是什么是中产阶级，第二个是中产阶级是怎么产生的。换句话说，它怎么产生的，可能就是今天中产阶级所感受的各种困扰，各种忧虑的原因，它的症结所在，从一开始可能就注定了它的病因。
在谈什么是中产阶级之前，首先要了解什么是阶级。在进入现代社会之前，传统社会某种意义上讲只有等级而没有阶级。比如说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的1月份，法国有一个神父，他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第三等级》，他把法国的社会划分为僧侣、贵族和第三等级。第三等级代表了96%的法国人，有法国的市民、农民、商人、手工业者等等构成。
我们知道，过了半年法国就发生了大革命，这是马克思所讲的，前现代社会和现代社会的一个转折点。马克思、恩格斯对法国大革命，对法国经济社会转型做了一个区分，提出了阶级的概念。认为法国大革命最重要的遗产是阶级。之前只有等级社会，等级社会和阶级社会的差别是什么呢？在他看来，在德意志形态长篇文章里他提出，在前现代社会作为人格的个人和作为阶级的个人，他们是重合的，而且是天生的。也就是说一个人可能生来就是贵族，生来就是手工业者，生来就是一个商人。
而在现代社会，这种作为人格的个人和作为阶级的个人，他们的重合却是偶然的。每个人要把他的人格个人转化为阶级个人，要通过教育来完成，要通过财富的获取，要通过于连式的婚姻来完成，由此就产生了人格上的焦虑以及阶级上的焦虑，甚至由此产生了阶级斗争。
这来解释比如说欧洲或北美现代无产阶级的形成，他们通过读书完成自我教育，通过阶级斗争来完成自我阶级意识觉醒，来通过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领导来完成阶级的代表，来完成无产阶级在一个阶级社会当中政治力量的显现，这种显现我们叫做阶级的可见度。在阶级的可见度意义上，从1848年共产主义宣言到之后的一百年以来，政治舞台上只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妥协、合作，我们看到欧洲、中国这些革命的演变。
中产阶级躲在幕后，躲在劳资冲突、劳资谈判的背后，他们有的时候会发挥作用。比如说在1933年德国的大选当中，德国的中产阶级有一部分站到了国家社会主义党的这一边。我们看中产阶级的保守性，政治的可见度其实是一直很低的，有的时候政治上的表现其实是萎缩的。就像中国的今天，中国中产阶级对自身的评价一样，是一种不成熟的，甚至是不可见的一种阶级。
由此，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有一个概括，认为像这样一种中产阶级，他们或我们怎么去自我评价、自我界定呢？无非是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建立中产阶级政党，第二种方式是通过所谓阶级精神的气质来认识自己，来团结自己。这所谓阶级精神气质乍听起来蛮可疑的，但其实这就是中产阶级所独有的，跟无产阶级不同的，在于显现于他人的区别。
比如通过消费上的选名牌，选小众的包包，显示无产阶级的区别。住房、教育、学费、婚姻都是在显现与他人的区别，在无限的与他人显示区别的过程当中，中产阶级在进行自我的界定、认同和形成，由此中产阶级的可见度在战后开始逐渐上升，这是中产阶级进入舞台真正意义上的开始。这种开始某种意义上讲更活跃，要更晚一点。
因为我们知道五六十年代还是国家福利制度定型的关键期，也就是达成劳资合作的关键时候。真正的中产阶级能够体现出它的可见度，并且代替之前一百年无产阶级在政治舞台当中中心地位的政治角色，还是要到70年代之后，也就是石油危机之后我们看到技术革命所引发的社会节奏的变化，越来越多的职位不再是传统中产阶级所依赖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或者职业经理人这样一种传统的角色限定，而是扩展到了所有的脑力劳动者。用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话说，就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一种知识经济所产生的分工。所有跟知识经济分工有关的都是中产阶级。这个时候中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和定义以及可能的忧郁和问题都浮现出来了。
美国和意大利最重要的左翼的政治理论家哈特和奈格里对新的政治力量中产阶级做了一个概括，以产业工人为主的无产阶级的历史的可见度而言，中产阶级是一种通过创造性劳动和开放性的网络连接形成的阶级，也就是称之为分众或者多众，也有人译为群众，这个群众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群众，而是通过创造性劳动和开放式网络连接的阶级。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座所有的各位，尽管在财富的收入上，在消费的品种上，消费的时间上似乎仍然可以来衡量什么是中产阶级，但是更重要的是在于创造性的劳动和开放式的网络连接，由此来定义一个新的全世界范围内的社会结构的变化，这样一种现象我们称之为社会事实。我们要通过社会事实来认知社会变化，来认知中国的变化，特别是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形成，要区别于陈旧的所谓的制度的真实。我们要关注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给社会、整个系统带来什么样的变化，这才是我们要关心的中产之困，它的困也许就是我们的出路所在。
中国中产阶级是怎么形成的，也是在过去三十年里重复了无产阶级的可见度下降，中产阶级的可见度上升的过程。我们都知道1990年代经历了什么，一方面经历了无产阶级的消失或者工人阶级的消失。90年代末，国有企业的改革、国企的改制，大批工人下岗解除活动。另外一方面，就是所谓闷声大发财的时代，中国的新兴中产阶级在全球化、在知识经济的扩展当中开始慢慢的积累、成长，一直经过了21世纪的二十年的演变。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这是社会结构变化的一面。
另外一面，他们的精神气质是什么？我们知道无产阶级很容易有政党的代表，中国的中产阶级是没有政党代表的，可能由三个代表理论来代表，但实际上是没有的。他们的精神气质在哪里。无产阶级可见度下降，新中产阶级上升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什么？我个人研究倾向于把它认为是计划生育，一胎制的计划生育所加速完成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成，也就是说在中国计划生育的情况下，东部沿海地区的情况最为明显的形成了一种4、2、1式的挤出效应，就是说4个大人，两个人结婚最后生出一个独子，意味着财富不断的并购，不断的集聚，加速了第二代、第三代财富的积累。
中国在这二十年的过程中完成了从东部沿海向内地逐渐扩散，完成了中产阶级的形成。从财富的积累的也能看出，计划生育执行最好的地区，往往是比较富裕的地区，也是中产阶级形成的速度、规模最大的地区。从地理、时间、序列上都能够证明这一点。
从我们现实的情况也看到这一点，到今天所有的新闻议程，所有的社会问题都围绕着王宝强的婚姻在进行，围绕着学区房在进行，围绕着所谓作为人格的个人和阶级的个人结合的偶然性，重合的偶然性在拼命的奋斗，通过所谓的成功学来实现财富的积累，来实现这样我一种阶级的再生产，这是我们看到中国新中产阶级的形成。
我们甚至可以回溯到20世纪初俄国思想家别尔加耶夫，他当时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或者划分，划分为个人主义和个体主义。社会主义应该是个体主义的社会主义，个体主义的联盟，所谓的个体主义就是我们所谈的哈特和奈格里对于精神气质的强调，对于抽象思考的强调，在抽象思考的强调才可能来定义中产阶级的阶级本身，也就是把所谓马克思所谈的人格个人和阶级个人进行重合。通过思考，通过抽象的思考来完成这样的重合，而不是通过再生产，这就是今天我要谈的问题。
那么，中国中产阶级一方面可能要通过各种各样的奋斗，421的一种挤出式的再生产来完成地位的维持。就像朝鲜今天所发生的中产阶级的奋斗，他们要维持他们在平壤的地位一样。另外一方面，他们是通过他们的精神气质来表达。什么精神气质来表达特？马拉松、瑜珈，以及今天的讨论，听道，各种分享，甚至罗振宇式的微信公众号传播，所有人通过饥渴的思考的方式，基于所谓创造性劳动以及开放式的网络连接的方式来进行整体的定义，我们要回到别尔加耶夫时代的个体主义意义上的中产阶级。从这个角度，我们才能理解这种偶然性背后所包含的忧郁，因为这个偶然性确实意味着阶级再生产和思考的痛苦两重的折磨。
我自己在去年雷洋案当中完成了中国中产阶级的构建和描述，我也希望今天的听众，未来仍然能够珍惜中产阶级进入到中国的政治舞台，并且可能会长久持续的代替之前的维权运动以及其他的政治形态，在未来发挥一个主导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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