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小凯所著，写得极好。
作者分四个部分写这百年：中国的原始资本主义（或商业资本主义）晚清的经济史；民国经济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的经济改革。
西方进入打破原始资本主义原地循环
晚清的资本主义出现离不开洋务运动。"洋务运动是个失败的工业化运动，其失败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是在于政府的'国家机会主义'，用国有企业的方式推动工业化，扼杀了私有企业的发展。"（第1页）
英国的工业化之所以走在法国前面，"在英国有半数的新技术不是靠专利法保护，而是靠保护私人企业剩余权的普通法保护。自由企业制度（私人企业自动注册，不需政府批准）可以用私人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和剩余控制权对企业主的发明创造及企业家活动间接定价。因此，可以使这种直接定价成本极高的活动卷入专业化和分工，且避免直接定价的高交易费用。因而新技术、新的管理方法可以变成大规模商业化生产。"（第2页）
晚清的原始资本主义当然是一种坏的资本主义。清政府利用其政治垄断特权追求私利，不惜损害社会利益。
其实中国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早就有了，不仅是明清之际，甚至在秦汉乃至战国时期可能就有了。城镇中生产最终消费品的活动和商业活动的分工，但是因为政府的垄断，这种分工不可能在发明创造新机器的活动中加深，因此原始资本主义不可能发展到近代工业资本主义。
清朝包括晚清的中国原始资本主义其实还是原来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的重复。
然而，我不认为本书所说的洋务运动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洋务运动也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进入中国的结果，中国原始资本主义有了突破二千年循环重复的框框向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可能。
"清朝与外国冲突发生的条约制对中国经济有正面影响。条约制把西方的法治概念和对游戏规则在参加者中间平等讨价还价的概念引入中国，使清政府失去了其不受限制的政府特权地位，要求清政府将税收制度公平和透明化。……从公正而言，英国人要求的人身、财产安全保障及司法独立的保障也应施于中国人，但是在清朝的主权面前，英国人也只能争取到英国人应有的权利了。通过租界，英国人的地方自治，独立和公正的司法，这套制度也的确惠及中国人。……可惜在革命动乱发生后，租界的制度并没有被中国人系统地学习。"（第10-11页）
晚清的原始资本主义（包括洋务运动）之所以没有成为中国二千年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原始资本主义原地循环，或许就在于外来资本主义力量对亚细亚模式的冲击。
而1997年香港回归后的"一国两制"实际上就是"系统的学习"，而一国一制则又在重复49革命动乱，甚至在重复二千年的历史循环。
38年资本主义现代化艰难努力
"民国初年宪政的失败也要归结于过去专制制度对人们的道德观念的毒害。……民初执政者的行为，人们对游戏规则的预期，及实际产生的游戏规则之间产生了恶性循环，……重新在枪杆子里出政权的规则下产生王权或其他独裁者，就是不可避免了。
"但是军阀混战时期也是中国思想界最活跃的时期。军阀混战也产生了类似欧洲政治不统一的好效果，制度试验多样化增加，地方自治的观念和制度，以及宪政的推动（例如制订宪法），为以后的宪政发展提供了基础。"（第16页）
"国民党北伐成功后终于利用其军力认真推动宪政。1931年5月5日制定'训政时期约法'，明确了委托国民党代管政权是临时的，最终目的是回归宪政。政府于1936年公布了'五五宪草'。这种行为使中国经济重上轨道露出一道曙光。同时期立法院先后制定了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法院组织法、商事法、公司法。这一系列立法行为基本肯定和继承了清末民初的一系列经济法制建设，为中国经济发展打下了牢固的基础。"（第17页）
与此同时，在统治可以达到的范围统一了币制。这才有了抗战前的"黄金发展十年"。
"后来在台湾创造的经济奇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以这些法律制度为基础的。"（第17页）
而在1949年政权更替时，毛泽东在《评战犯求和》中明确说"就是要废除伪法统"。1
38年的资本主义现代化市场化的努力就此中断，倒退。
"1912年-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第18页）
十九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和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可它们基本上是在沿海和大城市。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这可能是国民政府不能也无法把经济、货币，建筑在农村经济基础之上的原因之一吧？法币只能建筑在外汇黄金储备上吧？这一点恶果在三年内战中尤其显现。
没有全国的统一市场，一直延续到毛主席死去，一直到九十年代仍然十分清晰。或许，正是基于这个事实，赵紫阳在八十年代后期提出"国际大循环"，事实上就是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短短几年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国赚了不少钱。可能也就是这个原因，外汇储备对人民币的重要性日趋显露，直至今日。
可是，我记得赵紫阳当时提出的是两个大循环，当东部沿海地区参与国际大循环发达起来后，东部沿海地区与中国中西部地区循环。可惜，应该实施第二个大循环时，赵紫阳已下台多时了。
毛摒弃模仿的独创造成空前灾难
米塞斯和哈耶克关于"苏联式经济体制在缺乏市场时不能获得必要的资讯，它将无法运转"的结论，时至今日已为历史证实。但是为什么这样一种体制在其最终被抛弃以前能够生存、传播，甚至取得短期令人瞩目的经济增长绩效？
杨小凯认为"模仿发达资本主义经济的工业化模式的策略，在缺乏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时，能够产生短期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第32页）其代价是红色恐怖，剥夺私人产权和个人自由市场消费的权力。一切政治经济社会的公权私权全部集中在政府。"当模仿的潜力已经耗尽，或者劳动分工的网络变得日益复杂时，这种策略的长期代价将超过它的短期效益，因为这种体制没有自我制度创新能力及相关的制度基础设施。"（第37页）
可毛泽东连这个也不明白，他认为，上世纪五十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成功，是"极力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
毛泽东好大喜功，斯大林死了之后，他便以国际共产运动第一人自居。他急于创造有别于苏联的属于他个人色彩的共产主义制度。"诸如人民公社和大食堂。毛倡导行政分权反对中央计划，倡导每个企业、每个县、每个省的自给自足而反对专业化和劳动分工，倡导群众路线反对专家路线，倡导技术落后的小规模自给自足的社队企业而反对技术先进的大规模国有企业，等等。"（第46页）
毛人为的掌控一切指挥一切造成了空前的大灾难。"三年大饥荒比民国初战乱和日本人侵略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都要深重。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对经济发展的破坏可能超过霍布斯丛林（战乱）对经济发展的阻碍。"（第43页）
畸形的经济结构：权贵私企+大型垄断国企
"中国1980年代和1990年代令人瞩目的增长绩效主要归功于它落后的起始发展水平（即从灾难的毛泽东时代恢复的性质）和模仿新的出口导向型工业化模式的新机会，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毛的行政分权和国有企业与对台湾和香港新发展模式模仿的一个混合体。"（第52页）
中国的改革成绩和苏东的改革失败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以一个低劳动分工水平发展一种商品化的市场体制容易些"，后者则是"在一个通过中央计划发展起高劳动分工水平的经济里，发展私人产权和相关市场极其困难。"（第47页）
现在的事实似乎已经证明：即使邓的"社会主义新模式，在模仿潜力耗尽以后，也许会失败，正如1930和1950年代对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成功的模仿之后，苏联式社会主义于20世纪末失败一样。"（第52页）
"1987-93年间在中国，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化和局部私有化，在规则制定者、仲裁者和参与者都是同一政府代理人的游戏规则下，这种自发的私有化产生了大规模腐败。这种腐败分四类，第一种方式是直接把国有合股公司的股份分配给那些有成立和管理这些公司的批准权的政府官员和有权分配土地、银行贷款和其它重要资源的政府官员。第二种方式，在香港或海外建立私人公司作为国家合股公司的合作者或子公司，然后通过两个企业不正常的各种交易（例如低价卖出高价买进），将国有资产转移到自己的私人公司。第三种方式，私人股东收买政府代表，通过各种所有权的重组计划无偿的把政府股份转移。第四种方式，国有企业和外国公司的合资企业中的政府代表故意低估国有资产价值，然后在私下得到外国合资者的报酬。"（第69页）
我以为，通过腐败转型社会的确是罪恶的，而且这样罪恶的转型未必能够转型成功——达到现代资本主义的私有化。然而，其本质上就是绝对权力的一种货币化表现而已。难道打下了江山获得绝对权力不罪恶吗？相较于绝对权力的罪恶，其转化为货币，不得不说是一种温和的表现。
如果从这一罪恶开始，从此资本主义的私有化，那或许也是一种功德无量的转型方式？社会一旦资本主义的私有化，并能有宪政法律保障，那些罪大恶极的社会不公及其产生这一切的土壤可能就会到此为止，那38年的中断了的跛脚然而仍在前行的宪政民主制或许可以重现并继续前行？
可是，在九十年代罪恶的转型中，顽固的特权集团和意识形态，保留了相当一部分大型和特大型垄断国企，权贵们利用权力，在已经到手的自己的私企与国企非市场化的交易来往，方便的源源不断的让垄断利润落入自己的口袋里。
这样的私企，对社会转型对社会经济发展究有何用？
权贵掌握的大型垄断国企，依旁于此的权贵私企。正因为这样的经济结构，政治权力可以轻易地使国企做大做强，也可以用表面上市场的方法反噬掉已经做大做强的异己的权贵私企。
本书虽只72页，但受教与启示之处甚多，不一一列出了。总的感觉，中国百年经济发展现代化——资本主义化，曲折太多太大反复朝后退。本书写成十多年了，作者也逝去多年，至今更不见曙光。至叹至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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