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维迎：我若被污名化，希望90岁老父亲能理解我

父亲九十

父亲50岁时的照片 | 田丰摄

父亲今年九十了，耳不聋，眼不花，精气神十足，广场溜达时，偶尔还会跟着秧歌队扭几圈大秧歌，聚会时经不住众人起哄，就亮开嗓子唱一段陕北民歌。

但爷爷还不到三十岁时就病故了。所以我觉得，寿命与基因关系不大。

爷爷死时，父亲只有12岁，下面还有三个妹妹，最大的7岁，最小的1岁，奶奶虽年轻，但长着"三寸金莲"的小脚，无法下地干活，也算不上利索女人，父亲一下子就担起了养活全家的责任。当时村里已搞过土改，家里有几亩地，父亲天生能吃苦，脑瓜也灵，人又实诚，没几年就成为远近有名的好庄稼汉，熬了个好威信，到结婚年龄，家虽穷，还是娶到了来自殷实人家的母亲。外祖父看重的是父亲的人品。

当时的农村，孤儿寡母免不了受人欺负，特别是同家族人的欺负。爷爷死后不久，家族的几位长者就逼着奶奶改嫁，但奶奶放心不下几个孩子，没有立马顺从。直到母亲过了门、大姑和二姑出嫁后，奶奶才带着三姑改嫁到五十华里外的绥德农村。之后，父亲每年正月去看一次奶奶，我小时候走的最长路就是跟随父亲去看奶奶时走的那条路，那是一条从吴堡县出发、穿过佳县、再进入绥德县的山路，中间要爬几次山，我走累了，就得父亲背着。

父亲16岁那年，共产党的军队攻打国民党占据的榆林城，久攻不下，需要农民工到前线抬担架，村里分配到三个名额。即便抬担架，毕竟要在枪林弹雨中奔跑，还是有生命危险的。按理说，父亲是"独子"，这事摊不到他头上，但村委会偏偏派他上前线抬担架。当时的村主任是父亲没出五服关系的爷爷，也是那个逼着奶奶改嫁的人。父亲的外祖父可怜自己的外孙，怕他丢了命，七凑八凑借了6块银元交给政府，把父亲赎回来。

农村人起名，同一辈分人的名字有一个相同的字，这样，从名字就可以知道一个人的辈分和族人的长幼排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惟一无法从名字读出辈分的人。原因是，辛庄村张姓家族没有固定的辈分谱，通常是年龄最长的起名后，其他同辈的人跟随。父亲是他那一辈中最年长的男性，他给自己起名"福元"，但没有人跟随"福"字起名，他之后的同辈人都用了"建"字。到我这辈，我是最年长的，我给自己起名"维迎"后，其他同辈人的名字多从"维"字了。父亲说，我比他有出息。

但不知为什么，父亲小的时候，村里的外姓人不欺负他。不仅不欺负，而且还关照，所以他的异姓朋友很多。父亲的朋友圈，也影响到我小时候的交友。我的小朋友中，异姓孩子多于同姓孩子。

02

父亲是一个有领导才能的人，在村里也有很高的威信，人缘好。合作化一开始，他就出任村干部，担任过生产队队长，生产大队队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党支部书记等职务。村里人对他的评价是：务实，不贪，办事公道，敢承担责任。

父亲担任生产队队长时，队里曾偷偷开过瓜园，种了些西瓜和甜瓜到集市上卖，给队里搞点副业收入。说"偷偷"，是因为按照上面的说法，这是搞"资本主义"，不被允许。我曾随父亲照看瓜园，晚上睡在庵子里，每当此时，我可以大饱口福，但父亲只允许我吃熟过火或被野兔、松鼠糟蹋过的，也就是没法卖出去的瓜。遗憾的是，瓜园也就开了两年，到第三年，公社来的干部把瓜苗拔了，只好再种晚作物。秋收的时候，队里会搞承包，也就是把庄稼包给个人收割，按亩记工分（类似计件工资），这样不至于把庄稼烂在地里。这事上面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提倡，也不禁止。

队里有个社员霍常金，是有名的石匠，但不安心干农活，喜欢做点投机倒把的事。他老婆是个巫婆，有病在延安治疗，他向一些村民借了些布票去延安偷偷倒卖，赚点路费，走时也没有请假（请假肯定不批准），生产队就把他的口粮扣下。夏天他回到村里，家里没一粒粮食，队里有余粮，父亲决定把口粮分给他，但遭到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王世招的阻拦。队长要给分，支书不让分。在双方争吵不休的时候，霍常金就把已经装好的一袋子粮食扛走了。支书曾是吃国库粮的干部，原则性强，就打电话给公社书记，说霍常金盗窃仓库。公社马上就安排了批判大会，但他没有到场，另一个批判对象逃跑了，会没开成。公社副书记专门来到村里调查此事，在我们家吃饭。父亲说：霍常金外出不请假、借布票倒卖，这都是事实，但说他盗窃仓库，不对。应该分给他的口粮不给他，又要他下地干活，他没办法，只能如此；是人总得吃饭，否则会饿死，你们要批判就批判我，不要批判霍常金。公社副书记听了父亲话，不仅没有批判霍常金，反倒训斥了大队支书："如果饿死人，你们谁负责？"类似的冲突，父亲和支书之间发生过多次，其原因，用父亲现在的话说，是"他左我右"。

但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和王世招的私交还是不错的。"文革"开始后，王世招成了村里的头号"走资派"，村里很多人站出来批斗他，有仇的报仇，有气的出气，很快就把他赶下台。但无论会上还是会下，父亲从始到终没说一句话。王世招比父亲大一岁，48岁病逝。病逝的前几天，父亲专程从几十里外的工地跑回来看他，俩人聊了很长时间，依依惜别。我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期间，王世招的儿子担任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对我很关照。可惜，他后来因车祸身亡，死的时候也是48岁。

1972年，霍常金从县引水渠工程承包了一段工程，大概是念及父亲曾经对他的好，允许我暑假期间在他的工地打工。我打工一个月，赚了52元钱，中秋节那天，霍常金冒雨把工钱送到我家。那年我13岁，正在上初中一年级。

1969年，父亲被选为大队革委会主任，但他执意要去一百里外的国防公路（现307国道）工程跟工。他想去跟工，一是工程上能吃饱饭，二是也可以给家里人省下点口粮。工程以公社为单位组织施工，全公社工队为一个营，下设三个连。父亲去后第一天垒灶台，第二天被任命为二连二排排长，第三天又被任命为二连连长。当连长活轻，每顿九两玉米面蒸的圪梁（长条窝窝头）吃不完，父亲就把剩下的晾干保存起来，回来时带给家里人吃。所以，父亲每回家一趟，我就可以饱食几天。

父亲所在工程的主要工作是凿石开路，每次上百米的路段20多个炮眼同时炸裂，工伤事故时有发生。父亲出发前，母亲哭了，怕再也见不到父亲了。父亲说，这是母亲为他哭过的唯一一次。同村去的另一位社员王居升，有文化，曾在西安工作过，担任三连连长，一次放炮炸石，一块拳头大的风化石砸在他的脸上。父亲送他去医院抢救，他的命保住了，但鼻子没有保住，政府给他在县医院安排了个炊事员的工作，后来又安排在乡卫生所卖药，算是对他失去鼻子的补偿。王居升的儿子现在是西安有名的外科医生，他学医与他父亲有关。

我读高中时，父亲是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村里的插队知青就是父亲去县城接来的，他对他们的生活做了精心安排，还经常请他们到家里吃饭，知青们现在还念叨他的好。

我高中即将毕业回乡时，村党支部换届选举，父亲被选下去了。有人说父亲落选是因为我要回来了，这属于农村政治学。公社书记说，这个人大队不用，公社用，就安排父亲到县黄河引水上塬工程领工。直到我上大学的头两年，父亲一直在工程上。我第一次暑假回家，中途下车先到工程总部所在地看望父亲，发现他在那里生活得像个公社干部。

人民公社解体后，生产队没有了，父亲准备捡起他的老手艺——弹棉花。我小时候见过父亲用"梳棉弓"弹棉花。文革初期，父亲和他四舅及另一个人合伙买了一台梳棉机，在离我们村25华里的佳县螅镇镇上租了一孔窑洞，每到赶集的时候就去镇上弹棉花。每次干两天活，每人可以赚到三四块钱，这在当时算一笔不小的收入。可惜好景不长，后来开展"割资本主义尾巴"运动，他们的生意就做不成了。1980年，我暑期回家，发现父亲把那台梳棉机从镇上搬回家了，他高兴地对我说，包产到户了，又可以弹棉花赚钱了。但父亲的预测完全错了。没过多久，村里人都开始买衣服穿了，没有人纺纱织布了，连棉花也没有人种了，他的老手艺也就废了。

1993年，父亲62岁时被选为村党支部书记，我当时还在牛津读书。当村支书三年，他为村里干了两件事，一是打了一口水井，解决了村民生活用水问题；二是给村里拉上了电，解决了村民的照明和电气化问题。村里通电后，石磨和碾子都不用了。拉电的钱是我向几位朋友筹集的，但有几个村民说不拉电，要分钱，父亲不许，还闹了不小的矛盾。

1996年换届时，父亲又高票当选，但他坚决不干了，让给了得票第二的人。

父亲不干了，也是我的坚持。为拉电的事，他差点被人打。我不想让他再受别人的气。农村是一个很复杂的社会，有老实本分的人，也有流氓无赖。没有能力的玩不转，有能力但心地善良的人只能自己吃亏。父亲属于后一类。

父亲当村干部期间，没有沾过公家的便宜，倒是为招待下乡的干部贴过不少顿饭。人民公社时期返销粮、救济款的分配，我们家总是排在同类家庭的最后。

但80岁之后，倒有机会得点好处了。父亲是49年之前入党的老党员，现在每年能拿到一万多元的"老党员生活费补助"（包括节假日慰问费）。全村（及全乡）有这种资格的只有两人。父亲很满意，说差不多够他的酒钱。父亲每晚睡觉前自斟自酌二两白酒，多不喝，少不行，很有原则。

父亲是个乐观的人。2009年和2016年动过两次手术，手术前躺在手术台上，他还和大夫开玩笑，手术后麻醉一过，他又和大夫说说笑笑。大夫说，很少见到这么开朗的病人。

父亲唱陕北民歌的照片

03

父亲从小喜欢栽树。父亲说，全村就两个人爱栽树，他是其中一个。当然，合作化之后，树只能栽在屋前屋后，或不适合耕种的沟沟洼洼，那属于无用的"公共荒地"，谁栽树归谁所有。我曾问父亲：为什么其他人不栽树，就你喜欢栽树？父亲说，树是需要人伺候的，我勤快。

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领着我认树，"这棵树是咱家的"，"那是别人家的"。村里有一小沟，一大沟，成丁字形交汇。小沟就在我家窑洞坡下，沟里的树大部分是父亲栽的。大沟里的树也有不少是我家的。1971年生产大队在大沟上游打坝堰，一下子就掩埋了我家20多棵还没有成材的树。那时候，没有什么赔偿。

父亲栽的树对我家的生活和我本人的成长有着特殊的意义。家里人多、劳力少，每年下来都要欠生产队大几十块的粮钱，不是卖粮就是卖树。卖树的钱也是家里日常开支和我上学用钱的重要来源。当时，一棵树大致能卖二、三十元，最高的卖过40元。有一次父亲外出，村里来了买树的，母亲就自作主张卖了一棵。父亲回来后说，卖便宜了，母亲难过了好几天。

每卖掉一棵成材的树，父亲就在原来的地方再栽一小棵。当然，这是指水桐树。柳树不同。柳树树干上长十几根椽子，有首陕北民歌中唱道"青杨柳树十八根椽，心里头有话开口难"，"十八根椽"就是这个意思。椽子是箍窑頂的好材料，也可以做门窗格。父亲卖柳树，只卖椽子不卖树干，这样卖了一茬，过几年又长出一茬，可以继续卖，就像从银行取利息一样。

1980年家里修了三孔新窑，做门窗用的木材全部来自父亲栽的树。

除了木材树，父亲也栽果树。我上小学时暑假的大部分时间，都在自家的杏树和红果树下度过，这让我至今对杏和红果有特别的偏好。我曾挑着杏（或红果）到邻村卖过，但由于害羞，不愿喊叫，不是很成功。

家里的红果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犄角旮旯，果实快成熟的季节，需要有人照看，一是防止松鼠糟蹋，二是防止人偷摘。但我做得也不成功。我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再回到果树下时，总会发现果子不是被人偷过，就是被松鼠啃过。学过博弈论后我明白，这种情况下我应该用"混合战略"，即随机监督，让想偷果子的人不知道我什么时候会出现，但我当时用的是"纯战略"。我以为我在监督别人，其实是别人在监督我。现在一些政府监管部门犯着我当年一样的错误，所以监督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父亲对自己的树有着很深的感情。前几年他和一位邻居发生了纠纷，因为一棵榆树的产权归属问题。父亲对此一直耿耿于怀，我每次回家看他，他总要跟我唠叨这事。我说，爸呀，这树也不值几个钱，他说是他的就让他拿走吧。父亲很恼火，说这不是钱的问题。我相信父亲说的是实话。去年村里搞填沟工程，小沟里的树都得砍掉，其中多一半是我家的。村主任电话里和父亲商量补偿问题，父亲说不要补偿，你们把砍下的树堆放整齐就行了。村主任办事心急，用铲土机把树铲得乱七八糟，把我家的树和别人家的混在一起，父亲就当作笑话给我讲。

当然，父亲不在意补偿，也与树木现在不值钱有关。自上世纪90年代后，农村人用木材，多选择进口的加拿大木材，质量好价格又低；本地木材卖得价格，连人工砍伐和运输成本也难以支付。不独木材树，果树也一样。上世纪80年代中期，父亲栽了一大片苹果林，他信心满满地说，等挂果之后每年可以有不少收入，没想到，挂果后没几年，果子根本卖不出去，没人照看也不要担心谁会偷。看到红红的苹果烂得满地，父亲也懒得再打理了。去年村里平整土地，推土机轰隆隆把一大片果树连根拔掉了。

父亲栽了一辈子树，第一次见到这么粗的树

04

父亲小时候没有机会上学，自己的名字能认得但写不出。父亲曾对我说，如果自己稍微识几个字，凭能力，十有八九吃公家饭了。我说，爸啊，如果你吃了公家饭，我肯定不是你的儿子了。

不识字被人低看，父亲一直难以释怀。有次到集镇上卖粮，对方知道他没文化，给少算了几毛钱，父亲说你算错了，对方说没错，父亲坚持说错了，僵持了半天，对方最后不得不承认确实算错了。从此之后，这个收粮人再没有算错父亲的粮钱。

父亲对我上学寄予厚望。记得三四岁的时候，我发现家里柜子里有一支墨水笔，就拿出来玩。父亲看到后厉声斥责道，这是为你以后上学准备的，现在不能玩，玩坏了以后上学就不能用了。大概在1964年"四清"期间，有天晚上我在睡梦里听到父亲对母亲说，今晚会上我把水笔的事说了，明天就交了吧。后来我知道，原来，生产队曾买了几支笔，每个队干部一支，父亲当时是保管，虽然不识字，也分到一支，想留着我上学时用。运动来了，父亲担心这属于经济问题，就上交了。

我小时候挨过父亲不少打，其中两次与上学有关，我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是我到上学年龄，第二天就要报名，我哭着喊着说不去上学，父亲很生气。当时我坐在门栏上，面朝里，父亲在门外，一脚就把我踢到三米远的后脚地。第二天我就乖乖报名上学了。

另一次是我小学一年级的下学期，父亲买回几种不同的菜籽，包括白菜籽和萝卜籽，装在不同的小白布袋里。白菜籽和萝卜籽肉眼看上去区别不大，为了避免下种时搞错，须在布袋上写上菜籽的名字。这样的事过去他是找识字的叔叔做，但现在自己的儿子上学了，他觉得应该由儿子写。他也想看看儿子上学是不是学到了点真本事。吴堡话"白"发音类似"撇"(pie)，如白菜叫"撇菜"，白面叫"撇面"，瞪白眼叫"瞪撇眼"，等等。父亲要我在一个袋子上写"pie cai"，我说，爸爸，pie cai就是白菜吧，我会写"白菜"，不会写pie cai。父亲很生气，说"什么白菜，pie cai 就是pie cai。你这一年学给老子白上了。"说着就打了我一巴掌，把我打哭了。第二天，小学老师告诉父亲我是对的，pie cai 就是白菜。父亲向我道了歉。从此后，父亲就比较相信我说的了。

开学需要报名费，母亲总是催父亲早点准备，但父亲从来都是不慌不忙，直到报名的前一天晚上才去借钱。我不知道父亲是胸有成竹，还是一筹莫展。倒是从来没有误事。

父亲没文化，但记性好，喜欢给我讲故事。当然，他讲的故事都全是从别处听来的，有些故事讲过多遍，基本上都是"好人有好报，坏人跑不掉"之类的。但有一个故事比较特别，好像是在去探望奶奶的路上讲的，让我实在忘不了。故事情节大致如下：

很久很久之前，有位老父亲送儿子到山里拜师学艺。学徒期是三年，中间不能回家。老父亲把儿子交给师傅后，就走了。老父亲走后，师傅把徒弟领到一个湖边，告诉徒弟：从今以后，你每天要做的事就是趴在湖边对着湖水吹，吹上三年，湖水能翻过来的时候，你就算学成了。徒弟信以为真，每天一大早起来，就老老实实按师傅说的做。但一年半过去了，看到湖水还丝纹不动，徒弟泄气了，不辞而别。

儿子回到家里，老父亲非常生气，说你真是个没出息的东西，学徒期还不满就跑回来，这算怎么回事啊！儿子也很沮丧，闭着眼睛长叹了一口气，就再听不到屋里有任何动静了。睁开眼睛一看，发现父亲不见了。他一声叹息，就把老父亲不知吹到哪里去了。

我相信，父亲给我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自己并没有理解其中的含义。我当时听了，也就咯咯一笑，好玩而已。但牛津大学毕业后，我开始悟出了这个故事包含的哲理。到北大当老师后，我经常给学生讲这个故事（好多年不再讲了），我想告诉他们的是：功夫是不知不觉中练出来的。读书、做学问，就像这个徒弟吹湖，需要信念，需要耐心，持之以恒，功到自然成，不要急功近利，不能每天都想着有看得见的效果。

自上研究生后，我有时反倒庆幸父母不识字。如果他们识字的话，一定会看到我写的文章，免不了为我担心，会告诫我这不能写，那不能写。这样的话，为了不让他们为我提心吊胆，我写文章时就会谨小慎微，锋芒全无。但随着新的通讯技术的使用，这个文盲屏障现在不完全有效了。

三年前的一天早晨，我还没有起床，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父亲很少主动给我打电话，除非有特别的事情。父亲在电话里说，听说有人把我告了，他一整夜都没有睡着。

原来，在北大国发院召开的有关网约车管理政策的研讨会上，我做了个发言，批评了有关部门和出租车公司维护既得利益的倾向。随后，三十多家出租车公司联名给北京大学领导写了告状信，我一笑了之，北大领导也没作任何反应。但告状信被放在网上，我姐夫看到了，告诉了父亲，父亲就紧张起来。我反复给他解释我没事，他还是似信非信，直到我专程回去一趟，见到我确实好好的，父亲才放下心来。父亲说，你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人家领导不喜欢的东西你就不要写，千万不要惹麻烦。

这让我想起另外一件事。1989年夏天，有人说看到一辆拉犯人的车从绥德路过，我就在车上。这话传到村里，传话人说的活灵活现，父亲在焦虑中抽起了烟。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抽过烟。我小的时候，父亲在自家窑前坡地种过烟草，但只是为了卖几个零花钱，自己舍不得抽。

看到父亲这么大年纪，还要为我操心，我感到有些内疚。我现在倒希望父亲是一个文化程度很高的人，这样，即便我有个三长两短，被污名化，他也能理解我。

我对父亲说：爸，你放心吧！为了你活过一百岁，我不会惹麻烦！

我与父亲在自家的谷地 | 冯东旭摄

（注：父亲生于1931年10月初一，今年90虚岁。本文中其他年龄是周岁。2020年8月17日定稿。本文发表于《榆林日报》2020年11月13日第6版）

我的母亲

母亲走了，永远地走了。时间是2008年农历五月初三下午2点50分，离端午节还有两天，离她老人家七十三岁生日还有整整半年。母亲早走了两个多小时，没有让我见她最后一面。此为我终身遗憾。

母亲去世几天前姐姐与我通电话，说母亲已不愿意下炕，但病情与之前相比并没有显著恶化。姐姐问我什么时间可以回去一趟，我说学期很快就结束了，结束了我就回去。因为家乡的窑洞里收不到移动信号，姐姐打电话必须站在院子里，我也就没有办法与母亲说几句话。我本以为她还有一段时间的人间生活，一定会等我回去。但她，没有等。

母亲在临终前也没有催我回去。只是在她去世的前一天，清晨5点，姐姐打来电话说父亲希望我回去一下，我突然预感到母亲真的快要走了。因为这一天工作上已经有些安排，晚上还要主持一个重要讲座，我问姐姐第二天回去是否可以，姐姐说不急，晚一两天没关系。我取消了之后几天的工作安排，第二天早晨七点开车从北京出发，下午5点到家。一下车，周围气氛凝重，弟弟低声对我说：你回来晚了。我就这样失去了最疼我爱我的母亲。

母亲对自己的离去是有预感的。去世几天前她曾对父亲说，看来她熬不过去了，等过几天老院子的大门修好了，吃了合吉（龙）糕，她就走。她在这个院子里生活了几十年，含辛茹苦把儿女拉扯大，希望在她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看到修缮一新的大门。她还嘱咐父亲把土院子用水泥硬化一下，这样下雨天走起来就不会泥泞。这也是她一贯爱好（美）的表现。

张维迎母亲 | 冯东旭摄

但母亲早走了四天，没有看到新修的大门，没有等到吃合吉糕。

我不知道母亲为什么走得这么急，没有兑现自己的承诺，也没有留下什么遗言，但我清楚，她临终前没有催我回去见她一面的原因：怕耽误我的工作。在母亲的心目中，没有什么事情比她儿子的工作更重要了。她几次到北京看病，来时就不很情愿，来了没有几天就嚷着要回去。她的理由很简单，一是心疼花我的钱，二是怕耽误我的事。为了安抚她，我常常不得不把很贵的药说得很便宜。即使这样，她仍然唠叨我赚几个钱也很不容易，不应该在她身上花这么多。有一次我生气了，脱口而出：你再唠叨我就把钱都烧了！母亲流泪了，她觉得说这样的话不吉利。这令我内疚不已。

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办法理解我现在做的事情，但她知道我很忙，忙的是"大事"。我无须向她解释什么，无论每次回家看她，还是在她北京住院期间去病房探望她，来去匆匆，她看得出来。住院期间每次与她告别时，我说："妈，我走了"，她总是一句话：你忙你的去吧，不要担心我。她从来不问我在忙些什么。即使我一天都没顾上去病房，她也不会叫我过去。

母亲不是不想我。事实上，她非常希望我一直在她的身边。只要我在她身边，她的情绪就显得好些。但她不想耽误我的事。只是在住院的最后几天，她有点反常。有一天早晨5点不到，她就让姐姐打电话要我过去。我赶快起床去病房，她说她很难受，如果不是怕我分心，真想放声大哭。她说要马上出院，回村里去。我哄她说，再治几天就好了。当天上午9点我有课，8点半与她告别时，她问：你为什么那么忙？就不能多待一会吗？母亲的反常给我一种不祥的征兆。

 

母亲走了，留给我的只有思念。她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女性，目不识丁，但在我们儿女的心目中，她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母亲。

 

母亲十七岁时与父亲结婚，生过八个孩子，其中三个幼年夭折，长大成人的有我们兄弟姐妹五人：姐姐、我、两个妹妹、一个弟弟。与天下所有的母亲一样，母亲爱她的每一个孩子，她把她所有的爱给了我们。

1980年春节全家合影 | 田丰摄

 

母亲没有自己的事业，她唯一的事业就是儿女。她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儿女。

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把五个孩子拉扯大本身就不容易。但母亲吃苦耐劳，勤俭持家，无论生活多么艰难，总是想办法让儿女吃饱肚子，穿得干干净净，在人前体体面面。村内老小都夸奖她是一个会过日子的人。

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与村里同龄妇女一起做针线活的时候，喜欢唱当地的山曲，那一曲优美动听的《兰花花》我至今还记忆犹新。但自我上小学后，再没有听到过母亲的歌声。她不唱了，可能是看到儿子大了有些不好意思，也可能是生活的艰辛使她失去了唱歌的兴趣。

为了儿女的成长，母亲吃过太多的苦，受了太多的委屈。记得有一年春天，青黄不接，父亲因为是党员不能搞"投机倒把"，解决吃饭问题的责任就落在母亲身上。夜深人静的时候，母亲起身离开家，天蒙蒙亮的时候背回了一斗高粱。这一斗高粱是她用还长在地里的小麦青苗从邻村换来的，比价是1:1.1，即春天借一斗高粱，夏天还一斗一升小麦。她为此爬山下沟，摸黑走了近十华里的路。那是一条到了晚上连男人也不愿走的路。

父亲在修国防公路和引（黄河）水上塬工程领工期间，母亲虽然身体不好，但必须干男人们才干的苦力。担水送粪，掏地背庄稼，修梯田打坝堰，没有她没做过的农活。家里人口多劳动力少，为了多挣几个工分，少欠一些粮钱，母亲承包了为生产队饲养四头牲口（毛驴）的任务。这四头毛驴是生产队最重要的生产工具，耕地、运输全靠它们，必须精心照料。

农忙季节，母亲白天上山干活，收工后铡草拌料，夜里还要起来四五次为牲口添加饲料，睡眠时间很少。我当时不懂事，母亲和姐姐没明没夜地干活，而我总是帮着别人家干活，不管自己家的事情，好像我是母亲为别人家生的儿子,但母亲从来没有责备我。父亲回家后有时会为此训斥我，但母亲总是护着我。她说，只要别人说我好她就称心如意。每当想起这些，我心里就不是滋味。

母亲是个心地善良，又热情好客的人。小时候家里生活困难，一年难得吃上几顿白面，但家里来了客人，母亲总是以最好的饭菜招待。所以上面来的干部派饭时，都喜欢被派到我家。即使因"犯错误"被"下放"到村里的干部，母亲也热情招待。

1974年村来了十几个插队知青，母亲觉得他们可怜，逢年过节家里吃一顿像样的饭，她总是请他们一起来吃。而且，越是家庭困难的知青，她越疼爱，越照顾。母亲入土时，有七个当年的知青驱车几百里来为她送行。

与专程前来参加母亲葬礼的几位当年的知青合影 | 冯东旭摄

 

母亲好面子、重名节，请客送礼，从来都做得很大方，生怕别人说自己小气。她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人活眉眼（脸面）树活皮，不要眉眼剥树皮"。为了生计和供儿女上学，家里不时得向别人借钱，但一旦家里有欠债，母亲就难以入眠，总是催父亲尽快想办法还债。

为了还债，母亲曾两次决定卖掉她结婚时陪嫁过来的旧衣柜，这是当时家里唯一值钱的东西。只是因为我和弟弟的阻挠，这个衣柜才没有卖成，得以保存至今。第一次，是我的泪水感化了买衣柜的人，不忍心把它搬走。第二次，是弟弟用擀面杖赶走了买衣柜的人。但母亲几次成功地迫使父亲卖掉还没有长大成材的树木，而只要晚卖两三年，就能卖出高得多得价格。

母亲还变卖了她结婚时戴的一对银手镯。那是她唯一的饰物。

从我们一懂事起，母亲就教育我们与人为善，做诚实正直的人，不干偷鸡摸狗的事，不要沾别人的便宜，也不能沾公家的便宜。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时期，生产队的粮食就放在我们家，但母亲没有多吃一粒。所以村里人都知道，公家的东西放到我们家最安全。"文革"初期村里乱得没人管，许多小孩子成群结伙，砍集体的树木背回家当柴烧，但母亲绝不允许自己的孩子干这样的事情。而当我把自家的萝卜和梨拿去喂学校的兔子时，她不仅不责备，而且引以自豪。小学一年级时，当听说我把拣到的一把裁纸刀交给老师，受到表扬时，母亲还专门为我做了一顿好吃的奖励我。

由于母亲的言传身教，我们兄弟姐妹五人从小就在村内老小中有很好的口碑。我十一岁时就成为全公社的"好人好事标兵"，被挑选出在三级干部会议上给几百人讲自己的"先进事迹"。

母亲心直口快，不会对别人耍心眼，不搬弄是非，不在背地里说别人的坏话，也不妒忌别人。每当别人家有什么好消息，她总是很高兴。所以村内老小都喜欢她。

母亲不记仇，但谁对她有恩，她会牢记一生，有恩必报。

 

母亲目不识丁，但格外敬重读书人。读书人中，母亲最敬重的是教书的先生。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语文老师将同班一位同学的恶作剧错怪于我，打了我一巴掌，有同学将此事告诉了母亲，母亲说：老师打学生，天经地义！

村里小学的教师，都受过母亲的热情招待。这并不是因为她想让老师照顾我们兄弟姐妹。即使在我们都长大成人，村小学里不再有自己的孩子读书，母亲仍然是这样一如既往地对待老师。在北大校医院住院时，护士和医生有时尊称她"薛老师"，她很不自在，几次与我提及此事，因为在她心目中，"老师"是非常神圣的称呼，不可用于她这样目不识丁的普通人。

母亲对我们管教甚严，但并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儿女。十七岁我高中毕业后回村务农，同公社一个生产大队要聘请一位民办教员，选中了我，每月40元的报酬，这在当时相当于一个公社正式干部的工资。父母非常想让我去，除了经济原因，还怕我干农活太受罪。但我当时一心想着"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不愿去。对方派人到我家请，父母把铺盖也准备好了，还请来人吃了一顿饭，但临行前，母亲见我眼泪汪汪，就对父亲讲，孩子不想去，就别去了吧。父亲也就顺了我心愿。但后来看到我在农村受苦时，母亲又后悔当时没有强逼我去教书。

母亲为儿女操尽了心，但从不愿意儿女为她操心。在我上大学期间，母亲有一次去赶集，从拖拉机上摔下来，在炕上躺了两个多月，但她一直不让家里人写信告诉我。在过去几年里，她身体不好，但我打电话问她时，她总是说自己很好，要我别担心。

 

五个孩子中，母亲对我最疼爱。她对我的偏爱是那么理直气壮和不加掩饰，姐姐妹妹弟弟们好像从来就没有产生过任何妒忌之心。

母亲最疼爱我的一个原因是我是家中的长子。母亲有着非常浓厚的重男轻女思想，在她心目中，儿子永远比女儿重要。所以，当我到学龄时，她让我上学，而比我大两岁的姐姐则因为要帮助她做家务活、照料妹妹，延缓了学业。小妹妹曾开玩笑说：妈妈总是把最好吃的东西留给儿子，最难做的事情留给女儿。这话一点不假。弟弟与我相差十一岁，当他出生时，我在母亲心目中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之后也一直享受着先出生的优势。

母亲最疼爱我的另一个原因是，从小到大，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很好，她总是听到别人夸奖我，觉得我为她争了脸面，让她脸上有光。我考试后拿回的奖状，她总是整整齐齐地贴在墙上。但母亲自己从不在别人面前夸奖我，因为在她看来，儿子是别人夸的，不是自己夸的。

小时候我嘴馋，经常会偷吃母亲为喂养幼小的妹妹准备的馒头饼子（当时买不起奶粉），母亲即使知道了，也不闻不问，好像这里面本来就有我的一份。而每次家里来客人吃饭，母亲总是多做一份，让我陪客人一起吃。所以，我特别喜欢家里来客人。姐姐和妹妹从来没有享受过这样的待遇。

母亲是个坚强的人，但为我流过不少眼泪。记得在我上小学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放学回家没有饭吃，母亲说，孩子你如果实在太饿，就去自留地摘几个嫩南瓜，妈给你煮煮吧。摘完南瓜回家的路上，天下起了雨，我滑倒了，一篮子嫩南瓜满坡乱滚，小腿上被石棱刺了一个两寸长的口子，流血不止，白生生的骨头也露了出来。母亲哭了，哭得那么伤心。这个伤疤至今留在我的腿上，成为永久的纪念。

我十三岁那年的暑假，因为生计所迫，母亲很不情愿地同意我到六十里外的引水工程打工，干的活是凿石放炮，非常危险，常有工伤事故发生。我走时母亲泪流满面，一个月后我平安回来，母亲又哭了。她哭，不仅是因为高兴，更是因为心疼。

自幼母亲就对我充满信心，对我的前途好像比我自己更有预感。听说在我两三岁的时候，村里来过一位算命先生，一见到我就对母亲说，这孩子长大一定有出息，至少当个县长。算命先生或许只是讨好她，但母亲却很当真——或者说很愿意当真，一直把这句话记在心上。所以无论家里生活多么拮据，她一心供我上学。而且常对我讲，我上到哪里，他们就供到哪里。

我读初中时，有一次在去学校的路上，我们一起步行的几个孩子爬上一辆过路的拖拉机，其他孩子因为有熟人说情，坐上走了，而我被开拖拉机的人拉下来。晚上回家后我伤心地哭了，向母亲诉说了自己的委屈。母亲说，孩子，别哭，咱不坐拖拉机，以后坐小卧车。

记得考大学那年，母亲对我说，你一定能考上。正月十五过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都发过了，很快大学也开学了，我自己已经彻底绝望，开始上山干活。母亲曾为我上大学时酬人留了一些萝卜和软糜子，我建议卖了，还上欠生产队的粮钱，但母亲就是不卖，说还要为我上大学准备着。后来扩招，我真的收到了西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母亲高兴得流泪了。母亲是对的。如果没有母亲的预感和耐心，家里不可能在农历三月中旬还能招待全村人吃上一顿米糕烩菜。

大学四年期间，每次假期回家，我都用省下的助学金买一袋子白面、一箱子挂面带回去，希望改善一下父母的生活。但母亲总是用来改善我的生活，在我在家期间用各种方式把我带回来的白面和挂面吃完。

自十九岁那年上大学之后的三十年里，我与母亲在一起的时间很少。但她时时刻刻都在挂念着我。每次回家看父母，我都不敢事先告诉母亲。因为告诉了她，她就会几天几夜睡不着觉等待着我回来。我到家了，她高兴得睡不着。我走后，她又想念得几天睡不着。为享受见到儿子的快乐，母亲以牺牲睡眠为代价。

 

母亲五十岁前，家道贫困，为养育儿女，省吃俭用，吃不上自己想吃的东西。在生命的最后十年，儿女都长大了，本来不愁吃不愁穿，但因为有糖尿病，不能吃她喜欢吃的东西。父亲说，母亲没有"吃禄"。

母亲脾气不好，爱着急，当受到不公正对待时，她心里就会憋着一肚子气，久而久之，就憋出了病。母亲的病，与她的性格有关。

母亲活了七十三岁，我没有给她祝过寿。但我知道，她不会抱怨。

母亲在世时，我总觉得自己尽了孝心，但她走了之后，我突然觉得有太多的遗憾。如果当时把手头的事情推掉，多陪陪她老人家，会少一些遗憾。当然，我知道，如果我那样做，母亲会更加不安。

 

农历五月十一上午，按照老家传统的习俗，母亲入土为安了。开春以来，家乡久旱无雨，土豆和谷子都过了播种季节，因为缺雨，不能下种。但母亲刚刚入土，天空乌云密布，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而下，连降三天，行路也难。

村里人说，母亲积了德，老天爷在为她哭泣！

母亲下葬后，发小们步行送我去十里外的地方坐车。肩上扛着行李的是霍东征，右侧露着半个身子的是霍玉平 | 冯东旭摄

（初稿于2008年6月8日晚；修改于2008年6月18日晚。全文曾发表于《英才》杂志2007年第7期，缩写版曾发表于《中华读书报》2008年7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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