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关于新疆再教育营、强迫劳动是否属实的真相之战,正在全球社群网站上愈演愈烈:来自新疆的官方制作公司,制作多语言的影片讲述新疆生活的美好;匿名者每天发出网络攻击,要瘫痪累积超过万份受害者证词的公开数据库;住在中国的西方网红,拍摄双语影片支持中国官方论述⋯⋯。
《报导者》越洋专访6位在舆论战前线的当事人,从社交网站数据、3份最新的研究报告和他们的亲身经历,也看见中国政府的宣传机器如何在民主国家中埋下怀疑与分裂的种子。
2018年,来自新疆的维吾尔族人,目前人在芬兰的33岁医生穆拉特.哈利.维吾尔(Murat Harri Uyghur)在社交网站上贴出第一支影片,为人仍在新疆但已失去联络的父母求救;接着,他开启了救援新疆维族人的旅程,到超过20个国家演讲、组织人权工作,协助他们发声。
两年多后的现在,一路看着他向世界求助的芬兰友人,却边散步、边问他:「你确定你说的那些都是真的吗?新疆真的有再教育营吗?」
「我吓了一跳,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网络社群上有一些配了英文字幕的影片,说新疆生活非常美好,⋯⋯有一些声称是来自新疆发出的证词,描绘的是稳定跟繁荣的生活。」透过越洋电话接受《报导者》专访的穆拉特说,虽然身边友人们都理解他的遭遇,但却不理解中国政府对于网络信息的监控、操纵,也无法分辨中国国家媒体报导所代表的意义,「我得跟他说『在新疆,是有特殊许可的人才能使用西方的社群媒体、才能够上传那些东西的』,他们才恍然大悟自己看的可能是官方的宣传。」
针对美国与欧盟制裁,中国展开全球宣传战反扑
超过两年的时间,如同穆拉特一样,来自中国新疆地区受压迫的不同族群,如今在海外生活或流亡海外者,因为联络不上家人、因为知道家人已被关进所谓的「再教育营」,在别无选择下,他们冒着风险透过社交网站向世界求救,有的上传影片并向媒体揭露、有的公开亲人的照片、位置、户籍数据,希望得到中国政府响应亲人的下落。
这样子的证词,至今累积成1万3千多份证词与证据的「新疆受害者数据库」。根据这份数据库和其他中国政府官方文件,国际媒体、智库、美国及欧盟已认定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大规模人权压迫。3月,美国、欧盟、加拿大及英国,连手对中国相关官员祭出制裁,是欧盟自1989年天安门事件以来,首度对北京采取的重大制裁。
维吾尔人权项目发布了"抓捕与失踪:维吾尔家园的知识精英被围剿" 的中文版本。(维吾尔之声)
另一方面,中国全力反扑,展开全球性的宣传战。
对内,中国官方以人口计划解释新疆地区人口下降问题,他们形容再教育营是职业培训、住宿学校,称强迫劳动是繁荣发展的一步,更是消除贫穷、打击极端主义。
对外,中国则是炮火猛攻。就在美欧宣告制裁的两天后,中国国务院发表《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就种族主义、贫富不均、COVID-19疫情批评美国;共青团微博和众多官媒还翻出2020年10月,瑞典品牌H&M不采用新疆产品或原材料的官网声明,点燃中国民众怒火,要众人力挺新疆棉、抵制西方势力的「抹黑」。4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发言人徐贵相,在北京中国外交部内召开记者会开炮,称所有关于新疆人权压迫的信息都是造假,是西方势力蒙骗世人,包括穆拉特等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证词影片皆是演员的演出。只是,徐贵相也在记者会中矛盾地说,中国政府已针对1万多份证词「认真研究查核」,其中「只有」1万700多人是真有其人。但他的说法无异证明了多数证词的存在。
证词数据库的重要性,也让自身成为攻击标靶
俄裔美籍的斌吉恩(Gene Bunin)是徐贵相在记者会上点到的名字,也是建立「新疆受害者数据库」的核心团队成员;2014年斌吉恩开始以学生及研究者身分在新疆学习维吾尔语言、文化、艺术,2017年后有不少友人消失、传出死亡,他于是开始理解人权现况、协助向国际求援、翻译证词,从2018年秋天开始数据库的建置,却也导致他被迫离开新疆,随后也被哈萨克斯坦政府停发签证。
俄裔美籍的斌吉恩(Gene Bunin)。(图/囚牢之疆网站)
因人身安全因素无法公开位置的斌吉恩,在接受《报导者》越洋专访时说:「这就代表了我们做的事正在发挥作用,中国政府必须做各种不同的事来应对。」
台面上,中国政府否认这些证词的存在,但台面下,这个证词却发挥极大的救援效果,「有一次十几个受害者家属一起在YouTube上作证,隔天他们就收到(中国政府)电话;也有人在美国上网作证,一周之后家人就被释放;还有一次,我们把证词上传到数据库之后,一个小时内就收到新疆地区公安打来的电话,⋯⋯他们很仔细地在看我们的数据库,」斌吉恩细数证词所代表的真相揭露,在过去两年多对中国政府造成的压力。
「这也是他们直接攻击我们的原因,因为证词是最客观的证据,无关地缘政治,就是人们真实受害的亲身经历,」斌吉恩说,「新疆受害者数据库」每天收到网络攻击,有时一天内收到上千份假冒的求救需求,也有人会发钓鱼信件引诱斌吉恩下载恶意软件。但攻击只在2018年底数据库建立时成功过一次。
数据库靠着群众募资支持运作,至今捐款人超过千人,由全球各地十余名兼职人员共同维持运作,还有学者、资安团队、智库、十几名志工主动协助参与。团队透过搜集社群网站、媒体报导和各地人权组织上的证词,也协助求助的受害者拍摄证词影片。网站则为上万名受害者建立证词检索的功能,供全球研究者、记者、人权工作者调查使用。另外,包括中国政府流出的官方文件、网上的公开标案数据、官员发言等也都在此建檔。
国际人权律师、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法律顾问戴蒙德(Yonah Diamond)告诉我们,这些证词的重要,不仅让全球有机会在新疆被封锁的情况下理解真实情况,也让受害者和其家属在中国政府创造出的震慑中,有勇气、有机会作证和发声。戴蒙德参与撰写的独立调查报告中,取用了数据库中近百位目击证人的证词,进一步将成为联合国、国际刑事法庭等调查的基础。
国际人权律师、拉乌尔瓦伦贝格人权中心法律顾问戴蒙德(Yonah Diamond)。(推特图片/@yonahdiamond)
但中国也跟着这些证词,找到攻击的目标。人在芬兰的穆拉特,当时不仅为自己失去行动自由的父母作证,也发起#MeTooUyghur的网上串联行动,打破恐惧造成的沉默、带起跨国维族社群间的作证潮。这也让他成为首要的攻击目标之一。
恶意而伶俐的攻势,从瘫痪运动者的日常开始
「我必须说,他们(中国)的攻势非常厉害⋯⋯几乎瘫痪了我在社交网站上动员跟组织的可能。」2019年7月,《报导者》第一次采访穆拉特,当时的他还是在各国之间的活跃倡议者,如今,他已删除Facebook账号,回归医疗专业的研习,说要过好个人生活。
攻击分成几个面向。首先是当面的威胁,然后是大量的私讯,包括怒骂、羞辱、恐吓。也有人假装是其他受害者私讯求救,却只是无止尽地要占用穆拉特的时间,「我甚至收到说是同乡的人从新疆发来的讯息,『劝』我,同时威胁说我再发声,我的家人就会再被关。我只问他,是谁让你用Facebook的?你在为谁说话?」
「这些我们都习惯了,你知道很多人就是网军,他们就是在赚钱,发这些讯息。」然而真正造成穆拉特受伤的,是第二波攻势。
用谣言、怀疑论分化反对阵营,「中国的确摧毁了我们」
先是谣言出现在各地的的维族社群,说穆拉特其实是犹太人。接着是在维族社群之间放大矛盾,宣传穆拉特的基督信仰,此举,让许多以追求东突厥斯坦独立的维族运动分子、以伊斯兰为宗教信仰的维族群众,与追求中国境内多元宗教自由的穆拉特之间,出现了被有心挑起的冲突。有心人放大了之中的差异并煽动怀疑,让许多维族人不愿再与穆拉特合作,甚至要他上网开直播、宣称自己改信仰伊斯兰,否则不再支持他的倡议运动。
穆拉特承认,来自「自己人」的谩骂跟不理解,让他心力交瘁,决定关闭Facebook账号。就连跨国串联的脚步也停下──近来声音社交软件Clubhouse窜起,他也一度与朋友们在上面开启英、德、芬三语的交流房,希望证词被更多人听见,但此举也立刻引来攻击。如今,他只留下每周一次的咨商专线服务,提供受害者和其家属使用。
「我本来是想协助受害者的,但我们之间被谣言跟操作过的信息,种下怀疑、仇恨之后,我却也成了受害者。⋯⋯我不想用这个字,但他们(中国政府)的确摧毁了我们的动员方式,他们学得很快,」穆拉特说。
长期观察中国人权问题的人权观察(Human Right Watch)专员王松莲观察,抹黑与攻击人权运动者、受害者,在中国709维权律师大抓捕事件后,成为惯用的手法,但随着社交网站普及、新疆事件的受害者数量庞大且位于世界各地,中国的攻击及对事实的围捕规模变得更大、更为极致。
于是,中国政府对穆拉特等受害者家属证词的反制,如今透过不同语言展开,声称是来自新疆的维族家庭上传的生活影片,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上配着不同语言的字幕出现,又或是住在中国各地的西方面孔,以网红之姿,讲述支持官方说法的中国故事,近来以色列人高佑思在新疆体验采棉花的影片就是一例,影片也在中国国际频道CCTV播出。
「这是很危险的,这些西方面孔用不同语言从中国发向各地,尤其对那些对中国没有基本认知的人⋯⋯我觉得会有效,」穆拉特说。
人权运动者穆拉特(左)在网络发起「#MeTooUyghur」(「我也是维吾尔人」)等众多串联运动。Twitter上的声援者 (右)。(脸书/推特图片)
官媒互推、平台人为操作、西方网红账号连手洗白新疆
3月,一份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Australian Strategic Policy Institute, ASPI)发布的研究报告,揭示了部分中国政府全球性的围捕手法。
撰写报告的ASPI研究员张羽杨(Albert Zhang)向《报导者》解释,中国不实信息操纵的规模前所未见。ASPI从2014年1月到2021年2月间提及新疆(Xinjiang)的27万多则Facebook贴文和95万多则Twitter贴文中观察到,中国宣传机器的新策略和手法。
首先是官媒在西方社群媒体上,针对新疆报导的宣传力道逐年增加。以2020年为例,在Facebook上所有提到新疆的贴文中,得到最多赞的前10名,皆是来自中国官媒的发文(注1),总计超过1千1百万赞数给了《新华社》、《人民日报》,以及旅游与文化类的中国英文官媒,打造一个繁荣壮丽的新疆形象。
在中国社交平台上关于新疆的内容呈现,则被平台刻意的排列。以国际使用者为主的TikTok为例,ASPI做了两次的数据研究,2020年8月共444支标注了「#xinjiang」的影片,只有5.6%是批评性质的。2021年3月再次调查,同样看见异常,标注#xinjiang的影片共累积超过900万次浏览次数,但在排行榜上的前三位,却是都与新疆美丽风景相关、各自赞数都少于600的影片。而与释放维族人要求相关的影片,虽有2,831个赞,却只排在第129,以同样赞数来说,该影片应位于排名前30的位置。
TikTok上标注中文标签「#新疆」的影片有245支,累积共约90万浏览次数,但只有一支是批评性质。相较之下,标注了#Uyghur、#uyghurlivesmatter等两标签的前20名影片,大都为批评性质。张羽扬说,这表示TikTok有明显的人为操纵。
「中国在Facebook跟Twitter等西方平台上大量推广『替代性』的说法,是从2019年底开始的,」张羽扬进一步解释,除了官媒和中国官方相关账号的分享,另外有是表面上与官方无关的「第三方」账号所发布的内容。Jerry's China是其中一例,他是一名住在广东的澳洲人,2020年间,Jerry贴了697次与新疆相关的贴文,转推其贴文的包括了中国外交官和官媒账号。
ASPI从这些内容的推播网络中,看见许多使用相貌相似的亚洲女性照片、风景照、使用西方名字的可疑账号,转推着官媒的文章、友好第三方的内容。这些许多后来都被平台侦测为不实账号的网络,与《环球时报》的发文紧密合作,各自贴文文字皆完全相同;部分账号有的在2020年上半年前,张贴与香港《国安法》、美国疫情政策、BLM(Black Lives Matters)运动等相关贴文。
2021年3月1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徐贵相在北京外交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播放了维吾尔人赞扬中国对穆斯林少数民族政策的录像带。 (美联社)
隐藏在官方标案里的新工具:多语影片
网络中还分享了一家位于新疆乌鲁木齐的出版公司「昶宇文化」制作的影片,以阿拉伯语、英语、土耳其语、华语讲述新疆生活的美好。从中国官方的招标文件可以看见,2019年底,昶宇文化以人民币60万元得标,为维吾尔自治区新疆音像出版社拍摄执行《这里是新疆》的制作案;而新疆音像出版社的股东,就是中国维吾尔自治区广播电影电视局。
昶宇文化不只制作内容,也发布作品在YouTube上,其频道拥有5,280个订阅,却只有1,437个浏览次数(注:2021年4月17日的统计),这样的数字是异常的──第一,世界上大部分的频道,浏览次数都比订阅数多;第二,从历史纪录来看,在2020年9月,此频道的累计浏览次数竟倒退,代表观看和追踪的账号是创造出来的,非一般人使用,被平台发现后删除。
进一步细看昶宇文化发布在YouTube的180多支影片,大部分浏览次数低于20次,都有英文字幕。最多人观赏的一支影片,是前职业培训所学员在2020年1月接受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采访。昶宇文化的账号除了自行经营社交账号、发布内容,更重要的是担任制播的角色,制造出来的内容也被其他中国官媒使用,如《人民日报》也都透过西方的社交平台分享昶宇文化的影片。
「大量的使用影片是一个新的现象,对平台来说,影片的内容较难侦测,」张羽扬解释,平台大都仰赖人工智能和人工,侦测上传内容是否含有不实信息等不符合平台规范的内容,影片的侦测难度会比纯文本、图片来得高。同时,利用一般出版社而不是官方账号建立频道,也让一般用户、特别是非中国籍的使用者,更难以判别是否为官方宣传。
「这是一项多语、多国、使用各种平台跟手段的全球性宣传活动,系统性的攻击之外,其投入的资源前所未见。」张羽扬所属的ASPI在2020年发布关于新疆地区强迫劳动的调查报告,指出至少8万人处于强迫劳动状态;报告撰写者被中国网军瞄准攻击,中国官媒甚至发布影片,污蔑研究者的私生活和家庭。一样的做法,也针对斌吉恩以及各研究报告的撰写者。
直接利用「美国媒体」制造极端讯息,获取可信度和影响力
中国针对新疆的宣传大战,影响的除了受害者以及研究者之外,ASPI发现的一项新手法,更为所有民主国家敲响警钟。
中国的宣传网络,包括中国外交官、官媒跟不实账号,挑选了一家位于美国的媒体《The Grayzone》,在上头分享文章。以2020年为例,《The Grayzone》浏览率前12名的报导,包括了指称新疆强迫劳动是美国政府捏造、指美国在发动新冷战的极端言论。
在2019的12月到2021年的2月间,《The Grayzone》被《环球时报》、《新华社》、《CGTN》等中国官媒引用了252次,《人民日报》也引用了61次,《The Grayzone》因此在Twitter跟Facebook上得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曝光。
爬梳过去的数据,中国外交官跟官媒第一次开始分享《The Grayzone》文章,就是该媒体发布了诋毁研究新疆问题学者的报导,中国政府发言人赵立坚在2019年12月30日转推,华春莹在2020年3月也再转发了同篇文章,至今该媒体已成为中国对应任何关押维族人回应的数据源。中国驻澳洲代表处还将《The Grayzone》报导,寄送给各澳洲媒体刊登。《The Grayzone》的创办人布鲁门塔尔(Max Blumenthal)甚至在《环球时报》及俄罗斯官方相关媒体《RT》、《SputniK Radio》接受专访。
人位在美国的王松莲告诉我们,民主国家在社交网站的影响下,不同政治群体已经开始习惯了在各同温层里拥有不同的「事实」,滋养出的媒体环境、替代性信息网站,扮演各同温层的信息来源。《The Grayzone》的例子,便是极端的声音被极权国家取用──本来属于政治光谱上偏极端的少数读者阅读的网站,却被中国的宣传机器推到了媒光灯的中心,并意图加持彼此的「可信度」、支持对方的说法。
在新疆议题上,因为新疆的完全封锁,加上西方人对中国政治运作的陌生,这样子的替代性极端媒体,很可能因为位于美国、以英文撰写,影响国际上许多人对于中国实况的理解。
2021年3月24日,中国摄影家协会在北京举办以新疆地区拍摄的图像为主题的摄影作品展。 (法新社)
王松莲的担心已经在发生。
ASPI爬梳社交数据,发现世界卫生组织(WHO)传播总监斯特恩(Gabby Stern)、联合国特别报告员(Special Rapporteur)多汉(Alena Douhan),都曾分享过《The Grayzone》的文章,以支持自身的政治判断。
以斯特恩为例,2020年的7月,她分享了《The Grayzone》的文章称台湾寄给WHO的电子邮件并未含有任何新的信息,以否认台湾卫福部的说法,但台湾卫福部曾公布电子邮件全文,说明早已向WHO示警(注2)。《The Grayzone》的文章支持WHO立场,斯特恩于是分享了连结并写道:「台湾从未提供任何关于冠状病毒或是其传染途径的警告讯息给WHO。」她的贴文得到750个转推、按赞,也让《The Grayzone》作为媒体的可信度提高。
「要确保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骚扰而停止发声」
「现在在美国的几种极端声音中,有的极左派说中国的治理是民主之外的另一种新选项,说他们的人权问题并不存在;有的极右派则说,中国是民主的威胁,但同时极右派自己在美国造成的人权问题,也绝口不提,在这种环境中,真相更为重要,却(传递真相)更难了,」王松莲认为,中国在民主国家的信息操纵、宣传特定说法,凸显了民主国家在社交网站时代下的认知弱点,尤其民主国家的人们无法理解一党专政的中国,政治与信息环境如何运作,于是像是新疆人权压迫这样子的事实,就可能在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内部不同政治群体的争辩和冲突中,成为可以操作、能够扭曲的事实。
「西方对于中国的认知,有很多这样的状况,」王松莲叹道,新疆人权议题只是其中一例,或许中国针对新疆议题的全球性操作,能让世界早一步看清中国的战狼本质,也认清华文网络信息环境所处于的「网络暴力时代」。
对同时身为人权被迫害的当事者、受中国宣传攻击的对象,又生活在民主国家的穆拉特来说,如今中共利用民主国家媒体环境的多元和混乱,形塑对中国的认知,这已是残酷的现实。
而生活在民主的社会里,能做些什么?
穆拉特说,除了努力保存真相与事实,也要努力理解中国如何操纵信息;斌吉恩则提醒:「大家都知道他们是谁、他们在干些什么事,就不用太理中国网军了,要确保的是我们不能因为这些骚扰而停止发声。」
注1:前10名贴文的按赞数如下:CGTN 5,787,299、人民日报1,680,369、新华文化与旅游800,487、新华社新闻762,482、环球时报647,697、中国日报646,973、Discover Xinjiang 453,582、Discover China 408,321、China Xinhua Sci-Tech 361,696、FlyoverChina 360,139
注2:但根据卫福部公布的电子邮件全文,台湾在2019年12月31号即向WHO提及中国正在发生的非典型肺炎特性病症、病患均隔离治疗的现况,作为示警,但WHO却以「未直接提及人传人」作为理由,称台湾的信件无明确示警作用。
※本报导为《报导者》与自由亚洲电台(RFA)中文部共同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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