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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旭云（左）出席他的六四新书《爱尔镇书生》新闻发布会。 |
活見證曹旭雲 30年磨一劍
——推介《致命自由》（上）
曾慧燕
30年前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見證北京當局血腥鎮壓的曹旭雲 ，時為“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團長，沒想到作為廣場的見證人，最終六四事件成為與他生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那麽血腥，始料未及。”
30年來，他一直懷著對死難者的歉疚，祈求救贖。他一直在腹中醖釀《致命自由》（原名《愛爾鎮書生》）一書的寫作，至25周年寫成初稿，但直到2018年移民匈牙利才時機成熟，趕在今年六四30周年紀念前夕付梓。
此書是曹旭雲嘔心瀝血之作，是回顧與反思八九民運的第一手資料，也完成了作者良心上的責任和使命，堪可告慰死難者亡靈。
我這人雖然睡得少，但睡眠質量好，極少失眠。可是，看了《致命自由》中關於“血腥六四”的章節，雖然在此之前的30年，已無數次看了相關圖文，如今在曹旭雲的筆下，一個個年輕鮮活的生命，突然就喪生在“人民子弟兵”的槍口下，還是令人難以接受！情不自禁掩卷涙目，仰天長嘆。我從夜晚看到天亮，累得倒床就睡，頭腦卻萬分清醒，輾轉反側難以入寐！我再次失眠了！......
《致命自由》全書亮點之一，是曹旭雲自述30年前的6月3日，在北京天安門廣場見證當局血腥鎮壓的場景，為當年波瀾壯闊的學運留下詳盡記録。作者與死神擦肩而過，以其在現場的耳聞目睹，粉碎了“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謊言。
曹旭雲當時是在絕食學生的帳篷𥚃，被清場士兵無情的槍托打昏，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結果令他逃過一劫，大概上天賦予他使命，一如他的師兄、我的摯友吳洪森所言：“感謝旭雲兄的記載，提升了我對六四的認識，感謝那些在槍聲大作坦克轟鳴中把他抬救出來的護士和大學生們。”
1989年春夏之交，时在海南的曹旭雲負氣出走，一路北上，無意中捲入如火如荼的北京学運，個人命運与时代風雲緊密结合，“致命自由”應運而生。
曹旭雲在書中描述，當天廣場最後留下的師生估計只有3000人左右，圍繞在劉曉波、侯德健、周舵及高新“絕食四君子”的帳篷四周。
他指出，當時，他身為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團長，與許多學生一樣，都抱著一個信念：“政府在學生們面前理虧，在全國人民面前理虧，在世界輿論面前理虧。他們面對學生，早已理屈詞窮！他們能開槍嗎？敢開槍嗎？他們真的敢冒天下之大不韙？開槍殺戮學生，這樣還是代表人民的政府嗎？在全國人民面前將怎麽交代？向歷史怎麽交代？”
他後來才知道，這其實是學生們一廂情願的想法，戒嚴部隊兵力部署的消息很快被證實：全國24個集團軍中的14個正向北京集結，其中四個集團軍和一個空降軍的主力師，外加武警總隊和北京民兵，已共計40萬的軍事力量集結完成，對北京城正形成合圍態勢。同時，外圍保持50萬機動軍隊隨時接應，準備一舉鏟平天安門，不惜一切代價武力鎮壓清場。
在他印象中，當時沒有一個學生動搖，沒有一個學生願意撤離。留下的差不多皆抱著必死之心。當時廣場上一遍又一遍響徹《國際歌》和著同學們高聲和唱的聲音，透著一種死士的執著和共赴國難慷慨就義的悲壯。
書中記述，6月3日下午3時左右，《學運之聲》廣播出現一個緊張的聲音，最先報道了清華大學88級環保系24歲研究生劉弘在木樨地中彈死亡的消息。接著再傳出細節：“劉弘腸子流出，被同學們塞進去，然後用一個臉盆扣住。在送往醫院途中，死在同學懷裡。”
學生們驚得目瞪口呆：“不是說橡皮子彈嗎？”
這時大家才真切感到死亡離自己竟這麽近，這麽真實。
接著，廣播傳來月壇路附近出現激烈槍聲，有大批學生死亡，其中還有中小學生；五棵松方面有坦克進城，正在瘋狂輾壓民眾；公主墳進城部隊被民眾阻截，動彈不得；軍隊在南三環木樨地開槍，殺死很多民眾；……總之，壞消息從四面八方湧向天安門廣場。
而在六部口一帶，運送彈藥的軍車有意留在現場，士兵棄車而去，導致群眾哄搶。“令人懷疑這是當局的陰謀，製造所謂掠劫軍火的借口，成為鎮壓的導火線，讓部隊長驅直入。”
在廣場西南角，正在列隊集結的戰士被數以千計的市民阻攔包圍。市民們懇請他們不要開槍，不能開槍：“人民的子弟兵，千千萬萬不能槍殺人民的孩子、不能槍殺人民的學生。”
傍晚時分，四周槍聲逐漸密集起來。有學生領著市民敢死隊成員帶來了幾桿槍枝，指揮部人員神色凝重。這時劉曉波走過來，問明情況後果斷表態：“這槍，我們不能要！”
有學生表示異議，“捍衛天安門，我們為什麽不能有槍？”
劉曉波厲聲喝道：“胡說，請立即送還戒嚴部隊！”
見人們還在猶疑，平素說話有些口吃的劉曉波一反常態，連說“糊塗、糊塗！”。他命令糾察隊員將槍支奪了過來，果斷摔碎在紀念碑塔基上。
果然不出所料。晚6時許，廣場上傳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發出的《緊急通知》，通過電視台在全國播放：
全體市民們：首都今晚發生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
曹旭雲写道，這時槍聲又響，紀念碑東南西北四個方向都有聽聞，估計就在廣場四周500米範圍內。廣播再次傳來軍隊在木樨地槍炮齊鳴、群眾大量死傷的報道，並說有多名群眾被裝甲車碾壓成肉漿。
其中一位死者咽氣前告訴路人，他在淮陽春飯店上班，姓楊，結婚剛12天，給媳婦送藥路過。......
由東單外撤的隊伍𥚃，一個
來自南方某校的22歲女學生夏之蕾，遭槍擊身亡。……
曹旭雲在書中描述：這時，各種顏色的信號彈升空，樹叢中可以清晰看見密密麻麻的鋼盔和槍口在對著廣場學生。
“嗖”的一聲，廣場突然斷電，掛在電線桿和樹幹上喧囂了兩天的楊尚昆的聲音驟停。偌大的天安門廣場，突然陷入一片黑暗。這時，才發現四周早已經是火光沖天，黑煙滾滾，整個北京城陷入戰火中。從人民大會堂迅速閃出黑壓壓一批軍隊，像蝗蟲一樣逼近廣場。
大家慌亂一陣後，指揮部準備好的蠟燭點燃起來，燭光映照在同學們的臉上，一個個看上去有視死而歸的凜然。大家預感，最危險的時刻馬上到來。
緊急關頭，有位20歲剛出頭的女生一個勁地抹眼淚。當時仍在場的嚴家祺問她怕不怕？她说：“不，我不怕！我遺憾的是，這一生，只能有一次奉獻給我的祖國。”她身边一名男生不停地撫慰她：“別哭，黨是媽媽。我不相信媽媽會殺自己的孩子。”
是的，媽媽不會殺孩子！這句話迅速傳遍廣場。但是，很快就淹沒在隆隆槍炮聲中。
曹旭雲看到，在不遠處的天安門東北角，突然劈𥚃啪啦燃起熊熊烈火，像是裝甲車被燃燒的烈焰。濃煙滾滾，映紅了原本醬紅的天安門城樓。接著是清脆的槍聲、坦克隆隆開過的巨大轟鳴聲。
以下都是曹旭雲親歷的場景：
“啪啪”幾聲尖銳槍響，忽然一聲驚悚的尖叫：“死人了，死人了啊！快來呀！”
死者是天津師大中文系漢文專業87級學生、團支部書記李浩成。他當時正在貓腰拍照，被子彈擊中。醫生抬著擔架迅速趕來搶救，簡單包紮後，迅速送往同仁醫院，不幸在途中死亡，年僅20歲。
原來死亡就在眼前，活潑潑的生命瞬間化為一灘鮮血和屍體，帳篷裏的同學們騷動起來。
這時出現驚人一幕，面對熊熊火光，面對火星濺在地面的槍聲，一位身著白色連衣裙的姑娘奔向天安門方向，沖向黑壓壓的軍人隊伍，一邊奔跑還一邊呼喊：“來呀，朝我開槍啊！你給我聽好了，有種的朝我這裏來啊！”姑娘尖叫聲伴隨這令人難以置信的一幕出現，嚇壞在場所有人。她身後有五六個同學試圖勸阻，但來不及了，“一陣密集槍聲響起，火光襯托下，長髪飄飄的姑娘被密集槍聲擊倒，如天使折翼，頹然倒下。除頭部中彈外，姑娘大腿和腰部有十余處槍窟窿。鮮血湧泉一樣咕嘟咕嘟冒了出來，滾燙得燙手，她死在眾人懷中。”據說這是南方某校女生，人們後來稱她為“廣場白裙天使”。
接著，高自聯領袖流著淚，含著哭腔到各個帳篷請求同學們保持克制，不要白白送死。
侯德健在廣播𥚃，也用焦急的聲音呼籲学生们不要白白送死。
這時侯，廣場上被切斷了電源，《學運之聲》的喇叭早已沉默。有人通過擴音器報告了軍人潛伏在人民大會堂的地下通道，廣場已被重重包圍。同時，通報了《橋》報女記者楊金玉死亡的消息，廣場被死神籠罩。有女生在嚶嚶哭泣，侯德健走過來号召學生們撤退，不要無謂犧牲，保存實力才有未來！”
接著是劉曉波的講話：“同學們，撤吧。就是撤，反正我是最後一個。要死，我們死在一起。但是，我們還是想做最後的努力，去和部隊作一下撤退方面的接觸。”
鑒於情況極其嚴峻，劉曉波等人大步走出廣場，去和軍隊談判。要求讓出通道，放了這三千多條生命。
大家都沒有經歷過如此生死時刻，本能地手挽手，將女生往隊伍中間推挪，許多男生自覺排在第一排。
一個多小時過去，一點動靜也沒有，“死一樣的靜寂壓在大家心頭，憑直覺，四周已經是黑壓壓的軍隊，像靜止的河水在等待決堤的指令。”
約莫凌晨四點，漫長的死亡般的寂靜之後，“呯呯呯”一陣密集的槍聲響過，廣場華表柱上僅剩的幾盞長明燈被擊中熄滅。一群群荷槍實彈的士兵貓腰從屋後、叢林、樹後、電線桿旁魔術般出現，黑壓壓一片，如旋風又如潮水向廣場中心撲來。伴隨著巨大的、急促又訓練有素的腳步聲覆蓋而來。走近時，才看清軍人清一式綠色迷彩服，頭頂鋼盔、手臂纏著白手巾，鋼盔在火光掩映下閃著寒光。
“衝啊”、“打啊”，一陣陣槍托、鋼棒、電棍、石塊雨點般打來。從帳篷中被攆出的同學們頭破血流，有的抱頭鼠竄，有的嚎啕大哭，有的尖叫著連滾帶爬被趕進一條狹窄的甬道。
“突然，一陣混亂的棍棒砸向我這個惹眼的鬍子。我用胳膊抵擋，有手臂折斷的感覺。只聽見穿著白大褂的大夫在高喊：“這是絕食團學生！還沒恢復過來！”
“打的就是他！打的就是你們！”傳來一陣惡狠狠的聲音。
“我們是大夫！不許伤害紅十字人員，也不能伤害！戰場上紅十字人員搶救敵人傷員，也是受保護的！”大夫們還想爭辯，身上、頭上却落下雨點般的擊打聲。
曹旭雲說：“我們這些最早的絕食者體力一直沒有恢復，加上這幾晚天天遭到軍隊騷擾，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我的身上被悶棍和槍托一遍一遍擊中，鮮血很快汙蓋了面孔、濕透了衣衫。忽然一聲悶響，槍托砸中太陽穴，鮮血像蟲子一在滿臉爬動，腳下一軟，轟然栽倒在地。”
“這𥚃有絕食學生！已經昏迷！”大夫們驚恐地呼叫。模糊中，曹旭雲感覺被堅守在一旁的四五個醫務人員死死護住，又感覺被迅速抬上擔架。擔架兩側還有白衣大夫不時用手臂抵擋士兵們的襲擊，繼續掩護著他隨隊伍撤退，身後是挽著手臂、側身退出廣場的學生隊伍。
“一陣陣劇烈的顛簸和撞擊，我仰躺在擔架上，腦袋垂地。血汙滿臉，粘粘的流向眼角及嘴角。我無力睜開的眼睛偶爾睜開，模模糊糊看見的是倒過來的影子。看見的是無數簇新的槍托、雪白的刺刀、鋥亮的皮鞋、淩亂的腳步。還有一列列士兵及坦克整齊排列著，在眼前無休止地晃動。耳邊除了槍聲，偶爾還有高壓線被打斷，變壓器相繼爆燃的炸響。接著眼前一黑，昏迷了過去。”......
作為倖存者，曹旭雲在寫作此書的過程中，眼前一直晃動著死難者一雙雙死不瞑目的眼睛。.....
1963年出生的曹旭雲為江西省湖口縣人,畢業於九江師專中文系,先後任教湖口二中和屏峰中學，1988年到海南發展，後從事家具業。1989年4月底赴北京，全程參與八九民運，組建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任團長。 2009年著手寫作《致命自由》。2018年全家移民匈牙利。
事隔30年，蓸旭雲有感而發，“六四，因其偉大的存在，當年的參與與今日的寫作，於我乃是畢生殊榮。自信自由之花必將盛開在中華大地，因為一切正在破土。”
廣場日記背後的故事
—推介《致命自由》（下）
曾慧燕
《致命自由》(原名《愛爾鎮書生》）一書，除了見證北京當局當年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的確“死人”外，全書亮點之二，是作者曹旭雲的《北上日記》，貫穿了他與北京西單民主牆時期的資深民運人士任畹町在廣場因緣際會結下的革命情誼,並映照了大時代小人物的不幸命運。
曹旭雲與任畹町相識於1989年6月2日，當天任畹町鑒於預見廣場情勢危急，當局即將武力清場，決定再次冒險前往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做最後一次說服工作，讓學生們盡快離開，接待他的是曹旭雲，當時其身份是中華各界人士赴京聲援團團長，此前他更全程參與八九學運的組織和宣傳工作，並參與了學生絕食。
正如曹旭雲在書中題記所言：“一旦開始，結局就無可避免。”鎮壓前夜，他抱著為民主獻身的決心，將一本寬大的日記本鄭重交給任畹町，日記記録了曹旭雲4月16日自海南啓程北上、18日抵京，至6月2日全程投入天安門學運的所思所想，所見所聞，包括從四二七大遊行到廣場演講，從請願到絕食，點點滴滴都詳盡記錄在日記內。
任畹町當天也勸曹旭雲撤離廣場，他憑直覺斷定“決戰就在今明兩天”，曹旭雲說抗爭還在繼續，自己不能當逃兵。作為廣場運動一份子，他要見證運動始末，無論成敗。
他說，「從嚴格意義來說，這個局面真要有危險，我也要承擔一份責任，我不能也沒有理由離開。更何況，我一直主張激進的策略，尤其可能面臨屠城流血，真要是死，我應該是最先倒下的那一批。......我有責任比他們承擔更多，有責任去見證全部的史實。”
曹旭雲強調，半個多月來，他和數千廣場絕食學生及護衛隊成員餐風露宿，已融為一體。廣場命運關乎他個人命運，不僅不能做逃兵，就是片刻也不能離開！“既是抱著必死而來，就不會心存僥倖而去。”
兩人臨別時，曹旭雲從席子底下拎出用白布捆成的書兜：「任老師，拜托您一件事。我們雖是第一次見面，卻一見如故。以目前情形看，後面估計用不著了。這也許是我最後的機會—這裡有我的一本《北上日記》，作為應該是這場偉大民主運動的一個個體的真實紀錄。廣場太危險，我不想它化為灰燼。您是我信任的長者，請您幫我帶出廣場，可以嗎?如果我一旦陣亡，日後請轉交我的家人。”他向任畹町表示了準備和廣場學生慷慨赴死的決心。
任畹町當時不好拒絕他的重托，但估計自己可能被捕，家中並不安全，隨時可能被抄家。當晚他轉交因學運結緣的公共汽車司機賓志輝保管，因賓多次在廣場聽他演講，並邀請他去他家住宿，為了不辜負曹旭雲的信任，他無論如何要保障日記安全。
賓志輝對此雖頗感意外，但覺得義不容辭，而在當時情況下，任畹町未及細說，賓志輝一直以為日記的主人是任畹町,不久兩人相繼入獄。
任畹町在秦城監獄囚禁七年，出獄後專程找賓志輝探查日記下落，才知六四清場後，賓志輝被捕，罪證是私藏一頂戒嚴部隊的鋼盔和一本“高自聯頭目”（其實是曹旭雲）的日記本，最初重判14年，後改判四年。
原來，賓志輝6月3日晚出於對血腥鎮壓的義憤，開著公車在長安街撞擊坦克、衝擊軍車的鏡頭，被當局密布的攝像頭記録在案，6月6日在家中被大批軍警破門而入抓捕，他撿到的鋼盔和曹旭雲的日記，成了兩項罪證。
在此有必要特別指出，北京市民在六四事件中，激於不滿當局血腥鎮壓學運的義憤，以及對學生們的愛護，紛紛挺身而出阻擋軍車、攔截士兵，死傷慘重，付出代價最大，許多人因此家破人亡、妻離子散，他們是最大的受害者，外界卻鮮少有人關注大時代的小人物，反而將目光過多投射在學運明星領袖的光環上。
任畹町回憶，6月3日他從廣場東北角取自行車撤離時，見東邊大批穿白襯衣的部隊已經推進到北京飯店、抵達南池子一帶，卻無人堵截。情急之下，他挺身上前，組織周圍學生、市民迅速形成人牆，迫使部隊後退到東單公園路旁休息。
他發現廣大市民情緒個個都如烈火乾柴，一旦有人挑頭，即刻奮不顧身護衛學生和廣場，讓他深深感動。“但這些赤手空拳的民眾能抵擋得住機槍嗎?果然，殺戮就在之後十多個小時開始了。”.....
回頭再說任畹町出獄後去找賓志輝，其父已在兩年前過世，賓志輝刑滿獲釋人去房空，任畹町當時打聽不到他的下落，曹旭雲的日記本不知所蹤，任畹町覺得很對不起他。
事隔多年，任畹町終於和賓志輝取得聯系，才了解到賓志輝為六四付出多大代價。
那一夜，作為北京普通市民一員，賓志輝“看到太多的流血和死亡，我流著淚，在鋼盔上用刀子刻上『殘暴血腥的記憶』幾個字。同單位也有人被捕，都是攔截軍車就判個一年半載。可我跟他們不一樣呀，這兩件東西（鋼盔和日記）成了我深度參與反革命暴亂的罪證，尤其是那本日記。”
賓志輝被捕後，曾在審訊時被人用電棍捅睪丸迫他交代。最初被重判14年，後經父親及哥哥四處求情，說明鋼盔是撿的，不是搶的,《北上日記》是代管的，與作者本人不認識。求爹爹告奶奶，才改判四年。出獄後他失去原來工作，先是擺地攤，再開計程車，後開小賣部。
關於那本《北上日記》的下落，賓志輝說應該存在北京市公安局檔案室，要想物歸原主，恐怕要等到六四平反那一天，屆時恐怕應由六四紀念館收藏供後人讀史了。
任畹町感嘆，這部北上日記真是曲折波瀾，“這是一段六四人物的友情佳話和時代傳奇”；他並認為，《致命自由》一書有厚重的社會、民情、時代及文學價值，呈現那個時代各階層民眾廣闊的生活畫卷與民主青年的精神風貌，是一部關於天安門時代詳實的個人奮鬥史及民眾覺醒史。
作者曹旭雲作為六四見證人，並且自己最終成了六四一部分，30年磨一劍，出版《致命自由》,成了他此生唯一意義，“於是，寫著寫著沒料想就寫成了這麽厚厚的一本。更沒想到的是，寫著寫著，竟寫了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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