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評析了近十年來幾本主要討論資本主義、帝國、專制、民主和全球化關係的書籍,資本主義和帝國共同建構和擴張主導當下的世界體系，民主與資本主義和帝國的結合導致民主正在消亡,而中國專制國家資本主義帝國的崛起正在加速這一過程。結束當下世界體系，才可能保護目前的民主形式，全球化使民主已經不可能只在一國或數國存在，只有建立全球民主才能根本解決民主的危機，並實現民主的潛力。建立全球民主需改革目前的代議制度，實現民主內部平等，消除特權，實現經濟民主；專制國家人民爭取實現不同場域的民主；同時改革目前的國際體系。
關鍵字：民主，資本主義，帝國，專制，全球化
作者簡介：邵江博士：独立学者和西敏大学民主中心访问讲师。研究兴趣：政治和媒體、政治社會學、 社會運動和民间社会、民主、国际人权法。出版書籍包括Citizen Publications in China before the Internet (《中国在互聯網之前的公民出版》) （Palgrave，2015）等。
Dr SHAO Jiang
Visiting Scholar
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mocracy (CSD)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32-38 Wells Street, London W1T 3UW,UK
Crisis of Democracy In the Era of Global Capitalism
Dr SHAO Jiang
Abstract
The article examines several book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apitalism, empire, authoritarianism, democracy, and globalization in the past decades. Under the domination and expansion of current global capitalism and empire,, the democratic capitalism and democratic imperialism are leading to the demise of democracy, that the rise of the Chinese authoritarian capitalist empire is accelerating this process. Only by ending global capitalism and empire will protect the current types of democracy. Globalisation has made it impossible for democracy to exist in only one country or several countries. Only by establishing global democracy can fundamentally resolve crisis of democracy and fulfill democratic potential. The global democracy requires fundamental reform of the representative system, realisation of equality within democracy, the elimination of privileges, realization of economic democracy; people in authoritarian countries striving to achieve democracy in fields; reform of the current international system.
Keywords: democracy, capitalism, empire, authoritarian, globalisation
千禧年後討論資本主義、帝國、威權、民主和全球化著述不少，本文介紹近年來從不同角度研究與此問題最相關的四本書，《紅色全球化：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蘇聯冷戰時期的政治經濟學》、《權力、利潤和權威：美帝國擴張的歷史》、《資本主義如何結束》、《反民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後的政治經濟學》(《反民主的全球化》）。然後重點以《反民主的全球化》)（这本書（Wu, 2017）中文版正在翻譯，尚未出版，根據作者翻譯的書名是《反民主的 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後的政治經濟學》，下文簡稱《反民主的全球化》。本文參考作者提供這本書第一章的翻譯草稿，感謝作者和譯者。）為線索，討論民主的危機和出路。
奧斯卡·桑切斯-西伯尼的《紅色全球化：從史達林到赫魯雪夫蘇聯冷戰時期的政治經濟學》（Sanchez-Sibony, 2016），主要討論了蘇聯模式的全球化。 蘇聯陣營不僅依靠意識形態與美國爭奪第三世界，也不放棄任何貿易機會與印尼、印度和許多非洲國家以資本主義原則交易，牟取經濟利益（Sanchez-Sibony, 2016：215-235）。 從1960年代到1980年代，蘇聯也增加了與西歐的貿易往來（Sanchez-Sibony, 2016：98-101，198-92，206-7）。
最有諷刺意義的是二戰後不久，美國轉而扶持曾經屬於軸心國陣營的西班牙佛朗哥軍事政權，將其作為與蘇聯對抗的軍事基地。60年代初，西班牙煤炭工人大罷工使佛朗哥政權面臨倒臺，赫魯雪夫默許蘇聯陣營的波蘭向西班牙出口煤炭，幫助佛朗哥政權苟延殘喘維持到他生命的終結（Sanchez-Sibony, 2016：2）。 美蘇對西班牙法西斯政權的扶持揭開冷戰意識形態的迷霧，對立陣營在爭取各自霸權最大化的同時，同時以資本主義的規則爭奪世界。蘇聯自詡為工人階級政權並支持世界工人階級解放，實質以擴張帝國的霸權建立了紅色的全球化體系。雖然本書未直接闡述冷戰結束後前蘇聯陣營的狀況，但是從邏輯上不難解釋為何這些前共產黨國家的許多官員都迅速轉為全球資本主義的新貴。從截止當下的所有共產黨國家歷史軌跡而言，沒有一個國家真正建立了與資本主義不同的世界體系，這些共產黨國家以發達資本主義為趕超樣本，冠以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名稱，建立了以國家資本主義促成快速工業化的紅色帝國體制或依附於紅色帝國的體制，與其他新老資本主義帝國競爭。
菲力浦·戈盧布的《權力、利潤和權威：美帝國擴張的歷史》，討論了美帝國在擴張中形成了它的帝國霸權模式（Golub，2010）。從十九世紀，美國伴隨英帝國的擴張，繼承英帝國領土和資本擴張的模式, 成為一個區域帝國。二戰後，美國和蘇聯成為兩個超級世界帝國，將許多國家納入冷戰對立的兩個陣營，爭奪全球霸權。美國將冷戰結束視為重申和擴大其帝國權力和權威的歷史機遇。然而，美國也不得不接受全球化以不可預見的方式已經改變的世界格局，西方統治時代現在正在緩慢結束（Golub，2010）。
美帝國的經濟擴張和發展掠奪（Golub，2010：12-5），延續著英帝國針對佔領民族或弱國的奴役。通過帝國強制和武力對土著人民滅絕，同時美國也以等級和不平等建構著新的世界秩序，正如十九世紀英法政治哲學家約翰·密爾和托克維爾為帝國殖民、暴政和專制所作的辯護，自十九世紀時代占世界五分之一的歐洲“文明人”，實施對世界其他五分之四“野蠻人”的奴役 （Mill，1859）。 因此，民主帝國以暴力、暴政和專制擴張和殖民（Golub，2010：29-31）。歐洲向海外殖民輸出的是帝國的絕對權力，而美國內生暴政, 不斷擴展到大部分國內管轄空間，固有的定居殖民規劃是以種族和文化差異為原則的擴張（Golub，2010）。 這也解釋根植於美國內部的種族不平等，對外扶持其他國家親美帝國的專制政府，或將其他弱國作為自己的附庸。
沃爾夫岡·施特雷克的《資本主義如何結束》，主要從美國和歐盟資本主義研究全球資本主義的趨勢（Streeck, 2016）。施特雷克強調在冷戰結束後資本主義的最終勝利之後，沒有任何政治機制能夠逆轉市場自由化，其後果是自1945年以來資本主義與民主的強制結合正在破裂。資本主義正經歷五個方面的危機：增長減少、寡頭統治、公共領域萎縮、體制腐敗和國際秩序混亂。從歷史上看，2008年的金融危機只有1930年代的經濟危機可以相比，這些弊端不會治癒。資本主義的自由賭注直到最終滅亡（Streeck, 2016：72，233）。
施特雷克討論了民主資本主義作為政治經濟體為了保持正常運作，需要有規則的經濟政策，保護市場規則和財產權利，這些權利體在憲法中有所保障，並設置政治任期限制; 而與此同時獨立監管機構、中央銀行免受選舉壓力; 如歐洲中央銀行、歐洲委員會、歐洲法院等機構，在這些機構任職人員不必擔心定期選舉對這些機制的影響。民主資本主義中的民主和資本主義構成了兩個相互衝突的原則，市場力量的自由發揮，與公共利益、經過確認的民主政治權利以及在共同體中多數決定原則相互衝突（Streeck, 2016：75， 83, 85，143）。 自二戰後，民主和資本主義大約彼此融洽了二十年，從1970年以後一直處於緊張和衝突中（Streeck, 2016：93-4）。
與上面三本書角度不同，吳國光的《反民主的全球化——資本主義全球勝利後的政治經濟學》(《反民主的全球化》)， 始於研究當代中國政治經濟以及其影響，探究更普遍的全球資本主義、民主、威權之間的關聯（Wu, 2017）。 （《反民主的全球化》使用authoritarian 威權或authoritarianism 威權主義，政治學對專制和獨裁有不同的分類，absolutism, authoritarianism，autocracy，despotism, dictatorship, totalitarianism（Heywood, 2015）. 本文有時也將authoritarian 翻譯為專制。）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中國專制制度經濟政治的崛起對民主的威脅是本書的重要線索。 （《反民主的全球化》特別注意到千禧年後，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尤其是世界金融危機後資本主義後，中國對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影響，施特雷克未詳細說明這個問題。《反民主的全球化》成書過程見作者接收的採訪(吳國光, 2017)。）這本書提出了與此相關的四個方面的問題：其一，福山將冷戰結束的時代定義為歷史終結，將蘇聯和東歐共產黨政權垮臺解釋為資本主義和民主的雙重勝利（Wu, 2017: 57, 278），其後果是放棄抵制資本主義主要特徵自由市場，抵制市場自由的終結被解釋為抵制民主的結束（Fukuyama，1989）。在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特徵後，《反民主的全球化》反駁了“歷史的終結”的結論，認為當下時代僅僅是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而不是民主的勝利，相反恰恰是民主的衰退和專制回潮或上升(Wu，2017：57-9)。 作者將全球化的主要特徵歸納為資本主義在全球的勝利，將冷戰之後我們所處的時代定義為資本主義勝利的全球化 （Wu, 2017: 3）。
其二，《反民主的全球化》也反駁了專制國家的經濟發展導致民主化這種流行觀點，全球資本主義下的經濟發展，不必然帶來專制國家的民主化。全球資本主義的勝利阻礙了專制向民主的轉化，民主國家的繼續民主化也被全球資本主義勝利所蠶食（Wu, 2017：278）。全球資本主義通過投資和資本流動，所有國家更將重視效率和經濟表現，經濟表現成為政權合法性的唯一衡量標準，民主國家因此也越來越忽視公民權利和公共福祉（Wu, 2017：282）。
其三，冷戰時期共產黨政權以指令經濟模式反對市場模式，冷戰結束的全球資本主義，沒有一個國家，未垮臺的共產黨政權中國和越南自然在其列，連北韓和古巴也都不反對市場 。全球資本和霸權經濟剝削和政治壓迫發展中威權國家，這些國家以國族主義抵禦西方霸權，同時以這種意識形態抵抗民主（Wu, 2017：62-8，285）。中國的專制資本主義抵禦民主，主要依靠的不是冷戰時期的意識形態，而是通過對全球資本主義施加影響，以此為杠杠影響民主國家。
其四，國家和市場的結合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勝利的主要特徵，這導致了政治威權主義能夠更有效駕馭流動的全球資本。民主國家在政治和制度上卻反而向經濟化和公司化轉變，更加依賴資本主義，同時民主制度的本地化，不能逾越自己主權邊境的限制。這種全球化的基本特徵是：民主制度聽命於全球資本，全球資本聽命於強大的專制國家，形成了全球資本主義下的逆向依賴關係（Wu, 2017：16）。
基於以上四個特徵，《反民主的全球化》提出了當今世界面臨的三重危機：資本主義的危機，也是民主的危機，更是全球治理的危機。這本書主要分析了導致這些危機的三個因素：全球資本主義勝利使國家和市場的關係重組，全球資本主義要素重組以及加劇不平等和社會分層，民主與專制以及帝國和資本主義連袂，其中包括中華帝國的崛起與全球專制資本主義的關係。基於對《反民主的全球化》三個因素的分析，本文評析了《反民主的全球化》解決民主危機的方法，提出了解決當下民主困境的不同路徑，即建立全球經濟民主和政治民主的可能。
在評析《反民主的全球化》之前，首先對描述世界/全球體系的兩種語境和範式，即華勒斯坦（Immanuel Maurice Wallerstein）的世界資本主義和吳國光的全球資本主義辨析如下。就資本主義在世界經濟中追求資本積累的最大酬報（Skocpol, 1977），華勒斯坦在冷戰期間總結的世界資本主義於冷戰結束後全球資本主義在邏輯上是一致的。但是，全球資本主義是在蘇聯陣營共產主義的垮台以及同類經濟類型模式如中國指令經濟轉型後發生的，而其對立的西方國家從二十年代末的經濟危機後到冷戰後期大致實施凱恩斯的國家干預市場轉化為信奉新自由主義經濟，在全球範圍內就國家於市場的連袂而言沒有差別。因此全球資本主義比華勒斯坦的世界資本主義所描述生產和市場跨越國家邊界更加有效。 全球帝國和專制掘起為全球資本主義擴張提供了全方位擴張， 形成了市場對几乎全部國家的佔領（wu, 2017: 11） 。 華勒斯坦的世界資本主義主要研究對象是西方帝國和它的殖民地或前殖民地。世界資本主義和全球資本主義的描述的重點區別不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不同階段。華勒斯坦的世界資本主義基本忽略政治制度不同將世界從經濟分為為核心、半邊陲和邊陲地區，資本主義動態發展導致這些區域的變動在世界體系的變動 (Skocpol, 1977)；而全球資本主義不僅僅在經濟上是資本主義的全面勝利，而且導致於之相聯繫的政治制度之間相互重塑, 同時將勞動力塑造為“經濟人”，改變其身份認同、文化歸屬和社會結構 （Wu, 2017: 18-9）。
全球資本主義的國家和市場關係
《反民主的全球化》第二章全書的理論部分討論了全球資本主義在制度的四個特徵：所有國家都使用市場、經濟國家的崛起、全球資本主義與民主國家制度間的分裂、國家層面的混合經濟與治理不善的全球市場，前兩個特徵決定了後兩個特徵。作者回顧了凱恩斯的國家干預理論，從1960年代到1970年代的實踐，演化為當前全球資本主義背景下國家的部分實踐 （Wu, 2017：10）。
冷戰期間，西方國家和華約陣營國家在經濟方面的角色不同。華約和中國，政府為經濟下達指令，市場由政府控制，而西方陣營更傾向政府部分計劃於市場調節結合的經濟模式。冷戰結束後，對立雙方都採用市場與國家結合的政策，這成為無論民主國家或專制國家在經濟上的共同特徵。前共產黨國家也摒棄了國家計劃經濟與市場對立的實踐（Wu, 2017: 39-41）。在民主國家中，從1970年代末，典型的模式是英國通過對公共企業的私有化，由此主導發展。1970年代開始民主化的國家，也多使用這種模式。按照新自由主義釋義這種市場的勝利，並不意味國家的退卻。從這個意義而言，新自由主義不是純粹的市場經濟，而是市場和國家的結合。國家角色轉化為市場的僕人，國家圍繞市場組織生產，是市場的合作者。包括新自由主義宣導的私有化至少在理論上是追逐物質利益而不是彙集於公共利益 （Wu，2017: 6， 38，50）。
那麼是否存在不受國家控制的純粹市場經濟？或者按照哈耶克的理論完全依靠價格市場自動調節，減少國家干預或完全不干預的市場模式？《反民主的全球化》評論哈耶克的主張是市場烏托邦，其原因是全球資本的運行遠遠超出哈耶克論證價格對市場的調節 （Wu, 2017: 214）。
哈耶克的市場烏托邦和其後的新自由主義推廣衡量制度成功的標準：既不在乎制度是專制還是民主，而只在乎制度的經濟表現。全球資本主義下，無論專制還是與民主國家，都實施新自由主義重經濟表現的政策，既不同程度地放鬆國家對市場的管制，塑造經濟國家，國家在不同程度的企業化，對內強調權威、等級、紀律、甚至以鎮壓保障這種國家機制的運轉；對外這種經濟國家更受到全球性競爭的驅動，犧牲各國勞工權利，無視全球公共利益（Wu，2017: 53，64-8）。 不過《反民主的全球化》未進一步說明哈耶克主張的市場烏托邦與民主的關係，這種市場帶來的自由是誰的自由和誰被奴役。
對哈耶克而言，自由市場可以保障自由。無視保護自由市場之上的所謂的看不見之手實際是財團、權力或兩者的結合。在民主體制下，這種權財聯姻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約；威權體制對這種權財結合缺乏制約，導致社會公正和公共利益完全缺失。哈耶克進而提出了保護市場自由需要限制民主程序，實施標準的律法統治代替民主， （律法統治代替民主与威權話語有不少重疊（Selwyn, 2015）。律法統治代替民主（Hayek, 1979: 3，38-40，65）（demarchy instead of democracy）。哈耶克的 律法統治對公民選舉和被選舉資格有嚴格的限制，只有45歲以上才有這些權利（Hayek, 1979: 112-4）。 ）他主張將私有產權作為自由的最高要素，取消工人自組織（工會），哈耶克所稱的自由不是所有人的自由，而是保障資本流動的自由，是壟斷或寡頭的自由，中央銀行更是隔絕於選舉的壓力以及同級機制的制約 （Streeck, 2016：74-5），同時缺乏透明度和對其問責。（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體現不僅僅是避免資本家，尤其是金融業者的壓力，還更透明，獨立性不是拒絕同级同級機制的制約（包括代议制度有效制约）。目前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問題恰恰是財團和大企業對中央銀行有更大的影響，同時缺乏透明，这在全球金融危机中最体现中央銀行的问题，中央銀行为大企業（许多是私有公司 ）纾困 (bailout) ，纾困将大企業的鉅額債務延後或轉嫁，更加劇民主的危機和社會正義的缺失，同時將經濟置於衰退和更大危機之間徘徊。参考Streeck （2016）。）於是獨裁者皮諾切特時期智利的經濟發展和市場成為哈耶克視的現實楷模 （Selwyn，2015）。 自由市場從未必然通向所有人的自由。哈耶克主張國家權力退出市場，在專制尤其是極權體制下是不可能實現的，而在民主體制下，國家權力也無法阻止壟斷或寡頭的形成，最終這種市場形成束縛和強制，既損害制約機制，又減損公民權利和公共利益。
在全球資本主義下，哈耶克的主張使掌握巨大資源的專制政府成為市場的有效看門人，而無論專制還是民主制度，都在經濟上保障全球資本流動中有實力的本國大企業或寡頭，包括不受社會監督和制約的銀行系統。民主國家為保障在國際經濟上有競爭能力, 使基本的民主原則停擺，政治上對平民壓制， 使民主對資本限制最小（Wu, 2017：71-2）。 因此哈耶克的自由市場烏托邦是企業或寡頭自由剝削，市場被資本和國家左右，同時壓制民主的實踐或蠶食已有的民主，大部分公民的自由也被壓制。
全球資本主義下，新自由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同時占上風（Wu，2017: 297-8）。 哈耶克和其後的新自由主義成為始於撒切爾（Thatcher）時代英國的主要經濟政策，其後成為全球經濟的主要模式，公共物品私有化的趨勢遍佈全球。而將公共物品私有化的市值計算到國內生產總值增長中，作為這種經濟政策的成果。公共物品的經營成為私有公司或名義為國營公司的專利。這些部門也包括銀行系統，無論經濟增長、停滯、衰退，它們都獲利，加之投機商業使銀行、金融不斷增加負債，信用部門失信。在金融危機時，國家幫助挽救金融、銀行業和大企業免於破產，轉嫁為全民買單，而這些行業繼續控制經濟，與此相關的精英繼續獲利。
《反民主的全球化》也討論了在威權國家資本主義貪得無厭的利潤攫取和無法約束的資本積累，求助於國家干預，從而導致了威權更全面集權（Wu, 2017: 26）。凱恩斯和哈耶克試圖在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爭論之間是否國家應該干預市場，在放任和管制之間搖擺，著眼點是分析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有效性，而不管或無視這種經濟模式是否減損民主。
全球資本主義要素重組以及加劇社會分層的不平等
討論了全球資本主義勝利的國家和市場結合後，《反民主的全球化》從第三到五章分別討論全球資本主義和在國家和市場結合重塑構成資本主義的主要三個要素資本、勞動力和消費之間的相互關係，包括資本與勞動力之間、生產/銷售與消費之間，也包括資本與資本之間、勞動力與勞動力之間、消費者與消費者之間的關係。第六章討論了全球資本主義中國家和市場的結合以及要素重組的後果，如何既加劇不平等又增加社會分化。
全球資本主義包括主要三個要素資本、勞動力和消費，《反民主的全球化》論證了在全球資本的運動，形成資本日益集中和協調，勞動力分散和分割，消費者標準化和原子化; 全球資本越來越龐大成為巨人而得到國家的背書，形成對勞動力和消費的支配作用，資本與勞動力和消費者形成了不均衡的權力關係，勞動力分散和分割以及消費者的原子化使集體行動更加困難。國家與市場的結合主導了消費者，資本在塑造和限制消費世界有決定性的力量 （Wu, 2017, 19，200-1，232-3，239-40， 297-8）， 同時進一步由消費市場的全球延展和消費主義的全球興盛把人類變成了“經濟人”。
而資本形成壟斷，更強化了資本的主導作用。資本與資本之間全球競爭並未阻止資本形成壟斷，壟斷已經變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的常態 （Wu, 2017: 17, 84）。 這種壟斷不論是以壟斷、雙頭壟斷、還是寡頭壟斷的形式出現其主要原因是適用於全球化的市場規模 （Wu, 2017: 135）。全球資本主義和生產衝破了地緣政治的界限和國境（Wu, 2017: 82）。同時資本主義寡頭壟斷則通過組織、網路和技術更新而得到加強（Wu, 2017: 84）。
與寡頭和壟斷的資本主義對照的是，勞動力或工人階級的碎片化，從而固化了勞動力在全球化結構中被壓迫的地位。勞動力的全球流動主要是從發展中國家流向已經完成工業化的民主國家，這種遷徙導致他們原來具有的社會資本的流失以及政治能力的下降，這些遷徙工人既更缺乏保護，也更困難進行集體抗爭（Wu, 2017: 159-60）。像中國境內存在大量遷徙工人，他們的處境也類似國際遷徙工人的狀況。同時，由於資本的流動和壟斷化，也導致了工業化民主國家本地工人處境的下降。自法國大革命以來，這些民主國家的工人和其他第三等級贏得的政治權利，既萊因哈德·本迪克斯總結的“出賣勞動力的窮人變成了公民和在政治過程中被承認的參與者（Wu, 2017: 19）， 但是在全球資本主義下，這些已經被承認的參與者的參與的能力以及參與範圍正在縮小。現在馬克思資本論工資關係背後隱藏的資本剝削更不容易看到。大量的零工時合同、“靈活”工作職位和虛假的自營職業，導致工人階級經一步散沙化，他們更容易被雇主和獵頭公司盤剝。（社會契約的物質主義化需要兩個條件，通過國家與國家和市場連袂、以及政治壓制使全球化市場機制下（這類）雇工方式的實現（Wu, 2017: 284；Burton-Cartledge, 2018）。）這種盤剝如拖欠工資、超工時不支付或少付工資、拒絕支付養老和基本醫療保險、被任意解雇，即使在民主國家的零工時合同工人也越來越困難得到賠償。（雇主一般都可以請得起有經驗的律師，雇工即使耗費時間自學或獲得免費的公民諮詢， 與雇主的律師難以匹敵，而雇工愈來愈困難獲得法律援助, 如果是通過獵頭公司的雇工處境更加脆弱（O'Connell, 2017）。）
《反民主的全球化》分析了全球資本主義重組資本、勞動力、消費的後果，社會分化加大，財富分配繼續嚴重失衡，全球範圍缺乏經濟正義和不平等的增加挑戰民主。這本書提出資本的壟斷導致小企業萎縮對消弱勞工的權利和對工人的貧困的作用更大，而專制國家政權操控資本造成更為集中的壟斷，導致貧富差異更大（Wu, 2017: 165-8）。 資本壟斷的後果使民主國家在財富分配也出現與專制國家類似的現象，貧富差距加大，相對貧困化人數增加，財富更加集中在少數精英手中，社會階層不平等增大，其結果損害了民主制度的社會基礎，尤其消弱了下層和貧困階層的參與能力。全球資本主義阻礙了威權政體的民主化（Wu, 2017: 217-7，297-8）。
從經濟不平等和社會分層，包括壟斷或控制國家權力以及擁有資本操控市場，《反民主的全球化》將全球社會階層劃分的三個世界，第一個世界包括民主國家經濟精英和專制國家的統治階層，全球北方世界公民屬於第二個世界，第三個全球南方的人民（Wu, 2017：273-6）。
第一世界包括民主國家經濟精英和專制國家的統治階層，全球資本主義勝利導致民主國家這些精英在全球的牟利，忽視民主國家內部居民的基本偏好，經濟精英利用財富、權力和特權贏得全球市場和空間牟取自己的利益，反對建立機制內部民主機制透明，在更壞的例子是他們以金融權力劫持民主謀取他們自己的利益，如同七國集團或八國集團國家的政府淪為大公司的代理人（Wu, 2017: 272）。 作者分析的第二個世界是北方國家的公民，他們是第一個世界制定的遊戲規則中的失敗者。第三世界是南方國家人口眾多的勞工，身受本地政治和商業精英以及國際資本的雙重壓迫（Wu, 2017:273-6）。作者也說明第二個世界北方國家的公民也有第三世界勞工的類似處境，只是程度不同，雖然第二個世界的工人行使公民、政治、經濟權利比第三世界勞工有更多的保障。第二個世界工業化民主國家的工人不得不努力用他們的生存換取更好物質生活的可能，這種努力迫使他們成為“經濟化人”（Wu, 2017, 233-4）， 而未工業化國家的勞工出賣勞動力只是掙扎於是否可以維持最低的生存。
《反民主的全球化》在勞動力的討論中，說明遷徙工人和女工處境更惡劣（Wu, 2017: 162）， 這是作者嘗試對他的全球三個世界分層的細化。從這個角度而言，在發達國家中的遷徙工人和南方國家工人接近全球社會結構的穀底，而南方國家少數族裔的女性處於穀底。除此而外，全球資本主義的種族歧視和宗教問題與階級壓迫形成更為複雜的現象。
北方國家的工人從1990年代後期很少關注南方國家工人或來自南方國家遷徙工人的狀況，或認為這些工人是對自己工作和福利的威脅。（工會優先代表本國工人, 个别情况選擇地代表移民工人，多数情况無視他們（Alho, 2013; Eurofind. 2007；Connolly, 2012）。）這也解釋了英美老工業區白人工人多數傾向投票支持支持限制移民。全球化中有更複雜的社會分層，北方國家壓制和或與資方合作限制集體談判和工會，使工人運動碎片化，許多白人工人在右翼政黨中排斥移民的言論中發現他們利益受損的代言人，這些代言人不乏法西斯或新納粹，而追隨者和代言人互動強化這些民主國家內部的法西斯傾向。（大不列顛優先組織英國獨立党的言行，參看喬·考克斯謀殺案和其他針對移民的攻擊、美國總統川普和極右翼組織的類似言行。歐美其他民主國家都存在類似現象。） 多數右派排斥移民工人與大量左派保護本國工人忽視遷徙工人權利不謀而合。一些原南方國家已經歸化為北方國家國籍的公民也支持限制新移民工人，階級問題和種族問題交織強化了全球的階級壓迫，尤其是對底層的壓迫。（在代議民主的北方國家中，老工業區資本轉移到勞動力低廉的南方發展中國家，這些代議民主老工業區資本產業工人大量失業，生活水準下降。代議政黨無論左右都主張對移民工人階級的限制獲得了北方民主國家老工業區工人的大量支持。在英國脫歐公投和之後的主要議題轉為限制移民，美國白人工人階級將選票投給種族主義代言人川普。凸顯白人工人階級反對移民工人階級。階級或階層與種族交織是使工人階級內部差異加大。）同時，工人階級內部的不同宗教團體了更使工人分化增加。（以貝爾法斯特工人階級分化為例（Munck，1985）。） 這也解釋了為何全球工人聯合爭取解放的障礙如此巨大，自1990年代後期以來發達國家工人階級運動的衰落，發展中國家的工人運動的碎片化，國際工人運動的土崩瓦解。
《反民主的全球化》援引1965年的資料顯示，說明增加的貧富懸殊以及加劇不平等的社會分層成為全球資本主義基本特徵（Wu, 2017: 247）， 解釋民主機制失靈源於中產階級數量的縮減是主要原因，中產階級數量的縮減進而導致民主機制的失靈。雖然作者引用種族弱勢階層參與政治的能力以美國非洲後裔為（Wu, 2017: 274）， 但是沒有進一步解釋階級、種族、性別、宗教構成非常複雜的社會分層如何在擴張的全球資本主義下，世界工人階級的分裂和工人運動消退與代議民主的功能下降幾乎同時發生。民主依賴一個人口龐大的中產階級的基本假設，他們是支持代議民主模式的主要階層，中產階級被動的選票成為防止階級衝突的緩衝地帶 (Wu, 2017: 274-5)。（另一個說法是在專制社會中產階級增多，具備民主轉型的基礎，但像中國的中產階級基本是專制的附庸，其他專制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中產階級增加不必然导致民主轉型，許多情況，民主可能带来中產階級喪失在專制下對底層的特權，或民主轉型的動盪，都使中產階級淪為专制的维护者。左右的劃分也見Bobbio，Bobbio認為極左和極右都會導致專制，前者是共產主義極權，後者是是法西斯，只有中左和中右是民主的（Bobbio，1996）。這大約是中產階級理論和中間道路盛行的另一個來源。歷史上中左和中右反對民主不少見，在二戰後，民主國家許多時間中左如Tony Blair和中右如Margaret Hilda Thatcher上臺，但是他們是國族主義者和機會主義者，違反民主的基本原則，保留代議民主中對特權的制度安排、發動帝國戰爭。）
民主資本主義的模式從二戰後的二十年內以福利社會和增加工人工資作為緩衝階級衝突的方案，並未消除階級不平等、壓迫和特權問題。使用中產階級的語意看似緩解了階級衝突，而並未解決階級之間不平等和特權問題。中產階級其人數在數量的增加或減少並未在本質上未改變民主資本主義中特權和階級壓迫結構，而中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並不對民主中的特權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的不平等有根本性的質疑。全球資本主義及其擴張與專制結合更加重階級壓迫和種族歧視，並固化了性別不平等。
民主、專制分別與資本主義和帝國連袂
冷戰後所有共產黨國家如中共党國專制的經濟模式從單一國家指令的國家資本主義轉化為國家資本主義主導與市場混合的資本主義。（史達林時代的蘇聯和毛時代的中國的特徵是國家資本主義（Dunayevskaya, Raya, and Eugene Gogol. 2017）。 也見對這個時代共產黨經濟政治制度的爭論 Corrigan, Philip, Ramsay and Sayer, 1981）。
） 資本主義與政治上截然不同的政體民主和威權結合，構成不同的兩種政治經濟模式，民主資本主義和專制資本主義。全球資本主義使民主功能萎縮，同時使威權擴張。當民主資本主義與帝國的結合，爭奪全球霸權，實質與專制帝國的擴張邏輯相同。民主其對立的資本主義和帝國的結合，最終使民主瀕臨死亡。
在分析全球資本主義的框架時，《反民主的全球化》辨別了四種反民主特徵：國家市場關係的形成，經濟國家的崛起，全球資本主義與在國家內部的民主脫節，全球自由市場與國家的混合經濟之間的分裂 （Wu, 2017: 10，80-1）。 這四種減損民主原則使全球資本順利擴張，既壓制了民主國家的民主機制（Wu, 2017: 278，293），又阻礙了威權國家的民主化。同時威權主義和資本主義連袂的公司模式採用自上而下威權、剝奪自下而上的民主，建立強大的全球公司、連鎖店、零售業巨頭，如同沃爾瑪和資訊技術製造業的巨型跨國企業（Wu, 2017: 61）。 不過這些跨國公司與跨國銀行和金融機構相比還是略輸一籌，尤其是大量迅速進入全球兩千強的中國党國企業。《反民主的全球化》論證了全球的政治威權方式更加有效的執行市場力量，政治壓制使金融擴張更有效 (Wu, 2017: 93-4, 284-5)。令人印象最深的是中國政府控制的銀行與在地國家金融公司或銀行的合作，成為重塑全球資本主義的巨獸。
在全球資本主義下，民主資本主義體制中以資本為主導使民主原則被架空。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缺乏約束全球資本主義的全球政治框架，以經濟表現和吸引資本衡量政績，（民主國家議會辯論也常見這類問題。也參看《反民主的全球化》（Wu, 276-7)。 ） 導致了民主制度內部制約機制包括問責制和選票逐漸失去約束力，同時也強化了資本市場力操控民主。其次，由於缺乏對全球資本主義的制約，民主和專制兩種制度分別與全球資本主義結合，代議民主國家的有限民主被止於邊境，而威權與資本主義的結合基本不受阻礙在全球暢通無阻，形成了全球資本主義競爭下的專制優勢和民主劣勢（Wu, 2017: 59, 282-6）。 再次，由於代議民主資本主義上層官僚機制和特權階層缺乏對社會（尤其是中下層）的透明，更不用說對上層官僚和特權階層的制約，這導致民眾參與度下降（Streeck，2017）。 這種民主資本主義在全球資本主義下不僅不能消除特權問題，反而使不平等加劇，同時加劇現有民主制度下與階級壓迫，以及與之交織的固有問題的惡化，如種族主義上升和宗教不容忍的增加，這導致在更多方面忽視公共利益，並減損人權和保護社會正義的機制。（英美種族主義上升和宗教不容忍增加（Taylor, Matthew and Hugh Muir, 2014；Levin, 2018)，全球種族主義復甦（UN experts. 2018）。
《反民主的全球化》也提出了民主面臨的種族問題（Wu, 2017: 279，281-2， 287， 297-8, 315）。 ）
全球資本主義與威權機制的日益密切結合和擴張使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原則更加無能。從1960 - 70年，發達民主資本主義向拉丁美洲擴張資本主義，與當地的威權結合在全球資本主義的週邊發展威權資本主義（Wu, 2017: 77-8）， 對這些國家的民主化形成阻礙。由於這些拉丁美洲國家經濟規模小、一體化弱，各自對發達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依賴性較強，因而這些威權體制對發達民主國家影響較小（Wu, 2017: 76-7）。 但是中國帝國的擴張規模直接進入所有發達民主資本主義的金融和經濟系統，與這些國家利益均沾精英階層合作，間接或直接損害這些國家的政治自由和壓縮社會場域。（中國在經濟、政治、學術、媒體增加全球影響（Feng, 2017；Campbell, Peter, Charles Clover and Patrick McGee, 2018, Sahlins, 2018; Carrico, 2018; Graham-Harrison, 2016; China Watch，2018）。中國政府以觀察中國和研究中國發展為名在境外資助了許多機構，這些機構對中國政府的宣傳不做鑑別，在智識上缺乏批判或直接背書中國政府的宣傳，實際幫助中國政府擴大影響。）
全球資本主義反民主不僅體現在民主國家對威權體制的吸引力減弱，而且使許多發達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精英階層廣泛欣賞和實施威權主義原則，以此建立資源集中和管理高效率跨國公司，贏得全球競爭 (Wu, 2017: 278)。
威權國家政府，尤其是中國經歷不短時間的集權制度的的國家（比一般威權體制更全面有效控制內部社會、政治和經濟），利用集中、壟斷和操控資本、資源和市場，更有效在短時間創造這類威權跨國公司。而在代議民主國家的特權階層劫持民主制度為己牟利，建立或強化保證各國精英均沾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 G7、G8和G20淪為各成員國富人的代言人（Wu, 2017: 272)。） 中共進入這種全球資本主義並成為其贏家，使民主資本主義國家許多精英被網羅為中共党國跨國公司的利益鏈結建構的全球體系。
在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中，中共党國體制比過以往所有反對發達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專制國家或國家集團，對民主更有挑戰（Wu, 2017: 272）。 從2011年開始，中國加快對這些國家投資或收購這些國家大型企業甚至金融銀行業，（近十年中國在海外的投資快速增加(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7；Weinland，2018)。） 同時中國全球其他大部分國家的每年都有高額貿易順差，長遠而言弱化這些國家的競爭能力。民主資本主義國家財政危機，向中國借貸,既加深自身的危機，更增加對中國党國體制的依賴。
由於蘇聯和東歐國家從1980年代以來面臨更為嚴重的經濟崩潰，一般很少注意民主資本主義國家同時期以來一直疲于應付不斷飆升的公共債務危機（Streeck，2017）。後冷戰國家與市場的結合的經濟國家特性，使全球政治威權更加有效的執行市場力量，以政治壓制保障金融資本獲利 （Wu, 2017: 284-5）， 保障威權制度中和民主資本主義制度中的精英獲利最大。民主國家、全球資本和威權制度之間形成逆向依賴關係（Wu, 2017: 76-8）。 規模較小的民主資本主義國家陷入對威權國家的依賴，事實上，它們不僅尤其是對規模龐大極權國家依賴，而且也被全球霸權帝國所操控。
現有民主在民主資本主義體制的威權原則所蠶食。威權國家也從意識形態和宣傳上更主動抵制民主（Wu, 2017: 287）。威權的意識形態宣揚權利只包含吃飯權和食物權，威權帶來繁榮，這種意識被界定特殊價值和特色，如亞洲價值或中國特色，有了這種特殊價值和特色，其它價值都可以妥協或放棄（Wu, 2017: 279-80）。同時，由於專制國家的人民只得到自己國家被審查的資訊，而得到民主國家的新聞總是壞消息，於是結論是實際情況比壞消息還壞。反民主主義的民族主義動員是威權最有效的方法，於是民主被標示為西方價值，是虛偽欺騙人民的工具。尤其反對全球化的文化效應和西方帝國主義的普遍滲透 （Wu, 2017: 288）。 以此說明專制制度優越，成為抵抗民主的不容公開辯駁的教條和戒律。（中共對媒體、教育控制和塑造，見“七不講”和“教育控制在黨的手中”）
前文已經有討論民主資本主義和專制資本主義兩種模式，而這兩種制度分別與帝國結合，形成民主資本主義帝國和專制資本主義帝國。撒切爾聲稱建立自由經濟的強大國家，追溯的資本主義帝國是從工業革命到20世紀前主要歐洲帝國。（ 民主帝國可以追溯到古希臘時期（Keane, 2009）。） 當代的民主帝國是美英模式，專制資本主義的帝國模式是中國和俄國模式。
《反民主的全球化》中對全球資本主義分別與兩種政治制度民主和專制結合有不少論述，也論及民主帝國模式和在全球化的民主和帝國的關係，當民主有效對帝國有制約，當帝國成為主宰，民主無效（Wu, 2017: 308-9）。從根本而言，帝國正如資本主義一樣與民主原則衝突。民主帝國的建構，在國家內部實施民主，在外部實施帝國，這種民主帝國的雙重標準以及被霸權主導，在與專制國家或部分專制帝國的競爭中，對外的霸權標準與專制帝國並無兩樣，帝國和資本的利益優先，開始對內強化社會控制和壓制，其歷史久遠的帝國模式與現代員警國家傳統結合的民主帝國，與專制帝國在社會控制方面維護特權階層和特定的社會分層邏輯一致。（從立法到情治部門實施對公民監控在英美等都有實例，麥卡錫、越戰監控Edward Joseph Snowden 棱鏡計畫。直接對公民隱私、資訊自由權和示威自由權的限制增加（Doward and Townsend, 2009; MacAskill, 2016; Dearden, 2018)。）
帝國體制的民主被窄化為特定領域和地域而不是普適。首先民主窄化為選票，而不是其他領域的民主化，強化內部所有非民主領域的威權，對外經濟、軍事、外交、情治、官僚制度，帝國霸權成為這些領域的主導原則。代議民主也成為帝國的獵物。其次，帝國原則整合殖民地或使其他國家經濟作為帝國的附屬市場，以勞動和資源掠奪建立帝國霸權的秩序。古老的帝國霸權與現代資本主義緊密結合。在內部，刺激帝國內部的沙文主義和種族優越和宣揚對帝國的忠誠，強化員警國家並減損公民權利，甚至民主帝國內部工人和工會組織也要求分享帝國霸權的巨大利潤。（帝國內部工人階級對帝國和內部本階級和忠誠並存，但不意味著帝國內部工人階級或工會支持帝國前殖民國和被帝國侵略國家的工人階級反抗帝國或帝國公司爭取權利的鬥爭（Petras and Veltmeyer, 2012）。） 再次，代議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帝國經常是以人道干預、民主輸出的名義對外擴張和爭奪霸權，而對外戰爭的資訊和程式缺乏透明，戰爭造成的災難和危機導致對帝國失望轉為對民主的幻滅。
民主帝國被帝國霸權主宰，民主淪為帝國的獵物和遮羞布，如同社會主義和人民成為中共帝國掛羊頭賣狗肉的招牌。民主帝國與類似中國這樣的專制帝國以解放和現代化為名的擴張和對其他弱小民族的壓制和奴役在本質上並無區別。唯一不同是目前中共構建的中華帝國在文字上和地緣上與古老帝國有連續性，在宣傳上自稱臨近地區自古就屬於中國。
中共党國體制的中華帝國的軌跡相似混合了英帝國、蘇俄帝國和美帝國十九世紀的擴張並實施殖民和暴政統治。從1949年到1980年，中共建構的中華帝國將佔領的民族視為野蠻或落後民族，使用蘇聯帝國和美帝國類似的殖民同化模式，從文化滅絕到大規模殺戮。（最近两年中國在新疆針對維吾爾和哈薩克人建立大規模教育改造集中營，對他們實施經一步的漢化。1949年後，中國對內蒙古、西藏和東突厥斯坦的佔領和殖民（俄尼斯‧朝格圖，2017；Seymour, 2000， Beckwith, 2011）。中共建構中華帝國視弱小民族或群體野蠻或落後，以“解放”之名佔領和殖民。就擴張的中華帝國而言， 一帶一路有兩種宣傳功能，對內是中華民族的復興，對外是以共同可持續發展名義的殖民擴張（Stacey, 2017）。參看中國一帶一路官方網站和发展报告。
）使這些被佔領民族淪為在他們自己家園淪為少數民族。（參看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自治區人口統計數據。） 在冷戰結束後全球化尤其是全球金融危機新一輪競爭中，中華帝國主要是利用全球資本和貿易流量挑戰老牌帝國，尤其北京奧運會和全球金融危機後中華帝國的投資和金融擴張模式。（近二十年中華帝國擴展可对比美國帝國的擴張（Golub, 2010: 138-142）。）幾個世紀以來的全球資本主義帝國使人類付出政治、經濟、權利、生態的巨大代價。
中共自我標榜共產主義、社會主義意識形態，吸引了民主國家的左翼；民主國家右翼在中共的市場經濟或自由貿易又發現了自我，於是民主國家的左翼和右翼都把中共視為自己的屬類，以此假想與中共党國為同道。當發生衝突時又直接訴諸國家利益解決衝突，爭奪資本市場、貿易規則和霸權，帝國之間在多數時間以媾合處理分歧，在帝國邏輯中尋找共識，在少數時間訴諸武力解決，由於帝國都握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目前擁有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是聯合國安理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加上其他四個國家，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北韓(UK Foreign Council. 2010)，這些國家要麼從屬目前帝國體系的重要地緣政治國家，要麼正在建構新的帝國。）人類的生存被帝國之間的博弈劫持，民主和基本權利更進一步被吞噬。
專制資本主義帝國和民主資本主義帝國競爭，國家資本主義和民主資本主義之間的競爭，不是專制和民主之間的競爭，而是在國家資本主義和自由放任資本主義之間搖擺，專制帝國和民主帝國的競爭更是帝國霸權之間的競爭。代議民主未能馴化資本和帝國，反而被專制與資本主義蠶食。在顛覆民主問題上，民主帝國和專制帝國殊途同歸。
全球化時代的民主
《反民主的全球化》探索了在全球資本主義環境下超越國家與市場兩極意識形態的全球治理方式（Wu, 2017: 315）。 這本書認為民主帝國主義不能作為全球治理的模式，而只會在全球化中使衝突加劇，而不是解決衝突，同時加深民主和全球治理的危機 （Wu, 2017: 308-9）。作者也同意政府間組織（包括聯合國）以及非政府組織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 但認為這些組織有明顯和根本性的局限，同時這些機構權力的濫用和腐敗使基本問題進一步惡化，這些國際機制在當前或更理想的狀態都無法與全球資本主義在政治和治理領域相匹配（Wu, 2017: 306-7）。 不過與全球資本主義最相匹配的制度是全球威權和裙帶資本主義，這與《反民主的全球化》改革全球資本主義，同時保留相關民主的原則相矛盾。改變全球資本主義經濟模式，與更新民主實踐的內容和範圍有關，具體而言是改變企業、公司結構、社會組織和國際機制的結構。
《反民主的全球化》提出了將民主嵌入資本主義消費和市場環節。方案是在不增加費用的情況下，消費者在購買消費產品的同時也購買生產廠商的股票，消費者持有這些股票可以從底層參與生產廠商的決策過程，由於普通消費者參與可以改變資本主導，預期可以制衡全球資本主義的金融力量。同時，消費者持有的生產廠商的股票超出現有專門保護消費者的團體，與勞工運動形成共同遏制資本主義的平臺，普通消費者的民主決策嵌入了市場(Wu, 2017: 320-3)。
《反民主的全球化》同時也認為應對全球資本主義的方案是駕馭市場，而不是取消在工作場合的威權。但是作者這個消費者持有生產廠商的股票的模式只有建立在全球收入相對平等和沒有政治經濟寡頭的條件下，弱勢族群、被壓迫的階級和性別人群的眾多消費者才可能持有跨國公司的股票，對公司內部事務知情和參與決策，成為跨越國境關注全球公共利益的團體。但是，在現有全球資本主義情況下，大部分財富仍然集中在全球政治經濟寡頭手中，社會下層分散的消費者即使購買了生產廠商的股票也無法與掌握巨大財富的政治經濟寡頭抗衡，由於普通消費者眾多但碎片化，他們的收入絕大部分不得不購買食物等生存必需品，這不僅不能制衡全球政治經濟的資本金融寡頭結構，也不能直接控制人類新行業如人工智能和再生能源使之服務於全球公共利益，反而使普通消費者（主要是勞工階層）更容易被控制，貧富差距將繼續加大，社會中下層更加無力和相對貧困。
《反民主的全球化》反對公司內部工作場所的民主主要原因是認為這會導致資本主義失靈，資本主義失靈不是由於民主而是由自身運作造成的，不斷的危機導致自我衰敗（Streeck，2016）。 資本主義失靈恰恰導致普遍傾向於威權主義（Wu, 2017: 314）， 正是民主需要吐故納新，尤其民主恰恰應從微觀工作場所的經濟民主入手，以此改變全球資本主義賴以生存的基礎結構。
經濟民主的經濟制度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民主資本主義中民主和資本主義根本對立的問題，使經濟制度與政治民主一致。這樣才能從公司內部控制威權，抑制全球資本主義操控市場。而全球的政治制度也只能建立在經濟民主和經濟正義之上的全球民主制度。目前工人在他們工作場所僅僅是出賣勞動力的雇工，被雇主和資本壓制和剝削。在工作場所的經濟民主，雇工直接參與政治和經濟決策並分享經濟所有權，逐漸轉移公司的所有權為不同形式的公有形式，涉及公共利益的運營必須透明，同時公司所在社區有參與相關決策的權利。只有在這種條件下，《反民主的全球化》提出的普通消費者持股關注公共利益的目標才可能實現。（勞工參與經營有效保護勞工權益，企業內部更平等和民主，這是企業承擔社會責任的必要條件。社區參與經營也是保障社區公共利益的必要條件。勞工或社區代表參與公司的經營，使他們不是自利的追求者，而是他們至少追求保護內部弱勢階層或地域公共利益。
公共利益不限於某一個階層或地域/國家或特定人的利益，公共利益不能為使一部分人獲利，而減損弱勢者權利，不能損害社會正義和全球正義，也不能排斥無權者的參與決策。公共利益不能只由政府決定，公眾必須有效參與討論和決定的權利。政府所標示的公共利益往往是模糊的，在專制國家政府所宣稱的公共利益是專制者利益，即使在民主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對外貿易、對外戰爭涉及到精英集團的利益範圍也標示為公共利益，在這一點上，專制國家和民主資本主義國家政府是一致的，往往以保密為藉口拒絕公眾要求透明。
公共利益不能減損弱勢者權利，於社會正義和全球正義密切相關的實例如下。一國將自己環境廢料運輸到其他國家/地區，損害這個這個國家/地區的公共利益，這是禍害轉移。中英政府安排香港主權回歸，八十年代後期排斥香港人民參與決定權利和普選權利，這是損害香港人民的公共利益。發達國家企業去专制国家投資，限制當地工人權利和集體談判，結果是更便宜的產品回銷侵占發達國家市場，擊垮本國行業，導致本地工人失業，這些企業既損害專制國家工人的利益，又損害本國工人的利益。民主資本主義国家工會只代表本地工人，排斥移民工人權利，使移民工人缺乏保障，降低勞工標準，最終本地工人的權益也受到損害。）
政治民主和經濟民主不可分割。二戰後勞工運動和社會運動在資本、民族主義和帝國主義的狹縫中局部反擊，不能形成對經濟制度全域改革。而民主國家的實踐基本延續政黨代議制，民主擴大的實踐仍無法突破政黨代議制的局限。工作場所的民主是直接突破代議的局限的一個重要方法。挪威從戰後實施董事會成員的三分之一必須是雇工選出的代表，這是經濟民主的最低標準，這樣才能保障這個國家在戰後的貧富差距增長最小，同時挪威也是全世界人類發展指數最高的國家。 經濟民主是保持勞工運動的動能和擴大社區參與的必要條件，同時才可能建立對企業額外的透明機制和監督機制。
社會組織包括跨國組織也需要實施類似的工作場所民主，使民間社會參與廣泛的政治、經濟、外交、環境的領域的決策。以聯合國為例，聯合國助理秘書長埃尼加·雷迪對這個跨國政府之間的組織最主要的貢獻是將反對種族隔離議程引入聯合國，保障族裔平等（Jerónimo and Pinto, 2015: 200）， 同時在聯合國開闢非政府組織平臺。但是這個平臺上的非政府組織不是女權運動、工人運動和爭取族群平等的運動本身，沒有創造民間社會約束政府的平臺和機制，尤其是的專制國家，聯合國從本質上是一個以國家實力為基礎跨不同政權國家的較量平臺。聯合國最基本改革是下面兩個方向：保留聯合國的聯絡平臺，但將權力轉移給世界所有民主國家和全球民間社會聯盟，取消常任理事國；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組織納入民主聯合國手中，徵收托賓稅，將其稅收的主要部分投入低發展國家的貧困人口，關閉避稅天堂； 同時對流入和流出專制國家的資金實施特殊監管，保障不減損專制國家底層民眾的基本利益。
從人類已經實踐的制度歷史而言，民主優於各種獨裁體制，一些部族、城邦、民族國家、聯邦或邦聯實行過最低要求的民主程序包括普選各級政府、限制政府權力、多數決定或多數授權統治、保護少數、法治保障多元族群和個人的表達、和平集會和結社自由。在記載的歷史中，與各種長期、連續的專制制度相比，民主是短暫和間斷的。現代民主的誕生不過兩百多年，它仍沒有完成其必要的承諾，包括共同體內部平等，人人平等全面參與公共事務。 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主導的全球時代，現代民主正在頻臨死亡。民主是否存活已經不是一國的問題，退回一國的民主不可能獨存，全球時代的民主必須是世界性民主。全球時代的民主生存需要完成它的必然承諾，結束等級、取消特權，結束剝削和壓迫的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世界體系，由民主主導全球時代，其途徑是民主國家改革代議制、擴大民主，實現經濟民主和改變國際組織的結構，同時專制國家人民爭取不同場域的民主，全球民主共同體才能保障人人平等、自主以及公共福祉。
完
參考文獻：
中國一帶一路官方網站和發展報告（https://eng.yidaiyilu.gov.cn/info/iList.jsp?cat_id=10076）(http://www.cn.undp.org/content/china/zh/home/library/south-south-cooperation/the-economic-development-along-the-belt-and-road-2017.html)（2019/01/17）
世界銀行挪威和其他國家的基尼指數比較（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GINI?locations=CO-CN-NO-NI-LV-KE-IS-AU-US）（2019/01/19）
俄尼斯‧朝格圖，2017。《沒有墓碑的草原——蒙古人與文革大屠殺》。台北：岩波書店。
Alho, Rolle. 2013.“Trade Union Responses to Labour Immigrants: Selective Solidarity” Finnish Yearbook of Population Research XLVIII.
Beckwith, Christopher. 2011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80-4.
Beckwith, Christopher. 2011. Empires of the Silk Road: A History of Central Eurasia from the Bronze Age to the Pres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305-6, 311-2.
Bobbio, Norberto. 2006. Democracy and Dictatorship: The Nature and Limits of State Power. Oxford: Polity, 133-166.
Campbell, Peter, Charles Clover and Patrick McGee. 2018.“Is Chinese state behind Geely’s Daimler swoop?”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a9fcd724-1bbc-11e8-aaca-4574d7dabfb6 )(2019/01/17）
Carrico, Kevin. 2018.“China Studies between Censorship and Self-censorship.”(http://www.chinoiresie.info/china-studies-between-censorship-and-self-censorship/)（2019/01/17）
Connolly, Heather, Miguel Martinez Lucio and Stefania Marino. 2012.“Trade Unions and Migration in the UK: Equality and Migrant Worker Engagement without Collective Rights.”（https://research.mbs.ac.uk/european-employment/Portals/0/docs/LeverhulmeUK.pdf) （2019/1/17）
Corrigan, Philip, Harvie Ramsay and Derek Sayer. 1981.“Bolshevism and the USSR.” (https://newleftreview.org/I/125/philip-corrigan-harvie-ramsay-derek-sayer-bolshevism-and-the-ussr) （2019/01/17)
Cumbers, Andrew. 2012. Reclaiming Public Ownership: Making Space for Economic Democracy. London: Zed Books.
Dearden, Lizzie. 2018. “Children being used to spy on terrorists, drug dealers and grooming gangs by British security services. Independent. (https://www.independent.co.uk/news/uk/crime/uk-child-spies-terror-drugs-grooming-gangs-police-intelligence-security-services-a8456086.html)（2019/01/17）
Doward, Jamie and Mark Townsend. 2009. “G20 police 'used undercover men to incite crowds”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politics/2009/may/10/g20-policing-agent-provacateurs）（2019/01/17）
Dunayevskaya, Raya, and Eugene Gogol. 2017. Russia: From Proletarian Revolution to State-capitalist Counter-revolution: Selected Writings. Leiden: Brill. 207-312，364-371.
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 2017.“China Going Global Investment Index 2017.” (http://pages.eiu.com/rs/753-RIQ-438/images/ODI_in_China_2017_English.pdf?mkt_tok=eyJpIjoiTlRjNE5EWTFZakZoTlRkbCIsInQiOiJ4TW1tUHRFV09ielNXN1hlXC9HMTQ0VFkwYzVUTkpxMjgraVZFUEZ4Y2gwTXJYYmV6QVwvSjBQNEFFVUxteU9KOWJyeTI1S2M1UzZoWXFMSzF3bjNBTERaVnVOZHV2bk5KWEdzTGdyYlF5K0FVdHlkamZCWUZCYnhuNEJVWXhmMmRJIn0%3D ) (2019/01/17)
Eurofind. 2007. “Employment and working conditions of migrant workers — the United Kingdom.”(https://www.eurofound.europa.eu/observatories/eurwork/comparative-information/national-contributions/united-kingdom/employment-and-working-conditions-of-migrant-workers-the-united-kingdom)(2019-01-17)
Feng, Emily. 2017.“David Cameron takes senior role in China infrastructure fund.”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07a05ac2-e238-11e7-97e2-916d4fbac0da)(2019/01/17)
Forbes. 2018. “The World’s Largest Public Companies.”(https://www.forbes.com/global2000/list/#tab:overall ) (2019/01/17)
Fukuyama, Francis. 1989.“The End of History?”(https://www.embl.de/aboutus/science_society/discussion/discussion_2006/ref1-22june06.pdf )（2018/01/16）
Golub, Philip S. 2010. Power, Profit and Prestige: A History of American Imperial Expansion. London: Pluto Press.
Graham-Harrison, Emma. 2016. “Mail Online teams up with Chinese newspaper the People's Daily.”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media/2016/aug/12/mail-online-teams-up-chinese-newspaper-peoples-daily) （2019/01/17）
Hayek, Friedrich A. 1979. Von. Law, Legislaion and Liberty vol. 3
Jerónimo, Miguel Bandeira, and António Costa Pinto. 2015. The Ends of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Cases and Comparis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
Jerónimo, Miguel Bandeira, and António Costa Pinto. 2015. The Ends of European Colonial Empires: Cases and Comparis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Keane, John. 2009. The life and death of democracy. London：Simon & Schuster.
Levin, Brian. 2018. “NAACP Sees Continued Rise in Hate Crimes, Legacy of Trump’s Racism.” (https://www.naacp.org/latest/naacp-sees-continued-rise-hate-crimes-legacy-trumps-racism/) (2019/01/17)
MacAskill, Ewen. 2016. “Extreme surveillance' becomes UK law with barely a whimper.”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6/nov/19/extreme-surveillance-becomes-uk-law-with-barely-a-whimper)(2019/01/17)
Mill, John Stuart. 1859.“Despotism is a legitimate mode of government in dealing with barbarians, provided the end be their improvement.(http://web.mnstate.edu/gracyk/courses/web%20publishing/millOnLibertySelections.htm)（2018/1/16）
Munck, Ronald. 1985. "Class and Religion in Belfast -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20, no. 2 : 241-59.
O'Connell，Joanne.“Bullying at work: can you afford to bring forward a claim? ”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careers/2017/mar/31/bullying-work-tribunal-afford-claim)（2019-01-17）
Petras, James, and Henry Veltmeyer. 2012. "Imperialism and Democracy: Convergence and Divergenc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Asia 42, no. 2 : 298-307.
Sahlins, Marshall. 2018.“Confucius Institutes: Academic Malware and Cold Warfare.”(https://www.insidehighered.com/views/2018/07/26/confucius-institutes-function-propaganda-arms-chinese-government-opinion)（2019/01/17）
Sanchez-Sibony, Oscar. 2016.Red globalizati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oviet Cold War from talin to Khrushchev.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elwyn, Benjamin. 2015. “Friedrich Hayek: in defence of dictatorship.”(https://www.opendemocracy.net/benjamin-selwyn/friedrich-hayek-dictatorship) (2019-01-17)
Selwyn, Benjamin.“Friedrich Hayek: in defence of dictatorship.”(https://www.opendemocracy.net/benjamin-selwyn/friedrich-hayek-dictatorship) (2019-01-17)
Seymour, James D. 2000. "Xinjiang’s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and the Sinification of Eastern Turkestan." Inner Asia 2, no. 2: 171-93.
Skocpol, Theda. 1977. Review: Wallerstein's World Capitalist System: A Theoretical and Historical Critique.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82, No. 5 (Mar., 1977), pp. 1075-1090.
Stacey, Kiran.2017. “China signs 99-year lease on Sri Lanka’s Hambantota port.”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e150ef0c-de37-11e7-a8a4-0a1e63a52f9c ) （2019/01/17）
Streeck, Wolfgang. 2016. How will capitalism end? London: Verso.
Taylor, Matthew and Hugh Muir. 2014. “Racism on the rise in Britain.” Guardian. (https://www.theguardian.com/uk-news/2014/may/27/-sp-racism-on-rise-in-britain）（2019/01/17）
The UN experts. 2018. “Racial Equality ‘Is Under Attack’, Experts Warn General Assembly, Urging States to Mark International Day by Stamping out Discrimination, Intolerance.” (https://www.un.org/press/en/2018/ga12003.doc.htm) (2019/01/17)
UK Foreign Council. 2010.“The Four Nuclear Outlier States.” (https://www.cfr.org/backgrounder/four-nuclear-outlier-states ) (2019/01/17)
Weinland，Don. 2018. “Chinese consortium snaps up Ireland’s oldest stockbroker.” Financial Times. (https://www.ft.com/content/43de0aec-9549-11e8-b747-fb1e803ee64e) (2019/01/17)
Wu, Guoguang. 2017. Globalization against Democracy : A Political Economy of Capitalism after its Global Triump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turbe, Corina. 1997. "On Norberto Bobbio's Theory of Democracy." Political Theory 25, no. 3: 377-4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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