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在整个世界上，从美国到欧洲，似乎都在呈现出一种民粹主义复兴的趋势。
对此，对民粹主义有一些清晰或模糊印象的人，大多内心里都有一种疑问：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知道，在许多人的印象中，民粹主义是个贬义词啊，世界上究竟出了什么事情，使得人们不得不把这一带有贬义的解决方案又重新找了回来？这是一种无奈吗？
大家知道，民粹主义源远流长，大体说，它对应的是精英主义。民粹主义重返舞台，肯定是精英主义出了问题。
出了什么问题？从这一波民粹主义广泛抨击的建制派一词中，就可以找到大体的答案。
建制派，在英文中是The Establishment。这个词，在美国被用，在欧洲的一些国家也在用。从直接的意思来说，有点我们汉语中的当权派的意思，即掌握着权力的上层政治人士。稍微引申一点，可以看作是既得利益集团的近义词。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也可以将其看作是上层精英。用班农的话来说，这是一种大政府、大科技和大金融的合谋。
我们知道，特朗普虽然属于共和党，但他在大选前后，都刻意强调他与共和党建制派的区别，并与之拉开距离。在欧洲，也有不少政治家将建制派作为其抨击的对象。
在我们过去多少年的观念中，美国最基本的政治分野是共和党和民主党。但这一次的美国大选，一个新词，将两党的那些当权派归到了一类：建制派。这是过去人们没有见过的一幅政治版图。
对此，不少人感觉到别扭，觉得费劲，因为这与我们脑子里原来有的框架和坐标不一样。但其实恰恰是建制派这个词，表明了现在西方国家政治营垒的最基本特征。
最简单地说，建制派是什么？在许多民众尤其是下层民众的心目中，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于是人们要求变革，要求结束建制派精英的统治，于是他们把票投给看惯了的建制派精英之外的陌生人。
在《为缤纷的世界变局捋一条线索 》和《资本抽离与社会断裂 》两文中，我曾经指出，触发所有这些变化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冷战后的全球化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原来的政治藩篱被清除，半球化开始变成真正的全球化。这个变得越来越名副其实的全球化过程，涉及三个最基本的层面：资本、劳动和人口（或居民）。
率先释放出的是资本这个全球化的先锋要素。资本的流动性最强，全球化使得资本开始具有真正的全球性特征。这意味着，对于资本而言，国界在淡化，资本无国界在从理念变成现实。在这个过程中，资本，也许在一定意义上还要加上技术，构成了新的全球化精英群体。这里需要加上一句的是，我们可以把新自由主义理解为体现这一趋势的意识形态。
而劳动力和人口意义上的流动则呈现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特征。在资本的流动之下，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性加大，是毫无疑义的。但总体上说，其流动性水平低于资本也是必然的。而且，不仅是流动性水平的问题，其流动的方向也不完全一致。资本是逐利的，最强烈的冲动是在制度大体合适的条件下寻找廉价劳动力。而劳动力和人口的流动则要考虑诸多的因素：工资和福利水平、举家迁徙的成本、生活的舒适与适应，等等等等。
于是人们看到一种什么样的图景呢？在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随着资本从本国社会结构的抽离，原有的社会结构在开始坍塌。在资本抽身而去的情况下，本地的劳工和下层处于一种更无奈的悲愤中。与此同时，劳动力与人口双重意义上的移民，也在跨越国界，寻找更适合的安身之所。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当前西方民粹主义政治的两大主题：就业和反移民。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西方政治中的许多事情：左翼民粹主义与右翼民粹主义的异同、反全球化动力的来源，甚至可以更好理解兼具左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特朗普的当选（尽管在传统的意义上人们把特朗普看作是右翼民粹主义）。
话题还是回到民粹主义本身。
到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样的背景下，来自民粹主义的对精英主义的这些指控，自有其理由。正是这些理由，赋予民粹主义以新的力量。但从体制的角度说，其中的张力和困境并没有解决。
从道义的角度来说，多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总比少数人统治或做决定更合适，至少是能代表多数人的利益吧。但仔细想一下就会知道，这个想法说起来容易，实行起来却很难。
首先，多数人统治，是一种怎样的统治法？通过一种什么样的体制来实现？做决策使用的程序和机制是什么？全民公投应当说是最能体现这个原则了，但不可能大事小情都搞全民公投啊。
第二，大家平时都有自己的事情做，不可能每个人都对国家大事事事了解，样样内行。如果真的每件事情都由大家来决定，这等于很多事情是由外行来决定，其决策的水平可想而知。从这个意义上说，拥有专门知识的专家做这个事情要更合适得多。
还有一点，如果普通民众大家都整天关心国家大事，琢磨国家大事，日子还过不过啊，这还会是一个正常的社会吗？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就有了代议制和共和制的安排。但代议制也好，共和制也好，都意味着在把决策权交给精英的同时，如何对其进行制约，以使其决策不至于偏离民众的意志。
多少年来，应当说民主体制的运转还算是大体正常的。但这些年的现实告诉人们，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或者说，在过去的时代，那些问题大体还能应对，但现在看，在全球化的时代，事情越来越复杂，原来的那些机制已经越来越难以应付。
结果，就出现了精英与民众关系的失衡，就出现了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
说到民粹主义的卷土重来，需要注意到民粹主义本身的变化和新的特征。这种新的变化和特征，至少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中产民粹的兴起。民粹主义的传统社会基础是底层民众。无论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还是拉美的民粹主义，抑或是美国在某些特殊情境下出现的民粹主义，都是如此。但这一次不一样，投特朗普票的人，勒庞的支持者，英国脱欧的支持者，意大利五星运动成员，相当一部分都不是传统意义的底层，而是中产阶层。
他们大多是这些国家的主流族裔，甚至曾经是这些社会的中坚，他们在过去的黄金时代有过安逸的生活，他们对那个时代有一种深深的怀恋，而现在则处于困顿和焦虑之中。因而，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明显的保守主义的特点。
这与传统的底层民粹是不一样的。
第二，民粹中左翼与右翼的消长。有人说，民粹主义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的左与右的界限，但其实民粹主义本身也有左与右的区分。在这次的美国大选中，特朗普大体被定义为右翼民粹主义，桑德斯被定义为左翼民粹主义。
民粹主义的左右翼，对应着前面所说的社会力量的消长。民粹主义的右翼，与陷入困顿的中产阶层有着密切的关系，而民粹主义的左翼则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社会的底层。前者的议题集中在公正、就业和机会，后者的主题集中在平等、福利和保障。这从茶党和占领运动的不同主张中，从特朗普和桑德斯支持者的不同取向中，就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他们针对的都是上层精英，或者说是全球化的既得利益集团。
需要注意的是，在非发达国家，民粹主义左右翼力量的对比会有明显不同。而这种不同也许会意味深长。
第三，右翼民粹主义的政策取向。从历史上看，民粹主义的致命软肋之一是，其主张体现的是底层民粹自发的、散射性的要求，因而很难接近决策的层面。极端者，是一种难以付诸实施的乌托邦式的理想。最接近决策层面的是对于福利国家的要求。但由于近些年来福利国家遭遇的种种问题，其社会基础有明显弱化的趋势。
而在特朗普就任之后实施的带有右翼民粹主义色彩的政策来看，似乎表明了打通民粹主义与政策之间通道的某种可能性。如前所述，右翼民粹主义的诉求是公正、就业和机会，特朗普是通过促进资本回流，重振制造业，从而增加就业机会的途径，来回应中产民粹的诉求；以限制移民来增加白人这些主流族裔的机会。而这都是可以在决策层面付诸实施的。
对于民粹主义倾向的执政者在执政后采用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有人将其解释为，大选中的民粹主义只是一种动员的手段。我觉得这种看法有点简单化。我们应当思考这当中有没有更深层的含义。
世界在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在超越我们传统的眼界。也许我们还不能完全理解这种变化，但我们应该不断地进行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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